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
——毛主席几次谈话的回忆（上）
吴冷西
从《先锋何在？》谈起
1957年党中央决定开始整风后不久，5月18日晚上，毛主席在他住所——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当我得到通知赶到毛主席的卧室时，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他们都是常委)和彭真、陆定一、胡乔木等同志都已在座。
这是我年初出国访问(1月15日至3月21日，主要是考察英国、法国、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通讯社)归来后第一次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的气氛还是和过去一样融洽、随便。
我进门就在毛主席的大木板床床脚靠左一边，紧挨小、书桌坐下(可以说，这是我惯常坐的位置，既是末座，又可就近书桌写点什么)。毛主席右手拿着香烟，左手扬起一张报纸，冲着我问：“你看过5月13日的《新民报》没有？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先锋何在？’，内容相当尖锐，但文笔比较客气。”
我回答说，“没有看，这几天又是布置机关内整风，又是报道全国大鸣大放。”
毛主席说，搞新闻工作的再忙也要每天浏览全国报纸。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非看不可，而且要仔细看，看他们有什么议论，有什么独家新闻，编排怎样，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动向。你们的新闻工作者协会正在开座谈会，昨天人民日报报道了。现在新闻界有许多议论。
毛主席把当时新闻界已发表的议论归纳为四点：
一、他们说，新闻要新。现在新闻太少，旧闻太多。
毛主席说，新闻要新，这应当不成问题，因为不是写历史。但是不能没有“旧闻”，也还要有“无闻”。这个问题，我在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谈过，说要作具体分析。一般讲新闻要新、要快是对的，但有的事情发表太快副作用就很大。比如1955年底，北京市几天时间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在天安门开庆祝大会。这样的新闻本来要慎重考虑，但当天就广播了，以致全国各地一拥而上，照北京的办，工作草率、粗糙。所以新闻太快了有时就出毛病，不如慢一点好。这个问题看来思想上未解决。
二、他们说，现在新闻自由太少，统制太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包办一切。
毛主席说，我们的新闻统制，是否比国民党更厉害？很难说。我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头几年，新闻统制比较严，很有必要，因为政权刚拿过来，还不稳固，既搞土改、镇反，又要抗美援朝，死板一点好，就是一家独鸣。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有了变化，应当研究一下，统制太多、太严要有所改变。
三、他们说，记者应当是先锋，“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鸣而鸣”。过去出过许多名记者，现在没有，个个都是廖化。
毛主席说，“先锋何在？”一文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记者是先锋，这在原则上不能说不对，问题是怎么样的先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说现在没有真正的先锋，个个都是滥竿充数，这恐怕不好说。
四、他们说，现在报纸文风不好，教条主义，党八股，引不起读者兴趣。
毛主席说，教条主义很讨厌，我也不喜欢。我在延安整风开始时就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我在3月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跟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时也说到，报纸要搞得生动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当时《新民报》提出要“软些、软些、再软些”。我也反对太硬，太硬了读者不爱看。但是我也担心太软了不好，黄色的东西会出来，所以说两个“软些”就行了。上个月去上海，看了几天《新民晚报》，办得还是比较严肃的。
毛主席原来靠着床头斜躺着，这时直起腰来坐在木床上，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说，看来现在新闻界有三条路线，一条是教条主义，一条是修正主义，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教条主义吃不开，修正主义神气起来，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确立领导地位。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新闻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自由竞争，你死我活，无政府状态，是资产阶级新闻界的特点，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有害的东西，他们都不发表。现在许多人都说解放前的报纸如何好。其实，大公报、申报都是适应从清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的政权的需要。当然，资产阶级报纸有些东西还是要学习的，不能根本割断传统，象电影那样，有些好东西还要继承和发扬。共产党是把人类有史以来的优秀文化遗产都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但是，我们无产阶级新闻学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基础的，这同资产阶级新闻学根本不同。在学习资产阶级报纸的好东西时，只讲一致，不讲区别，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那是不对的。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同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无政府状态不同。在我们国家里，无论哪一种报纸，都纳入国家计划，都要服从无产阶级利益，都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宪法规定的，因为无产阶级最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和资产阶级的新闻政策，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报纸只登对他们有利的东西，不登对他们不利的东西。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报纸也不登对我们有害的东西。这都是阶级利害关系，是普遍规律。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资产阶级报纸大登特登，我们报纸就一字不登。西方通讯社有些消息，我们就不采用。它们也不采用我们的东西。倒是我们办了一个《参考消息》，登了许多西方官方和报刊骂我们的东西，可以说天天替帝国主义作义务宣传，目的是使我们的干部接触细菌，增强免疫力。中央决定《参考消息》扩大发行四十万份，过一段时间，总结一下经验，加以改进，进一步扩大发行。这是“有闻”、“无闻”的问题，涉及阶级利益的问题。
