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re-read the Chang Jung's "Untoldstory" (Chinese Version) over the weekend. In the appendix, I found 高智 was one of the Mao's former workers that Chang interviewed. I wondwer what 高智 coould have toldl Chang that we didn't know.
深情
——回忆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时的几件事（上）
高智
向毛主席报到
我是陕北佳县人，1944年入党，在绥德师范学习了一年多，刚十七岁时，就调到延安分配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科工作。建国初在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搞会议服务工作。
那是1952年年末的一天上午，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调你给主席当机要秘书”。一听这话，我既高兴，又紧张。到毛主席跟前工作，是荣幸的事情，为什么紧张呢？因为我怕自己说的一口陕北话，毛主席听不清，给他老人家增加麻烦，影响了工作。再有毛主席是湖南人，说一口湖南话，我听他讲话，有些地方硬是听不懂，真担心万一由于口音关系发生差错，误了大事。所以，要我给毛主席当机要秘书，开始是不敢承担的。经叶子龙主任一再说明，这是组织上研究决定的，又对我作了些说服工作，我才答应试试看。同时，也向叶主任要求：“如果不行，就请组织上马上调整。”因为，我意识到给毛主席当机要秘书责任重大。
第二天上午，我到丰泽园去报到，毛主席由于连夜工作，睡得很晚，还没起床。这时，毛主席的另一位机要秘书罗光禄同志，便先找出一些文件，让我一面翻阅，一面熟悉情况。
罗光禄同志长我十来岁，是位老同志，在毛主席身边已工作多年。当老罗告诉我应如何整放文件的时候，他指着办公室桌后面一个多斗立柜的倒数第二格，严肃地对我轻声说：“那里面，放的是毛岸英同志抗美援朝时在朝鲜牺牲的材料，以后你在主席身边工作，不要向主席提起它，这件事由周总理处理。”“啊!……”我不禁一怔,连忙点点头。
我第一次见岸英是1946年他从苏联回来。平时他从不以领袖爱子自居，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礼貌待人，酷爱读书，在延安杨家岭，见他上厕所都拿着一本俄文书读，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毛主席是很重感情的人，岸英是他全家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第六位亲人，我们这些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理应尽量避免引起他老人家的悲伤。所以，我在毛主席跟前工作的近十个年头里，我从未翻出看过存放在那个多斗柜里有关岸英同志牺牲的材料，更未与任何人谈过。
这天，快到午饭时光，值班卫士电话告诉老罗：“主席睡醒了。”老罗放下电话，便对我说：“走，我带你去见主席。”
“好。”我一边答应着，一边又更紧张起来，在脑子里盘算：见了毛主席我该说些什么呢？毛主席又会问我什么呢？心里不断地打起小鼓来。
我一进毛主席的卧室，看见他老人家正背靠着床头，一手拿着一支香烟，在那里深深地吸着；一手拿着一张报纸，静静地躺在那里看着。
老罗一进门，就向毛主席报告说：
“主席，给您新调来的机要秘书高智同志来了。”接着老罗把要给毛主席看的文件等放在床头边的小方桌上。
我听老罗一介绍，就身不由己地走到毛主席跟前，激动地向毛主席说：
“主席，您好!”
“啊!欢迎，欢迎。”毛主席边说边放下手里的那张报纸，缓缓起身，与我紧紧握手。接着便很亲切地问：
“你是哪里人？”
“陕北佳县人”。我笑着向他老人家回答。
“啊!佳县我去过”。毛主席吸了一口香烟又问“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在哪里上过学？你爱人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我逐一作了回答。
当毛主席听说，我完小毕业后又考入绥德师范学习了一年多时，他眉毛一挑高兴地说：
“啊!绥德师范我是知道的，那是陕北很有名的一座学校嘛。这么说，你还是我身边工作同志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了!”
