在中国近代史上主张全盘西化的呼声,最终都被东方文化特色、民族主义等浪涛所淹没。所谓西化,主要指建立在尊重人的政治权利之上的民主制度,和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文化价值。与东方的国家、集体至上相反,西方的这种制度和这种文化价值的取向,都是以人为中心的。所以说,西化就是人化。那些认为中国不适合西化的理论,就等于说中国人不配人化。
以胡适为代表的少数几个主张“全盘西化”、走英、美道路的知识份子,有时也不够坚定。胡适提倡“全盘西化”,后来在压力下改为“充分世界化”。他曾去过一趟苏联,看到列宁、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后,回来就倡导社会主义救中国。在《独立评论》的发刊词中,胡适说,“短时期的专制反可成为达到民主政治的途径。”1926年胡适还宣称,“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胡适在1953年曾公开忏悔当年认同社会主义是“犯了错误”。)
从文化上,胡适也时有在中国和西方两面摇摆的情形。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求学时曾用英文写了《中国之婚俗》一文,投给校刊发表,内容竟是为中国的包办婚姻辩护。胡适本身就是父母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但他的文章却洋洋洒洒论述父母包办“早婚”的四大好处,并批评西方的自由恋爱是不堪忍受的习俗。
胡适抵美第2年,准备写一部英文书,书名拟为《为中国社会制度辩护》,目录已列好,包括“祖先崇拜”、“家族制度”、“婚姻”、“妇女地位”等10个章节。
曾经非常崇拜西方的新潮诗人徐志摩,来到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写的题为《论中国妇女的地位》的硕士毕业论文,全篇是为封建社会中的中国女性地位辩护,说纳妾对妻子并不是侮辱,强调中国女人一直和男人平等,并为丑陋的“缠足”辩解说,“西方妇女流行的束腰又比中国的缠足好多少?”
与胡适、徐志摩这种对中国人骂中国文化、对西洋人捧中国文化的情形相反,精通英文的林语堂则在他的英文著作《中国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严厉批判,对中国人的“消极避世”、“超脱老滑”、“因循守旧”的习性毫不留情地嘲讽。但回到中国后,林语堂为国人演讲时,则把他在《中国人》中所鞭挞的东西大加赞扬。在《啼笑皆非》的《时变篇》中,林语堂猛烈谴责西方“白种人”。
80年代中期,由于开始接触到一些西方著作,一大批中、青年知识份子又开始崇拜西方,向往蓝色海洋文明。但近年来,这种渴望西化的声音又开始被“东方特色”、“独特国情”和“民族主义”等口号取代。
--原载:《民主论坛》,2000-01-07
http://www.asiademo.org/gb/2000/01/20000107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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