这时大家议论纷纷，对西方报纸封锁我们的消息举了许多实例，也谈到了西方许多对我们有害的东西我们也不刊登。大家还很关心《参考消息》扩大发行的情况。我作了扼要的汇报。我还谈到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类似《参考消息》的内部刊物，不过发行范围很小，一般干部和大学生看不到。
毛主席接着又说，有些消息，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不登报、不广播。如禁止鸦片烟，又如轰轰烈烈的新区土地改革，我们就没有发消息，这也是一种“无闻”。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过了三个月才发表；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过了三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能发表。这不是“旧闻”吗？还有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一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作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这是因为新闻观点不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新闻观点和新闻政策。
毛主席说，有新闻，有旧闻，有无闻。第一有自由，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有自由；第二无自由，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无自由，即有限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因为有自由，先锋总是要出的，不会只是出廖化。有新闻，就可以出先锋，旧闻也不是不能出先锋。发表《先锋何在？》一文的作者本人就起了先锋的作用。
毛主席说，根本问题是新闻本来就是有阶级性的。新闻的形式并没有阶级性，正同话剧的形式也并没有阶级性一样，也可以演话剧。白话体裁国民党用，我们也用。我有时也写些旧体诗。但是，问题在于内容，表现什么思想、什么主题、什么倾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就有阶级性了。报纸同政治关系密切，甚至有些形式，有些编排，就表现记者、编辑的倾向，就有阶级性、党派性了。
毛主席最后说，现在新闻界议论很多，把教条主义攻一下有好处，不攻一下就只能出廖化，不能出先锋。我们要接受正确的批评，认真改进新闻工作。
毛主席这次谈话，是在党中央决定开始整风，并邀请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展开时讲的。当时新闻界知名人士参加过3月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得风气之先，首先鸣放起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从5月16日起在北京邀集全国新闻界代表人物开座谈会，征求对新闻工作的意见。第一次座谈会的意见，发表在5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觉察到新闻界存在三条路线，并指出归根到底是新闻的阶级性和党派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新闻学、新闻观点、新闻政策。
在这以后，6月间展开了反右斗争。新闻界一些代表性人物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受到了批判。有些批判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有些批判扩大化了，绝对化了，是错误的，其恶果是伤害了许多有才华的只有某些思想毛病的同志，把许多人错划成右派。
毛主席这次谈话，是他继三天前(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那篇文章之后，专门谈新闻问题。毛主席在那篇文章中已经谈到党内一些有修正主义思想的人，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欣赏资产阶级自由，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赞成民主，反对集中，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必要的但不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毛主席这次谈话，着重讲了新闻的阶级性问题。对于新闻界当时的各种议论，他采取分析的态度，择其善者而从之，并认为攻一下教条主义有好处，可以使我们认真改进新闻工作中的缺点。这次谈话在新闻理论和工作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政治家办报
6月7日，即上次谈话半个月之后，毛主席找胡乔木和我到他家中谈话。当我们一起到他卧室时，发现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这里指的事情经过是这样：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5月25日民革中央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指出一些人提的意见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主张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由两方面共同来拆，并批评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在这以后，卢郁文收到了匿名信，信中攻击他“为虎作伥”，辱骂他是“无耻之尤”，并恫吓他如不“及早回头”就“不会饶恕”他。卢郁文在6月6日的座谈会上宣读了这封恫吓信，并表示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毛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
毛主席谈到这里，话题一转，直接了当地对我说，今天找你来，主要不是谈这些，而是中央想调你去人民日报主持编辑工作，看你是不是愿意去。
毛主席话题这么一转，我感到很突然。我事前毫不知情，就是乔木通知我去主席处谈话时也没有透露半点信息。所以我当时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
毛主席看看我又看看乔木，接着就谈到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他说到，两个月前他曾经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他说他批评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有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按：“马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家)。他在上海(按：毛主席在3月下半月离京，南下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视察)发现这个情况，感觉很不妙，就回北京来查此事。他先找胡乔木谈，第二天(4月10日)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谈。毛主席说，他当时说得很严厉，说他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猛击一掌，为的使他们惊醒过来。毛主席说，他当时列举几个例子证明他的看法。他指出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按：指4月10日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前几天的社论(按：指4月6日的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都没有提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回事。