毛主席很注意人的文化素质。不过，听他老人家这么一说，我倒感到脸上阵阵发烧。
当我回答说，我爱人在中央机要局工作，名字叫霍碧英时，毛主席没听清楚，便说：
“你慢慢讲，是哪几个字？”我就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向他老人家解释：
“霍是霍去病的霍。”
“啊我听懂了。”毛主席笑了。
说到“碧”字时，我边说边用右手把“碧”字分解为“王、白、石”三字，定在左手心上让毛主席看。毛主席点点头，表示知道后，我又拉着长声说：
“英——是英雄的英。”
“噢!现在我全明白了”。毛主席把“霍碧英”三字，又重复了一遍，高兴地笑了。
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非常平易近人，又很谦和，我原来的紧张和忧虑，随之逐渐消失了。我看时间已不早，怕影响毛主席工作，又知道他起床后还没吃饭，便准备起身向他老人家告别。末了，毛主席对我又十分亲切地说：
“好吧。欢迎你以后就在我身边工作，帮我做点事，好不好？”
我急忙说：“好，好”。
毛主席把调在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是看作要“绝对为我服务”，而是特别强调一个“帮”字，说成帮他做一点事、这使我十分感动。我深深地感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确是不论职务高低，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向毛主席报到的时候，一进毛主席的卧室，就看到屋内布置很简单朴素，清清楚楚，真可谓“一目了然”。房内没有任何豪华设备，更无一件古董，日用家俱只摆有两个单人沙发，一张坐椅。睡的是大木板床，床上左边多一半堆放着许多书报刊物和一些文件，床头右边是一个约二尺多见方的小藤桌，铺一块干干净净的白布，放在上面的也是一些文件和正在阅读的书报，还有一些削好的“施德楼”牌铅笔。再就是放着一个小的普通烟灰缸，几支香烟装在一个折叠起来的普通纸烟盒里。床下放有一双陈旧的拖鞋和一双半旧不新的布鞋。挂在衣架一旁的一件睡衣，已打着好几块大补钉。
毛主席住的院落，由于年久失修，屋柱上的油漆，已残缺剥离，而那几株粗壮的松柏，却挺挺而立，高出屋顶，则显得格外生气勃勃，春意盎然。
这一切，又使我不禁想起了，毛主席在1947年转战陕北时，
给佳县县委的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他老人家是这样写的，更是这样做的，心里只有人民。
从向毛主席报到这一天起，直到1962年5月7日，我除到河南和江西学习、锻炼过一段时间之外，日夜就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身边工作。
“不能老浮在上面，老在屋里看文件是会死人的”
1960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六十七岁生辰。按他的本意是不主张给自己做寿过生日的。但每逢这天，身边工作人员，总是要提醒他一下，擀碗长寿面条给他吃。有几次，毛主席还把他身边工作的几个同志请来，一起相聚，吃顿便饭，和大家拉拉家常。这一天，他原来打算休息起床后，在晚饭时再同大家聚一聚。可是，他一早上床，直到下午，怎么也不能入睡。李银桥同志告我：主席决定先和大家一起坐坐，吃了饭再休息。
于是，叶子龙、汪东兴、王敬先、林克、李银桥、封耀松和我七人，便到毛主席办公室那个只能摆一张圆桌的过道里，同他老人家一起吃饭。
日常，毛主席吃饭就很简单，这顿生日便饭，因在困难年月，所以更简单。记得只有一个荤菜和两个素菜，一盘辣子，一个汤，主食是米饭，李师傅特地又擀了一点面条。
这天，毛主席由于没有休息好，显得有些精神不足，那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看上去也比往日小了，我真为他老人家睡不好觉心里感到难过。但是，他在饭桌上，仍热情地与我们亲切交谈。除谈了早年革命斗争的一些事，更主要的是要求我们认真读马列著作，还以告戒的口吻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
“不能老浮在上面，老浮在上面就会空虚。”又说：“现在，咱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还缺少经验，要想法常下基层，多深入实际，老老实实的向群众学习。不然，老在屋里看文件是会死人的。”
类似这些话，毛主席过去也对我们说过。记得有次随毛主席坐火车去上海，火车停在半路，大家搀扶他老人家下火车去看庄稼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今天，他为什么又如此强调这个问题呢？心想这里边一定有重要原因。我正一面听着，一面思索着，忽然毛主席睁大眼睛，把大伙儿一扫，提高声音问：
“你们谁愿意下去？”
我紧坐在毛主席的右边，就向毛主席报名说：“我愿意下去。”
“好!”毛主席伸出大姆指，接着又问：
“你们谁还愿意下去？”
“我愿意!”
