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上半年57名处级干部落马一把手案上升三成。今年以来，南京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共立案查办各类违纪违法案件338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5400万元，其中县处级干部57人，厅干2名，查办违纪金额百万元以上的案件17件……（2007年7月30日《扬子晚报》）
反腐倡廉的风尚日益浓烈，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加大。光是一个南京市，半年里就立案查办各类违纪违法案件338件，是是多么可歌可泣的伟大举动啊。有如此高风亮节的纪检监察机构为我们看守着财产，我们还不赶紧高枕无忧地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无比优越性等什么呢？
郑筱萸杀掉了。现在陈良宇也被移送司法机关了。媒体上喋喋不休拿着这些个事情说事，老生常谈什么反映出委府反腐败的坚定决心。如此的话咱听得都腻歪了是不是？成天到晚反腐败，从成克杰就开始杀，胡长清、王怀忠等等，一路杀下来，这腐败是少了还是多了，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社会越来越质疑，光是依靠所谓的重拳出击，光是靠着杀人，对于反腐败来说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反腐败方面的投入不能说不巨大，效果不能说不光辉，官方津津乐道的说辞不能说不振振有词。什么制度创新啦，什么观念转变啦。从事后惩戒到事前预警，从权力反腐到制度反腐，这些让咱这等门外汉听着脑袋就大，云山雾罩洋洋洒洒，拿着纳税人的钱反腐败，这反腐败本身也成为腐败重地了。咱还别说审计人员在被审计对象请客酒足饭饱之后猝死在饭馆门前那样的恶心的事让李金华很没面子，只是看，纪检监察部门本身的权力又受到什么样的约束，就知道事情到底能够是什么样。
很是勤奋的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对此有过精彩的分析。他亲自发给我其作品，穆军也对我说他总是能够收到胡星斗发的作品；温铁军也转发来了胡星斗的这篇佳作。不妨拿出来共享。
中国的吏治与官德危机
胡星斗
中国的吏治与官德危机越来越严重，“治官”已经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
治官重在建立法治、制度，进行权力制衡、监督、问责，严格吏治、提升官德。
一、目前中国的吏治与官德危机的表现
1、官官相护，宽容之极。以爱护干部为由，从轻发落，法外施恩，网开一面；即使出了问题，也仅仅使用“警告”、“处分”之类的“惩罚”，不痛不痒，事后照样“带病”提拔。实行干部终身制，只要不犯“错误”就不降职；哪怕有许多老百姓在检举控告他，哪怕他的丑闻在民间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只要他没有得罪顶头上司，也可照样做官；只有死了很多人，或者腐败引起了高层的重视，然后才有贪官被揪出。
对官僚们的失职渎职更是姑息迁就，格外宽容。2007年5月22日新华网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2006年全国重大责任事故渎职犯罪免刑和缓刑率达到95.6%。为什么中国的国有投资失误率达到30%，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烂尾工程、错误决策工程、浪费工程？答案就在于吏治松弛。
一些政府部门拥有庞大的编制和经费，所管理的行业一片乱象，却无人引咎辞职。山西沂州市2006年三次私藏炸药爆炸案和一起矿难事件，共死亡111人，只有一个县公安局长被撤职，各市县领导安然无恙。
看看世界其他各地：韩国房价大涨，其建设部长秋秉直引咎辞职；副总理李基俊因涉嫌在担任首尔大学校长时浪费办公经费而辞职；副总理金秉准因担任大学教授期间涉嫌学术腐败而辞职；在“三一”运动纪念日，总理李海瓒去打高尔夫球，被媒体揭发而辞职。
以色列总统卡察夫因性丑闻被“暂时停职”；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因涉嫌以低于市场价购买了一套公寓而被国家审计长调查，近日奥尔默特又被指责在以黎冲突中指挥失当而险些下台。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夫威茨因给女朋友安排高薪职位而辞职；法国前总理阿兰朱佩因虚开职位被判刑；美国俄亥俄州州长因接受价值5千多美元的礼物，其中包括球赛门票、未付费的宴请，而被起诉。
以上各项腐败倘若发生在中国，恐怕都是小事一桩，没人监管。
2、公款浪费，默许特权。据报道，从1986年到2005年20年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23倍，而同期GDP只增长了14.6倍。据报道，2004年，中国大陆的公车支出、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出国之“三公”消费占中国财政支出的1/3以上。除了“三公”消费，加上公款建房，“四公”更加消费惊人。如河南濮阳县领导及各局委的头头们纷纷动用公款建豪宅，最大的豪宅建筑面积达600平方米。评论家何必认为，不仅“四公”消费，还应加上官员们的公费医疗疗养占中国政府卫生支出的85%（据社会科学报等报道），达1000~2200亿元，“五公”消费可谓“五毒”俱全，占到了中国财政支出总量的一半以上。
