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狂奔 百万大军覆灭的闹剧
公元383年，前秦皇帝符坚决定倾注全国之力，征服东晋王朝。这个消息对东晋政府来说，当然是个噩耗，但是对前秦的老百姓来说，也是个灾难性的消息。符坚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按照每十个男丁抽一个的比例的征发军队，而且要把全国的马匹，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一律征发供远征军使用。
从数字上看，征发的结果是喜人的。总共凑出了97万军队，其中骑兵有27万。此外，符坚还征募了富家子弟三万人，充当仪仗部队。
单看这些数字，远征前景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按照道理来说，差不多应该是有征无战。东晋全国人口估计也就是三四百万左右，打仗的士兵不过十来万人。东晋军队看到这100万人浩浩荡荡开来，应该集体吓破苦胆，束手投降才对。但是战争的结果完全不是这样。这说明在数字背后有很多隐蔽的事情，需要我们仔细分析。
符坚曾经统计过前秦帝国的人口，得出的数字大约是1600万。刨掉女人和老弱，男丁数量至多不过六七百万。如果十丁抽一，是抽不出97万军队来的。这一百万人里面应该还有不少的常备正规军。无论如何，可以料想，这个十分之一比例的征发，执行的一定是相当彻底的。
可是我们光知道征发了多少多少人，可到底征的是谁呢？要知道，这个可不是什么好差使，不象考公务员，大家挤破头竞争。比方本来你正在陕西老家，下了班正坐那儿抽烟打麻将，忽然有人跑来塞给你个大铁枪，说是要让你去江苏打仗。你也一定不会欢欣鼓舞，为王前驱。所以不难猜测，有点手段有点关系的人一定会尽量避免给算到那十分之一里去。
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进行举国征发以做大规模战争之用。200多年之后，隋炀帝为了讨伐高丽（即现在的朝鲜），曾经做过更大规模的征发。第一次远征高丽就征发了一百多万军队和更多的运夫。
秦始皇和汉武帝那时候，也大规模征过军，秦皇汉武征军都是优先考虑以下几种人：失足干部、流亡者、倒插门的女婿、做生意的小老板、转业的小老板、小老板的儿子、小老板的孙子，称为七科谪。（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很明显，这些都是社会的下层人士，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弱势群体。
当时是农业社会，被征发的人平时多半没有受过什么军事训练。他们一般都是捏惯锄头而不是枪柄的人。很多人可能一辈子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争，忽然拿上大刀长矛，要去杀人，这自然带来了很多问题。孔子曾说:“以不教民而战,是谓弃之。”意思就是让没经过训练的民众去打仗，无疑是送死。但是中国千百年来，多是用这种民众来打仗。
没有经验的士兵，置身在战场上，往往就象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精神高度紧张，无法控制情绪。历史上有无数的军队莫名其妙的瓦解，多半就是这种新兵过于紧张造成的。当然，领导上一般会安排不少大刀队来督战，看哪个士兵想逃跑就上去给一刀。但是这种督战队也不是总有效，如果惊恐在军队中雪崩似的扩散，那是什么大刀队都挡不住的。那些士兵就象一帮炸了窝的野马，谁敢阻挡，统统踩死。历史上无数大将都死于自己士兵的脚下。
中国历史上，一说到打仗结局，往往都是说，某某方溃败。这个“溃”说明了很大问题。很多战争不是大家血拼到底，气力不支，才告败退，而是刚有吃紧，或者还没来得及吃紧，士兵就一哄而散。逃跑路上被人追上杀死的，往往大大多于作战身亡的。
战争总是非常血腥残酷的，不要说习惯交粮纳税的本分农民，就是普通军官，也很容易惊慌失措。东晋王朝的将军司马流，在参战之前就异常惊恐，以至于吃烤肉的时候找不到自己的嘴在哪儿。结果打仗的时候被杀身亡。普通士兵的内心惊恐更加可想而知。
对于古代将军，如果手下都是一些久经沙场的老兵，那么还好办些。如果不是，他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怎么策划计谋，怎么样巧妙打击敌人，而是怎么把手下士兵拢在一起，不发生混乱。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符坚征召的百万大军里面，就必定隐藏着很多这样惊恐万状的小兔子。他们中的不少人很可能一辈子都没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去过，也从来不知道怎么样瞄准射箭，现在却要跑到几千里外和一些陌生人生死相博。
不过，前秦的情况多少有些例外。这97万人里也不会都是这样的小兔子。当时是中国战乱很频繁的一个时代。几十年来，汉、前赵、后赵、冉魏、前燕，短命王朝前仆后继的倒下，中原和关中都曾是逐鹿天下的战场。当时的老百姓对战争，应该不象现代人这么陌生。前秦时代的中国北方，有很多外族人，鲜卑人、匈奴人、藏人等等，符坚征发的军队里，这些外族人占的比例相当大。按照我们的猜想，这些游牧民族出身的人上了战场，应该更勇敢些。而且这97万部队里面，一定还有很多各族自己原有的杂牌部队。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些家伙肯为前秦出多少力，也是相当可疑的事。
军营里的劳改犯
要想理解晋朝士兵的状况，还要从当时的兵制说起。从三国时代起，中国就开始实行军户制度。就是说，你要是个兵，你就要加入兵籍，一辈子也不可能转业了。不光你不能转业，你死了或者退休了，你儿子还得接班，不接都不行。不接犯法。
中国人的职业继承制度长盛不衰。这种制度，一般都要把一些比较特殊的人群划成另册，严加管理，好让他们世世代代干自己的本行，不能和其他群众混为一谈。比方当兵的，唱戏的，运粮的，往往都被划入另册。到了明朝，这种制度制定的就非常专业，比方有一种家庭，被称为“女户”。他们的功能就是给皇宫生女人。他们不用交税纳粮，只要上缴个闺女就行了。生的是小子？那不行。上外头买去！不然跟抗皇粮一个罪名。再有，你家里要是干木匠，那可能你就被统计到木匠户里去了，过了几代人了，皇上有木工活，可能还来找你家。你要说到自己这代已经改铁匠了，不会木工活了，那可不行。你照样得给皇上刨木板去，不然你自己去找一个顶你。
身份世袭的制度，现代中国人其实都不陌生。就在几十年前，大家填简历的时候还要写明成分，明明自己现在是个捡垃圾的，也要老老实实写上“地主”，就因为自己祖上使唤过长工。至于工厂接班制度，退出中国历史更不过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并非只有中国有此习惯。古代的许多帝国都曾经实行这种制度，比方说古埃及，职业也是世袭的，而且划分的精细程度不亚于中国。
大家可能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这样搞呢？对政府来说，这样自然是有它的道理的。首先，它能带来两个好处，一个是能保证有一直有相当数量的人干这个行当。再一个呢，这样管理起来很方便。比方说，领导上需要盖房子，就不用满大街现拉人了，拿着户籍一查，木匠瓦匠就都有了。还有一点呢，就是领导可能认为职业时代相承，技术水平应该能有保证。
就魏晋时期而言，军户制度度主要还是为了保证有足够多的军人。汉朝的军人都是普通老百姓，该服兵役了就到军营报到，服役完了就接着回家种地。但是到了三国乱世里头，军人是很宝贵的资源，尤其是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决不能让他们轻易逃出政府的掌握。所以，政府没有允许他们打完仗就回家，而是给他们上了特殊户口。军人职业化猛一听好像是个好主意，职业军人的作战水平应该高于临时士兵，农户应该是打不过军户的。初期的时候似乎也的确如此，曹操手下军队的作战能力，就高于东汉的军队。但是事情到后来，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就需要考察一下军人的待遇问题。
魏晋伊始，军户的待遇还算凑合。但到了后来，军户的处境越来越坏。
这些军户说是军人，但他们可不是除了操练什么都不干，每天走走正步就领薪水。平时，他们要忙的活计可多啦。
如果你不幸属于军户，那么，首先，你要努力种地，种出来的粮食要给国家交很重的租子。比方说，在西晋时代，你如果用了公家的牛耕地，你要上缴8成粮食给公家，如果是的是自己的牛，也要上缴七成，剩下的三成才是你们全家的口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可能还要养猪，放羊。如果在南方，你可能要打鱼。要是你的领导比较负责，农闲的时候你会被叫去参加训练。如果你的领导是个坏种的话，你可就更惨了。你可能要给领导抬轿子、盖房子、看大门。更过分的领导甚至会让你跑码头做生意，赚的利润要上交。等到要打仗了，那么不消说，你要扛上你的枪去战场杀人，或者被杀。如果你光荣战死沙场，政府将接管你的老婆，把她随机许配给某一个光棍。
你这么着拼死拼活地干，能得到啥呢？得到的就是政府拨给你的一块地，是政府偶尔给你拨发的一点口粮，比如你要是去出征，政府是会给你提供期间的口粮的。此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政府可能给你分配一个媳妇。政府对军户的婚姻问题很关心，之所以要拿强制拿寡妇配人，也是为了保证军户都能娶到老婆，以便生出小军户来接班。
这样的生活，比起一般老百姓来说，也是颇有不如。很快军户的社会地位直线下降。一般老百姓都看不起军户，把他们看做一群下三滥。官府自己也把军户看做贱民。当时对罪犯的处罚，经常就是全家罚为军户。如果某人作战勇敢，立了战功，政府有时候就会褒奖他，让他的子孙免除军户身份。政府此举，等于公开宣布军户等于劳改农场里的劳改犯，改造的好的话提前释放。
这样的军户，其实跟国家奴隶差不多。如果让军户自由选择，只怕军营里都会跑空。所以，政府只能靠严厉手段来确保他们不敢逃跑。曹魏的法令规定：军户逃亡，抓到杀头。他亲属不去组织抓捕，不报告官府，也一并杀头。如果报告，可以不杀头，但也不能轻饶，全家要罚做奴隶。这些军人的家属就是政府手里的人质，军人想要逃跑的时候，考虑到家里的妻小，就不能不掂量掂量。不光军人本人不能逃亡，他的孩子是未来的军户，皇上的宝贵财产。如果逃跑，军户全家也要受株连。
政府对军户的婚姻问题如此上心，一方面确实是考虑要保证军户的繁衍，一方面也是要给他添个人质，好栓住他。再说，他老婆孩子还能给公家干活呢。也是在曹魏时期，政府甚至一度在全国搜罗寡妇，把她们集中起来分配给军户当老婆。种株连是古代政府的一贯作风。尚书仆射（副总理）毛阶对这个法律不满，发了些牢骚，说天不下雨，就是因为这个法律太不人道了。皇上听了把他下了大牢，让司法部长钟鹞来审问他，钟鹞怒斥他说：“搞株连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德。自古圣明皇帝，都搞株连。《尚书》里都说：‘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则孥戮女。’（翻译过来的话，大意就是说你不好好干，我杀你全家！）你为什么要诽谤这个良好制度？”
这种制度下，军户子弟的前景很不乐观。《晋书 赵至传》里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军户子弟的故事。
赵至出身军户，他的父母却送他读书，希望他能好好读书，摆脱军户身份。他在教室里读书的时候，听到自己父亲在外面牵牛上田的吆喝声，他就痛哭流涕，老师问他为什么，他就说：“自己年纪小，不能“荣养”父亲，老爸还得牵牛种地，所以我悲痛万分。”但是他是军户出身，到了岁数也得当兵，怎么“荣养”老爹？读书读的再好也没用。