“我愿意!”
“我也愿意!”……
大家争着一个接一个都报了名。
这时，毛主席老人家精神大振，高兴地笑着说：
“好!你们明天就下去!”
“主席，明天就下去不行，还得学习学习，准备一下才行。”我笑着对他老人家说。
毛主席平日常说“明天”如何，“明天”如何。但是，我知道并不是每件事，都得按他说的“明天”去照办，即便是要办的事，有些也是可以视具体情况和时间看是否可能，然后与他老人家商量的。
“那好，你们去北京参加两个星期的训练班，准备一下再下去。”毛主席点了点头然后又说：“以后要轮流下去，其他同志，等你们回来再下去。”
那个时候，毛主席要中央和各省、市的负责同志，也要加强调查研究。有的地方，还对下去的同志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学习。
就这样，毛主席在他生日的那天下午，与我们一起吃罢饭，才去休息。不过，当晚他还是没有休息，仍然阅批了一夜文件。
第二天清早七时许，毛主席按电铃，把我叫去，拿他夜里批阅过的文件等，同时交给我用铅笔写的一封信，当面指示我交给汪东兴同志办。我接过一看，啊!原来是他老人家连夜给我们准备下去的几个人写的：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人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我读完这封信，眼睛润湿了，浑身感到热呼呼的。在交汪东兴同志办时，建议照个像给我们每人都洗印一份，以作为珍贵的纪念。那时，还没有复印机，只得用照像洗印的办法。
毛主席对我们下的几个人，考虑得真像慈母一样的周到。可能是怕我们的身子骨支持不了，看过信阳的一份报告，认为那里有救济粮，气候也暖和些，便把原定去山东改为去河南信阳了。那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已决定不吃肉了，却在信中对我们说：“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在他的生活和身体更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却把身边平时最熟悉的同志抽出来，下到农村进行调查，这种精神又是何等的感人啊!
经过两周准备，1961年1月15日晚上，毛主席在颐年堂又约见我们。我们都穿着下乡的衣服，他老人家“检阅”后很满意，并同大家一起合了影。下乡的同志，除原定的六人，机要室和警卫局又抽出局、处干部四人，共十人。
这次，毛主席在谈到下乡的意义时，对我们着重指示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下去搞些调查研究，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集体吃食堂到底行不行？群众有什么意见，如实反映上来。一定要讲真话。”还说：“你们下去以后，既要了解当前农村存在的实际问题，也要向群众学习一些生产知识。”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教导，不几天，我们就坐火车到了郑州。河南省的吴芝圃和赵文甫等负责同志，对我们的到来非常欢迎，亲自给我们介绍了河南的情况。省委还决定抽出一百人，与我们组成一个工作队，将原定信阳专区又改为许昌专区鄢陵县，在五女店稍作训练就下乡了。
我们到鄢陵县时，正逢青黄不接之际。一进村，我们就和社员群众一起吃集体食堂。由于自然灾害，加上一些干部的浮夸虚报，强迫命令，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我在的这个生产队，已没有多少粮食，只有上万斤红萝卜和一些干红薯片、红薯蔓子，群众生活极为困难。一天三顿饭，至少有两顿是红薯面拌的糊糊汤，不少群众已浮肿，小孩很多是大肚子，汤把肚子喝的滚圆。不到一个月时间，我们十人，大部分人的腿和脸也浮肿了。每到开饭时间，队上就打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端着盆，有的提着罐，排着队，唉声叹气地把饭打回家去吃。