报纸上说：2004年，我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3700亿元，相当于“吃”掉了全民义务教育经费；公车消费4085亿元，相当于“碾”掉了我国大多数人的医疗、养老费用；公费出国消费3000亿元，相当于“游”掉了我国10年的低保资金。每年公款浪费的总开销可以建7、8个三峡工程。
3、生活腐化，缺少监督。最近网上流传着《全国二奶大赛》获奖名单：
原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拥有146位情妇，获得数量奖；
原重庆市宣传部长张宗海在重庆的五星级饭店，包养漂亮未婚女大学生17人，获得素质奖；
原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撰写性爱日记95本，保持性爱物证236份，获得学术奖。
原安徽省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运用MBA知识管理七名情妇，获得管理奖；
原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召集22名情妇举办群芳宴并选出最美者，荣获团结奖；
原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向五名情妇保证，六十岁之前每人每周性生活三次，荣获干劲奖。
…………
另据报道，1999年在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贪案中，100%养了二奶。
浙江台州宣传部长苏建国拥有14个情妇，天台县长梁峻拥有6个情妇；原海军副司令中将王守业包养了5个情妇。
湖南郴州原副市长雷渊利是“玩权、玩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
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群众称为“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女人搞光”的“三光”书记。
这些腐败分子在位时就声名狼藉，难道地方监督部门一点都不知晓？
4、官员违法，不讲信用，封杀批评报道。有些地方规定，贪污受贿5万以下的不立案；有的规定“抓大放小”，贪污受贿10万以下的不立案，这些都完全违背刑法的规定。某省规定，企业领导人因违规决策导致资产损失1000万元以上的，免除职务，那么1000万以下的呢，似乎就无所谓了。
河南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让县电视台每天滚动播出他的新闻，对揭露他的人员捏造“挪用公款”等罪进行迫害打击；平顶山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面对“不贪财、不贪官、不好色”的镇长吕净一，束手无策，最后雇凶杀人。
《新京报》2004.5.26报道：山西平陆县政府让包工头修路，路修好了，钱却拖着不给。
2006.11.29中国新闻网、安徽市场报报道：闫集镇政府三届镇领导吃喝打下130张、共计17.4万元的欠条，105岁老人刘庆宇在讨要数年后得到了暂定每年还一千元的一份还款计划，还清欠款需要170年，老人需活到两三百岁。
如今一些官员听不得批评意见，一些媒体秉承官意，封杀批评声音（如果本文能够在网络上幸存，说明中国还存在有良心的官员），没有人关心、报道贫苦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爱滋病患者、上访人员、边缘群体的困境，电视上天天莺歌燕舞，歌功颂德；一些电影、电视剧热衷于渲染封建权术、宫廷暴力，缺乏人文关怀，没有人性之美，没有人间大爱，怎么可能获得奥斯卡奖？明星们代言产品，也不必像美国、欧洲、日本那样对产品质量负责，中国真可谓歌星、影星、娱乐明星发财的圣地、权贵们的天堂。
5、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潜规则盛行。官场流行的是“吹拉弹唱”——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拉关系，走后门，弹压打击，唱赞歌，表成绩；还有“唱念做打”——歌唱功绩，像念经一样念稿，热衷于做秀、做政绩，打击对手和举报者。
民谣《官场速写》：身体越来越胖，心胸越来越窄；头衔越来越多，学问越来越浅；讲话越来越长，真话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大，威信越来越低；年纪越来越老，情人越来越小。
李鸿章曾说：“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无用了”。在一些办公室里，溜须拍马，吹牛聊天，打牌玩乐，浮夸作假，墨守陈规，蠢材政治盛行；2006年一名日本商人的文章称：中国人像蚂蚁般勤劳，像牛马般顺从，但中国缺乏对管理者科学选拔的机制，大量人格低下、好钻空子、工于心计的无能之辈占据了领导者的位子。
领导们念秘书东拼西凑写的讲话稿、走下属提前踩点安排的调查线路、会见经身边工作人员层层盘问审查而放进来的来访者，这种“拐杖化生存”，养出的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官场寄生虫，而非雨中送伞、雪中送炭的人民公仆。
一些官员这样开会和做事：
“会前定调子，会上排位子，会中念稿子，会后拿筷子”。
“会前握握手，会上举举手，会完拍拍手，会后不动手”。
“决心在嘴上，行动在会上，落实在纸上”。
“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执行，拍屁股走人”。
“‘三讲’会上说假话，‘三讲’过后胆更大”。
“上午讲正气，下午讲手气，晚上讲力气”。