拿破仑说“每个法国士兵的包裹里都有一个元帅的权杖”，意思就是说：每个士兵好好干，都有当上元帅的可能。但在当时中国，军户的包裹里可没什么元帅手杖，有的只是霉干粮。赵至要想出人头地，只能脱离军户，靠读书混出个名堂。但是他又不敢逃跑，如果逃跑，他的家庭就要按照当时良好制度受到严惩。按惯例，赵至到了16岁就得光荣参军。于是赵至在15岁的时候，决定装疯。等到大家都觉得他确实是个疯子了，他就逃亡到了辽东。一个未来的士兵逃亡，对皇上是个损失，但是一个现行的疯子逃跑，皇上没有蒙受任何损失，可能还减少了一个负担。所以也就没人追究。
赵至到辽东以后，开始踏上仕途。后来一直干到州部从事（相当于厅级干部）。虽然他也成了领导，但是如果他被发现出身军户，他的仕途会大成问题。这等于向组织隐瞒成分，躲避兵役，一旦被揭露很容易被清除出干部队伍。赵至当然可以说他的疯病到了辽东，因为水土好的缘故，不治而愈。但是领导又怎么会相信呢？所以他的父母依旧不敢和他相认。等他知道自己的母亲病死，而自己却没能尽到任何孝道，感到非常内疚，很快也吐血死掉了。
这些军户是政府的财产，按理说皇上应该优待他们，让他们保持一定的斗志，才是道理。但是自古以来，就有一条规律，越是被政府控制得牢的人，政府就越忍不住拼命欺负。看着一群能随便欺负的人，而忍住不欺负，这对领导们的道德要求实在有点过高。
不过他们毕竟是皇帝的财产，皇帝对此还是有所认识的。皇上确实颁发过一些旨意，说要对军户给予一定优待。但是皇帝天天坐皇宫里喝茶，真正管事的是那些军队领导。这些军户是皇帝的财产，不是这些领导的财产。国企领导对国家财产照顾的如何周到，大家有目共睹。这些晋代军头的思想觉悟，估计也不会比这些领导高，所以他们对手下军户的照顾，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也不是因为这些军头格外坏，而是一个很简单的利润折算问题：既然不是自己的东西，当然使劲用，变着花样用，用坏了拉倒。皇上即便有极大的决心，也很难拗的过如此众多的军队头目。何况天长日久，皇上本人也产生了懈怠。再加两晋时代，皇上对官员本来就不大管的了。各种积弊也就自然越来越严重。
刘宋时代的大臣沈亮在奏章中说道：“我看到军府中士兵，快80岁的老人，还被领导叫去使唤，才7岁的孩子，就已经开始为官家干活。那些老人，气血已经衰耗，那些孩子，身体还没有发育。让这些老弱从早到晚的勤苦劳作，实在是有悖人理。而官家从中得到的好处，实在也是微不足道。按照规定，六十以上的老人，十五岁以下的孩子，都不应该服役。请陛下优容。”皇上的回答是：“嗯？我明明已经让人去改革了，怎么现在还是这样？好，我下文件再催催。”
这些被当成国家奴隶一样看待的士兵，到底能有多高的战斗力，当然是很值得怀疑的。
尽管政府拼命控制住这些军户，但是军户的数量还是在下降。晋朝政府为了补充军户，把劳改犯、私人奴隶、被检举出来的逃亡农户，都扫进了军户里头。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都变成军户，只会让军户的纪律更加涣散、战斗力更加低落。到了晋朝后期，军户在军事上已经派不上什么大用场了。军户越来越不象捍卫皇上的钢铁长城，而是一个变相的劳改农场。如果东晋指靠这些军户，只怕符坚的军队就会轻松拿下建康城。
民变出来的军队
东晋时代，南北对峙，经常有军事战争，这些军户既然指靠不上，东晋很快就另辟蹊径。
西晋覆亡后，北方很多流民进入南方。这些流民有的进入到长江以南居住。这些人大多成为士绅地主的附庸，给他们种地缴租，变成了普通老百姓。但还有很多流民，留居在长江以北。东晋政府在初期，对这些流民颇为防范，总觉得这些人不是安分良民，因此尽力把他们隔绝在长江之北。
这些流民和那些跑去给大户种地的流民有很大不同，主要是他们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武装。
逃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流民就跟美国西进时代跟印第安人抢地盘的牛仔一样，处处面临危险。大家逃难的时候，总是把最好的衣裳穿到身上，最值钱的东西藏在包裹里，这就成了打劫的最好目标。乱世里又土匪横行，碰上土匪，给剥个精光，仍到路边，那是常事。
乱军也是所在即是，看见难民抢劫一把，那也是他们的本分。除了土匪和乱军，连晋朝政府官员都打他们的主意。比如当时东晋的西阳王司马羕就让手下冒充山贼，在湖北公然劫道，打劫这帮流民。干这个无本买卖的可不止一两个黑心王爷，几乎成了一个很有前途的朝阳行业。连大名鼎鼎的祖逖，那个北伐的将军，也干过这个。祖逖刚到江南的时候，没什么财物。一天，他请了很多高级官员到家里去做客，陈列了好多宝贝。祖逖自己介绍说：大家不要吃惊，我不过是昨天偶然到南塘（秦淮河南）干了一票。也就是说，祖将军到南塘抢了一把难民。这些高官听了都不言语，也没说“下不为例，要加强政治学习”什么的，好像祖逖干的只是很平常的三产似的。这里大家也不要过多责怪祖逖，祖逖后来率军北伐，死在河南，当地人给他立祠堂，很多人给他烧香敬拜。按理说他应该也不是什么坏人。干这个实在是因为诱惑太大。一群肥羊躺在外头，怎舍得白白放过？反正手里有刀有枪，抢了也白抢，白抢谁不抢？至于这些羊给抢了之后会不有生活困难，谁管得了那么多呢？
难民之间也会互相抢劫。每次北方政权崩溃，往往都会制造大量难民，这些难民有的往南，有的望西，道路交错，彼此杀掠。没有武装的难民很容易就成了同类的牺牲品。
再加上还有吃饭问题。没有组织，单身逃亡，极易沦为饿俘。
南下的路程也许只有几百里地，但这几百里很可能是个死亡之路。史书用华丽的文笔记载说：当时的动乱，使得白骨遮蔽了平原，千里之内看不到炊烟。这些白骨，往往就是那些被杀死被饿死冻死的难民留下的。
很多流民对危险的反应和美国西进车队差不多。他们在首领的指挥下，把自己组织了起来，管你是谁，谁敢跑来抢东西，我就跟你拼到底。这些首领就成为“流民帅”。这样，这些流民也就成了相对独立的武装力量。东晋政府为了收编整顿这些武装流民，花了很大的功夫。
东晋早期，由于处理不当，激化了矛盾。公元327年，一个叫苏峻的流民帅曾经起兵造反，甚至拿下了建康城。这些流民对政府似乎有很强的仇恨心理，在建康大行劫掠，欺辱官员。一年后，这次动乱才被镇压。
南下流民，多是经过动乱，练就了一些本领的人，用文言文来说，是“人多劲悍”。他们比那些一辈子在家种地缴租子的人，确实更能打。如果不用他们作战，实在是大为可惜。另一方面，如果不好好吸纳这些流民，处置那些流民帅，苏峻之乱就是一个榜样。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收编他们。
公元377年，谢玄在京口收容大量北方流民，建立新军。因为京口又称北府，故这支新军就被称为北府兵。史书上有关北府军的记载非常简略，导致现大家对北府军的说法往往有很大分歧。但总的来说，北府军主要是收编的流民武装。那些流民帅在谢玄的领导下，继续指挥这些这些流民。
北府军士卒是募兵而非军户。既然是募兵，他们的待遇必然高于那些军户。而且他们应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理论上来讲，募兵在约定的时间结束后，可以离开军队。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应该象现代的劳资关系。但我之所以说“应该”，是因为实际情况很可能并非如此。政策事情执行下来，总是不象理论中那么冠冕堂皇。现代老百姓也常说：中央的一本真经，全叫下面的歪嘴和尚给念歪了。晋朝的歪嘴和尚肯定不少。
北府军创建十年之后，北府将领毛遽（王字边）为了补充自己的兵员，就去围攻一个难民营。这个难民营处于湖泽草地之间，不好进剿。当时恰好大旱，毛遽认为是个放火的好天气，就把难民营四面围住，放火烧野草。难民们没有办法，只能钻出来投降。毛遽就把这些人收编到自己麾下。这些难民从此光荣的成为北府军的成员。你要说围起来放火烧相当于开露天招聘会，是大行“赏募”，总是有些勉强。
不管怎么说，这些北府军的待遇确实好于一般军户，而且他们的激励机制也更合理一些。这些“人多劲悍”的流民，本身又是比较好的士兵坯子。因此，北府军的组成，大大提高了晋朝的军事实力。
政府维持一支募兵队伍，肯定比维持普通军队花费更大一些。但是这么干是值得的。由军户组成的军队就象一个劳改队，需要的是严厉的劳改干部。由募兵组成的军队则多少更象一个企业，需要的是一个称职的CEO。谢玄就是一个称职的CEO。在他的整顿下，北府兵很快成为晋朝中最精锐的部队，很可能也是当时整个中国最精锐的部队。
就在谢玄组建北府军之后的第六年，淝水之战开始了。
有大的难处
平心而论，符坚在十个男丁里征发一个，这个比例在当时并不算过高。比这更高的比例也不罕见。但是符坚是在整个前秦帝国的范围内搞征发。从河北到四川，从山东到甘肃，都要按此比例征发。这就会产生巨大的问题。
如果只看数字，一个100万人的小国征发出10万军队，和一个1000万人的大国，征发出100万军队，它们的力量会有10倍的差距。但其实远不是这样。这里有一个组织成本和后勤补给的问题。
当时没有铁路和卡车，也没有那么多马车给这些士兵坐。这些士兵赶路只能靠两条腿。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拿，空着手走路，一天走8个小时，公路又修的特别好，那么他也许能走40公里。但是作为士兵，他总要带些随身物品，路也未必那么平坦。按照历史资料的说法，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一天能走25公里左右。罗马帝国的军队一般也能走出25公里，特别快的时候，甚至能走30公里以上。但是前秦的军队不是古希腊经过长期训练的职业军人，他们能走出20公里已经相当难得了。而且当时正逢乱世，估计道路也不会被维护的很好。要是碰上过河，就更傻眼了。没有桥的话，就只能等渡船。好，我们把这些困难都忽略不计，一个西北士兵要赶到淮河流域，也要花上俩月的时间。
符坚进行的战争准备相当仓促。七月份，他下达了征发令。按照常理，这个法令要花一定时间才能下达到全国各地，然后当地的官员又要花相当的时间去执行，那么，总也要将近一个月的光景各军才能整装待发。
但是符坚觉得时不我待。8月份的时候，前锋部队已经开拔。紧接着，符坚从长安出发前往战场。主力部队随之陆续开拔。9月份，前锋部队到达淮河流域的颖口，符坚中军达到项城（河南沈丘）。战争已经正式开场。
这个时候，是否各地军队也都达到指定战场了呢？我们算一算时间就知道当然来不及。甘肃的军队8月份能够集结完毕就不错了，如果要进军到项城，没有两个月时间是很难办到的。九月份的时候，他们肯定是到达不了项城。果不其然，按照历史记载，符坚到达河南项城的时候，甘肃的军队才刚刚到达咸阳。8月份随符坚出发的部队应该主要就来自于陕西附近，远一点地方的人根本赶不来。
全国各地的军队正往集结地进军，而战争已经开始。而还没等他们达到，战争已经结束。他们的全部作用就是在中国北部奔走，消耗了大量粮食，堵塞了各处道路。
为什么符坚这么着急呢？为什么他不等大军都集中到一地，然后统一出发，发动雷霆一击呢？不是他不想这么做，而是他根本办不到。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的或法：100万军队发挥的作用并不简单的就是10万军队的10倍。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把97万军队集中在一地会是什么概念。97万军队如果走在一条大路上，即便这条大路十分宽阔，能容纳20人并排行走，队列又排的密密实实，那么整个队伍也要拖出50公里以上。走在后头的部队根本就不知道前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无法操控的可怕状态。
