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攻下了北京城，慈禧太后挟裹光绪帝仓皇出逃西安。次年12月，慈禧太后以为八国之乱已毕，在高兴地返回紫禁城继续当太上皇的路上，接到令朝野上下无不悲哀的消息：李鸿章死了。而李鸿章一死，大清上下就失去了惟一能够与洋人周旋的人。李鸿章的死令朝野震动，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
李鸿章是中国晚清社会的一个伟大人物，他继承老师曾国藩未竟的事业，开启中国看世界的眼光，他是一个真正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官吏。他的看世界比中国近代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要来得伟大。李鸿章看世界的目的是想让中国工业化，军事化，教育化，但他没有成功。自1840年英国人用舰炮打开大清紧锁的国门以后，大清国沿海岸修筑的所有坚固漂亮的炮台和耗巨资打造的位居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没有一次阻挡得住 “蛮夷”的入侵。于是李鸿章这个“裱糊匠”不得不一次次的去裱糊，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的大清朝这个“漏舟”“广厦”[2]，之后一系列作为裱糊证据的条约签定，却又悲剧性的成为李鸿章最为世人所诟病的卖国行为的罪证。时势造就英雄，时势同样也能误读英雄。李鸿章之死，去今已一百余年，但时至今日，关于他的论评仍是毁誉相争。“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1]重温李中堂风雨峥嵘的一生，才能真正看出时势究竟是造就了英雄，抑或是误读了英雄。
1 一生的风雨轨迹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即为其作传，并在《李鸿章传》中将李鸿章的一生划分为两个主要时期——前一时期为“平发匪”及“平捻匪”时期，号称为“兵家之李鸿章”；后一时期为从事政治及外交之时期，号称为“洋务及外交家之李鸿章”。前一时期中的李鸿章，名列“同光中兴名臣”，在历史上的评价是誉多于毁。后一时期的李鸿章，因为晚清历史的重心已渐由“安内”转向“攘外”，[3]249局势维艰已非李鸿章的才识能力所能应付的了，最终导致谤言丛生，毁多于誉。
1．1 兵家之李鸿章
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铜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排行老二，故民间戏称“李二先生”。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朝时避战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李鸿章于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后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义理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数年团练生涯的锻炼，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在于不求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咸丰九年（1859年）末李鸿章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并深得曾国藩器重。曾国藩对其有这样评价：“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3]229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奉命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不久，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此为李鸿章在晚清官场纵横捭阖四十年的事业的起点。
同治元年（1862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所部协同湘军收复苏浙大部，基本“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同治五年（1866年）至七年（1868年）李鸿章率淮军所部基本“平定”北方捻军起义。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因成功化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迅速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学士。
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主政达25年，全程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随着李鸿章个人地位、权利的上升，他一手创建出的淮军，也陆续被清廷派防直隶、山东、江苏、广西、广东、台湾各地，成为代替满绿八旗军的主力常备军；同时，以他为领袖，由淮军将领、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组成的淮系集团，也成为十九世纪末期晚清政府中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派集团，并在此政治集团极力推动下，开启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1．2 洋务及外交家之李鸿章
李鸿章无疑是洋务运动最著名的支持和实施者。这场轰轰烈烈开启中国近代化第一步的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晚清社会中一批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和官僚对外国殖民入侵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也是近代中西方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实可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
（1） 洋务实绩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更是见识到西方“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从而发出“实非中国所能及”的感慨[3]317。自此李鸿章萌发“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3]317，开办洋务的想法。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创办了一个洋炮局，此后，又命韩殿甲、丁日昌在上海创办了两个洋炮局，合称“上海炸弹三局”。 同治三年（1864年），松江局迁到苏州，改为苏州机器局。