官场通用的是“潜规则”：“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连跑带送，提拔重用”；“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对上级甜言蜜语，对舆论豪言壮语，对外宾花言巧语，对群众谎言假语”。
6、官德素质低，缺乏正义感。有网站调查，官员在社会各个职业中诚信度最低。一些官员缺乏理想、缺乏道德、缺乏爱心、缺乏责任感。
华夏时报报道：河南爱滋病疫情严重地区不如外界想像的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当地官员，他们不但不尽政府的责任，还向上级瞒报、坑钱。当地县委宣传部对记者采取“三不”政策：不接受任何采访、不提供任何材料、不让记者接触任何群众。当地部分官员的品行让记者为之心凉。
《南风窗》2004年2月上报道：在阜阳官场，“那里很难见到什么平等的人，平日里看到的都是唯上或者欺下的奴才脸，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骂，依据只有一个：职务高低。这里，没有同志，只有奴才”。阜阳原市长笃信林彪的话：“说不得假话，做不得大事”。
河南平舆县黄勇杀害了17名少年，当初家属报案，县公安局不立案，可同时县政府丢了一只垃圾箱，政府命令公安局限期破案。
1994年12月8日，克拉玛依一场大火，吞噬了325名中小学生和教师，火灾发生时，教委副主任高喊“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克市领导、教委官员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
新华社长春2004年5月24日电：吉林乾安县小孩在向县政府反映问题时突然倒地猝死，官员们以“没手机”、“固定电话不好使”等推脱不给急救，其父亲跪地相求，也没有用。
2005年3月7日，湖南大学毕业生张衡生被摩托车撞伤，村民向交警、派出所、民政所数次报警、求助，皆无人理睬，当时下大雪，该青年苦撑5天后冻死。
2005.3.24《法制晚报》报道：沈阳市民董国明不搬迁，被开发商把门钉死、雇佣保安看守、禁止送食物、以噪音、烟熏折磨27天。面临饥饿死亡威胁的董多次向公安局求救，可无人理睬。
2004.3.26《焦点访谈》报道：重庆开县农民金有树跳进冰冷池塘中独自救出19名车祸落水者，他在水中浸泡了半小时，得了肺气肿，无钱治疗，他生前写信给开县县长：“我救了19人的生命，求县长救我的命”，但无人救他。
2004.3.16凤凰卫视报道：由于父母早亡，11岁的女孩带着1弟1妹靠捡垃圾为生，没月还要交70元房租，还要上学；三人每天共赊吃一袋方便面；警察查暂住证，大冬天晚上，姐弟三人跑到外面躲着，冷得发抖；小女孩去民政局申请救济无数次，均遭遇白眼，女孩的手冻烂了，肉都翻出来了，她给官员看，官员称“烦死了”。
二、吏治与官德危机的原因与对策
1、吏治与官德危机根源于落后的制度。人治的缺乏监督的制度必然导致逆淘汰：往往有脑子的没位子，有位子的没脑子；不同流合污，就会被排挤出局；清官最先被淘汰。
没有政治文明，就没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也畸形发展。
没有宪政民主，倘若实行官本位、特权制度，吏治必然松弛，官德必然败坏；
没有宪政民主，特权、垄断、腐败、官商勾结、官僚主义等问题都没法解决，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只会不断地扩大；
没有宪政民主，弱势群体的处境也无法彻底改善，贫困、歧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土地产权、环境污染、上访、户籍等只能听天由命，或者听人摆布；
没有宪政民主，司法、监察、审计等部门可能唯官是从，官员们无所顾虑，胆大妄为，官德、政府信用无以确立。
2、如何加强吏治、提升官德。现代人类文明的最伟大的成果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不朽的文化经典，而是把政府“关进了笼子”。只有约束官权，让人民群众来监督官员，才能树立官德。
媒体是公器，必须为公民所有、为公民服务，为弱势群体代言。必须逐步建立现代新闻制度。目前，必须加大媒体监督的力度，让人民群众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相反，人民逐渐会信任各级政府、信任官员。
司法、检察、监察、纪检、反贪、审计等部门必须在人事上、财政上具有独立性，目前，至少实行垂直管理。
必须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实行透明财政，通过立法鼓励公民进行财政公益诉讼，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都可以起诉挥霍公款的官员（如美国、日本那样）。
必须严惩渎职、不作为，严惩政府违法、官员违法。取消等级、特权的医疗、退休、级别待遇制度。
必须制定法律，禁止官员与商人共同参与娱乐活动（如韩国那样）；修改刑法，把腐败的定义从接受金钱扩大到接受一切好处；同时，制定举报人保护法，严惩对举报人打击报复的行为。
必须让人民或者通过名副其实的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拥有选择官员、弹劾庸官贪官的权力和对财政预算、支出审查的权力，通过立法确定弹劾、问责、审查的程序和事项。
官德是官员的立身之本，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与良心。以后谁突破了官德底线，就将永远退出政坛，甚至受到法律的追究。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官员以德行施政，正直清廉，忠于职责，多为人民做好事，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政府的信誉就会提高，社会就会长治久安。