而且这97万人一起行进，补给也根本不可能供应的上。晋代中国人口非常稀少，整个山西省的人口，也远远不到97万。大家可以想像：如果现在整个山西省的男女老少全部出发，排成一个队列，向江苏挺进，那会给沿途造成多大的压力。沿途需要多少个饭馆和酒店，队列本身又需要携带多少辆运输车，才能让这些人几个月内都有饭吃？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分兵而进。古代战争中，经常说是兵分几路，这可不光是为了实施某种军事计谋，主要原因往往倒是因为集结在一起实在太困难了。
如果这97万军队分兵而进，然后集结在同一战场，又当如何？答案是：那也是做不到的。首先牵涉到后勤问题，同时向聚集在一起的97万人输送粮草，这个要求大大超出了当时的运输能力。关于后勤问题我们在后面在讨论。我们先看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战场上怎么调度这97万人？97万人摆成阵形，总要绵延出相当距离。当时没有无线电，作战之际，指挥官如何向这97万人下达命令？一个低级军官又如何得到作战指示？如果这个庞大队列某一部分发生骚动，指挥官又该如何制止这个骚动，不让它蔓延开来？
世界古代历史上，从没有将百万人投入同一战役的例子。没有那个指挥官敢担当这样的任务。这不是军事资源的问题。哪怕你能动员1000万的兵员，你也不可能把100万人遍成一个阵形，投入战斗。
5万人的部队和1万人的部队对垒，当然可以占有极大优势。如果指挥官比较能干的话，10万人的部队和5万人的部队对垒，仍旧可以占有很大优势。但我们不能如此再简单推演下去。随着军队规模的增长，它的组织管理成本会陡然增高，到了某个拐点之后，再增加士兵，就不再给军队添加任何战斗力，反而是个累赘。这个拐点在不同时时代，或者碰上不同素质的指挥官，都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古代，97万这个数字肯定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个拐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但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一点，就不大能明白古代史上的大规模战争的性质。
那么符坚使用这些部队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分成各路独立的军团，沿国境线多处攻击。一个就是把大军分成几个梯队，第一梯队倒下了，第二个梯队接着上。这样的使用，就使兵力上的优势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最后结果证明，符坚的这次战争，这两种方法都没派上用场。主战场的胜负决定了一切。这97万人的部队大部分根本没有派上任何用场。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考虑一下后勤问题，就更会发现，符坚的这次征发面临何等的困难。
一个庞大帝国能产生出很多粮食。但是如何把这些粮食运输到指定地点，是个很棘手的问题。皇上如果要在某地集结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他从哪里搞到粮食呢？皇上的地盘可能很大，但是远一点的粮食，就很难运到指定地点来。他能利用的也就是周围那一块地盘的物资。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用人赶牛车从北京运输一车粮食到上海，这个成本会有多大。3000里的路程至少要走两三个月。这两三个月里光是赶车的人就要吃差不上百斤的粮食。而牛还要吃大量的草或者饲料。把这些成本折算进去，这些粮食能支付掉来回路费就很不错了。要是再加上住宿费，那就一定要折本。如果没有牛，靠人拉，那么情形就会更加尴尬。可以料想，哪个具备健全思维的人会这么胡来呢？
隋炀帝征伐高丽的时候就发过神经。他在全国征发了60万“鹿车夫”来运粮食。俩个车夫推一个架子车，车上能装3石粮食。路途太远，这俩车夫路上忍不住要吃东西。结果等他们把车拉到地方，这3石粮食往往被吃个精光。把一个空架子车拉给官家，成什么话？所以这俩人只能逃跑。没有史料描述符坚从那里搞粮食，但我们可以大致推测，运输成本肯定非常巨大。大量的粮食被白白的消耗，没有派上任何用场。在古代，任何一个庞大帝国要征发全国力量，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尽量走水路。如果走水路，运输成本可以大大降低。几个人划一条船，就能运输上万斤粮食，速度比牛车还可以快很多，再说船又不用吃草。
历代中国皇帝都非常重视漕运，因为这确实是他的命根子。隋炀帝费了那么大力气打通京杭大运河，并不是为了在上头划龙舟，而是为了减少运输成本。但是那些通不了水路的地方，就无法享用这种方便。
问题不仅如此。即便皇上把粮食都运到了指定仓库，也还有麻烦。军队是要行进的，不能守着仓库干靠。所以行进中还要保证粮食随时供应的上。
恩格尔教授（D W Engel）曾经对亚历山大军队的后勤作过详细分析。这种分析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值得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恩格尔教授的结论是： 如果沿途没有补给，只靠军人自己携带粮草，那么他们最多可以维持九天。当然，军队可以带上牛车马车，但是拉车的牛和马也要吃东西。按照他的计算，你带上再多的牛车马车拉粮食，也只能走出12天。
中国军队和亚历山大的军队不大一样。亚历山大的士兵携带的盔甲装备就有44斤重。中国士兵没那么矫情，装备重量至少可以打个对折。考虑到这一点，他们可以走的更远一点。但是再远也终究有限。
恩格尔教授的模型当然是个简化了的模型。哪怕你是在敌国行进，一路上也不会什么粮草都找不到。但你要是把这个模型告诉符坚，他听了多半也不会很吃惊。做些修正以后，我想符坚是会赞同恩格尔教授的结论的。
符坚在部署军事计划的时候，脑子里可能也会浮现出和恩格尔类似的想法，所以他的让主力部队尽量不远离黄河、颖水、淮河等河流。离开了水路，几十万军队的补给马上就会变成让人头疼的事情。
符坚掌握了一个很庞大的帝国。从数字上来，他可以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可是由于上面说的这些限制，这些人力物力大部分都无法真正发挥作用。他可以发动97万人参军，也可以让各地的粮食都往战区拉。但是几十万人白白地在路上奔走，数以万吨计的粮食白白地在路上消耗，或者干脆堆在后方。整个帝国骚动起来，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可是这些努力里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发挥作用。这就应了王熙凤的话：大有大的难处啊。
走向终点
从史料上来看，符坚是一个优秀的君主。晋朝的任何一个皇帝都远远不能和他相比。他在357年杀死了自己的堂兄符生，登上了皇位。符坚的前任符生，被史书描述成一个坏的出奇的人。据说他随身携带刀斧铁锤之类的凶器，见谁不顺眼就上去给一家伙。而他看不顺眼的又非常多，倔强的人他杀，拍马屁的他也不饶。他的妻子、舅舅都被他杀掉。朝廷高官更是几乎被杀光。他杀官员虽然没有斯大林杀的那么彻底，但也已经是相当可观。
这个人还是个虐待狂。他和东吴的孙皓一样，喜欢剥人的脸皮。但他更近一步，还要让这些剥掉脸皮的人表演歌舞给他看。想想那个场景就让人毛骨悚然。他还让宫女和羊性交，看看会不会生出怪物来。符生坏的程度，已经大大超出一个正常人的想像。所以有人对相关史书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说“秦人不死，足以证符生之诬。”
符坚杀死了这个臭名昭著的暴君，开始了他二十多年的统治生涯。符坚执政后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他上台的时候，前秦还只是一个陕西的地方政权。而等到本章故事开场的时候，前秦已经征服了整个北中国。
符坚是氐族人。这个种族带有现在的藏族血统，在当时是个小种族，占据关中也不过是最近的事。符坚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人，没有种族间的偏见，所以也才能把一个小种族成为整个北中国的统治者。他排除了族人的反对，任用汉族的大臣王猛做他的宰相，把极大的权力交托给他。而王猛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他在前秦搞了一系列改革，迅速地把这个小?前秦军队进攻前燕。前燕占据中原，是当时的头号强国。前秦本打算进行一次边境战争，却一下子彻底消灭了前燕的主力，意外地灭亡了前燕。3年后，前秦又进攻东晋，占领了四川，控制了长江上游。又过了3年之后，前秦灭亡了占据甘肃的凉国。自此，北方宣告统一。只有东晋和前秦隔着淮河对峙。当时的中国，前秦已经占据了十之七八。
符坚对于那些被他俘虏的帝王将相，从不诛杀，都给了很高的待遇。这也许是出自他宽厚的性格，但更可能是基于政策考虑。氐族在北方各族，是个小不点民族，如何控制住其他各族，这是个很大的难题。面对这个形势，符坚不愿诛杀外族首领而激起动荡，宁愿用些手腕控制住他们。符坚甚至还赋予那些首领相当的兵权。
前秦政权一下子得到如此大的战利品，要消化这个成果却是很不容易。种族之间的同化、融合都需要时间。小小的氐族征服北中国，就象一条蛇吞下了一头大象。按理说，这条蛇当务之急是努力分泌胃酸，消化这头大象。没消化干净的时候，再跑去吞一头犀牛，明显不是好主意。王猛就为这条蛇的消化能力担心。他在死去前留了政治遗嘱：家里的事情还没归置好，不要去攻打东晋。要严防羌人鲜卑人。
符坚的统治是一个不断成功的历史，这使他有了强烈的自信心。他不相信自己的好运会终止。他高兴地认为：再吞下一个犀牛没啥问题。天下一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符坚实在抗拒不了这种诱惑。
公元378年开始，前秦就加紧了对东晋的攻势。当年，前秦动用17万军队，分成四路进攻东晋。襄阳城苦守一年之后沦陷，东晋的雍州（湖北襄樊）刺史朱序被俘。按照符坚重用俘虏的惯例，朱序被吸收成了前秦官员。这个朱序却没有死心归顺，反而充当了一个高级间谍的脚色，在后来的淝水之战中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次年，前秦和东晋继续进行战争。谢玄的北府军开始登场，一出场就取得了巨大胜利。前秦军队被击败，退出了淮南。这次战争对东晋来说，也是一场生死之战。依靠北府军的力量，局势才转危为安。
其后，双方沿着边境线不断地进行战争，但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
383年，符坚决定结束这种恼人局面，一举消灭东晋。于是就开始了本章开始描述的大征发。
此时的东晋又是另一番光景。
东晋的历代皇上多半都没有真实权力。实际执政的多是士族领袖。此时东晋的一号人物是谢安。但是东晋的政局一向是多元化管理，谢安的权力也是颇受限制，对全国做不到如臂使指，随心所欲。谢安委托侄子谢玄组建北府军，此举可说是他对晋朝最大的贡献。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谢安没有表现出任何调度能力。
符坚将要大举南下的消息传到健康，全体官员都大惊失色。好家伙，一下子来了97万人！这怎么消受得了？当时东晋的主要军事力量分成两大块，一个是驻守荆州（长江中游）的恒冲集团，一个是驻守淮南的北府军集团，由谢石（谢安之弟）和谢玄统领。从符坚的进攻方向来看，淮南集团将负担起主要战斗任务。