毛主席对着胡乔木说，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乔木解释说，这件事情他也有责任。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后订了宣传计划，也起草了几篇社论，但他感到写得不好，修改了几次，仍然没有把握，所以就耽误下来了。
在毛主席以上谈话过程中，我想了想我去人民日报不适当。这时我插话对毛主席说，我从1941年以后就一直从事新闻工作至今，离理论工作比较远，对学术、文艺很不熟悉，很难承担起人民日报这样多方面而又很繁重的宣传任务。
毛主席听了以后很不以为然，批评我犯了党内一些负责同志“怕教授”的通病，讲了一大段话。但他没有在当时就决定我去人民日报。他说，这件事情今天不作决定。要我回去再考虑考虑，十天以后再谈。他在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又改了几个字，要胡乔木在第二天(6月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这样我和胡乔木就各自回家了。
还不到十天，6月13日晚，毛主席的秘书电话通知我：主席要找我谈话，要我马上就去。当我到达毛主席的卧室时，胡乔木已经在座。
毛主席没等我坐好就开门见山地问我：这几天考虑得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人民日报？
我把那几天想到的理由说了一遍，再三强调我不适宜负责人民日报的编辑工作，希望中央在决定之前考虑我个人的意见。
谁知毛主席听了之后一面摇头，一面很干脆地说：没有什么要再考虑的了，中央决定你去人民日报，而且今晚就要去。你先以胡乔木的助手的身份去，帮他看大样，你看了他再看，由他签发。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中央再正式宣布任命你当总编辑，同时还继续担任新华社社长，把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统一起来。
毛主席接着又重提他4月10日同人民日报同志的谈话。毛主席说，他在那次长达四小时的谈话结束时，曾归纳了四点意见：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写新闻、文章要这样，写社论更要这样。如2月间的最高国务会议和3月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及其以后的发展，报纸的宣传要围绕这个当前最重要的政治来做。
二、中央的每一重要决策，报纸都要有具体布置，要订出写哪些社论、文章和新闻的计划，并贯彻执行。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来不及整理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要点写文章、社论来宣传，在这方面，人民日报有充分的条件可以得风气之先。现在这个讲话已作了多次修改，差不多了，只有几个地方还要斟酌一下，再过几天就可以发表。人民日报就要准备作系统的宣传。
三、人民日报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些，开会要讨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实质问题，可以争论。报纸的编排和文风，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要吸收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工作，要团结好他们。理论版和文艺版要设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属半独立性质。
谈到这点意见时，毛主席讲了一段很长的话。他从领导的任务一是决策、一是用人讲起，评说汉代几个皇帝的优劣。他称赞刘邦会用人。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据史记载，刘邦称帝之初，曾问群臣：何以他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群臣应对不一。刘邦均不以为然。毛主席这时背诵《史记》中刘邦说的一段话：“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毛主席接着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毛主席说，领导的任务不外决策和用人，治理国家是这样，办报纸也是这样。
毛主席还就我去人民日报工作的问题对我说，你说的理由也是实情，开始可能有困难，以后会好起来的。你先作为乔木同志的助手去试试看。今晚就同乔木一道去上班，拿这篇文章去。
这时，毛主席递给我一篇打字稿。我看是一篇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的文章，题目是《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样的署名很少用，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去年(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在我们起草时不是用这个题目，也不是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都是在差不多定稿时由毛主席提议修改并经政治局同意的。
毛主席接着说，上次批评人民日报时，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有辞掉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按：毛主席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早在1956年八大之前就在中央内部提出过。1957年4月30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商谈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又对他们讲到他想辞去国家主席。事后陈叔通和黄炎培联名写信给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力陈不赞成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毛主席把这封信批给中央政治局同志传阅，他在批语中说，他要从1958年起摆脱国家主席职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5月8日，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陈、黄的信和毛主席的批语，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此事经党内充分酝酿，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才作出决定。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改选刘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