只有官员在“立德”方面为世垂范，中国社会的公德和文明水平才能够提高。因此，“治官”在中国已经迫在眉睫。
2007-5-29
呵呵。
我与胡星斗虽然只不过一面之交，但此后却通过邮件频繁往来，也可谓是神交已久。我看到他当初对三公消费后加上的公款建房的说法，认为还应该加入公费医疗，由此变成公共开支领域里的“五毒俱全”。胡星斗此后就修改了说法。
而胡星斗此文中没有提及的是，去年两会期间从会场上传出声音，中国的行政开支在25年间增加了87倍。
中国特色的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以及非预算支出，也算是很奇妙的制度安排了。北京大学平新乔测算，近来年度当中，中国预算内支出2.5万亿，预算外支出8000亿，非预算支出8000亿，也就是说，经过各级人大审议的财政支出只不过才占到政府形形色色支出中的60%左右，而另外40%的政府开支，是根本无须经过纳税人监督的。
普天之下，谁见过有这等荒唐至极的事情？
我以前曾经引用过清华大学崔之元给我发来的有关各地土地出让金的情况，到现在，这种预算外收入竟然是个黑洞，举国上下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楚，到底中国各级委府的土地出让金的真实数目。而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到了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比例，在一些地县级委府，这项收入占到了财政收入的80%。能够想象，如此巨大的收入连个基本的帐目都没有。所谓的国土资源部到底干什么吃的，还不清楚？如此，靠着什么来确保中国耕地18亿亩红线不被突破，这不是儿戏一般的事情么？
胡星斗文中提到了应该修改腐败的定义。这也是我已经叫嚣了差不多10年的货色了。按照国际上对腐败的界定，是利用公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到了中国，却被偷梁换柱为受贿以及巨额财产来路不明。这种转换，就让非物质利益被抹杀了。具体而言，北京市卫生间对于医生收受红包只定性为违反纪律，而不是商业贿赂，就是最经典的范本。
要知道，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个利益当中，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比如行政不作为得到的行政成本最小化，比如无所事事换取的仕途亨通，比如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的官场规则对中国社会的毁灭性影响。
当然，如果真是按照这种包括非物质利益在内的腐败定义来区划，中国官场上恐怕没有官员能够幸免于难。
去年我曾经所在的《城市》节目当中，我曾经与热衷于出镜也同样口无遮拦的周孝正在节目里进行专题讨论。这位喋喋不休者今年却随着被邀请到胡锦涛家里做客而突然变得收敛老实起来，一改过去满嘴跑火车的习性，也变得歌功颂德模样。去年，他对我提及，他和我太应该出现在太多电视评论节目当中了，因为都属于快人快语类型的。他更是对中国官场描述到，如果说前些年对官场的形容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官员都排成队，挨个枪毙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就会有漏网的，这还是真实情况的话，那么后来就演变成了，如果把官员的家属排队，挨个枪毙或者隔一个枪毙一个会如此这般，再后来有变成如果把官员的同事排队如此这般，到现在则演变为如果把官员的街坊排队，通通杀掉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杀一个会有漏网的。换言之，现在把中国所有官员及其家属乃至同事通通杀掉，绝不会有冤枉的。
上周与穆军见面，提到中国官场，讨论到按照中国刑法上巨额财产来路不明罪（这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刑种本身的合法性姑且不论）的立法原则，应该设立“使用公权力说不清楚罪”（当时我们谈及这种叫法都哄堂大笑，自然，立法时应该使用稍微书面化的表述方式）。
我对重刑主义一向有着反感的态度，认为中国社会乱世用重典的手法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资不抵债的破产，而重刑主义更是给权力不受约束提供了法律上的制度保障。
但是，我还是很欣赏这种使用公权力说不清楚罪的建议。目前，公权力遭到滥用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公权力正在被迅速私权化，导致中国社会里公权力彻底离场撤退销声匿迹。
我们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让渡自己部分权利，交给了公权力（姑且不说在非宪政情况下权利让渡是否符合情理法），但绝不是说，出让这部分权利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受虐倾向，绝不是希冀“拿起皮鞭不断轻轻抽打在我身上”，绝不是要沦为惨绝人寰的山西黑砖窑事件里的奴隶，绝不是要成为被压在教育、医疗、住房这被坊间称之为“新三座大山”下痛不欲生的奴隶。
如果真是设定了使用公权力说不清楚罪，那么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有几个还能够逍遥法外而不锒铛入狱？按照周孝正描绘的现在中国官场，连所有官员及其家属和同事都应该斩尽杀绝，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嘛，这是个无解的命题。