谢玄非常焦急，向谢安请示命令。谢安不过是个斯文宰相，哪里有什么好主意？他只能含糊其词地说：会有命令，一定会有命令的。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命令。谢玄只能依靠自己。
建康官员眼看要集体当俘虏，急不可耐，都去找谢安拿主意。谢安没有办法面对这些人，干脆一走了之。他跑出去游山玩水，白天不在建康露面。按照史书上的说法，他是故意显示自己的镇静，好稳定局面。但我们如果设身处地的为谢安想想，就知道他实在是无奈之极。他被97万这个纸面上的数字吓倒，根本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看到一大屋子人眼巴巴的盼着他拿主意，他又偏偏没有什么主意可拿，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出去。谢安此时的表现就象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而他这种无奈的消极躲避，也颇让历代文人动容。他们很容易被这种姿态打动，就硬是把谢安的行为附会成一种风雅，一种深沉。有人吹嘘谢安，说他“高卧东山四十年，一堂丝竹败苻坚”，弹弹琴就把符坚打败了。其实这完全是文人的大言炎炎，跟事实相去何啻万里。
谢安内心深处，也许已经跳河一闭眼，听天由命了。好在即便做了俘虏也不会有性命之虞。符坚优待俘虏是个传统，出征之前，符坚已经放出风去，说灭亡东晋之后,会给谢安一个侍中(副总理级别)干干,在长安城,还给谢安提前盖了个宅子。实在不行，谢安就把家搬到长安好了。
荆州的恒冲也非常焦虑，派了3000士兵入援建康。谢安庄严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有了周密部署，兵员和装备都不缺，这些兵，你留着自己用吧。”恒冲听了以后，私下叹气说：“我们完蛋了！”
谢安只会装深沉，提供不了什么帮助。谢石、谢玄就只能集结自己手上所有可动用的兵力，前往和符坚的大军决战。
十月，符融的前锋部队30万人度过淮河，攻占了寿阳城，又把一支晋朝军队被围困于硖石。符融计划全歼被围晋军，就又派出一个五万人的军团驻扎在东边的洛涧，以阻止东晋援军。当时符坚的主力部队还在陆续开拔中，符坚本人带着一部分军队屯于项城。
被围晋军向谢玄写信，说自己这边眼看支撑不下去了，请求尽快支援。这封信被符融截获了。他欣喜地认为晋军末日已经到来，马上向符坚发去了告捷的消息。符坚听了以后龙颜大悦，当即带领8000骑兵赶往寿阳，和符融会合。剩下的主力部队仍慢吞吞地行进在路上。
谢玄等北府军主力部队7万人进至洛涧，打算救援被困晋军。5万人的秦军隔在他们之间。北府军没有选择，只有发起进攻。谢玄手下的一个将领率5000军队夜袭秦军。秦军没有准备，发生了大崩溃。就象所有的战场崩溃一样，士兵无法判断敌军多寡，更无法组织有效抵抗，只是一味地逃亡。惊慌失措的士卒争着奔向淮水。前秦的将领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崩溃，要么被杀，要么被俘。结果一万五千名秦军死亡，军械粮草也都落入晋军手中。五万人的军队在5000名敌军突然进攻中彻底解体，这似乎是未来更大崩溃的一场预演。这次失败让符坚吃了一惊。出征以来，他第一次有了恐惧的感觉。
晋军主力部队继续挺进，和被围晋军会合。至此，晋军水陆军队8万人完成了集结，屯扎与淝水之东。朱序，就是被符坚俘虏的前晋朝高级干部，这次被符坚委任为使节，前往劝降。这个两面派没有执行任务，反而对晋军将领说：符坚大军还没有结集完毕，不如趁此机会和他决战。谢石本打算一味固守，把符坚给耗走算了，在朱序他们的劝说下，也决定主动出击。
当战争变成了赛跑
符坚的部队集结在淝水西岸，和晋军隔河对阵。当时符坚部队共有多少人，一直有不同的说法。符融的军团共有30万人，（此处采用《资治通鉴》的说法，另有说法是25万），符坚从项城又带来了8000骑兵。但是符融又派出过3万部队前往荆州，此外在洛涧又损失了一些兵马，又留下一些军队驻守寿春。这样，淝水岸边的前秦军队差不多应该有20多万人。
这20多万军队集结于一地，对将领的指挥能力，也很大的一个考验。符坚部队里面云集了各族的军人，编制非常复杂。秦军精锐必是氐人士卒，他们多半集中在符融指挥的中军。此外大军中更有诸多汉人、鲜卑人、羌人、乌桓人。他们对“非我族类”的氐人帝国未必有多强烈的效忠心，多半还是“畏威而来”，因为害怕官府，不得不上阵打仗。
种族上的纷杂必然会增加编制的复杂性。指挥起来，也势必更加困难。光是语言就是一个问题。各族语言不同，也未必都会说汉语，符融的命令很可能要先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才能下达。这20多万人来自五花八门的种族，又多半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如今在淝水岸边挤在一起，即便神仙做他们指挥官，只怕也很难调度自如。
双方沿淝水严阵以待，一时都倒没什么举动。这时，符融收到谢玄写的一封信。谢玄出身于士族，笔下十分来得，信写的很是雅丽。他在信中说：“君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从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翻译过来的话，就是说：您孤军深入，在淝水边摆开阵势，难道您还要打持久战么？那多不好。如果你肯稍微往后退一下军，腾出点地方，让小的们好好打一架。咱们悠然观战，岂不美哉？
谢玄的打算是尽快决战。按照计划，他将率领8000精锐部队渡河作战，如果形势顺利，后续主力就渡河发动大规模后续攻击。如果失利，也可以有主力做接应。
对谢玄的要求，前秦领导层有很大的分歧，大家多半认为这里有问题，应该严词拒绝。但是，符坚和符融认为：等晋军渡河到一半的时候，让骑兵向他们发动冲锋，哪有不大获全胜的道理？因此，符坚下令军队后撤。
符坚的想法看上去并没有错误，秦军以逸待劳，用骑兵来对付渡河晋军，在战术当然占有很大优势。但是他忽略了一点：他有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军队秩序井然后撤？他只考虑了对岸的敌人，而没有认识到，自己身边的这20多万人，可能是更危险的敌人。
后撤指令下达了。一场巨大混乱随即爆发。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普通士兵，在这场撤退中会有什么感受。他处身于20多万人之间，放眼望去，四面八方都是密密麻麻的人海。他一直生活在北方，原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到这个叫淝水的地方来。他知道马上就要爆发一场血战，自己很可能会战死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对岸的晋军到底有多厉害，他没有把握。但是不久前发生的洛涧之战，听说自己这边死了很多人。想起这些，当然会让他高度紧张。而周围人口密度偏又如此之大。这不但不会缓解他的压力，只会弄得他更紧张。恐惧在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互相传递、互相加强的。
有些指挥官的话他可能听不懂，即便队长和他操同一语言，他可以听的懂，也很难理解。领导认为：大家应该后撤某个距离，好让晋军渡河，然后返回身来对晋军作战，把他们赶到河里去。这个说法对他过于复杂，再说领导未必真正给他说那么详细，他所知道的就是长官让他后撤，到底为什么后撤他并不清楚。
好，大家转回头走路。他们知道，晋军就在他们背后，随时可能向自己冲锋。这种想法自然会让他们觉得危险。可以想像，他们中某些人很容易加快步伐。越想身后有好些晋军，可能就走的越快。自己还有老婆孩子呢，可不敢随便死了。他们一走的快，周围的人也就不由自主的跟着走快。而眼看到周围的人越走越快，大家心里自然也越来越恐惧。这是一个糟糕的正反馈。不难料想，如果任由这个正反馈发展，结局一定是大家集体奔跑。
按理说，应该有外力来打断这个正反馈。这个外力就是指挥官。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面对如此纷杂的编制，如此庞大的人员，指挥官也很难应对。当时没有什么像样的通讯措施，除了军旗、号鼓，就是靠人嗓子喊。基层指挥官和高级指挥官很难联络，加上语言障碍，那就更难了。基层指挥官很可能也不理解事态发展。晋军是不是打过来了？自己这边是不是已经打败了？现在是后撤还是败退？他也未必清楚。他自己很可能也卷到这个洪流里去，正奋力奔走呢。
等到混乱局面已经蔓延的时候，即便是指挥官也已经无能为力了。恐惧的力量是无穷的。眼看着20多万人从行进变成竞走，从竞走又变成了赛跑。
战争结束后，间谍朱序自称自己在制造这场大混乱中起了很大作用。前秦部队后撤的时候，他躲在阵后高喊：我们败了！我们败了！快跑啊！这个说法是在朱序的一面之词，很可能是为了向东晋邀功请赏才捏造出来的话。即便他喊了这个话，那么他的话对这次混乱起了多大作用，也是很难说的一件事情。从事情经过推测，前秦军队更可能是自我崩溃，有没有朱序的那一嗓子并无关紧要。
谢玄的部队已经开始渡河。符融眼看着局面失控，就纵马略阵，想要恢复秩序。可能是他跑的太急切了，或者是被乱军冲撞，结果他的马一头栽倒。失去了坐骑的符融被晋军杀死。晋军渡河之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秦军四处乱跑，互相践踏的喜人景象。这些晋军一定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以。他们没有坐下来分析这是怎么回事，而是在后面追击。
这些秦军一路狂奔，一口气跑到了青冈。他们奔逃的态度非常坚决，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他们。摔跤的一律被踩死。据史书的说法，被踩死的“蔽野塞川”。这些溃军跑到晚上依旧舍不得休息，夜以继日地努力向前跑。据说他们听到风声鹤唳，都认为是晋朝的追兵。恐惧已经入于骨髓。
前秦20多万大军全然解体。符坚也被流箭射中。当时混乱至极，根本没人管这个皇帝的死活，符坚自己一个人骑马跑到了淮北。晋军获得了锦缎万匹（估计是符坚准备给军队当奖赏用的），牛羊驴骡十万头。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而晋军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符坚的军队没有交战就自我崩溃。直接原因不过是军队后撤了那么一小段。这个结局让现代指挥官看了会觉得匪夷所思。难道那些当官的，都是白领朝廷俸禄的猪头不成？
其实这也不能全归罪于指挥官的无能。
如果有无线电，如果有望远镜，如果有长期训练，如果编制足够简单，如果有上面的任何一个条件，也许结局都不会这个样子。但是当时这一切都没有。指挥如此众多的各族士兵，已经大大超出了后秦指挥官的的能力。
旭日东升的时候，淝水岸边还陈列着20多万前秦士兵。而夕阳西下的时候，淝水岸边已经没有前秦的战士。被夕阳照耀着的，只有被践踏的面目全非的尸体。前秦帝国的国运，随着夕阳一起沉没。
那些奔波在路上，尚未到达淝水的士兵，听到淝水溃败的消息后，登时一哄而散。辛辛苦苦征发出来的几十万大军，没有派上任何用场，就全部解体。符坚的征发把整个帝国弄的骚动起来，却没有从中得到任何收益。很多溃军反而加入了反对他的叛乱。
被蛇吞入腹中的巨兽没有被消化。如今它要起来撕破蛇的肚腹，在蛇的血泊里站立起来。
鲜卑叛军建立了后燕帝国。羌族叛军建立了后秦帝国。从不猜忌他人的符坚被他信任过的人出卖，只好放弃关中，逃奔甘肃。385年，符坚被后秦俘获。符坚害怕自己的孩子在后秦遭到屈辱，亲手把他们杀死。不久，符坚被后秦首领姚苌勒死。而就在20多年前，姚苌要被处斩，当时还是亲王的符坚把他从刑场救了下来。这真象是命运的播弄。