毛主席最后严肃地对我说，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你去人民日报工作，会遇到不少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碰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毛主席扳着指头说这五不怕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毛主席说，有了这五不怕的思想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毛主席接着逐条作了解释，讲了很长的一大段话。
说完了以后，毛主席就要我当天晚上跟胡乔木去人民日报上班。我当晚去了，同乔木一道安排第二天(6月14日)报纸的头版版面(因为有一篇社论，题目是《是不是立场问题》，还有一篇编辑部文章，就是毛主席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安排好之后，胡乔木叫我当晚不要上夜班了，等明天跟邓拓同志谈了再说。
实际上，我6月15日晚上才开始以乔木助手的身份去人民日报上班，任务是管新闻报道和版面的安排，看八个版的大样。我看了把意见告诉胡乔木，由他决定如何改动并签字付印。社论、学术文章和文艺稿件，仍由邓拓同志负责。
6月28日晚，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才正式决定我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仍兼任新华社社长；邓拓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第二天，胡乔木在人民日报编委会上宣布中央的决定。
7月3日，邓小平同志在居仁堂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各部部主任以上负责干部讲话，正式宣布中央的决定，并勉励大家团结互助，通力合作，办好人民日报。
冷静的促进派
1958年10月25日上午，毛主席秘书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找我和田家英谈话。我原以为，大概是谈发表毛主席的《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因为两周前毛主席要我和田家英把《世界知识》杂志编辑的毛主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加以补充(主要是增加1957年和1958年的言论)，并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一个按语，在报上发表。加以过去几个月中，从8月下旬炮打金门、马祖开始，毛主席十分注意国际问题，所以我想大概是谈这方面的问题。
当我到达毛主席卧室时，田家英已在座，手里拿着我们编好的关于纸老虎的言论的大样和按语。田家英先给我看了经毛主席修改过的按语，主要是修改按语最后一段。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这篇文稿在10月27日发表。
处理完此事后，毛主席对我们说，今天找你们来是谈另一方面的问题，谈国内问题。
接着，毛主席就直接了当地提出，他想派我和田家英到地方上去作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他已经选好了，就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修武县)和一个公社(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他要我们各自带几个助手，分别先后去修武县和七里营公社，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时间一个星期。他将在11月初离京去郑州，在那里开一个小会，作为12月初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的准备。他要我们11月5日在新乡搭乘他的专列去郑州。
毛主席说，中国今年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大跃进，一是公社化。其实还有第三件大事，这就是炮打金门。他说，大跃进是他发动的，公社化是他提倡的。这两件大事到8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他的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早先是同赫鲁晓夫大吵了一顿(赫鲁晓夫7月底到8月初访华)，不久又发生金门打炮。毛主席说，他在这段时间想了许多国际问题。他列举了一连串问题，如戴高乐上台、黎巴嫩事件、紧张局势、封锁禁运，等等，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谈了他的独特见解。毛主席对我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研究国际问题，多同一些有见解的人交换看法，慢慢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遇到国际上突发事件，就不致惶惶无主或临时抱佛脚，就可以抓住时机阐明我们的观点。他指出人民日报在金门打炮事件过程中有一篇社论偏离了中央的方针。(详见我写的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严师的教诲》，载于《我们的周总理》一书中)
毛主席说，现在来谈国内问题，你们办报的也要心中有数。这就要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北戴河会议迄今已有两个月。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按：指毛主席自己写的巡视大江南北的新闻，登在10月1日报纸上)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毛主席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按：后来派陈伯达到遂平调查，因为陈已去过寿张了)。
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主席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去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
这是在大跃进中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说要做“冷静的促进派”。回想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起，毛主席的多次谈话，给我强烈的印象就是报纸要促进，不要促退。这次谈话以及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都一再告诫我，要做冷静的促进派。
毛主席这次谈话涉及的问题较多，时间也较长，一直到中午过后。他留我和田家英吃午饭。饭厅就在北房五开间的中间堂屋。可能是预先告诉了大师傅，加了两个菜，一个是小砂锅炖狗肉，一个是红烧狮子头，其他四个菜是湖南腊肉，豆豉炒辣椒，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都是毛主席常吃的。比较特别是一个苋菜汤，每人一个烤得半焦的玉米，这是最后吃的，也是毛主席的习惯，有时代之以烤红薯。毛主席喜欢吃饭时喝一两杯酒。这天喝的是茅台酒，第一杯是主席请我们喝，第二杯是我和田家英一同祝毛主席健康。
毛主席在吃饭过程中还向我们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则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名义。