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今南京晨光机器厂）。九年（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另一个是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其洋务实绩，值得提及的概括起来计以下数十条
“同治二年正月： 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 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
同治九年十月： 设机器局于天津；
同治九年闰十二月： 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
同治十年四月： 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
同治十一年正月： 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
同治十一年五月： 请开煤铁矿；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 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十一月： 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元年十一月： 请遣使日本；
光绪元年十二月： 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 ，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光绪二年三月： 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
光绪二年十一月： 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
光绪六年二月： 始购铁甲船；
光绪六年七月： 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光绪六年八月： 设南北洋电报；
光绪六年十二月： 请开铁路；
光绪七年四月： 设开平矿务商局；
光绪七年六月： 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光绪七年十一月： 招商接办各省电报；
光绪八年二月： 筑旅顺船坞；
光绪八年四月： 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
光绪十一年五月： 设武备堂于天津；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 开办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 北洋海军成军；
光绪二十年五月： 设医学堂于天津。” [4]
李鸿章倡导的洋务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受到力捧也是给李鸿章最早感触的是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及与军事相关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兴办起一系列近代新式军事工业，组建新式海、陆军，逐步改变了中国军队原有的以刀枪剑戟等冷兵器为主的作战模式。随后，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实力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以“官督商办”为主要形式辅以官商合办创办了一系列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民用企业。再后来当逐步认识到西方的军事、经济设施必须有相应的人才和制度与之配套的时候，洋务派又开始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并对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倡导的洋务运动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李鸿章是清醒地，他没有如斯时大多国人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知奋起追赶世界潮流。他深刻的认识到斯时之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厝火积薪，可危实甚”[1]的极度危机境地。昼思夜寐中思得一良策，即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兴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痛斥守旧势力却拥护君主权威，为“自强”而极力推行变法，主张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国家根本，辅之以西方科学技术。他专注于把完善发展前代圣人之制和学习西人之长结合起来。所谓完善发展前代圣人之制，就是在不触动封建王权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改善封建政治制度以适应国家所面临的越来越险恶的危局。所谓学习西人之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蛮夷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厚盾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日益衰败的躯体。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政治制度上沿承儒家经典，经济军事上学习西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李鸿章冷漠于对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学习，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加速了中国向半殖民地的沉沦。
（2）外交风云