此时距他雄心勃勃的征伐东晋，梦想着天下一统的时候，只有短短2年。
在符坚临终之际，不知脑海里是否闪现过淝水岸边的那场闹剧？在他最辉煌的时刻，他忽然失去了命运的宠顾。
这一切，如同梦幻一般。
从数字上看，征发的结果是喜人的。总共凑出了97万军队，其中骑兵有27万。此外，符坚还征募了富家子弟三万人，充当仪仗部队。
单看这些数字，远征前景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按照道理来说，差不多应该是有征无战。东晋全国人口估计也就是三四百万左右，打仗的士兵不过十来万人。东晋军队看到这100万人浩浩荡荡开来，应该集体吓破苦胆，束手投降才对。但是战争的结果完全不是这样。这说明在数字背后有很多隐蔽的事情，需要我们仔细分析。
符坚曾经统计过前秦帝国的人口，得出的数字大约是1600万。刨掉女人和老弱，男丁数量至多不过六七百万。如果十丁抽一，是抽不出97万军队来的。这一百万人里面应该还有不少的常备正规军。无论如何，可以料想，这个十分之一比例的征发，执行的一定是相当彻底的。
可是我们光知道征发了多少多少人，可到底征的是谁呢？要知道，这个可不是什么好差使，不象考公务员，大家挤破头竞争。比方本来你正在陕西老家，下了班正坐那儿抽烟打麻将，忽然有人跑来塞给你个大铁枪，说是要让你去江苏打仗。你也一定不会欢欣鼓舞，为王前驱。所以不难猜测，有点手段有点关系的人一定会尽量避免给算到那十分之一里去。
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进行举国征发以做大规模战争之用。200多年之后，隋炀帝为了讨伐高丽（即现在的朝鲜），曾经做过更大规模的征发。第一次远征高丽就征发了一百多万军队和更多的运夫。
秦始皇和汉武帝那时候，也大规模征过军，秦皇汉武征军都是优先考虑以下几种人：失足干部、流亡者、倒插门的女婿、做生意的小老板、转业的小老板、小老板的儿子、小老板的孙子，称为七科谪。（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很明显，这些都是社会的下层人士，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弱势群体。
当时是农业社会，被征发的人平时多半没有受过什么军事训练。他们一般都是捏惯锄头而不是枪柄的人。很多人可能一辈子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争，忽然拿上大刀长矛，要去杀人，这自然带来了很多问题。孔子曾说:“以不教民而战,是谓弃之。”意思就是让没经过训练的民众去打仗，无疑是送死。但是中国千百年来，多是用这种民众来打仗。
没有经验的士兵，置身在战场上，往往就象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精神高度紧张，无法控制情绪。历史上有无数的军队莫名其妙的瓦解，多半就是这种新兵过于紧张造成的。当然，领导上一般会安排不少大刀队来督战，看哪个士兵想逃跑就上去给一刀。但是这种督战队也不是总有效，如果惊恐在军队中雪崩似的扩散，那是什么大刀队都挡不住的。那些士兵就象一帮炸了窝的野马，谁敢阻挡，统统踩死。历史上无数大将都死于自己士兵的脚下。
中国历史上，一说到打仗结局，往往都是说，某某方溃败。这个“溃”说明了很大问题。很多战争不是大家血拼到底，气力不支，才告败退，而是刚有吃紧，或者还没来得及吃紧，士兵就一哄而散。逃跑路上被人追上杀死的，往往大大多于作战身亡的。
战争总是非常血腥残酷的，不要说习惯交粮纳税的本分农民，就是普通军官，也很容易惊慌失措。东晋王朝的将军司马流，在参战之前就异常惊恐，以至于吃烤肉的时候找不到自己的嘴在哪儿。结果打仗的时候被杀身亡。普通士兵的内心惊恐更加可想而知。
对于古代将军，如果手下都是一些久经沙场的老兵，那么还好办些。如果不是，他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怎么策划计谋，怎么样巧妙打击敌人，而是怎么把手下士兵拢在一起，不发生混乱。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符坚征召的百万大军里面，就必定隐藏着很多这样惊恐万状的小兔子。他们中的不少人很可能一辈子都没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去过，也从来不知道怎么样瞄准射箭，现在却要跑到几千里外和一些陌生人生死相博。
不过，前秦的情况多少有些例外。这97万人里也不会都是这样的小兔子。当时是中国战乱很频繁的一个时代。几十年来，汉、前赵、后赵、冉魏、前燕，短命王朝前仆后继的倒下，中原和关中都曾是逐鹿天下的战场。当时的老百姓对战争，应该不象现代人这么陌生。前秦时代的中国北方，有很多外族人，鲜卑人、匈奴人、藏人等等，符坚征发的军队里，这些外族人占的比例相当大。按照我们的猜想，这些游牧民族出身的人上了战场，应该更勇敢些。而且这97万部队里面，一定还有很多各族自己原有的杂牌部队。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些家伙肯为前秦出多少力，也是相当可疑的事。
军营里的劳改犯
要想理解晋朝士兵的状况，还要从当时的兵制说起。从三国时代起，中国就开始实行军户制度。就是说，你要是个兵，你就要加入兵籍，一辈子也不可能转业了。不光你不能转业，你死了或者退休了，你儿子还得接班，不接都不行。不接犯法。
中国人的职业继承制度长盛不衰。这种制度，一般都要把一些比较特殊的人群划成另册，严加管理，好让他们世世代代干自己的本行，不能和其他群众混为一谈。比方当兵的，唱戏的，运粮的，往往都被划入另册。到了明朝，这种制度制定的就非常专业，比方有一种家庭，被称为“女户”。他们的功能就是给皇宫生女人。他们不用交税纳粮，只要上缴个闺女就行了。生的是小子？那不行。上外头买去！不然跟抗皇粮一个罪名。再有，你家里要是干木匠，那可能你就被统计到木匠户里去了，过了几代人了，皇上有木工活，可能还来找你家。你要说到自己这代已经改铁匠了，不会木工活了，那可不行。你照样得给皇上刨木板去，不然你自己去找一个顶你。
身份世袭的制度，现代中国人其实都不陌生。就在几十年前，大家填简历的时候还要写明成分，明明自己现在是个捡垃圾的，也要老老实实写上“地主”，就因为自己祖上使唤过长工。至于工厂接班制度，退出中国历史更不过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并非只有中国有此习惯。古代的许多帝国都曾经实行这种制度，比方说古埃及，职业也是世袭的，而且划分的精细程度不亚于中国。
大家可能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这样搞呢？对政府来说，这样自然是有它的道理的。首先，它能带来两个好处，一个是能保证有一直有相当数量的人干这个行当。再一个呢，这样管理起来很方便。比方说，领导上需要盖房子，就不用满大街现拉人了，拿着户籍一查，木匠瓦匠就都有了。还有一点呢，就是领导可能认为职业时代相承，技术水平应该能有保证。
就魏晋时期而言，军户制度度主要还是为了保证有足够多的军人。汉朝的军人都是普通老百姓，该服兵役了就到军营报到，服役完了就接着回家种地。但是到了三国乱世里头，军人是很宝贵的资源，尤其是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决不能让他们轻易逃出政府的掌握。所以，政府没有允许他们打完仗就回家，而是给他们上了特殊户口。军人职业化猛一听好像是个好主意，职业军人的作战水平应该高于临时士兵，农户应该是打不过军户的。初期的时候似乎也的确如此，曹操手下军队的作战能力，就高于东汉的军队。但是事情到后来，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就需要考察一下军人的待遇问题。
魏晋伊始，军户的待遇还算凑合。但到了后来，军户的处境越来越坏。
这些军户说是军人，但他们可不是除了操练什么都不干，每天走走正步就领薪水。平时，他们要忙的活计可多啦。
如果你不幸属于军户，那么，首先，你要努力种地，种出来的粮食要给国家交很重的租子。比方说，在西晋时代，你如果用了公家的牛耕地，你要上缴8成粮食给公家，如果是的是自己的牛，也要上缴七成，剩下的三成才是你们全家的口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可能还要养猪，放羊。如果在南方，你可能要打鱼。要是你的领导比较负责，农闲的时候你会被叫去参加训练。如果你的领导是个坏种的话，你可就更惨了。你可能要给领导抬轿子、盖房子、看大门。更过分的领导甚至会让你跑码头做生意，赚的利润要上交。等到要打仗了，那么不消说，你要扛上你的枪去战场杀人，或者被杀。如果你光荣战死沙场，政府将接管你的老婆，把她随机许配给某一个光棍。
你这么着拼死拼活地干，能得到啥呢？得到的就是政府拨给你的一块地，是政府偶尔给你拨发的一点口粮，比如你要是去出征，政府是会给你提供期间的口粮的。此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政府可能给你分配一个媳妇。政府对军户的婚姻问题很关心，之所以要拿强制拿寡妇配人，也是为了保证军户都能娶到老婆，以便生出小军户来接班。
这样的生活，比起一般老百姓来说，也是颇有不如。很快军户的社会地位直线下降。一般老百姓都看不起军户，把他们看做一群下三滥。官府自己也把军户看做贱民。当时对罪犯的处罚，经常就是全家罚为军户。如果某人作战勇敢，立了战功，政府有时候就会褒奖他，让他的子孙免除军户身份。政府此举，等于公开宣布军户等于劳改农场里的劳改犯，改造的好的话提前释放。
这样的军户，其实跟国家奴隶差不多。如果让军户自由选择，只怕军营里都会跑空。所以，政府只能靠严厉手段来确保他们不敢逃跑。曹魏的法令规定：军户逃亡，抓到杀头。他亲属不去组织抓捕，不报告官府，也一并杀头。如果报告，可以不杀头，但也不能轻饶，全家要罚做奴隶。这些军人的家属就是政府手里的人质，军人想要逃跑的时候，考虑到家里的妻小，就不能不掂量掂量。不光军人本人不能逃亡，他的孩子是未来的军户，皇上的宝贵财产。如果逃跑，军户全家也要受株连。
政府对军户的婚姻问题如此上心，一方面确实是考虑要保证军户的繁衍，一方面也是要给他添个人质，好栓住他。再说，他老婆孩子还能给公家干活呢。也是在曹魏时期，政府甚至一度在全国搜罗寡妇，把她们集中起来分配给军户当老婆。种株连是古代政府的一贯作风。尚书仆射（副总理）毛阶对这个法律不满，发了些牢骚，说天不下雨，就是因为这个法律太不人道了。皇上听了把他下了大牢，让司法部长钟鹞来审问他，钟鹞怒斥他说：“搞株连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德。自古圣明皇帝，都搞株连。《尚书》里都说：‘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则孥戮女。’（翻译过来的话，大意就是说你不好好干，我杀你全家！）你为什么要诽谤这个良好制度？”
这种制度下，军户子弟的前景很不乐观。《晋书 赵至传》里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军户子弟的故事。
赵至出身军户，他的父母却送他读书，希望他能好好读书，摆脱军户身份。他在教室里读书的时候，听到自己父亲在外面牵牛上田的吆喝声，他就痛哭流涕，老师问他为什么，他就说：“自己年纪小，不能“荣养”父亲，老爸还得牵牛种地，所以我悲痛万分。”但是他是军户出身，到了岁数也得当兵，怎么“荣养”老爹？读书读的再好也没用。
