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三大发明为谁创造了近代文明？ [转贴]

中国的三大发明为谁创造了近代文明？ [转贴]

中国人有句俗语，叫做“墙里开花墙外香”。用它来描述中国古代三大发明的社会功效，是再贴切不过；因为，三大发明虽然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它并没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科学的进步，以至资本主义的文明的兴起起关键性的作用。它们始终只是有限使用的进步工具，而没有演化成推动社会巨变的物质力量。西方则不然，在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经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欧洲资本主义时代到来的预告。因为它们以其巨大的推动力，促进了欧洲作战武器的根本改观，同时也促成了欧洲的军事革命，以至使西方人，具有了可以克敌制胜，所向披靡的真正意义上的火器，在军事上日益强大起来；它们让西方，以指南针精确的导引方向的性能，结合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使哥伦布等的地理大发现，麦哲伦的寰球航行得以成为可能；它们适应了文艺复兴运动的需要，使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能够通过金属活字的印刷术很快予以传播，并使人文主义思想通过这种先进传媒深入人心。因而，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是从思想文化上开启了欧洲的历史新纪元的话，那么，三大发明的西传，则从物质上、科学技术的革新上推动了时代前进的车轮。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虽然发明了火药，但中国人只知道用它来造鞭炮烟花，哄小孩子高兴；西方却用它制造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人虽然发明了指南针，可堪舆先生却用它来知晓阴阳，勘察风水、趋吉辟邪；西方人聪明地用它来远洋航行，寻找财富，开辟殖民地和掠夺落后民族。中国人虽然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最初的目的，却是为了大量刊印佛经的方便；而西方人却真正用它传播了先进的思想学说、科学文化。虽然先生之论有些偏激，但这样的结果，却实实在在是中国人的悲哀。虽然，我们时时自诩说，开启人类文明的四大发明是我们祖先发明的。但是，我们不肖的子孙却没有真正认识它的价值，发扬它，挖掘它的潜力，让它产生无穷的财富，焕发出巨大的变革社会现实的物质力量。我们就像我们古代语言中买椟还珠的楚人，丢掉了西瓜，抓住了芝麻，舍弃了最宝贵的最本质的精华，仅仅顾及皮毛和一鳞半爪。就象我们历代限制人性自由，束缚人的创造力和才能的发挥的用人制度一样，让我们从物质到精神，都远没有到达自由王国应有的境界，而把巨大的潜力，白白地抛洒掉了，一直到现代社会，仍然是贫穷落后。这当然是历史的必然法则推演的结果。

中国古代炼丹家在利用硝石和硫磺的药性炼丹的过程中，至迟在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2年）发明了原始火药。到北宋初，火器研制者和和统兵将领冯继升、唐福、石普等人制成首批燃烧性火器，用于实战。经过从喷筒到长竹竿火枪、飞火枪和突火枪的演进，到元代才制成金属管的火统，明嘉靖末期制成快枪。它们都在军中只起辅助作战作用。直到戚继光大量使用火绳枪与倭寇交战，火绳枪兵才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兵种。鉴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工业革命没有到来，金属冶炼和机械加工制造还没有能够实现大工业化生产的时代。中国的火器，包括装填式火炮到此就停步不前。而实际结果是，至此迟缓了文明进步步伐的古老中国，开始从世界先进行列下滑出去，成为东方的病狮，一个真正意义上衰微了的老大帝国。

南宋创制的火枪，通过蒙古军的对外作战，传到阿拉伯。阿拉伯人依此改制成木管形发射火器马达法（madfa）。.十四世纪，经过阿拉伯传入欧洲，欧洲人加以革新，制成手持金属管发射性火器。从此，火药和火器的巨大潜力为欧洲人所开发。他们利用工业革命的丰硕成果，金属冶炼和机械加工制造的先进技术，制成了真正的现代武器。开始称雄于世界，不但奴役了美洲、非洲，而且殖民化了印度和东南亚。让中国败于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之下。我们发明的东西。把我们送上被侵略奴役的苦难世界。中国人倒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弱小民族。

郑和和他的先驱者们虽然用指南针开辟了若干航线，发展了海外贸易，传播了中华文化，促进了中国与南洋，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友好往来。但中国的官方始终没有把指南针用于航海，结合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看作是开拓国家民族美好未来的利器和桥梁。虽然，我们以和平使者自居，以精神胜利法宽慰自己，以战争和侵略谴责别人，但是，想一想，整个生物界弱肉强食的现实。没有综合国力，没有强大的国防和武库，我们便无以称雄于世界，成为叱咤风云，左右世界局势的大国和强国。世界上没有完全依赖于自己能成就伟业的英雄，也没有单凭自身资源，文化，科学技术就能强大起来的民族。西方好似是一个亿万富翁的子女，他们祖先开辟的先天优势使他们具有无可比拟的竞争力。我们好像是穷人家的孩子，一生奋斗未必能够温饱，发达还要看机遇条件。我们的衰弱，我们的重视人伦纲常，修身养性而忽视自然科学，注重主观世界，忽略客观世界，轻视物质的民族逆根性，换言之，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决定了我们今天的命运和现状。

印刷术的先驱是雕版印刷。现存于世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1966年韩国东南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的八世纪初（约704-751年），唐代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1989年在敦煌发现的咸通（唐僖宗李儇年号，公元873-874年）《金刚经》明确标记为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刊印。已是雕版印刷术成熟时期的精品。毕升在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比德国谷腾堡的同类发明早了四百年）。此后中国人先后发明了锡活字（约十三世纪）、木活字。印刷的对象才由佛经逐步过渡到自著和学术（南宋周必达用泥活字印自著《玉堂杂记》，1852年，广东佛山唐姓印工用锡活字印成马端临《文献通考》，元代农学家王祯发明木活字并用之印第一部木活字地方志《旌德县志》）。鉴于官方的文字狱对于思想的禁锢和对于印刷业的打击。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并没有因为印刷术的发明而日益快捷方便，并深入人心。这种先进的传媒技术也没有演化为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中国人有值得骄傲的四大发明。那是中国人祖上的荣光。但至少三大发明在自己的母国并没有发扬光大，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并激发社会的变革进步。这就是这个民族的悲哀。当然，这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文化传统因素，这就是另外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