清朝没有“外交”一词的概念，所有的与他国交往的大小事务统统总称于“洋务”。李鸿章从事的第一种洋务——关系国计民生的近代化事业的成果，一直泽被他身死后的国人。但是，李鸿章一生所从事的另一种“洋务”——专使外交，却使他在生前身后招致众多的骂名，因为根据固有的中国“薄古厚今”评论历史人物的惯例，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与不公都是李鸿章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尽心力的外交努力无不是在把国家的领土、财富和主权出卖给洋人，这位“李二先生”的卖国骂名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常记挂于世人的嘴边，如此沉重的历史镣铐残酷的让人噤若寒蝉。
李鸿章第一次向世人展现自己出色的外交才能，是主持中英《烟台条约》谈判。斯时，英国人的军舰开驻烟台，日本人又向大清属国朝鲜武装挑衅，与列强新一轮的战争危机正急速酝酿中。国内的部分官僚如醇亲王之流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但李鸿章深知战端万不可轻启，因为前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李鸿章明白一个教训：大清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于是，李鸿章左腾右挪于1876年9月签订《烟台条约》。实事求是地说，在外有洋人军舰时刻开火的战争威胁下，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带有抵抗态度的《烟台条约》已属不易。因为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2]但洋人佩服李鸿章的外交才干是不能算数的，身为中国人办中国事，自然评论也要中国人给的才算数，无论李鸿章事后多么的沉默无声，依然卖力的裱糊大清朝这个“漏舟”“广厦”，但因为赔了款和开放了口岸，卖国的罪名还是一定要背上的。
《烟台条约》这样的小条约还不至于让李鸿章卖国的罪名做实。世人骂其卖国的佐证主要是《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三个条约。李鸿章经手此三条约后，卖国罪名似乎无可辩驳的成立了。事实究竟如何，请看史实。
李鸿章早在洋务运动之前就意识到，日本与中国其势不两立，若中国近代化迅速，则日本必将依附于我，反之则日本必来入侵。
中日之战的源头发于朝鲜。朝鲜一直是中国属国，对中国的战略地位异常重要，朝鲜在我手中，中国海军出可以威胁日本，入亦可自守。朝鲜对日本的战略地位亦相当重要。所以日本欲侵略中国，朝鲜志在必得。甲午战前，中国海军停止购舰更新已有七年，而日本海军自明治维新始至战前的三十年中无日不在发奋图强。海战决胜力量——两国的海军实力对比在开战之前已经明朗。弱者鲜有不败之理。光绪二十年（1894年）三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当时袁世凯为驻朝总理通商交涉事务大臣。袁世凯夸大其辞，数次致电李鸿章，请求发兵镇压起义。李鸿章于当年五月初一派遣海陆军进驻朝鲜帮忙“平乱”。同时日本也派重兵驻扎朝鲜并有长期驻扎迹象。到五月十五，起义早已被镇压，而日本却久久不肯退兵。朝鲜恐日本尾大不掉，不得不以请求中国退兵为条件交换日本退兵。中国不许。战机伏于眉间，一触即发。
李鸿章无法，只得动手准备与日本开战。在增兵朝鲜途中，海军运兵船队遭日本海军偷袭。自此清政府不得不宣告各国，并召回驻日公使。中日大战帷幕徐徐拉开。
历史的结局无需赘述。甲午之战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海陆二军消灭殆尽，尤其是海军更惨不忍言：丁汝昌战败，弹尽援绝，为了保存军舰和官兵性命，不得已向日本投降，大小二十三艘军舰，都成为日军战利品！当时各国闻此消息，都说中国从此没有军队来护卫国防了！于是后来列强群起，落井下石，纷纷以武力进逼清政府，多次的割地赔款也就在所难免了。而日本虽然得胜了，但海军实力也受到重创，无力再继续侵略中国。于是中日议和再所难免。
李鸿章受命出使日本议和途中，在马关被一名刺客击成重伤，但仍带伤坚持议和，希望从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战败清单中，多划拉下几个子，给国家民族留点翻身的本钱。清政府指示李鸿章一切 “着鸿章酌量办理”。但李鸿章知道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清朝当时的实际军力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日本全面占领；而如果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国家主权和财产的损失却是极大的。进退两难，两害取其轻，这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无奈的选择。
李鸿章于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的屈辱和身体的伤痛归国，一踏上国土他发现自己成了举国的“公敌”：清政府斥责他办事不力，众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百姓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民族之耻。真可谓人人恨其丧权辱国，指李鸿章为秦桧，举国欲杀之而后快。对此，梁启超以为李鸿章此行无功亦无过，《马关条约》不过是战败的必然结果。至于指李鸿章为秦桧，梁启超斥之为“狂吠而已！”“使易地而处，其有过于鸿章者乎？”[1]
李鸿章若此时伤重身死，其史论亦不过功过相抵。然而天不丧李鸿章之命，中国还有更多丧权辱国的事情等待他去收拾。李鸿章在重谤之下忍辱负重，仍与列强周旋，其原因是列强不愿看到日本在中国得利太多，充分利用此间隙可为中国谋利。西方列强与中国的关系，在中日之战前，只是传教和通商两件事而已，到了战后关系已日益密切，难舍难分，中国的利益得失也关乎列强的得益得失。战前，中国曾请求俄国调停，俄国人见已日本战胜，就说俄国愿意替中国讨回辽东。连李鸿章的对头两江总督张之洞也电奏朝廷：
“若以赂倭者转而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惟有恳请饬总署及出使大臣，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画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许以推广商务，如英人肯助我，报酬亦同……”[3]341
主张联俄抗日。后清政府请求俄国人干涉，俄国遂联合德国法国，强逼日本归还辽东。即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日本因战后无力应付三国，只得将辽东归还。殊不知俄国人狡诈卑劣的手段更甚于日本人。俄国人代中国向日本索还辽东，是因为不愿看到日本在东北得势，然后威胁俄国在东北的利益。俄国人这么做，当然不是行侠仗义，而是既保护了自己的利益又施了恩惠给中国，日后必然向中国索要好处。果然，辽东事毕，俄国皇帝加冕，俄国驻中国公使要求中国派国内最著名、国外又有声誉的大臣前去道贺。这个人除了李鸿章还有谁呢？于是派李鸿章为头等公使出使俄国。俄国公使喀希尼却暗中贿通慈禧太后，威胁逼迫，说李鸿章出使俄国也要商量先前俄国代为向日讨还辽东的报酬。慈禧太后召见李鸿章，密谈达半日之久。中俄密约就这样定下了