拿破仑说“每个法国士兵的包裹里都有一个元帅的权杖”，意思就是说：每个士兵好好干，都有当上元帅的可能。但在当时中国，军户的包裹里可没什么元帅手杖，有的只是霉干粮。赵至要想出人头地，只能脱离军户，靠读书混出个名堂。但是他又不敢逃跑，如果逃跑，他的家庭就要按照当时良好制度受到严惩。按惯例，赵至到了16岁就得光荣参军。于是赵至在15岁的时候，决定装疯。等到大家都觉得他确实是个疯子了，他就逃亡到了辽东。一个未来的士兵逃亡，对皇上是个损失，但是一个现行的疯子逃跑，皇上没有蒙受任何损失，可能还减少了一个负担。所以也就没人追究。
赵至到辽东以后，开始踏上仕途。后来一直干到州部从事（相当于厅级干部）。虽然他也成了领导，但是如果他被发现出身军户，他的仕途会大成问题。这等于向组织隐瞒成分，躲避兵役，一旦被揭露很容易被清除出干部队伍。赵至当然可以说他的疯病到了辽东，因为水土好的缘故，不治而愈。但是领导又怎么会相信呢？所以他的父母依旧不敢和他相认。等他知道自己的母亲病死，而自己却没能尽到任何孝道，感到非常内疚，很快也吐血死掉了。
这些军户是政府的财产，按理说皇上应该优待他们，让他们保持一定的斗志，才是道理。但是自古以来，就有一条规律，越是被政府控制得牢的人，政府就越忍不住拼命欺负。看着一群能随便欺负的人，而忍住不欺负，这对领导们的道德要求实在有点过高。
不过他们毕竟是皇帝的财产，皇帝对此还是有所认识的。皇上确实颁发过一些旨意，说要对军户给予一定优待。但是皇帝天天坐皇宫里喝茶，真正管事的是那些军队领导。这些军户是皇帝的财产，不是这些领导的财产。国企领导对国家财产照顾的如何周到，大家有目共睹。这些晋代军头的思想觉悟，估计也不会比这些领导高，所以他们对手下军户的照顾，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也不是因为这些军头格外坏，而是一个很简单的利润折算问题：既然不是自己的东西，当然使劲用，变着花样用，用坏了拉倒。皇上即便有极大的决心，也很难拗的过如此众多的军队头目。何况天长日久，皇上本人也产生了懈怠。再加两晋时代，皇上对官员本来就不大管的了。各种积弊也就自然越来越严重。
刘宋时代的大臣沈亮在奏章中说道：“我看到军府中士兵，快80岁的老人，还被领导叫去使唤，才7岁的孩子，就已经开始为官家干活。那些老人，气血已经衰耗，那些孩子，身体还没有发育。让这些老弱从早到晚的勤苦劳作，实在是有悖人理。而官家从中得到的好处，实在也是微不足道。按照规定，六十以上的老人，十五岁以下的孩子，都不应该服役。请陛下优容。”皇上的回答是：“嗯？我明明已经让人去改革了，怎么现在还是这样？好，我下文件再催催。”
这些被当成国家奴隶一样看待的士兵，到底能有多高的战斗力，当然是很值得怀疑的。
尽管政府拼命控制住这些军户，但是军户的数量还是在下降。晋朝政府为了补充军户，把劳改犯、私人奴隶、被检举出来的逃亡农户，都扫进了军户里头。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都变成军户，只会让军户的纪律更加涣散、战斗力更加低落。到了晋朝后期，军户在军事上已经派不上什么大用场了。军户越来越不象捍卫皇上的钢铁长城，而是一个变相的劳改农场。如果东晋指靠这些军户，只怕符坚的军队就会轻松拿下建康城。
民变出来的军队
东晋时代，南北对峙，经常有军事战争，这些军户既然指靠不上，东晋很快就另辟蹊径。
西晋覆亡后，北方很多流民进入南方。这些流民有的进入到长江以南居住。这些人大多成为士绅地主的附庸，给他们种地缴租，变成了普通老百姓。但还有很多流民，留居在长江以北。东晋政府在初期，对这些流民颇为防范，总觉得这些人不是安分良民，因此尽力把他们隔绝在长江之北。
这些流民和那些跑去给大户种地的流民有很大不同，主要是他们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武装。
逃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流民就跟美国西进时代跟印第安人抢地盘的牛仔一样，处处面临危险。大家逃难的时候，总是把最好的衣裳穿到身上，最值钱的东西藏在包裹里，这就成了打劫的最好目标。乱世里又土匪横行，碰上土匪，给剥个精光，仍到路边，那是常事。
乱军也是所在即是，看见难民抢劫一把，那也是他们的本分。除了土匪和乱军，连晋朝政府官员都打他们的主意。比如当时东晋的西阳王司马羕就让手下冒充山贼，在湖北公然劫道，打劫这帮流民。干这个无本买卖的可不止一两个黑心王爷，几乎成了一个很有前途的朝阳行业。连大名鼎鼎的祖逖，那个北伐的将军，也干过这个。祖逖刚到江南的时候，没什么财物。一天，他请了很多高级官员到家里去做客，陈列了好多宝贝。祖逖自己介绍说：大家不要吃惊，我不过是昨天偶然到南塘（秦淮河南）干了一票。也就是说，祖将军到南塘抢了一把难民。这些高官听了都不言语，也没说“下不为例，要加强政治学习”什么的，好像祖逖干的只是很平常的三产似的。这里大家也不要过多责怪祖逖，祖逖后来率军北伐，死在河南，当地人给他立祠堂，很多人给他烧香敬拜。按理说他应该也不是什么坏人。干这个实在是因为诱惑太大。一群肥羊躺在外头，怎舍得白白放过？反正手里有刀有枪，抢了也白抢，白抢谁不抢？至于这些羊给抢了之后会不有生活困难，谁管得了那么多呢？
难民之间也会互相抢劫。每次北方政权崩溃，往往都会制造大量难民，这些难民有的往南，有的望西，道路交错，彼此杀掠。没有武装的难民很容易就成了同类的牺牲品。
再加上还有吃饭问题。没有组织，单身逃亡，极易沦为饿俘。
南下的路程也许只有几百里地，但这几百里很可能是个死亡之路。史书用华丽的文笔记载说：当时的动乱，使得白骨遮蔽了平原，千里之内看不到炊烟。这些白骨，往往就是那些被杀死被饿死冻死的难民留下的。
很多流民对危险的反应和美国西进车队差不多。他们在首领的指挥下，把自己组织了起来，管你是谁，谁敢跑来抢东西，我就跟你拼到底。这些首领就成为“流民帅”。这样，这些流民也就成了相对独立的武装力量。东晋政府为了收编整顿这些武装流民，花了很大的功夫。
东晋早期，由于处理不当，激化了矛盾。公元327年，一个叫苏峻的流民帅曾经起兵造反，甚至拿下了建康城。这些流民对政府似乎有很强的仇恨心理，在建康大行劫掠，欺辱官员。一年后，这次动乱才被镇压。
南下流民，多是经过动乱，练就了一些本领的人，用文言文来说，是“人多劲悍”。他们比那些一辈子在家种地缴租子的人，确实更能打。如果不用他们作战，实在是大为可惜。另一方面，如果不好好吸纳这些流民，处置那些流民帅，苏峻之乱就是一个榜样。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收编他们。
公元377年，谢玄在京口收容大量北方流民，建立新军。因为京口又称北府，故这支新军就被称为北府兵。史书上有关北府军的记载非常简略，导致现大家对北府军的说法往往有很大分歧。但总的来说，北府军主要是收编的流民武装。那些流民帅在谢玄的领导下，继续指挥这些这些流民。
北府军士卒是募兵而非军户。既然是募兵，他们的待遇必然高于那些军户。而且他们应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理论上来讲，募兵在约定的时间结束后，可以离开军队。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应该象现代的劳资关系。但我之所以说“应该”，是因为实际情况很可能并非如此。政策事情执行下来，总是不象理论中那么冠冕堂皇。现代老百姓也常说：中央的一本真经，全叫下面的歪嘴和尚给念歪了。晋朝的歪嘴和尚肯定不少。
北府军创建十年之后，北府将领毛遽（王字边）为了补充自己的兵员，就去围攻一个难民营。这个难民营处于湖泽草地之间，不好进剿。当时恰好大旱，毛遽认为是个放火的好天气，就把难民营四面围住，放火烧野草。难民们没有办法，只能钻出来投降。毛遽就把这些人收编到自己麾下。这些难民从此光荣的成为北府军的成员。你要说围起来放火烧相当于开露天招聘会，是大行“赏募”，总是有些勉强。
不管怎么说，这些北府军的待遇确实好于一般军户，而且他们的激励机制也更合理一些。这些“人多劲悍”的流民，本身又是比较好的士兵坯子。因此，北府军的组成，大大提高了晋朝的军事实力。
政府维持一支募兵队伍，肯定比维持普通军队花费更大一些。但是这么干是值得的。由军户组成的军队就象一个劳改队，需要的是严厉的劳改干部。由募兵组成的军队则多少更象一个企业，需要的是一个称职的CEO。谢玄就是一个称职的CEO。在他的整顿下，北府兵很快成为晋朝中最精锐的部队，很可能也是当时整个中国最精锐的部队。
就在谢玄组建北府军之后的第六年，淝水之战开始了。
有大的难处
平心而论，符坚在十个男丁里征发一个，这个比例在当时并不算过高。比这更高的比例也不罕见。但是符坚是在整个前秦帝国的范围内搞征发。从河北到四川，从山东到甘肃，都要按此比例征发。这就会产生巨大的问题。
如果只看数字，一个100万人的小国征发出10万军队，和一个1000万人的大国，征发出100万军队，它们的力量会有10倍的差距。但其实远不是这样。这里有一个组织成本和后勤补给的问题。
当时没有铁路和卡车，也没有那么多马车给这些士兵坐。这些士兵赶路只能靠两条腿。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拿，空着手走路，一天走8个小时，公路又修的特别好，那么他也许能走40公里。但是作为士兵，他总要带些随身物品，路也未必那么平坦。按照历史资料的说法，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一天能走25公里左右。罗马帝国的军队一般也能走出25公里，特别快的时候，甚至能走30公里以上。但是前秦的军队不是古希腊经过长期训练的职业军人，他们能走出20公里已经相当难得了。而且当时正逢乱世，估计道路也不会被维护的很好。要是碰上过河，就更傻眼了。没有桥的话，就只能等渡船。好，我们把这些困难都忽略不计，一个西北士兵要赶到淮河流域，也要花上俩月的时间。
符坚进行的战争准备相当仓促。七月份，他下达了征发令。按照常理，这个法令要花一定时间才能下达到全国各地，然后当地的官员又要花相当的时间去执行，那么，总也要将近一个月的光景各军才能整装待发。
但是符坚觉得时不我待。8月份的时候，前锋部队已经开拔。紧接着，符坚从长安出发前往战场。主力部队随之陆续开拔。9月份，前锋部队到达淮河流域的颖口，符坚中军达到项城（河南沈丘）。战争已经正式开场。
这个时候，是否各地军队也都达到指定战场了呢？我们算一算时间就知道当然来不及。甘肃的军队8月份能够集结完毕就不错了，如果要进军到项城，没有两个月时间是很难办到的。九月份的时候，他们肯定是到达不了项城。果不其然，按照历史记载，符坚到达河南项城的时候，甘肃的军队才刚刚到达咸阳。8月份随符坚出发的部队应该主要就来自于陕西附近，远一点地方的人根本赶不来。
全国各地的军队正往集结地进军，而战争已经开始。而还没等他们达到，战争已经结束。他们的全部作用就是在中国北部奔走，消耗了大量粮食，堵塞了各处道路。
为什么符坚这么着急呢？为什么他不等大军都集中到一地，然后统一出发，发动雷霆一击呢？不是他不想这么做，而是他根本办不到。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的或法：100万军队发挥的作用并不简单的就是10万军队的10倍。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把97万军队集中在一地会是什么概念。97万军队如果走在一条大路上，即便这条大路十分宽阔，能容纳20人并排行走，队列又排的密密实实，那么整个队伍也要拖出50公里以上。走在后头的部队根本就不知道前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无法操控的可怕状态。
而且这97万人一起行进，补给也根本不可能供应的上。晋代中国人口非常稀少，整个山西省的人口，也远远不到97万。大家可以想像：如果现在整个山西省的男女老少全部出发，排成一个队列，向江苏挺进，那会给沿途造成多大的压力。沿途需要多少个饭馆和酒店，队列本身又需要携带多少辆运输车，才能让这些人几个月内都有饭吃？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分兵而进。古代战争中，经常说是兵分几路，这可不光是为了实施某种军事计谋，主要原因往往倒是因为集结在一起实在太困难了。