不管风吹日晒，下雨下雪，天天如此。这怎么能叫“社会主义”？!怎么能调动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我心里着实觉得不是个滋味。尽管我们也感到饥饿，但从未想过要毛主席他老人家送牛羊肉，相反大家倒是更自觉地以毛主席为榜样，越在困难的时候，越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坚持与社员群众一起排忧解难。为了改善群众生活，我们也曾多次和管理食堂的社员同志一起研究，尝试用红薯蔓和红萝卜蒸丸子，或在红薯糊糊汤里加红萝卜块。这样，虽说饭菜花样增多了，但群众普遍反映还是不如自家做着吃好。我们也亲眼见到，大家把饭打回去，往往还要再加工，或是搀和点粮食，或是搅拌些菜蔬，才可以吃得稍好些。可是，我们所在的队干部，有的却不关心群众的死活，反以极左面孔出现，认为这是给“三面红旗”抹黑，一看到谁家烟囱里冒烟，便闯进去打骂，甚至把人家的锅砸了。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行为，我们与地、县同志研究后，将个别群众意见大的干部作了处理，给群众撑了腰，受到群众的好评。
我们把群众对集体吃食堂的意见，以及了解到的其他问题，如实地向毛主席作了反映。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便根据我们的反映和各地的调查，纠正了农村集体吃食堂的作法。由于落实政策，开放了农贸市场，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年底，鄢陵县委张书记来信说一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十来个鸡蛋。
当年下半年，正逢南方收割早稻时节，我们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到江西省贵溪县白田公社的几个生产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体验农村生活。周总理闻讯也把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抽出，和我们一起到江西参加生产劳动。
我和封耀松同志，开始分在白田公社的枫林湾生产队，吃住在队长裴禄祥和一户贫下中农家里。当时，他们不知道是毛主席让我们去的，但对我们都很关心、体贴。他们手把手的教我们割稻、插秧；我们与他们一起耘田、种菜、修路、补桥，上山打柴和挑送公粮……。他们把我们看似一家人，我们也把自己当成是枫林湾的一户新社员。这里的人民，生活非常安宁，真可谓人和世风好，村人互爱相助，生气勃勃，真像一个和睦勤劳的大家庭。但是，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村里缺医少药，群众看病却很困难，到公社所在地白田看病得步行十多华里。
进村不久，听说一位贫下中农病得历害，便到他家去看望。我一进门，只见病人上吐下泻，脸色焦黄，已几天卧床不起。我问了病情，又摸了脉搏，确感病势严重。怎么办呢？这时，我想起临行前，毛主席让医生吴旭君同志给我们准备的药包。
这个药包里，共有二十一种药品，从治一些严重的炎症，到治感冒、碰伤、牙疼、胃痛和呕吐、发烧，以及消化不良、失眠等等，应有尽有；还备有棉球、棉签、纱布、皮膏等，可说样样俱全。另外，还打印有一份用药说明书。
于是，我根据病人的病状，按照用药说明书，给他服用了“四环素”。这药在当时是“药王”，离京时，李志绥医生叮嘱，一般炎症是不用的。果然，药到病除，三天后便见好，可以下床吃东西了。我和大家都很高兴，病人一家也十分感激。表现在他们身上的那种中国劳动人民的忠厚诚挚的情感，使我既感动又不安。因为，我一直在想：这不能谢我，要谢也就谢毛主席，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们准备的药包啊!