反腐倡廉的风尚日益浓烈，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加大。光是一个南京市，半年里就立案查办各类违纪违法案件338件，是是多么可歌可泣的伟大举动啊。有如此高风亮节的纪检监察机构为我们看守着财产，我们还不赶紧高枕无忧地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无比优越性等什么呢？
郑筱萸杀掉了。现在陈良宇也被移送司法机关了。媒体上喋喋不休拿着这些个事情说事，老生常谈什么反映出委府反腐败的坚定决心。如此的话咱听得都腻歪了是不是？成天到晚反腐败，从成克杰就开始杀，胡长清、王怀忠等等，一路杀下来，这腐败是少了还是多了，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社会越来越质疑，光是依靠所谓的重拳出击，光是靠着杀人，对于反腐败来说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反腐败方面的投入不能说不巨大，效果不能说不光辉，官方津津乐道的说辞不能说不振振有词。什么制度创新啦，什么观念转变啦。从事后惩戒到事前预警，从权力反腐到制度反腐，这些让咱这等门外汉听着脑袋就大，云山雾罩洋洋洒洒，拿着纳税人的钱反腐败，这反腐败本身也成为腐败重地了。咱还别说审计人员在被审计对象请客酒足饭饱之后猝死在饭馆门前那样的恶心的事让李金华很没面子，只是看，纪检监察部门本身的权力又受到什么样的约束，就知道事情到底能够是什么样。
很是勤奋的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对此有过精彩的分析。他亲自发给我其作品，穆军也对我说他总是能够收到胡星斗发的作品；温铁军也转发来了胡星斗的这篇佳作。不妨拿出来共享。
中国的吏治与官德危机
胡星斗
中国的吏治与官德危机越来越严重，“治官”已经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
治官重在建立法治、制度，进行权力制衡、监督、问责，严格吏治、提升官德。
一、目前中国的吏治与官德危机的表现
1、官官相护，宽容之极。以爱护干部为由，从轻发落，法外施恩，网开一面；即使出了问题，也仅仅使用“警告”、“处分”之类的“惩罚”，不痛不痒，事后照样“带病”提拔。实行干部终身制，只要不犯“错误”就不降职；哪怕有许多老百姓在检举控告他，哪怕他的丑闻在民间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只要他没有得罪顶头上司，也可照样做官；只有死了很多人，或者腐败引起了高层的重视，然后才有贪官被揪出。
对官僚们的失职渎职更是姑息迁就，格外宽容。2007年5月22日新华网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2006年全国重大责任事故渎职犯罪免刑和缓刑率达到95.6%。为什么中国的国有投资失误率达到30%，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烂尾工程、错误决策工程、浪费工程？答案就在于吏治松弛。
一些政府部门拥有庞大的编制和经费，所管理的行业一片乱象，却无人引咎辞职。山西沂州市2006年三次私藏炸药爆炸案和一起矿难事件，共死亡111人，只有一个县公安局长被撤职，各市县领导安然无恙。
看看世界其他各地：韩国房价大涨，其建设部长秋秉直引咎辞职；副总理李基俊因涉嫌在担任首尔大学校长时浪费办公经费而辞职；副总理金秉准因担任大学教授期间涉嫌学术腐败而辞职；在“三一”运动纪念日，总理李海瓒去打高尔夫球，被媒体揭发而辞职。
以色列总统卡察夫因性丑闻被“暂时停职”；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因涉嫌以低于市场价购买了一套公寓而被国家审计长调查，近日奥尔默特又被指责在以黎冲突中指挥失当而险些下台。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夫威茨因给女朋友安排高薪职位而辞职；法国前总理阿兰朱佩因虚开职位被判刑；美国俄亥俄州州长因接受价值5千多美元的礼物，其中包括球赛门票、未付费的宴请，而被起诉。
以上各项腐败倘若发生在中国，恐怕都是小事一桩，没人监管。
2、公款浪费，默许特权。据报道，从1986年到2005年20年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23倍，而同期GDP只增长了14.6倍。据报道，2004年，中国大陆的公车支出、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出国之“三公”消费占中国财政支出的1/3以上。除了“三公”消费，加上公款建房，“四公”更加消费惊人。如河南濮阳县领导及各局委的头头们纷纷动用公款建豪宅，最大的豪宅建筑面积达600平方米。评论家何必认为，不仅“四公”消费，还应加上官员们的公费医疗疗养占中国政府卫生支出的85%（据社会科学报等报道），达1000~2200亿元，“五公”消费可谓“五毒”俱全，占到了中国财政支出总量的一半以上。
报纸上说：2004年，我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3700亿元，相当于“吃”掉了全民义务教育经费；公车消费4085亿元，相当于“碾”掉了我国大多数人的医疗、养老费用；公费出国消费3000亿元，相当于“游”掉了我国10年的低保资金。每年公款浪费的总开销可以建7、8个三峡工程。
3、生活腐化，缺少监督。最近网上流传着《全国二奶大赛》获奖名单：