《中俄密约》又称《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或《防御同盟条约》，条约最显目的一款是中国同意俄国由西伯利亚修铁路到满州全境，并可以派兵驻防。这是俄国人以不正当手段胁迫清政府签订的彻头彻尾的强盗条约。它的签订，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把东三省全境置于俄国势力之下，并且延伸到华北和长江流域，以图俄国在远东的霸权！这个条约比《马关条约》更加遗害无穷，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德国和法国亦向中国索取报酬，说是代讨辽东之事，他们也有功劳。此后各国见有利可图，纷纷以武力威胁，租地、造铁路，也就是家常便饭了。《中俄密约》既定，李鸿章出使欧洲各国。所到之处，尽访名人，希望学得欧人自强的一二方法，以求有益于国。
自欧洲归来后，李鸿章又签署了一大堆条约，胶州湾、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九龙等地，纷纷变为他国势力范围。国弱如此，光绪帝大怒。李鸿章作为替罪羊被免去显赫职务。
光绪帝和康有为戌戊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和朝中守旧势力因为变法背后有洋人的身影，遂对洋人恨之入骨。这时民间爆发义和团（又称义和拳）爱国运动，义和团杀洋人，拆铁路，毁学堂，烧教堂使馆等等，凡是与洋字有关的一概烧杀，激进异常。义和团民都是一些普通百姓，平日受朝廷官员、地主恶霸欺压不算，还受外国人压榨，积愤到极点，行为稍微激进不足为怪。不但不可深责，简直可以怜悯。但是清政府不但不对激进的行为加以制止，反而暗中资助团民，妄想以此打压报复洋人。而这就是一个很不明智的做法了，极易引起严重的外交危机。结果，到事不可善了之时，又是年老病弱的李鸿章出马收拾残局，李鸿章又徒添一卖国佐证——《辛丑条约》。
对于“八国联军进北京”之乱，唐德刚这样说：“义和团之起，原是激于列强的‘瓜分之祸’。如今闯下了滔天大祸——八国联军占领了首都，中国已成为八国共有的一块大饼。大切八块，各分其一，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后果呢！”[5]面对国家极有可能发生分裂甚至内战的危机，李鸿章先是拒绝了列强推他出任划江而治的“华南共和国大总统”的建议，接着站出来公告倡议“东南互保”，以阻止慈禧太后一直鼓吹的全面对外开战。奉命“议和”后，多次通电慈禧劝其改变态度，和列强议和，获允后离开广州北上途中，为打开外交局面，频频接触列强代表，逐一电示清朝驻外机关。为挽回外交局面，更编出两个大假话：把之前的“宣战”说成“矫诏”即假传圣旨，以解脱中国“战败”之责；把义和团说成“叛乱”，使清政府由肇事者、庇护者变成受害者，好给之前宣战时已把话说死的清政府有个体面的台阶下。同时施展他多年办洋务的法宝，“以夷制夷”[6]——此前，列强间冲突由来已久，如俄日争夺东北、英美以“门户开放”对抗德法日意“瓜分派”等[5]。列强间的利益冲突必不允许任何一家在中国独大，而让中国政府受创太深以致于不能有效行使“政府职能”，显然也不符合列强的利益。李鸿章紧紧抓住列强间的这个根本矛盾，“处身在这一场复杂的外交斗争中，费尽唇舌，几经折冲，最后终算能以并不十分惨酷的代价签订辛丑和约，把支离破碎的中国从瓜分豆剖的边缘中挽救过来”[3]356。
以往凡是讲《辛丑条约》，就只有列强侵略罪行、义和团的英勇慷慨、满清政府的腐败“国耻”，极少提及李鸿章的外交努力。事实上，当时李鸿章若是一直偏安广东未曾北上，或者虽奉命议和却无法打开外交局面，甚至哪怕因病耽搁若干时日，列强则必在北京城另立傀儡，以达到方便管理保护他们在华的侵略成果的目的。倘若真的如此，则日本或俄国在东北、德国在山东、法国在西南、俄国或英国在新疆、英国在广东及西藏……就极可能弄出几个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来，而后列强再进一步扩大在华势力范围，培植军阀代理，逐步蚕食掉中国的领土。到时中国之疆域，怕就只剩几个直隶行省的弹丸之地了，到最后亦如战败的奥凶帝国一样落个分崩离析、历史除名的下场！因此有人指出 “统一的中国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也是面对外国野心必须作出的紧急的、现实的选择。”[7]由此可见，李鸿章当时的主动积极的作为，对于扭转当时可能灭国的危急局势，以完整传承国家统一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不仅有立竿见影的实效，更有其深刻久远的影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鸿章保住了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是其一生对国家对民族的远胜于洋务功绩的最大的贡献。
2 失败教训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同时又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而甲午之败彻底破碎了李鸿章想通过洋务运动使中国自强的报国美梦。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进而宣告李鸿章个人的事业也彻底失败了。这其中的失败原因不仅有客观上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富强，他们不会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清政府内部的顽固派，仇视一切洋务，百般阻挠和破坏，使洋务运动步履维艰。也有主观上洋务派自身固有的矛盾。具体的讲有以下三点：
第一，错误地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是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军工技术的同时建立健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在维持封建专制体制和传统思想的前提下实现“师夷之长”。也就是只学西方“物质文明”抛弃“政治文明”。本末倒置。这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也是最大的原因。洋务派与保守派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维护封建制度，而在于如何维护上。保守派认为一味排外，沾洋字的事物一概反对就是对封建制度最好的维护，而洋务派认为以“技术”上的变来求得“制度”上的不变。学习使用“西学” 并不是改变消灭“中体”，恰恰是为了完善保护“中体”。但是，西方人的制度与技术，完全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必须把两者同时融会贯通才可能改变国家的根本面貌提升国家实力。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因此而成功的，更是以此为利器赢得甲午战争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正在于洋务派只想学技术而不变体制。用封建制度那一套去推动工业化，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最终是不会使中国实现工业化的。