在江西的几个月里，省上和县里对我们也很关心，嘱咐干活不要太累。但是，大家都是尽力争着干活。开始不习惯赤脚走路，经过锻炼，我可以打着赤脚走长路，肩扛担挑百十多斤的稻谷或柴禾。我们的身体健壮了，对南方的农活也熟悉了，既学习了农业生产知识，也领略了这里的乡土人情，风俗文化，又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增强了群众观点，思想上也得到很大锻炼和提高。这使我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强调要实行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重要意义，以及“不能老浮在上面”的深刻道理。
我们从江西回到北京后，毛主席他老人家再次在颐年堂接见我们，显得格外高兴，格外亲切，并与我们合影。当他知道农村出现的种种新变化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摘自：《缅怀毛泽东》
深情
——回忆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时的几件事（上）
高智
向毛主席报到
我是陕北佳县人，1944年入党，在绥德师范学习了一年多，刚十七岁时，就调到延安分配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科工作。建国初在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搞会议服务工作。
那是1952年年末的一天上午，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调你给主席当机要秘书”。一听这话，我既高兴，又紧张。到毛主席跟前工作，是荣幸的事情，为什么紧张呢？因为我怕自己说的一口陕北话，毛主席听不清，给他老人家增加麻烦，影响了工作。再有毛主席是湖南人，说一口湖南话，我听他讲话，有些地方硬是听不懂，真担心万一由于口音关系发生差错，误了大事。所以，要我给毛主席当机要秘书，开始是不敢承担的。经叶子龙主任一再说明，这是组织上研究决定的，又对我作了些说服工作，我才答应试试看。同时，也向叶主任要求：“如果不行，就请组织上马上调整。”因为，我意识到给毛主席当机要秘书责任重大。
第二天上午，我到丰泽园去报到，毛主席由于连夜工作，睡得很晚，还没起床。这时，毛主席的另一位机要秘书罗光禄同志，便先找出一些文件，让我一面翻阅，一面熟悉情况。
罗光禄同志长我十来岁，是位老同志，在毛主席身边已工作多年。当老罗告诉我应如何整放文件的时候，他指着办公室桌后面一个多斗立柜的倒数第二格，严肃地对我轻声说：“那里面，放的是毛岸英同志抗美援朝时在朝鲜牺牲的材料，以后你在主席身边工作，不要向主席提起它，这件事由周总理处理。”“啊!……”我不禁一怔,连忙点点头。
我第一次见岸英是1946年他从苏联回来。平时他从不以领袖爱子自居，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礼貌待人，酷爱读书，在延安杨家岭，见他上厕所都拿着一本俄文书读，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毛主席是很重感情的人，岸英是他全家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第六位亲人，我们这些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理应尽量避免引起他老人家的悲伤。所以，我在毛主席跟前工作的近十个年头里，我从未翻出看过存放在那个多斗柜里有关岸英同志牺牲的材料，更未与任何人谈过。
这天，快到午饭时光，值班卫士电话告诉老罗：“主席睡醒了。”老罗放下电话，便对我说：“走，我带你去见主席。”
“好。”我一边答应着，一边又更紧张起来，在脑子里盘算：见了毛主席我该说些什么呢？毛主席又会问我什么呢？心里不断地打起小鼓来。
我一进毛主席的卧室，看见他老人家正背靠着床头，一手拿着一支香烟，在那里深深地吸着；一手拿着一张报纸，静静地躺在那里看着。
老罗一进门，就向毛主席报告说：
“主席，给您新调来的机要秘书高智同志来了。”接着老罗把要给毛主席看的文件等放在床头边的小方桌上。
我听老罗一介绍，就身不由己地走到毛主席跟前，激动地向毛主席说：
“主席，您好!”
“啊!欢迎，欢迎。”毛主席边说边放下手里的那张报纸，缓缓起身，与我紧紧握手。接着便很亲切地问：
“你是哪里人？”
“陕北佳县人”。我笑着向他老人家回答。
“啊!佳县我去过”。毛主席吸了一口香烟又问“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在哪里上过学？你爱人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我逐一作了回答。
当毛主席听说，我完小毕业后又考入绥德师范学习了一年多时，他眉毛一挑高兴地说：
“啊!绥德师范我是知道的，那是陕北很有名的一座学校嘛。这么说，你还是我身边工作同志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了!”