原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拥有146位情妇，获得数量奖；
原重庆市宣传部长张宗海在重庆的五星级饭店，包养漂亮未婚女大学生17人，获得素质奖；
原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撰写性爱日记95本，保持性爱物证236份，获得学术奖。
原安徽省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运用MBA知识管理七名情妇，获得管理奖；
原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召集22名情妇举办群芳宴并选出最美者，荣获团结奖；
原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向五名情妇保证，六十岁之前每人每周性生活三次，荣获干劲奖。
…………
另据报道，1999年在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贪案中，100%养了二奶。
浙江台州宣传部长苏建国拥有14个情妇，天台县长梁峻拥有6个情妇；原海军副司令中将王守业包养了5个情妇。
湖南郴州原副市长雷渊利是“玩权、玩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
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群众称为“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女人搞光”的“三光”书记。
这些腐败分子在位时就声名狼藉，难道地方监督部门一点都不知晓？
4、官员违法，不讲信用，封杀批评报道。有些地方规定，贪污受贿5万以下的不立案；有的规定“抓大放小”，贪污受贿10万以下的不立案，这些都完全违背刑法的规定。某省规定，企业领导人因违规决策导致资产损失1000万元以上的，免除职务，那么1000万以下的呢，似乎就无所谓了。
河南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让县电视台每天滚动播出他的新闻，对揭露他的人员捏造“挪用公款”等罪进行迫害打击；平顶山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面对“不贪财、不贪官、不好色”的镇长吕净一，束手无策，最后雇凶杀人。
《新京报》2004.5.26报道：山西平陆县政府让包工头修路，路修好了，钱却拖着不给。
2006.11.29中国新闻网、安徽市场报报道：闫集镇政府三届镇领导吃喝打下130张、共计17.4万元的欠条，105岁老人刘庆宇在讨要数年后得到了暂定每年还一千元的一份还款计划，还清欠款需要170年，老人需活到两三百岁。
如今一些官员听不得批评意见，一些媒体秉承官意，封杀批评声音（如果本文能够在网络上幸存，说明中国还存在有良心的官员），没有人关心、报道贫苦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爱滋病患者、上访人员、边缘群体的困境，电视上天天莺歌燕舞，歌功颂德；一些电影、电视剧热衷于渲染封建权术、宫廷暴力，缺乏人文关怀，没有人性之美，没有人间大爱，怎么可能获得奥斯卡奖？明星们代言产品，也不必像美国、欧洲、日本那样对产品质量负责，中国真可谓歌星、影星、娱乐明星发财的圣地、权贵们的天堂。
5、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潜规则盛行。官场流行的是“吹拉弹唱”——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拉关系，走后门，弹压打击，唱赞歌，表成绩；还有“唱念做打”——歌唱功绩，像念经一样念稿，热衷于做秀、做政绩，打击对手和举报者。
民谣《官场速写》：身体越来越胖，心胸越来越窄；头衔越来越多，学问越来越浅；讲话越来越长，真话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大，威信越来越低；年纪越来越老，情人越来越小。
李鸿章曾说：“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无用了”。在一些办公室里，溜须拍马，吹牛聊天，打牌玩乐，浮夸作假，墨守陈规，蠢材政治盛行；2006年一名日本商人的文章称：中国人像蚂蚁般勤劳，像牛马般顺从，但中国缺乏对管理者科学选拔的机制，大量人格低下、好钻空子、工于心计的无能之辈占据了领导者的位子。
领导们念秘书东拼西凑写的讲话稿、走下属提前踩点安排的调查线路、会见经身边工作人员层层盘问审查而放进来的来访者，这种“拐杖化生存”，养出的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官场寄生虫，而非雨中送伞、雪中送炭的人民公仆。
一些官员这样开会和做事：
“会前定调子，会上排位子，会中念稿子，会后拿筷子”。
“会前握握手，会上举举手，会完拍拍手，会后不动手”。
“决心在嘴上，行动在会上，落实在纸上”。
“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执行，拍屁股走人”。
“‘三讲’会上说假话，‘三讲’过后胆更大”。
“上午讲正气，下午讲手气，晚上讲力气”。
官场通用的是“潜规则”：“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连跑带送，提拔重用”；“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对上级甜言蜜语，对舆论豪言壮语，对外宾花言巧语，对群众谎言假语”。
6、官德素质低，缺乏正义感。有网站调查，官员在社会各个职业中诚信度最低。一些官员缺乏理想、缺乏道德、缺乏爱心、缺乏责任感。
