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 习仲勋忠于改革挺胡耀邦

亚洲周刊章海陵／习近平之父习仲勋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推手，他一生高风亮节，贴近民众，坚持人性，在党内高层围剿胡耀邦时敢于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如果说，中共党史上曾出现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改革先锋，那么同样高风亮节的习仲勋也不该被遗忘。习仲勋是新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五十四岁的习近平与其父神形酷似，更引发人们对二零零二年去世、享年八十九岁的习仲勋的?念。

一九八七年初，中共高层保守派兴风作浪，在中央民主生活会上围剿胡耀邦，逼他辞去总书记职务，而大部分改革派噤若寒蝉。这时候，习仲勋拍案而起，伸张正义，斥责那帮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政治老人：“你们这是干什?？这不是重演‘逼宫’吗？”习仲勋痛斥他们“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违反党的原则。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做法！”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习仲勋更在一九九零年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指名批评对民主学潮诉诸武力的邓小平和杨尚昆。

在大时代关键时刻，能做到伸张正义、为民请命，政治家也不虚此生了。但习仲勋令人追念的是，他在中共建政后的五十多年岁月里，一直显示不凡的精神气度。一九五一年，他敏锐发现下级报告中所称当地“人民代表由选举产生”是谎言，马上展开调查，坚决纠正。在他看来，“人民代表将来要进行直选”是不可蒙混的，也是不可动摇的。

习仲勋反对领袖崇拜，一九五三年苏共领袖斯大林去世，他就在党内会议上说：“人老了总是要死的，让青年人上台吧！”毛泽东大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浮夸风的同时，习仲勋却在管辖的地区到处宣扬“当前工作必须是生产第一，一切要围绕著生产进行”。

中共大力开展阶级斗争，一批批唯恐对“敌”不够狠、说话做事不够左的党棍和积极分子应运而生，各阶层、各领域人人自危，但在这种抑郁氛围里，习仲勋告诫周围的人：“知道的就揭发，不知道的会有人揭发，何必抢著说呢？”高岗事件中，中央高层让习仲勋“劝降”高岗，他却提醒高岗不要乱咬别人；他甚至训斥要与丈夫“划清界线”的高岗夫人，当场撕毁她写的“揭发”材料。

这是因为习仲勋有一条高于政治原则的底线，即忠于真理和人性的信念。所以，耳熟能详的“放手发动群众”，到了习仲勋的口中，就成了“放正确之手，而不是放错误之手”、“乱打人，乱斗争，乱没收……这些都是错误的”；他“胆大包天”指出，不能抄袭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斗争方式。即使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由习仲勋主政的西北地区杀人指标减少一半，为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比全国其他地区少杀百分之六十，保长一级旧政权官员基本没碰，而在邓小平主政的四川，保长以上“敌?人员”全部被杀。

曾提文革赔偿被否决

今年是中国反右斗争运动五十周年，当年一些右派要求当局赔偿，被一些人视为“天方夜谭”。可是，早在一九八二年，习仲勋、彭真和聂荣臻等元老就提出，要设立中央、地方二级“文革赔偿基金”，对被迫害致死者及非正常死亡者进行赔偿。赔偿金分为三档：五万元、二万元、五千元。基金从两个方面调拨：国家灾难特拨款、地方政府税收款和中央、省级组织部的党费；“政治上平反后，必须从经济上作出赔偿，二者合一才是法律上的终结”。

习仲勋等人的提议，得到陈云、徐向前的表态支持。但该提议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时被否决，理由是：对文革的政治结论已作出，冤案基本已平反；如果再作经济赔偿，这笔费用预估为一百二十亿至一百四十亿元，国家很难承受，文革后对三十八万被定性为敌我矛盾的干部，平反后补发工资、福利已达四十二亿四千万元。不过，倘若“文革赔偿”落实，岂不就是一座“文革博物馆”？

习仲勋等人的提议虽然泡汤，但他们的胆识与魄力却成为美谈。看今朝，中国政坛要人几乎个个自称“为政清廉”又“锐意改革”，却忍看国家腐败横行、冤民上诉无门，制度改革之难如逆水行舟。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作家莫言在《红高粱》中所言，先辈们一幕幕英勇悲壮的大戏，使得那些良心已被酱油腌透了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这真是“种的退化”。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何以召唤那些徘徊在“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