——毛主席几次谈话的回忆（上）
吴冷西
从《先锋何在？》谈起
1957年党中央决定开始整风后不久，5月18日晚上，毛主席在他住所——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当我得到通知赶到毛主席的卧室时，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他们都是常委)和彭真、陆定一、胡乔木等同志都已在座。
这是我年初出国访问(1月15日至3月21日，主要是考察英国、法国、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通讯社)归来后第一次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的气氛还是和过去一样融洽、随便。
我进门就在毛主席的大木板床床脚靠左一边，紧挨小、书桌坐下(可以说，这是我惯常坐的位置，既是末座，又可就近书桌写点什么)。毛主席右手拿着香烟，左手扬起一张报纸，冲着我问：“你看过5月13日的《新民报》没有？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先锋何在？’，内容相当尖锐，但文笔比较客气。”
我回答说，“没有看，这几天又是布置机关内整风，又是报道全国大鸣大放。”
毛主席说，搞新闻工作的再忙也要每天浏览全国报纸。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非看不可，而且要仔细看，看他们有什么议论，有什么独家新闻，编排怎样，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动向。你们的新闻工作者协会正在开座谈会，昨天人民日报报道了。现在新闻界有许多议论。
毛主席把当时新闻界已发表的议论归纳为四点：
一、他们说，新闻要新。现在新闻太少，旧闻太多。
毛主席说，新闻要新，这应当不成问题，因为不是写历史。但是不能没有“旧闻”，也还要有“无闻”。这个问题，我在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谈过，说要作具体分析。一般讲新闻要新、要快是对的，但有的事情发表太快副作用就很大。比如1955年底，北京市几天时间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在天安门开庆祝大会。这样的新闻本来要慎重考虑，但当天就广播了，以致全国各地一拥而上，照北京的办，工作草率、粗糙。所以新闻太快了有时就出毛病，不如慢一点好。这个问题看来思想上未解决。
二、他们说，现在新闻自由太少，统制太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包办一切。
毛主席说，我们的新闻统制，是否比国民党更厉害？很难说。我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头几年，新闻统制比较严，很有必要，因为政权刚拿过来，还不稳固，既搞土改、镇反，又要抗美援朝，死板一点好，就是一家独鸣。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有了变化，应当研究一下，统制太多、太严要有所改变。
三、他们说，记者应当是先锋，“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鸣而鸣”。过去出过许多名记者，现在没有，个个都是廖化。
毛主席说，“先锋何在？”一文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记者是先锋，这在原则上不能说不对，问题是怎么样的先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说现在没有真正的先锋，个个都是滥竿充数，这恐怕不好说。
四、他们说，现在报纸文风不好，教条主义，党八股，引不起读者兴趣。
毛主席说，教条主义很讨厌，我也不喜欢。我在延安整风开始时就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我在3月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跟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时也说到，报纸要搞得生动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当时《新民报》提出要“软些、软些、再软些”。我也反对太硬，太硬了读者不爱看。但是我也担心太软了不好，黄色的东西会出来，所以说两个“软些”就行了。上个月去上海，看了几天《新民晚报》，办得还是比较严肃的。
毛主席原来靠着床头斜躺着，这时直起腰来坐在木床上，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说，看来现在新闻界有三条路线，一条是教条主义，一条是修正主义，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教条主义吃不开，修正主义神气起来，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确立领导地位。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新闻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自由竞争，你死我活，无政府状态，是资产阶级新闻界的特点，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有害的东西，他们都不发表。现在许多人都说解放前的报纸如何好。其实，大公报、申报都是适应从清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的政权的需要。当然，资产阶级报纸有些东西还是要学习的，不能根本割断传统，象电影那样，有些好东西还要继承和发扬。共产党是把人类有史以来的优秀文化遗产都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但是，我们无产阶级新闻学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基础的，这同资产阶级新闻学根本不同。在学习资产阶级报纸的好东西时，只讲一致，不讲区别，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那是不对的。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同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无政府状态不同。在我们国家里，无论哪一种报纸，都纳入国家计划，都要服从无产阶级利益，都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宪法规定的，因为无产阶级最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和资产阶级的新闻政策，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报纸只登对他们有利的东西，不登对他们不利的东西。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报纸也不登对我们有害的东西。这都是阶级利害关系，是普遍规律。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资产阶级报纸大登特登，我们报纸就一字不登。西方通讯社有些消息，我们就不采用。它们也不采用我们的东西。倒是我们办了一个《参考消息》，登了许多西方官方和报刊骂我们的东西，可以说天天替帝国主义作义务宣传，目的是使我们的干部接触细菌，增强免疫力。中央决定《参考消息》扩大发行四十万份，过一段时间，总结一下经验，加以改进，进一步扩大发行。这是“有闻”、“无闻”的问题，涉及阶级利益的问题。