华夏时报报道：河南爱滋病疫情严重地区不如外界想像的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当地官员，他们不但不尽政府的责任，还向上级瞒报、坑钱。当地县委宣传部对记者采取“三不”政策：不接受任何采访、不提供任何材料、不让记者接触任何群众。当地部分官员的品行让记者为之心凉。
《南风窗》2004年2月上报道：在阜阳官场，“那里很难见到什么平等的人，平日里看到的都是唯上或者欺下的奴才脸，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骂，依据只有一个：职务高低。这里，没有同志，只有奴才”。阜阳原市长笃信林彪的话：“说不得假话，做不得大事”。
河南平舆县黄勇杀害了17名少年，当初家属报案，县公安局不立案，可同时县政府丢了一只垃圾箱，政府命令公安局限期破案。
1994年12月8日，克拉玛依一场大火，吞噬了325名中小学生和教师，火灾发生时，教委副主任高喊“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克市领导、教委官员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
新华社长春2004年5月24日电：吉林乾安县小孩在向县政府反映问题时突然倒地猝死，官员们以“没手机”、“固定电话不好使”等推脱不给急救，其父亲跪地相求，也没有用。
2005年3月7日，湖南大学毕业生张衡生被摩托车撞伤，村民向交警、派出所、民政所数次报警、求助，皆无人理睬，当时下大雪，该青年苦撑5天后冻死。
2005.3.24《法制晚报》报道：沈阳市民董国明不搬迁，被开发商把门钉死、雇佣保安看守、禁止送食物、以噪音、烟熏折磨27天。面临饥饿死亡威胁的董多次向公安局求救，可无人理睬。
2004.3.26《焦点访谈》报道：重庆开县农民金有树跳进冰冷池塘中独自救出19名车祸落水者，他在水中浸泡了半小时，得了肺气肿，无钱治疗，他生前写信给开县县长：“我救了19人的生命，求县长救我的命”，但无人救他。
2004.3.16凤凰卫视报道：由于父母早亡，11岁的女孩带着1弟1妹靠捡垃圾为生，没月还要交70元房租，还要上学；三人每天共赊吃一袋方便面；警察查暂住证，大冬天晚上，姐弟三人跑到外面躲着，冷得发抖；小女孩去民政局申请救济无数次，均遭遇白眼，女孩的手冻烂了，肉都翻出来了，她给官员看，官员称“烦死了”。
二、吏治与官德危机的原因与对策
1、吏治与官德危机根源于落后的制度。人治的缺乏监督的制度必然导致逆淘汰：往往有脑子的没位子，有位子的没脑子；不同流合污，就会被排挤出局；清官最先被淘汰。
没有政治文明，就没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也畸形发展。
没有宪政民主，倘若实行官本位、特权制度，吏治必然松弛，官德必然败坏；
没有宪政民主，特权、垄断、腐败、官商勾结、官僚主义等问题都没法解决，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只会不断地扩大；
没有宪政民主，弱势群体的处境也无法彻底改善，贫困、歧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土地产权、环境污染、上访、户籍等只能听天由命，或者听人摆布；
没有宪政民主，司法、监察、审计等部门可能唯官是从，官员们无所顾虑，胆大妄为，官德、政府信用无以确立。
2、如何加强吏治、提升官德。现代人类文明的最伟大的成果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不朽的文化经典，而是把政府“关进了笼子”。只有约束官权，让人民群众来监督官员，才能树立官德。
媒体是公器，必须为公民所有、为公民服务，为弱势群体代言。必须逐步建立现代新闻制度。目前，必须加大媒体监督的力度，让人民群众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相反，人民逐渐会信任各级政府、信任官员。
司法、检察、监察、纪检、反贪、审计等部门必须在人事上、财政上具有独立性，目前，至少实行垂直管理。
必须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实行透明财政，通过立法鼓励公民进行财政公益诉讼，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都可以起诉挥霍公款的官员（如美国、日本那样）。
必须严惩渎职、不作为，严惩政府违法、官员违法。取消等级、特权的医疗、退休、级别待遇制度。
必须制定法律，禁止官员与商人共同参与娱乐活动（如韩国那样）；修改刑法，把腐败的定义从接受金钱扩大到接受一切好处；同时，制定举报人保护法，严惩对举报人打击报复的行为。
必须让人民或者通过名副其实的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拥有选择官员、弹劾庸官贪官的权力和对财政预算、支出审查的权力，通过立法确定弹劾、问责、审查的程序和事项。
官德是官员的立身之本，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与良心。以后谁突破了官德底线，就将永远退出政坛，甚至受到法律的追究。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官员以德行施政，正直清廉，忠于职责，多为人民做好事，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政府的信誉就会提高，社会就会长治久安。
只有官员在“立德”方面为世垂范，中国社会的公德和文明水平才能够提高。因此，“治官”在中国已经迫在眉睫。
2007-5-29
呵呵。