毛主席很注意人的文化素质。不过，听他老人家这么一说，我倒感到脸上阵阵发烧。
当我回答说，我爱人在中央机要局工作，名字叫霍碧英时，毛主席没听清楚，便说：
“你慢慢讲，是哪几个字？”我就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向他老人家解释：
“霍是霍去病的霍。”
“啊我听懂了。”毛主席笑了。
说到“碧”字时，我边说边用右手把“碧”字分解为“王、白、石”三字，定在左手心上让毛主席看。毛主席点点头，表示知道后，我又拉着长声说：
“英——是英雄的英。”
“噢!现在我全明白了”。毛主席把“霍碧英”三字，又重复了一遍，高兴地笑了。
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非常平易近人，又很谦和，我原来的紧张和忧虑，随之逐渐消失了。我看时间已不早，怕影响毛主席工作，又知道他起床后还没吃饭，便准备起身向他老人家告别。末了，毛主席对我又十分亲切地说：
“好吧。欢迎你以后就在我身边工作，帮我做点事，好不好？”
我急忙说：“好，好”。
毛主席把调在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是看作要“绝对为我服务”，而是特别强调一个“帮”字，说成帮他做一点事、这使我十分感动。我深深地感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确是不论职务高低，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向毛主席报到的时候，一进毛主席的卧室，就看到屋内布置很简单朴素，清清楚楚，真可谓“一目了然”。房内没有任何豪华设备，更无一件古董，日用家俱只摆有两个单人沙发，一张坐椅。睡的是大木板床，床上左边多一半堆放着许多书报刊物和一些文件，床头右边是一个约二尺多见方的小藤桌，铺一块干干净净的白布，放在上面的也是一些文件和正在阅读的书报，还有一些削好的“施德楼”牌铅笔。再就是放着一个小的普通烟灰缸，几支香烟装在一个折叠起来的普通纸烟盒里。床下放有一双陈旧的拖鞋和一双半旧不新的布鞋。挂在衣架一旁的一件睡衣，已打着好几块大补钉。
毛主席住的院落，由于年久失修，屋柱上的油漆，已残缺剥离，而那几株粗壮的松柏，却挺挺而立，高出屋顶，则显得格外生气勃勃，春意盎然。
这一切，又使我不禁想起了，毛主席在1947年转战陕北时，
给佳县县委的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他老人家是这样写的，更是这样做的，心里只有人民。
从向毛主席报到这一天起，直到1962年5月7日，我除到河南和江西学习、锻炼过一段时间之外，日夜就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身边工作。
“不能老浮在上面，老在屋里看文件是会死人的”
1960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六十七岁生辰。按他的本意是不主张给自己做寿过生日的。但每逢这天，身边工作人员，总是要提醒他一下，擀碗长寿面条给他吃。有几次，毛主席还把他身边工作的几个同志请来，一起相聚，吃顿便饭，和大家拉拉家常。这一天，他原来打算休息起床后，在晚饭时再同大家聚一聚。可是，他一早上床，直到下午，怎么也不能入睡。李银桥同志告我：主席决定先和大家一起坐坐，吃了饭再休息。
于是，叶子龙、汪东兴、王敬先、林克、李银桥、封耀松和我七人，便到毛主席办公室那个只能摆一张圆桌的过道里，同他老人家一起吃饭。
日常，毛主席吃饭就很简单，这顿生日便饭，因在困难年月，所以更简单。记得只有一个荤菜和两个素菜，一盘辣子，一个汤，主食是米饭，李师傅特地又擀了一点面条。
这天，毛主席由于没有休息好，显得有些精神不足，那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看上去也比往日小了，我真为他老人家睡不好觉心里感到难过。但是，他在饭桌上，仍热情地与我们亲切交谈。除谈了早年革命斗争的一些事，更主要的是要求我们认真读马列著作，还以告戒的口吻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
“不能老浮在上面，老浮在上面就会空虚。”又说：“现在，咱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还缺少经验，要想法常下基层，多深入实际，老老实实的向群众学习。不然，老在屋里看文件是会死人的。”
类似这些话，毛主席过去也对我们说过。记得有次随毛主席坐火车去上海，火车停在半路，大家搀扶他老人家下火车去看庄稼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今天，他为什么又如此强调这个问题呢？心想这里边一定有重要原因。我正一面听着，一面思索着，忽然毛主席睁大眼睛，把大伙儿一扫，提高声音问：
“你们谁愿意下去？”
我紧坐在毛主席的右边，就向毛主席报名说：“我愿意下去。”
“好!”毛主席伸出大姆指，接着又问：
“你们谁还愿意下去？”
“我愿意!”