这时大家议论纷纷，对西方报纸封锁我们的消息举了许多实例，也谈到了西方许多对我们有害的东西我们也不刊登。大家还很关心《参考消息》扩大发行的情况。我作了扼要的汇报。我还谈到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类似《参考消息》的内部刊物，不过发行范围很小，一般干部和大学生看不到。
毛主席接着又说，有些消息，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不登报、不广播。如禁止鸦片烟，又如轰轰烈烈的新区土地改革，我们就没有发消息，这也是一种“无闻”。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过了三个月才发表；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过了三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能发表。这不是“旧闻”吗？还有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一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作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这是因为新闻观点不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新闻观点和新闻政策。
毛主席说，有新闻，有旧闻，有无闻。第一有自由，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有自由；第二无自由，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无自由，即有限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因为有自由，先锋总是要出的，不会只是出廖化。有新闻，就可以出先锋，旧闻也不是不能出先锋。发表《先锋何在？》一文的作者本人就起了先锋的作用。
毛主席说，根本问题是新闻本来就是有阶级性的。新闻的形式并没有阶级性，正同话剧的形式也并没有阶级性一样，也可以演话剧。白话体裁国民党用，我们也用。我有时也写些旧体诗。但是，问题在于内容，表现什么思想、什么主题、什么倾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就有阶级性了。报纸同政治关系密切，甚至有些形式，有些编排，就表现记者、编辑的倾向，就有阶级性、党派性了。
毛主席最后说，现在新闻界议论很多，把教条主义攻一下有好处，不攻一下就只能出廖化，不能出先锋。我们要接受正确的批评，认真改进新闻工作。
毛主席这次谈话，是在党中央决定开始整风，并邀请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展开时讲的。当时新闻界知名人士参加过3月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得风气之先，首先鸣放起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从5月16日起在北京邀集全国新闻界代表人物开座谈会，征求对新闻工作的意见。第一次座谈会的意见，发表在5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觉察到新闻界存在三条路线，并指出归根到底是新闻的阶级性和党派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新闻学、新闻观点、新闻政策。
在这以后，6月间展开了反右斗争。新闻界一些代表性人物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受到了批判。有些批判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有些批判扩大化了，绝对化了，是错误的，其恶果是伤害了许多有才华的只有某些思想毛病的同志，把许多人错划成右派。
毛主席这次谈话，是他继三天前(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那篇文章之后，专门谈新闻问题。毛主席在那篇文章中已经谈到党内一些有修正主义思想的人，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欣赏资产阶级自由，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赞成民主，反对集中，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必要的但不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毛主席这次谈话，着重讲了新闻的阶级性问题。对于新闻界当时的各种议论，他采取分析的态度，择其善者而从之，并认为攻一下教条主义有好处，可以使我们认真改进新闻工作中的缺点。这次谈话在新闻理论和工作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政治家办报
6月7日，即上次谈话半个月之后，毛主席找胡乔木和我到他家中谈话。当我们一起到他卧室时，发现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这里指的事情经过是这样：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5月25日民革中央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指出一些人提的意见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主张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由两方面共同来拆，并批评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在这以后，卢郁文收到了匿名信，信中攻击他“为虎作伥”，辱骂他是“无耻之尤”，并恫吓他如不“及早回头”就“不会饶恕”他。卢郁文在6月6日的座谈会上宣读了这封恫吓信，并表示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毛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
毛主席谈到这里，话题一转，直接了当地对我说，今天找你来，主要不是谈这些，而是中央想调你去人民日报主持编辑工作，看你是不是愿意去。
毛主席话题这么一转，我感到很突然。我事前毫不知情，就是乔木通知我去主席处谈话时也没有透露半点信息。所以我当时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
毛主席看看我又看看乔木，接着就谈到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他说到，两个月前他曾经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他说他批评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有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按：“马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家)。他在上海(按：毛主席在3月下半月离京，南下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视察)发现这个情况，感觉很不妙，就回北京来查此事。他先找胡乔木谈，第二天(4月10日)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谈。毛主席说，他当时说得很严厉，说他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猛击一掌，为的使他们惊醒过来。毛主席说，他当时列举几个例子证明他的看法。他指出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按：指4月10日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前几天的社论(按：指4月6日的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都没有提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回事。