如果这97万军队分兵而进，然后集结在同一战场，又当如何？答案是：那也是做不到的。首先牵涉到后勤问题，同时向聚集在一起的97万人输送粮草，这个要求大大超出了当时的运输能力。关于后勤问题我们在后面在讨论。我们先看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战场上怎么调度这97万人？97万人摆成阵形，总要绵延出相当距离。当时没有无线电，作战之际，指挥官如何向这97万人下达命令？一个低级军官又如何得到作战指示？如果这个庞大队列某一部分发生骚动，指挥官又该如何制止这个骚动，不让它蔓延开来？
世界古代历史上，从没有将百万人投入同一战役的例子。没有那个指挥官敢担当这样的任务。这不是军事资源的问题。哪怕你能动员1000万的兵员，你也不可能把100万人遍成一个阵形，投入战斗。
5万人的部队和1万人的部队对垒，当然可以占有极大优势。如果指挥官比较能干的话，10万人的部队和5万人的部队对垒，仍旧可以占有很大优势。但我们不能如此再简单推演下去。随着军队规模的增长，它的组织管理成本会陡然增高，到了某个拐点之后，再增加士兵，就不再给军队添加任何战斗力，反而是个累赘。这个拐点在不同时时代，或者碰上不同素质的指挥官，都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古代，97万这个数字肯定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个拐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但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一点，就不大能明白古代史上的大规模战争的性质。
那么符坚使用这些部队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分成各路独立的军团，沿国境线多处攻击。一个就是把大军分成几个梯队，第一梯队倒下了，第二个梯队接着上。这样的使用，就使兵力上的优势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最后结果证明，符坚的这次战争，这两种方法都没派上用场。主战场的胜负决定了一切。这97万人的部队大部分根本没有派上任何用场。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考虑一下后勤问题，就更会发现，符坚的这次征发面临何等的困难。
一个庞大帝国能产生出很多粮食。但是如何把这些粮食运输到指定地点，是个很棘手的问题。皇上如果要在某地集结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他从哪里搞到粮食呢？皇上的地盘可能很大，但是远一点的粮食，就很难运到指定地点来。他能利用的也就是周围那一块地盘的物资。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用人赶牛车从北京运输一车粮食到上海，这个成本会有多大。3000里的路程至少要走两三个月。这两三个月里光是赶车的人就要吃差不上百斤的粮食。而牛还要吃大量的草或者饲料。把这些成本折算进去，这些粮食能支付掉来回路费就很不错了。要是再加上住宿费，那就一定要折本。如果没有牛，靠人拉，那么情形就会更加尴尬。可以料想，哪个具备健全思维的人会这么胡来呢？
隋炀帝征伐高丽的时候就发过神经。他在全国征发了60万“鹿车夫”来运粮食。俩个车夫推一个架子车，车上能装3石粮食。路途太远，这俩车夫路上忍不住要吃东西。结果等他们把车拉到地方，这3石粮食往往被吃个精光。把一个空架子车拉给官家，成什么话？所以这俩人只能逃跑。没有史料描述符坚从那里搞粮食，但我们可以大致推测，运输成本肯定非常巨大。大量的粮食被白白的消耗，没有派上任何用场。在古代，任何一个庞大帝国要征发全国力量，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尽量走水路。如果走水路，运输成本可以大大降低。几个人划一条船，就能运输上万斤粮食，速度比牛车还可以快很多，再说船又不用吃草。
历代中国皇帝都非常重视漕运，因为这确实是他的命根子。隋炀帝费了那么大力气打通京杭大运河，并不是为了在上头划龙舟，而是为了减少运输成本。但是那些通不了水路的地方，就无法享用这种方便。
问题不仅如此。即便皇上把粮食都运到了指定仓库，也还有麻烦。军队是要行进的，不能守着仓库干靠。所以行进中还要保证粮食随时供应的上。
恩格尔教授（D W Engel）曾经对亚历山大军队的后勤作过详细分析。这种分析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值得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恩格尔教授的结论是： 如果沿途没有补给，只靠军人自己携带粮草，那么他们最多可以维持九天。当然，军队可以带上牛车马车，但是拉车的牛和马也要吃东西。按照他的计算，你带上再多的牛车马车拉粮食，也只能走出12天。
中国军队和亚历山大的军队不大一样。亚历山大的士兵携带的盔甲装备就有44斤重。中国士兵没那么矫情，装备重量至少可以打个对折。考虑到这一点，他们可以走的更远一点。但是再远也终究有限。
恩格尔教授的模型当然是个简化了的模型。哪怕你是在敌国行进，一路上也不会什么粮草都找不到。但你要是把这个模型告诉符坚，他听了多半也不会很吃惊。做些修正以后，我想符坚是会赞同恩格尔教授的结论的。
符坚在部署军事计划的时候，脑子里可能也会浮现出和恩格尔类似的想法，所以他的让主力部队尽量不远离黄河、颖水、淮河等河流。离开了水路，几十万军队的补给马上就会变成让人头疼的事情。
符坚掌握了一个很庞大的帝国。从数字上来，他可以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可是由于上面说的这些限制，这些人力物力大部分都无法真正发挥作用。他可以发动97万人参军，也可以让各地的粮食都往战区拉。但是几十万人白白地在路上奔走，数以万吨计的粮食白白地在路上消耗，或者干脆堆在后方。整个帝国骚动起来，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可是这些努力里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发挥作用。这就应了王熙凤的话：大有大的难处啊。
走向终点
从史料上来看，符坚是一个优秀的君主。晋朝的任何一个皇帝都远远不能和他相比。他在357年杀死了自己的堂兄符生，登上了皇位。符坚的前任符生，被史书描述成一个坏的出奇的人。据说他随身携带刀斧铁锤之类的凶器，见谁不顺眼就上去给一家伙。而他看不顺眼的又非常多，倔强的人他杀，拍马屁的他也不饶。他的妻子、舅舅都被他杀掉。朝廷高官更是几乎被杀光。他杀官员虽然没有斯大林杀的那么彻底，但也已经是相当可观。
这个人还是个虐待狂。他和东吴的孙皓一样，喜欢剥人的脸皮。但他更近一步，还要让这些剥掉脸皮的人表演歌舞给他看。想想那个场景就让人毛骨悚然。他还让宫女和羊性交，看看会不会生出怪物来。符生坏的程度，已经大大超出一个正常人的想像。所以有人对相关史书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说“秦人不死，足以证符生之诬。”
符坚杀死了这个臭名昭著的暴君，开始了他二十多年的统治生涯。符坚执政后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他上台的时候，前秦还只是一个陕西的地方政权。而等到本章故事开场的时候，前秦已经征服了整个北中国。
符坚是氐族人。这个种族带有现在的藏族血统，在当时是个小种族，占据关中也不过是最近的事。符坚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人，没有种族间的偏见，所以也才能把一个小种族成为整个北中国的统治者。他排除了族人的反对，任用汉族的大臣王猛做他的宰相，把极大的权力交托给他。而王猛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他在前秦搞了一系列改革，迅速地把这个小?前秦军队进攻前燕。前燕占据中原，是当时的头号强国。前秦本打算进行一次边境战争，却一下子彻底消灭了前燕的主力，意外地灭亡了前燕。3年后，前秦又进攻东晋，占领了四川，控制了长江上游。又过了3年之后，前秦灭亡了占据甘肃的凉国。自此，北方宣告统一。只有东晋和前秦隔着淮河对峙。当时的中国，前秦已经占据了十之七八。
符坚对于那些被他俘虏的帝王将相，从不诛杀，都给了很高的待遇。这也许是出自他宽厚的性格，但更可能是基于政策考虑。氐族在北方各族，是个小不点民族，如何控制住其他各族，这是个很大的难题。面对这个形势，符坚不愿诛杀外族首领而激起动荡，宁愿用些手腕控制住他们。符坚甚至还赋予那些首领相当的兵权。
前秦政权一下子得到如此大的战利品，要消化这个成果却是很不容易。种族之间的同化、融合都需要时间。小小的氐族征服北中国，就象一条蛇吞下了一头大象。按理说，这条蛇当务之急是努力分泌胃酸，消化这头大象。没消化干净的时候，再跑去吞一头犀牛，明显不是好主意。王猛就为这条蛇的消化能力担心。他在死去前留了政治遗嘱：家里的事情还没归置好，不要去攻打东晋。要严防羌人鲜卑人。
符坚的统治是一个不断成功的历史，这使他有了强烈的自信心。他不相信自己的好运会终止。他高兴地认为：再吞下一个犀牛没啥问题。天下一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符坚实在抗拒不了这种诱惑。
公元378年开始，前秦就加紧了对东晋的攻势。当年，前秦动用17万军队，分成四路进攻东晋。襄阳城苦守一年之后沦陷，东晋的雍州（湖北襄樊）刺史朱序被俘。按照符坚重用俘虏的惯例，朱序被吸收成了前秦官员。这个朱序却没有死心归顺，反而充当了一个高级间谍的脚色，在后来的淝水之战中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次年，前秦和东晋继续进行战争。谢玄的北府军开始登场，一出场就取得了巨大胜利。前秦军队被击败，退出了淮南。这次战争对东晋来说，也是一场生死之战。依靠北府军的力量，局势才转危为安。
其后，双方沿着边境线不断地进行战争，但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
383年，符坚决定结束这种恼人局面，一举消灭东晋。于是就开始了本章开始描述的大征发。
此时的东晋又是另一番光景。
东晋的历代皇上多半都没有真实权力。实际执政的多是士族领袖。此时东晋的一号人物是谢安。但是东晋的政局一向是多元化管理，谢安的权力也是颇受限制，对全国做不到如臂使指，随心所欲。谢安委托侄子谢玄组建北府军，此举可说是他对晋朝最大的贡献。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谢安没有表现出任何调度能力。
符坚将要大举南下的消息传到健康，全体官员都大惊失色。好家伙，一下子来了97万人！这怎么消受得了？当时东晋的主要军事力量分成两大块，一个是驻守荆州（长江中游）的恒冲集团，一个是驻守淮南的北府军集团，由谢石（谢安之弟）和谢玄统领。从符坚的进攻方向来看，淮南集团将负担起主要战斗任务。
谢玄非常焦急，向谢安请示命令。谢安不过是个斯文宰相，哪里有什么好主意？他只能含糊其词地说：会有命令，一定会有命令的。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命令。谢玄只能依靠自己。