“我愿意!”
“我也愿意!”……
大家争着一个接一个都报了名。
这时，毛主席老人家精神大振，高兴地笑着说：
“好!你们明天就下去!”
“主席，明天就下去不行，还得学习学习，准备一下才行。”我笑着对他老人家说。
毛主席平日常说“明天”如何，“明天”如何。但是，我知道并不是每件事，都得按他说的“明天”去照办，即便是要办的事，有些也是可以视具体情况和时间看是否可能，然后与他老人家商量的。
“那好，你们去北京参加两个星期的训练班，准备一下再下去。”毛主席点了点头然后又说：“以后要轮流下去，其他同志，等你们回来再下去。”
那个时候，毛主席要中央和各省、市的负责同志，也要加强调查研究。有的地方，还对下去的同志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学习。
就这样，毛主席在他生日的那天下午，与我们一起吃罢饭，才去休息。不过，当晚他还是没有休息，仍然阅批了一夜文件。
第二天清早七时许，毛主席按电铃，把我叫去，拿他夜里批阅过的文件等，同时交给我用铅笔写的一封信，当面指示我交给汪东兴同志办。我接过一看，啊!原来是他老人家连夜给我们准备下去的几个人写的：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人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我读完这封信，眼睛润湿了，浑身感到热呼呼的。在交汪东兴同志办时，建议照个像给我们每人都洗印一份，以作为珍贵的纪念。那时，还没有复印机，只得用照像洗印的办法。
毛主席对我们下的几个人，考虑得真像慈母一样的周到。可能是怕我们的身子骨支持不了，看过信阳的一份报告，认为那里有救济粮，气候也暖和些，便把原定去山东改为去河南信阳了。那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已决定不吃肉了，却在信中对我们说：“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在他的生活和身体更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却把身边平时最熟悉的同志抽出来，下到农村进行调查，这种精神又是何等的感人啊!
经过两周准备，1961年1月15日晚上，毛主席在颐年堂又约见我们。我们都穿着下乡的衣服，他老人家“检阅”后很满意，并同大家一起合了影。下乡的同志，除原定的六人，机要室和警卫局又抽出局、处干部四人，共十人。
这次，毛主席在谈到下乡的意义时，对我们着重指示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下去搞些调查研究，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集体吃食堂到底行不行？群众有什么意见，如实反映上来。一定要讲真话。”还说：“你们下去以后，既要了解当前农村存在的实际问题，也要向群众学习一些生产知识。”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教导，不几天，我们就坐火车到了郑州。河南省的吴芝圃和赵文甫等负责同志，对我们的到来非常欢迎，亲自给我们介绍了河南的情况。省委还决定抽出一百人，与我们组成一个工作队，将原定信阳专区又改为许昌专区鄢陵县，在五女店稍作训练就下乡了。
我们到鄢陵县时，正逢青黄不接之际。一进村，我们就和社员群众一起吃集体食堂。由于自然灾害，加上一些干部的浮夸虚报，强迫命令，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我在的这个生产队，已没有多少粮食，只有上万斤红萝卜和一些干红薯片、红薯蔓子，群众生活极为困难。一天三顿饭，至少有两顿是红薯面拌的糊糊汤，不少群众已浮肿，小孩很多是大肚子，汤把肚子喝的滚圆。不到一个月时间，我们十人，大部分人的腿和脸也浮肿了。每到开饭时间，队上就打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端着盆，有的提着罐，排着队，唉声叹气地把饭打回家去吃。不管风吹日晒，下雨下雪，天天如此。这怎么能叫“社会主义”？!怎么能调动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我心里着实觉得不是个滋味。尽管我们也感到饥饿，但从未想过要毛主席他老人家送牛羊肉，相反大家倒是更自觉地以毛主席为榜样，越在困难的时候，越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坚持与社员群众一起排忧解难。为了改善群众生活，我们也曾多次和管理食堂的社员同志一起研究，尝试用红薯蔓和红萝卜蒸丸子，或在红薯糊糊汤里加红萝卜块。这样，虽说饭菜花样增多了，但群众普遍反映还是不如自家做着吃好。我们也亲眼见到，大家把饭打回去，往往还要再加工，或是搀和点粮食，或是搅拌些菜蔬，才可以吃得稍好些。可是，我们所在的队干部，有的却不关心群众的死活，反以极左面孔出现，认为这是给“三面红旗”抹黑，一看到谁家烟囱里冒烟，便闯进去打骂，甚至把人家的锅砸了。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行为，我们与地、县同志研究后，将个别群众意见大的干部作了处理，给群众撑了腰，受到群众的好评。