第二，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都是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任何一场成功的革命运动都是从思想领域刮起的。洋务运动缺乏群众基础，没有在广大民众中传播西方近代文明思想。思想领域的不解放是洋务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资产阶级范畴内的思想解放是对封建主流意识的彻底否定。学习西方工业化经验，就必须要先在全民范围内倡导并推行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思想。洋务派不但没有在全民范围内推行思想解放运动，连作为推动工业化的领军人物他们本身也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忠实信徒。洋务运动的悲剧就在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人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封建传统文化。这也是洋务运动失败，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极为缓慢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分散且有限。洋务派在中央的势力代表是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訢。洋务派地方代表的主要以握有实权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丁日昌为代表 。这些人看似拥有巨大权力，实则还是依附于慈禧太后。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掌握过一次清政府的外交内政大权。所有重大的外交内政方针决策都还是要以慈禧太后的意见为主。实际上，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实施，还是因为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有限的支持。慈禧太后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维护清朝的统治，就必须依靠洋务派，所以，她采取了暂时支持洋务派的策略。在洋务派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会毫不犹豫的抛弃。甲午海战是洋务派生死攸关的决定性战役，但洋务派却坐视慈禧太后大量挪用海军军费间接导致海战失利而毫无办法。这就是没有健全、强力的领导核心的悲哀。洋务运动依靠一群本身意志就不坚定的封建官员和一个投机的上位者，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失败的命运。这点和日本明治维新明治天皇领导着一群忠于推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官僚集体全力革新国家命运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3 结语
李鸿章是历史人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历史人物。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必然有在历史上可值得一书的事与绩。对待历史人物，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强求他要达到某个高度，如果达不到的话，就将之贬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同时，对历史人物评价，也不能为现时的政治、政党、时事等服务。顺我者荣，逆我者亡。历史人物是背景，但不是陪衬；是事实，不是面团。对李鸿章也是如此，一定要以真的事实为基础，而不但以个人的好恶和感情去妄待他。
过去多年来我们的部分历史观念打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旗号，其实却对历史人物求全责备，存在着严重的脸谱化倾向。比如对李鸿章，单纯强调他反动卖国的一面，对其领导的洋务运动也基本上全盘否定，看不到它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或者，在看到李鸿章进步性一面的同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也大加谅解。
那我们究竟该怎样评价历史人物呢？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否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且结合其动机和目的综合评价。李鸿章作为晚清封建官僚，尽管其主观动机是为了维护清朝专制统治，但他在任期间，以“练兵制器”为核心，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因此其可说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但和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化的潮流相比，他顽固维护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只学技术，不学制度、思想和文化，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状态，因此其进步的作用是有限的。另外，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战略失误，指挥失当，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战后代表清政府签订卖国的《马关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总之，我们既不需要无聊地替他的失败去辨解，去掩饰，去粉刷添彩，也无需大动肝火地去无端指责他的失败， 李鸿章作为一名典型的中国文人与官吏，有中国文人与官吏的主要特征与缺陷，也有中国人的骨气，智慧，胆略，见识。我们应该把他看作是晚清有一定作为的封建政治家，去理解他，去批评他，去赞扬他，也要去爱护他，纪念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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