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正月，李隆基心血来潮，在长安举行大典，要祭祀天地，以及玄元皇帝老子、也就是李耳，还有李唐王室宗庙。老子李耳到底是不是他们太原李家的祖先，还搞不定，但是李隆基跟杨玉环都信道，这个便宜还是要沾的。就像如今中国混出点样子了，韩国一些民粹主义者，就绞尽脑汁地想要把咱们老祖宗的东西搬到他们的太庙里去一样。实际上，文盗比武盗更为无耻，武盗杀肉，文盗杀脑。
当时正有一顿没一顿的杜甫获悉此事，大喜过望，趁机就将自己在长安花费了这么几年的心血凝结写成的三篇《大礼赋》，通过有关人士呈送上去，终于得到了好大喜功的李隆基的赏识。李隆基这人的身上充满了诗人与仙人的气质，开元与天宝简直就像是两个错落的朝代，前者豪放，后者放荡。唐朝的繁荣到了他的年代，达到了顶峰，而衰落也是自他而始。所谓物极必反。
此时，杜甫在他的《进三大礼赋表》中可怜巴巴地说道：“臣生长陛下纯朴之俗，行四十载矣。与麋鹿同群而处，浪迹於陛下丰草长林，实自弱冠之年矣。”
想想这些年杜甫是怎么混过来的，便知道此话不虚。写作一篇大赋，所花的心血不会下于如今写一部长篇小说，它不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还需要字斟句酌，用心推敲，几千字的文章，每一字都要费尽心机。现在的网络作家们，虽然没读过几年书，但是个个却下笔如有神，动辄几十万字，甚至洋洋洒洒几百万字者，文字之泛滥，于斯为盛。反正几千个汉字摆在那里，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没人跟你过不去，但是在文学史上，你却连狗屁都不是。在文化商业化的时代，作家就像流水线上的民工一样辛勤地操作着，希望因此致富，但是这种机会微乎其微，其机率就像娶到一个处女或者中了lottery大彩一样。不过话说回来，作家不做民工，那么他们就得要饭了。
杜甫在《三大礼赋》之外，另有三篇赋作《封西岳赋》，《雕赋》，《天狗赋》。后两篇属于抒怀之作。当然，他最著名的还是《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李隆基看了后，龙颜大悦，他老人家做盛世皇帝做久了，就好这一口。就像当年他欣赏李白的诗才一样，他对杜甫的文才也十分欣赏。但是杜甫并没有因此像马周碰到李世民那样，来了个咸鱼大翻身，李隆基只授了他一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小职给他。这参军的官有多大呢？它其实就是掌管京城兵甲器仗和门禁锁玥的小官，官阶是从八品下，略高于一般的县尉（县尉相当于县武装部部长）。你想，让一个整天念叨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摩拳擦掌地要为治理国家出谋献策的诗人去看管武器库，这显然有点荒唐。当初的李白，李隆基至少还给了他一个翰林供奉的位子呢，翰林供奉是替皇帝起草诏书的，虽是御用文人，但李白多少算是挣了点面子，在江湖上也说得过去。但是如果有相识的人问杜甫说：“子美兄，皇上授了个什么官职给你呐？”你说杜甫该怎么回答？
杜甫接到这个委任状，哭笑不得，他在长安漂泊十年，最后却只得到如此一个令人尴尬的职位，心理上肯定很不舒服，也很绝望。这就像你正等着有人请你吃饭，你垂涎着筵席上的山珍海味，口水直流，可是后来请你吃饭的人却只给你点了一碗面条一样。但是杜甫这时已经没有其他的什么出路了，即便是一碗素面，他也得吃下去。为了生计，他只好屈就了。不过，他酝酿了十年的梦想，也从此幻灭了。清贫而有梦想，是苦中作乐，没有了梦想，即意味着你连自欺欺人的机会都没有了。杜甫开始清醒了。
因为有了这么个微不足道的小官职，这年冬天，杜甫终于可以回家去过年了，虽然不能说是衣锦还乡，但总算可以给含辛茹苦了十年的糟糠之妻一个交代了。这有点像是在美国混了十年，终于拿到了一张绿卡，尽管还是IT或者PHD民工，但回家多少还说的过去了。杜甫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一出长安往北，一路所见让杜甫触目惊心，他没有想到自己在繁华的天子脚下蛰伏了十年，而天下早已是饿殍遍野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跟他在长安漂流时见到的繁荣景象，完全是两码事，帝国的广厦，原来都是一些豆腐渣工程。也许，没有在长安的十年辛酸漂流，他也就不会有这么刻骨铭心的体会了。而更让他悲恸的是：“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为了一个“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的梦想，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像之前的《丽人行》中“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屡切空纷纶”这种对美食的向往的诗句，此时他回味起来，一定倍感酸楚，五味杂陈。
这一年，杜甫四十五岁。这首诗应该说是杜甫创作的分水岭，从此之后，他的创作的思路，完全从《三大礼赋》浮夸矫饰的风格中脱离出来，转而对现实持着批判的眼光，锋芒毕露。他的创作个性一下子成熟了。
我很讨厌“文学评论家”们的一句经典屁话：时代不幸诗人幸。诗人之所以成为名垂千古的人物，的确就像是大浪淘沙一样。但是，又有谁知道他们所付出的难以言尽的血泪的代价与洗礼？！这些人觉得就好像是诗人沾了天下大乱的光似的。不过，倘若没有“安史之乱”后的波折，杜甫可能也就是个平庸的小官僚了，他的诗名在文学史上，顶多跟他的愤青爷爷一样，不上不下。但是渔阳鼙鼓的震天声响，给我们送来了一位伟大的诗人。从此之后，杜甫的诗句几乎是字字珠玑。他的著名的《春望》，《北征》，就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不久写的。这不能不说是他在长安漂泊十年之后的蓄劲而发吧。