建康官员眼看要集体当俘虏，急不可耐，都去找谢安拿主意。谢安没有办法面对这些人，干脆一走了之。他跑出去游山玩水，白天不在建康露面。按照史书上的说法，他是故意显示自己的镇静，好稳定局面。但我们如果设身处地的为谢安想想，就知道他实在是无奈之极。他被97万这个纸面上的数字吓倒，根本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看到一大屋子人眼巴巴的盼着他拿主意，他又偏偏没有什么主意可拿，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出去。谢安此时的表现就象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而他这种无奈的消极躲避，也颇让历代文人动容。他们很容易被这种姿态打动，就硬是把谢安的行为附会成一种风雅，一种深沉。有人吹嘘谢安，说他“高卧东山四十年，一堂丝竹败苻坚”，弹弹琴就把符坚打败了。其实这完全是文人的大言炎炎，跟事实相去何啻万里。
谢安内心深处，也许已经跳河一闭眼，听天由命了。好在即便做了俘虏也不会有性命之虞。符坚优待俘虏是个传统，出征之前，符坚已经放出风去，说灭亡东晋之后,会给谢安一个侍中(副总理级别)干干,在长安城,还给谢安提前盖了个宅子。实在不行，谢安就把家搬到长安好了。
荆州的恒冲也非常焦虑，派了3000士兵入援建康。谢安庄严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有了周密部署，兵员和装备都不缺，这些兵，你留着自己用吧。”恒冲听了以后，私下叹气说：“我们完蛋了！”
谢安只会装深沉，提供不了什么帮助。谢石、谢玄就只能集结自己手上所有可动用的兵力，前往和符坚的大军决战。
十月，符融的前锋部队30万人度过淮河，攻占了寿阳城，又把一支晋朝军队被围困于硖石。符融计划全歼被围晋军，就又派出一个五万人的军团驻扎在东边的洛涧，以阻止东晋援军。当时符坚的主力部队还在陆续开拔中，符坚本人带着一部分军队屯于项城。
被围晋军向谢玄写信，说自己这边眼看支撑不下去了，请求尽快支援。这封信被符融截获了。他欣喜地认为晋军末日已经到来，马上向符坚发去了告捷的消息。符坚听了以后龙颜大悦，当即带领8000骑兵赶往寿阳，和符融会合。剩下的主力部队仍慢吞吞地行进在路上。
谢玄等北府军主力部队7万人进至洛涧，打算救援被困晋军。5万人的秦军隔在他们之间。北府军没有选择，只有发起进攻。谢玄手下的一个将领率5000军队夜袭秦军。秦军没有准备，发生了大崩溃。就象所有的战场崩溃一样，士兵无法判断敌军多寡，更无法组织有效抵抗，只是一味地逃亡。惊慌失措的士卒争着奔向淮水。前秦的将领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崩溃，要么被杀，要么被俘。结果一万五千名秦军死亡，军械粮草也都落入晋军手中。五万人的军队在5000名敌军突然进攻中彻底解体，这似乎是未来更大崩溃的一场预演。这次失败让符坚吃了一惊。出征以来，他第一次有了恐惧的感觉。
晋军主力部队继续挺进，和被围晋军会合。至此，晋军水陆军队8万人完成了集结，屯扎与淝水之东。朱序，就是被符坚俘虏的前晋朝高级干部，这次被符坚委任为使节，前往劝降。这个两面派没有执行任务，反而对晋军将领说：符坚大军还没有结集完毕，不如趁此机会和他决战。谢石本打算一味固守，把符坚给耗走算了，在朱序他们的劝说下，也决定主动出击。
当战争变成了赛跑
符坚的部队集结在淝水西岸，和晋军隔河对阵。当时符坚部队共有多少人，一直有不同的说法。符融的军团共有30万人，（此处采用《资治通鉴》的说法，另有说法是25万），符坚从项城又带来了8000骑兵。但是符融又派出过3万部队前往荆州，此外在洛涧又损失了一些兵马，又留下一些军队驻守寿春。这样，淝水岸边的前秦军队差不多应该有20多万人。
这20多万军队集结于一地，对将领的指挥能力，也很大的一个考验。符坚部队里面云集了各族的军人，编制非常复杂。秦军精锐必是氐人士卒，他们多半集中在符融指挥的中军。此外大军中更有诸多汉人、鲜卑人、羌人、乌桓人。他们对“非我族类”的氐人帝国未必有多强烈的效忠心，多半还是“畏威而来”，因为害怕官府，不得不上阵打仗。
种族上的纷杂必然会增加编制的复杂性。指挥起来，也势必更加困难。光是语言就是一个问题。各族语言不同，也未必都会说汉语，符融的命令很可能要先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才能下达。这20多万人来自五花八门的种族，又多半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如今在淝水岸边挤在一起，即便神仙做他们指挥官，只怕也很难调度自如。
双方沿淝水严阵以待，一时都倒没什么举动。这时，符融收到谢玄写的一封信。谢玄出身于士族，笔下十分来得，信写的很是雅丽。他在信中说：“君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从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翻译过来的话，就是说：您孤军深入，在淝水边摆开阵势，难道您还要打持久战么？那多不好。如果你肯稍微往后退一下军，腾出点地方，让小的们好好打一架。咱们悠然观战，岂不美哉？
谢玄的打算是尽快决战。按照计划，他将率领8000精锐部队渡河作战，如果形势顺利，后续主力就渡河发动大规模后续攻击。如果失利，也可以有主力做接应。
对谢玄的要求，前秦领导层有很大的分歧，大家多半认为这里有问题，应该严词拒绝。但是，符坚和符融认为：等晋军渡河到一半的时候，让骑兵向他们发动冲锋，哪有不大获全胜的道理？因此，符坚下令军队后撤。
符坚的想法看上去并没有错误，秦军以逸待劳，用骑兵来对付渡河晋军，在战术当然占有很大优势。但是他忽略了一点：他有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军队秩序井然后撤？他只考虑了对岸的敌人，而没有认识到，自己身边的这20多万人，可能是更危险的敌人。
后撤指令下达了。一场巨大混乱随即爆发。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普通士兵，在这场撤退中会有什么感受。他处身于20多万人之间，放眼望去，四面八方都是密密麻麻的人海。他一直生活在北方，原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到这个叫淝水的地方来。他知道马上就要爆发一场血战，自己很可能会战死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对岸的晋军到底有多厉害，他没有把握。但是不久前发生的洛涧之战，听说自己这边死了很多人。想起这些，当然会让他高度紧张。而周围人口密度偏又如此之大。这不但不会缓解他的压力，只会弄得他更紧张。恐惧在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互相传递、互相加强的。
有些指挥官的话他可能听不懂，即便队长和他操同一语言，他可以听的懂，也很难理解。领导认为：大家应该后撤某个距离，好让晋军渡河，然后返回身来对晋军作战，把他们赶到河里去。这个说法对他过于复杂，再说领导未必真正给他说那么详细，他所知道的就是长官让他后撤，到底为什么后撤他并不清楚。
好，大家转回头走路。他们知道，晋军就在他们背后，随时可能向自己冲锋。这种想法自然会让他们觉得危险。可以想像，他们中某些人很容易加快步伐。越想身后有好些晋军，可能就走的越快。自己还有老婆孩子呢，可不敢随便死了。他们一走的快，周围的人也就不由自主的跟着走快。而眼看到周围的人越走越快，大家心里自然也越来越恐惧。这是一个糟糕的正反馈。不难料想，如果任由这个正反馈发展，结局一定是大家集体奔跑。
按理说，应该有外力来打断这个正反馈。这个外力就是指挥官。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面对如此纷杂的编制，如此庞大的人员，指挥官也很难应对。当时没有什么像样的通讯措施，除了军旗、号鼓，就是靠人嗓子喊。基层指挥官和高级指挥官很难联络，加上语言障碍，那就更难了。基层指挥官很可能也不理解事态发展。晋军是不是打过来了？自己这边是不是已经打败了？现在是后撤还是败退？他也未必清楚。他自己很可能也卷到这个洪流里去，正奋力奔走呢。
等到混乱局面已经蔓延的时候，即便是指挥官也已经无能为力了。恐惧的力量是无穷的。眼看着20多万人从行进变成竞走，从竞走又变成了赛跑。
战争结束后，间谍朱序自称自己在制造这场大混乱中起了很大作用。前秦部队后撤的时候，他躲在阵后高喊：我们败了！我们败了！快跑啊！这个说法是在朱序的一面之词，很可能是为了向东晋邀功请赏才捏造出来的话。即便他喊了这个话，那么他的话对这次混乱起了多大作用，也是很难说的一件事情。从事情经过推测，前秦军队更可能是自我崩溃，有没有朱序的那一嗓子并无关紧要。
谢玄的部队已经开始渡河。符融眼看着局面失控，就纵马略阵，想要恢复秩序。可能是他跑的太急切了，或者是被乱军冲撞，结果他的马一头栽倒。失去了坐骑的符融被晋军杀死。晋军渡河之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秦军四处乱跑，互相践踏的喜人景象。这些晋军一定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以。他们没有坐下来分析这是怎么回事，而是在后面追击。
这些秦军一路狂奔，一口气跑到了青冈。他们奔逃的态度非常坚决，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他们。摔跤的一律被踩死。据史书的说法，被踩死的“蔽野塞川”。这些溃军跑到晚上依旧舍不得休息，夜以继日地努力向前跑。据说他们听到风声鹤唳，都认为是晋朝的追兵。恐惧已经入于骨髓。
前秦20多万大军全然解体。符坚也被流箭射中。当时混乱至极，根本没人管这个皇帝的死活，符坚自己一个人骑马跑到了淮北。晋军获得了锦缎万匹（估计是符坚准备给军队当奖赏用的），牛羊驴骡十万头。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而晋军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符坚的军队没有交战就自我崩溃。直接原因不过是军队后撤了那么一小段。这个结局让现代指挥官看了会觉得匪夷所思。难道那些当官的，都是白领朝廷俸禄的猪头不成？
其实这也不能全归罪于指挥官的无能。
如果有无线电，如果有望远镜，如果有长期训练，如果编制足够简单，如果有上面的任何一个条件，也许结局都不会这个样子。但是当时这一切都没有。指挥如此众多的各族士兵，已经大大超出了后秦指挥官的的能力。
旭日东升的时候，淝水岸边还陈列着20多万前秦士兵。而夕阳西下的时候，淝水岸边已经没有前秦的战士。被夕阳照耀着的，只有被践踏的面目全非的尸体。前秦帝国的国运，随着夕阳一起沉没。
那些奔波在路上，尚未到达淝水的士兵，听到淝水溃败的消息后，登时一哄而散。辛辛苦苦征发出来的几十万大军，没有派上任何用场，就全部解体。符坚的征发把整个帝国弄的骚动起来，却没有从中得到任何收益。很多溃军反而加入了反对他的叛乱。
被蛇吞入腹中的巨兽没有被消化。如今它要起来撕破蛇的肚腹，在蛇的血泊里站立起来。
鲜卑叛军建立了后燕帝国。羌族叛军建立了后秦帝国。从不猜忌他人的符坚被他信任过的人出卖，只好放弃关中，逃奔甘肃。385年，符坚被后秦俘获。符坚害怕自己的孩子在后秦遭到屈辱，亲手把他们杀死。不久，符坚被后秦首领姚苌勒死。而就在20多年前，姚苌要被处斩，当时还是亲王的符坚把他从刑场救了下来。这真象是命运的播弄。
此时距他雄心勃勃的征伐东晋，梦想着天下一统的时候，只有短短2年。
在符坚临终之际，不知脑海里是否闪现过淝水岸边的那场闹剧？在他最辉煌的时刻，他忽然失去了命运的宠顾。
这一切，如同梦幻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