我们把群众对集体吃食堂的意见，以及了解到的其他问题，如实地向毛主席作了反映。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便根据我们的反映和各地的调查，纠正了农村集体吃食堂的作法。由于落实政策，开放了农贸市场，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年底，鄢陵县委张书记来信说一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十来个鸡蛋。
当年下半年，正逢南方收割早稻时节，我们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到江西省贵溪县白田公社的几个生产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体验农村生活。周总理闻讯也把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抽出，和我们一起到江西参加生产劳动。
我和封耀松同志，开始分在白田公社的枫林湾生产队，吃住在队长裴禄祥和一户贫下中农家里。当时，他们不知道是毛主席让我们去的，但对我们都很关心、体贴。他们手把手的教我们割稻、插秧；我们与他们一起耘田、种菜、修路、补桥，上山打柴和挑送公粮……。他们把我们看似一家人，我们也把自己当成是枫林湾的一户新社员。这里的人民，生活非常安宁，真可谓人和世风好，村人互爱相助，生气勃勃，真像一个和睦勤劳的大家庭。但是，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村里缺医少药，群众看病却很困难，到公社所在地白田看病得步行十多华里。
进村不久，听说一位贫下中农病得历害，便到他家去看望。我一进门，只见病人上吐下泻，脸色焦黄，已几天卧床不起。我问了病情，又摸了脉搏，确感病势严重。怎么办呢？这时，我想起临行前，毛主席让医生吴旭君同志给我们准备的药包。
这个药包里，共有二十一种药品，从治一些严重的炎症，到治感冒、碰伤、牙疼、胃痛和呕吐、发烧，以及消化不良、失眠等等，应有尽有；还备有棉球、棉签、纱布、皮膏等，可说样样俱全。另外，还打印有一份用药说明书。
于是，我根据病人的病状，按照用药说明书，给他服用了“四环素”。这药在当时是“药王”，离京时，李志绥医生叮嘱，一般炎症是不用的。果然，药到病除，三天后便见好，可以下床吃东西了。我和大家都很高兴，病人一家也十分感激。表现在他们身上的那种中国劳动人民的忠厚诚挚的情感，使我既感动又不安。因为，我一直在想：这不能谢我，要谢也就谢毛主席，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们准备的药包啊!
在江西的几个月里，省上和县里对我们也很关心，嘱咐干活不要太累。但是，大家都是尽力争着干活。开始不习惯赤脚走路，经过锻炼，我可以打着赤脚走长路，肩扛担挑百十多斤的稻谷或柴禾。我们的身体健壮了，对南方的农活也熟悉了，既学习了农业生产知识，也领略了这里的乡土人情，风俗文化，又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增强了群众观点，思想上也得到很大锻炼和提高。这使我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强调要实行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重要意义，以及“不能老浮在上面”的深刻道理。
我们从江西回到北京后，毛主席他老人家再次在颐年堂接见我们，显得格外高兴，格外亲切，并与我们合影。当他知道农村出现的种种新变化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摘自：《缅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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