秦无衣 于 Santa Monika
12/07
当时正有一顿没一顿的杜甫获悉此事，大喜过望，趁机就将自己在长安花费了这么几年的心血凝结写成的三篇《大礼赋》，通过有关人士呈送上去，终于得到了好大喜功的李隆基的赏识。李隆基这人的身上充满了诗人与仙人的气质，开元与天宝简直就像是两个错落的朝代，前者豪放，后者放荡。唐朝的繁荣到了他的年代，达到了顶峰，而衰落也是自他而始。所谓物极必反。
此时，杜甫在他的《进三大礼赋表》中可怜巴巴地说道：“臣生长陛下纯朴之俗，行四十载矣。与麋鹿同群而处，浪迹於陛下丰草长林，实自弱冠之年矣。”
想想这些年杜甫是怎么混过来的，便知道此话不虚。写作一篇大赋，所花的心血不会下于如今写一部长篇小说，它不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还需要字斟句酌，用心推敲，几千字的文章，每一字都要费尽心机。现在的网络作家们，虽然没读过几年书，但是个个却下笔如有神，动辄几十万字，甚至洋洋洒洒几百万字者，文字之泛滥，于斯为盛。反正几千个汉字摆在那里，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没人跟你过不去，但是在文学史上，你却连狗屁都不是。在文化商业化的时代，作家就像流水线上的民工一样辛勤地操作着，希望因此致富，但是这种机会微乎其微，其机率就像娶到一个处女或者中了lottery大彩一样。不过话说回来，作家不做民工，那么他们就得要饭了。
杜甫在《三大礼赋》之外，另有三篇赋作《封西岳赋》，《雕赋》，《天狗赋》。后两篇属于抒怀之作。当然，他最著名的还是《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李隆基看了后，龙颜大悦，他老人家做盛世皇帝做久了，就好这一口。就像当年他欣赏李白的诗才一样，他对杜甫的文才也十分欣赏。但是杜甫并没有因此像马周碰到李世民那样，来了个咸鱼大翻身，李隆基只授了他一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小职给他。这参军的官有多大呢？它其实就是掌管京城兵甲器仗和门禁锁玥的小官，官阶是从八品下，略高于一般的县尉（县尉相当于县武装部部长）。你想，让一个整天念叨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摩拳擦掌地要为治理国家出谋献策的诗人去看管武器库，这显然有点荒唐。当初的李白，李隆基至少还给了他一个翰林供奉的位子呢，翰林供奉是替皇帝起草诏书的，虽是御用文人，但李白多少算是挣了点面子，在江湖上也说得过去。但是如果有相识的人问杜甫说：“子美兄，皇上授了个什么官职给你呐？”你说杜甫该怎么回答？
杜甫接到这个委任状，哭笑不得，他在长安漂泊十年，最后却只得到如此一个令人尴尬的职位，心理上肯定很不舒服，也很绝望。这就像你正等着有人请你吃饭，你垂涎着筵席上的山珍海味，口水直流，可是后来请你吃饭的人却只给你点了一碗面条一样。但是杜甫这时已经没有其他的什么出路了，即便是一碗素面，他也得吃下去。为了生计，他只好屈就了。不过，他酝酿了十年的梦想，也从此幻灭了。清贫而有梦想，是苦中作乐，没有了梦想，即意味着你连自欺欺人的机会都没有了。杜甫开始清醒了。
因为有了这么个微不足道的小官职，这年冬天，杜甫终于可以回家去过年了，虽然不能说是衣锦还乡，但总算可以给含辛茹苦了十年的糟糠之妻一个交代了。这有点像是在美国混了十年，终于拿到了一张绿卡，尽管还是IT或者PHD民工，但回家多少还说的过去了。杜甫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一出长安往北，一路所见让杜甫触目惊心，他没有想到自己在繁华的天子脚下蛰伏了十年，而天下早已是饿殍遍野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跟他在长安漂流时见到的繁荣景象，完全是两码事，帝国的广厦，原来都是一些豆腐渣工程。也许，没有在长安的十年辛酸漂流，他也就不会有这么刻骨铭心的体会了。而更让他悲恸的是：“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为了一个“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的梦想，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像之前的《丽人行》中“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屡切空纷纶”这种对美食的向往的诗句，此时他回味起来，一定倍感酸楚，五味杂陈。
这一年，杜甫四十五岁。这首诗应该说是杜甫创作的分水岭，从此之后，他的创作的思路，完全从《三大礼赋》浮夸矫饰的风格中脱离出来，转而对现实持着批判的眼光，锋芒毕露。他的创作个性一下子成熟了。
我很讨厌“文学评论家”们的一句经典屁话：时代不幸诗人幸。诗人之所以成为名垂千古的人物，的确就像是大浪淘沙一样。但是，又有谁知道他们所付出的难以言尽的血泪的代价与洗礼？！这些人觉得就好像是诗人沾了天下大乱的光似的。不过，倘若没有“安史之乱”后的波折，杜甫可能也就是个平庸的小官僚了，他的诗名在文学史上，顶多跟他的愤青爷爷一样，不上不下。但是渔阳鼙鼓的震天声响，给我们送来了一位伟大的诗人。从此之后，杜甫的诗句几乎是字字珠玑。他的著名的《春望》，《北征》，就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不久写的。这不能不说是他在长安漂泊十年之后的蓄劲而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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