我与胡星斗虽然只不过一面之交，但此后却通过邮件频繁往来，也可谓是神交已久。我看到他当初对三公消费后加上的公款建房的说法，认为还应该加入公费医疗，由此变成公共开支领域里的“五毒俱全”。胡星斗此后就修改了说法。
而胡星斗此文中没有提及的是，去年两会期间从会场上传出声音，中国的行政开支在25年间增加了87倍。
中国特色的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以及非预算支出，也算是很奇妙的制度安排了。北京大学平新乔测算，近来年度当中，中国预算内支出2.5万亿，预算外支出8000亿，非预算支出8000亿，也就是说，经过各级人大审议的财政支出只不过才占到政府形形色色支出中的60%左右，而另外40%的政府开支，是根本无须经过纳税人监督的。
普天之下，谁见过有这等荒唐至极的事情？
我以前曾经引用过清华大学崔之元给我发来的有关各地土地出让金的情况，到现在，这种预算外收入竟然是个黑洞，举国上下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楚，到底中国各级委府的土地出让金的真实数目。而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到了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比例，在一些地县级委府，这项收入占到了财政收入的80%。能够想象，如此巨大的收入连个基本的帐目都没有。所谓的国土资源部到底干什么吃的，还不清楚？如此，靠着什么来确保中国耕地18亿亩红线不被突破，这不是儿戏一般的事情么？
胡星斗文中提到了应该修改腐败的定义。这也是我已经叫嚣了差不多10年的货色了。按照国际上对腐败的界定，是利用公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到了中国，却被偷梁换柱为受贿以及巨额财产来路不明。这种转换，就让非物质利益被抹杀了。具体而言，北京市卫生间对于医生收受红包只定性为违反纪律，而不是商业贿赂，就是最经典的范本。
要知道，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个利益当中，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比如行政不作为得到的行政成本最小化，比如无所事事换取的仕途亨通，比如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的官场规则对中国社会的毁灭性影响。
当然，如果真是按照这种包括非物质利益在内的腐败定义来区划，中国官场上恐怕没有官员能够幸免于难。
去年我曾经所在的《城市》节目当中，我曾经与热衷于出镜也同样口无遮拦的周孝正在节目里进行专题讨论。这位喋喋不休者今年却随着被邀请到胡锦涛家里做客而突然变得收敛老实起来，一改过去满嘴跑火车的习性，也变得歌功颂德模样。去年，他对我提及，他和我太应该出现在太多电视评论节目当中了，因为都属于快人快语类型的。他更是对中国官场描述到，如果说前些年对官场的形容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官员都排成队，挨个枪毙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就会有漏网的，这还是真实情况的话，那么后来就演变成了，如果把官员的家属排队，挨个枪毙或者隔一个枪毙一个会如此这般，再后来有变成如果把官员的同事排队如此这般，到现在则演变为如果把官员的街坊排队，通通杀掉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杀一个会有漏网的。换言之，现在把中国所有官员及其家属乃至同事通通杀掉，绝不会有冤枉的。
上周与穆军见面，提到中国官场，讨论到按照中国刑法上巨额财产来路不明罪（这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刑种本身的合法性姑且不论）的立法原则，应该设立“使用公权力说不清楚罪”（当时我们谈及这种叫法都哄堂大笑，自然，立法时应该使用稍微书面化的表述方式）。
我对重刑主义一向有着反感的态度，认为中国社会乱世用重典的手法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资不抵债的破产，而重刑主义更是给权力不受约束提供了法律上的制度保障。
但是，我还是很欣赏这种使用公权力说不清楚罪的建议。目前，公权力遭到滥用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公权力正在被迅速私权化，导致中国社会里公权力彻底离场撤退销声匿迹。
我们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让渡自己部分权利，交给了公权力（姑且不说在非宪政情况下权利让渡是否符合情理法），但绝不是说，出让这部分权利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受虐倾向，绝不是希冀“拿起皮鞭不断轻轻抽打在我身上”，绝不是要沦为惨绝人寰的山西黑砖窑事件里的奴隶，绝不是要成为被压在教育、医疗、住房这被坊间称之为“新三座大山”下痛不欲生的奴隶。
如果真是设定了使用公权力说不清楚罪，那么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有几个还能够逍遥法外而不锒铛入狱？按照周孝正描绘的现在中国官场，连所有官员及其家属和同事都应该斩尽杀绝，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嘛，这是个无解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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