毛主席对着胡乔木说，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乔木解释说，这件事情他也有责任。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后订了宣传计划，也起草了几篇社论，但他感到写得不好，修改了几次，仍然没有把握，所以就耽误下来了。
在毛主席以上谈话过程中，我想了想我去人民日报不适当。这时我插话对毛主席说，我从1941年以后就一直从事新闻工作至今，离理论工作比较远，对学术、文艺很不熟悉，很难承担起人民日报这样多方面而又很繁重的宣传任务。
毛主席听了以后很不以为然，批评我犯了党内一些负责同志“怕教授”的通病，讲了一大段话。但他没有在当时就决定我去人民日报。他说，这件事情今天不作决定。要我回去再考虑考虑，十天以后再谈。他在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又改了几个字，要胡乔木在第二天(6月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这样我和胡乔木就各自回家了。
还不到十天，6月13日晚，毛主席的秘书电话通知我：主席要找我谈话，要我马上就去。当我到达毛主席的卧室时，胡乔木已经在座。
毛主席没等我坐好就开门见山地问我：这几天考虑得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人民日报？
我把那几天想到的理由说了一遍，再三强调我不适宜负责人民日报的编辑工作，希望中央在决定之前考虑我个人的意见。
谁知毛主席听了之后一面摇头，一面很干脆地说：没有什么要再考虑的了，中央决定你去人民日报，而且今晚就要去。你先以胡乔木的助手的身份去，帮他看大样，你看了他再看，由他签发。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中央再正式宣布任命你当总编辑，同时还继续担任新华社社长，把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统一起来。
毛主席接着又重提他4月10日同人民日报同志的谈话。毛主席说，他在那次长达四小时的谈话结束时，曾归纳了四点意见：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写新闻、文章要这样，写社论更要这样。如2月间的最高国务会议和3月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及其以后的发展，报纸的宣传要围绕这个当前最重要的政治来做。
二、中央的每一重要决策，报纸都要有具体布置，要订出写哪些社论、文章和新闻的计划，并贯彻执行。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来不及整理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要点写文章、社论来宣传，在这方面，人民日报有充分的条件可以得风气之先。现在这个讲话已作了多次修改，差不多了，只有几个地方还要斟酌一下，再过几天就可以发表。人民日报就要准备作系统的宣传。
三、人民日报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些，开会要讨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实质问题，可以争论。报纸的编排和文风，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要吸收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工作，要团结好他们。理论版和文艺版要设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属半独立性质。
谈到这点意见时，毛主席讲了一段很长的话。他从领导的任务一是决策、一是用人讲起，评说汉代几个皇帝的优劣。他称赞刘邦会用人。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据史记载，刘邦称帝之初，曾问群臣：何以他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群臣应对不一。刘邦均不以为然。毛主席这时背诵《史记》中刘邦说的一段话：“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毛主席接着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毛主席说，领导的任务不外决策和用人，治理国家是这样，办报纸也是这样。
毛主席还就我去人民日报工作的问题对我说，你说的理由也是实情，开始可能有困难，以后会好起来的。你先作为乔木同志的助手去试试看。今晚就同乔木一道去上班，拿这篇文章去。
这时，毛主席递给我一篇打字稿。我看是一篇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的文章，题目是《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样的署名很少用，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去年(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在我们起草时不是用这个题目，也不是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都是在差不多定稿时由毛主席提议修改并经政治局同意的。
毛主席接着说，上次批评人民日报时，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有辞掉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按：毛主席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早在1956年八大之前就在中央内部提出过。1957年4月30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商谈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又对他们讲到他想辞去国家主席。事后陈叔通和黄炎培联名写信给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力陈不赞成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毛主席把这封信批给中央政治局同志传阅，他在批语中说，他要从1958年起摆脱国家主席职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5月8日，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陈、黄的信和毛主席的批语，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此事经党内充分酝酿，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才作出决定。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改选刘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
毛主席最后严肃地对我说，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你去人民日报工作，会遇到不少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碰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毛主席扳着指头说这五不怕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毛主席说，有了这五不怕的思想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毛主席接着逐条作了解释，讲了很长的一大段话。
说完了以后，毛主席就要我当天晚上跟胡乔木去人民日报上班。我当晚去了，同乔木一道安排第二天(6月14日)报纸的头版版面(因为有一篇社论，题目是《是不是立场问题》，还有一篇编辑部文章，就是毛主席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安排好之后，胡乔木叫我当晚不要上夜班了，等明天跟邓拓同志谈了再说。
实际上，我6月15日晚上才开始以乔木助手的身份去人民日报上班，任务是管新闻报道和版面的安排，看八个版的大样。我看了把意见告诉胡乔木，由他决定如何改动并签字付印。社论、学术文章和文艺稿件，仍由邓拓同志负责。
6月28日晚，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才正式决定我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仍兼任新华社社长；邓拓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第二天，胡乔木在人民日报编委会上宣布中央的决定。
7月3日，邓小平同志在居仁堂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各部部主任以上负责干部讲话，正式宣布中央的决定，并勉励大家团结互助，通力合作，办好人民日报。
冷静的促进派
1958年10月25日上午，毛主席秘书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找我和田家英谈话。我原以为，大概是谈发表毛主席的《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因为两周前毛主席要我和田家英把《世界知识》杂志编辑的毛主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加以补充(主要是增加1957年和1958年的言论)，并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一个按语，在报上发表。加以过去几个月中，从8月下旬炮打金门、马祖开始，毛主席十分注意国际问题，所以我想大概是谈这方面的问题。
当我到达毛主席卧室时，田家英已在座，手里拿着我们编好的关于纸老虎的言论的大样和按语。田家英先给我看了经毛主席修改过的按语，主要是修改按语最后一段。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这篇文稿在10月27日发表。
处理完此事后，毛主席对我们说，今天找你们来是谈另一方面的问题，谈国内问题。
接着，毛主席就直接了当地提出，他想派我和田家英到地方上去作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他已经选好了，就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修武县)和一个公社(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他要我们各自带几个助手，分别先后去修武县和七里营公社，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时间一个星期。他将在11月初离京去郑州，在那里开一个小会，作为12月初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的准备。他要我们11月5日在新乡搭乘他的专列去郑州。
毛主席说，中国今年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大跃进，一是公社化。其实还有第三件大事，这就是炮打金门。他说，大跃进是他发动的，公社化是他提倡的。这两件大事到8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他的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早先是同赫鲁晓夫大吵了一顿(赫鲁晓夫7月底到8月初访华)，不久又发生金门打炮。毛主席说，他在这段时间想了许多国际问题。他列举了一连串问题，如戴高乐上台、黎巴嫩事件、紧张局势、封锁禁运，等等，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谈了他的独特见解。毛主席对我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研究国际问题，多同一些有见解的人交换看法，慢慢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遇到国际上突发事件，就不致惶惶无主或临时抱佛脚，就可以抓住时机阐明我们的观点。他指出人民日报在金门打炮事件过程中有一篇社论偏离了中央的方针。(详见我写的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严师的教诲》，载于《我们的周总理》一书中)
毛主席说，现在来谈国内问题，你们办报的也要心中有数。这就要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北戴河会议迄今已有两个月。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按：指毛主席自己写的巡视大江南北的新闻，登在10月1日报纸上)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毛主席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按：后来派陈伯达到遂平调查，因为陈已去过寿张了)。
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主席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去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
这是在大跃进中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说要做“冷静的促进派”。回想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起，毛主席的多次谈话，给我强烈的印象就是报纸要促进，不要促退。这次谈话以及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都一再告诫我，要做冷静的促进派。
毛主席这次谈话涉及的问题较多，时间也较长，一直到中午过后。他留我和田家英吃午饭。饭厅就在北房五开间的中间堂屋。可能是预先告诉了大师傅，加了两个菜，一个是小砂锅炖狗肉，一个是红烧狮子头，其他四个菜是湖南腊肉，豆豉炒辣椒，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都是毛主席常吃的。比较特别是一个苋菜汤，每人一个烤得半焦的玉米，这是最后吃的，也是毛主席的习惯，有时代之以烤红薯。毛主席喜欢吃饭时喝一两杯酒。这天喝的是茅台酒，第一杯是主席请我们喝，第二杯是我和田家英一同祝毛主席健康。
毛主席在吃饭过程中还向我们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则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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