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 决 小的时候，能够激动人心的事，看枪毙犯人算是一件。 不过，那些犯人严格地说，其实也不算犯人，因为他们之被处决，只不过是通过公审的方式，而不是经过法律手段来裁决的。所以死于枪下的，不少人都是冤死鬼。那时候人命不太值钱，枪毙几个人无非就像是上演一出活报剧一样，看的开心，演的累。公审这种场面的合法性很可疑，它理论上依赖的基础是成千上万的群众，但是那些群众实际上都只是旁观者，他们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只是一批观众，或者是群众演员。而真正的导演，则是坐在台上的那些一本正经的人，他们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利。他们严肃而难以抑制住的笑容，是正义的象征。 那些即将迈上刑场的倒霉鬼，大多被打上了现行反革命等罪名。文革期间，隔三岔五的都会有一些“现行反革命”被枪决，他们都是一些帮派斗争的牺牲品。有的人后来被平反了，有的人至今还在地狱里背着反革命的逆名。 我观看的枪毙情景主要是在文革之后。那时候“四人帮”刚刚倒台，中国的政局处于重新洗牌的时候，出局者多遭噩运。我父母的命运相比之下算是好的，我父亲被开除公职，赋闲在家，我母亲则被关进了学习班。有一次，照顾我母亲的积极分子在我母亲的面前放了一碗面条，她闻到了浓烈的敌敌畏的味道。她想了半天，终于没有“畏罪自杀”。我母亲从学习班出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样了。对我来说，文革并不是在76年结束的，而是在80年才画上了句号。 不过，父母凄凉的境遇对我欣赏枪决的快意，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那时候，去参加公审大会，即意味着可以放假一天，不必对那些了无情趣的老师们察言观色了。在比纽约时代广场还大的广场上，大家挤在一起，席地而坐。在等待大会开始之前，总会有一两个小时的冗长枯燥的时光。然后犯人被押上来了。他们的脸色是麻木的，看不出有什么委屈，也没有什么恐惧。后来我想，人在对生命绝望之后，可能对死亡也就麻木了，不像后来那些被枪毙的人，上刑场的时候屁滚尿流，一点出息都没有。所以长大以后，我基本上就不再去欣赏枪毙场面了。 公审大会开始了，先是重要人物讲话，然后是宣判。不过，被押上台面的那些人并不都被枪决，有的只是被拿来陪斗的，是配角。宣判之后，照例由文工团公认的两个大嗓门的帅哥美女带头呼喊口号，都是“罪有应得”，“遗臭万年”什么的。呼口号那对男女在很长时间里成了我们的精神偶像。那时候好不容易捞到一对偶像，岂能轻易放过？！我做梦都想着他们。 死刑犯被押下来了，准确地说，他们是被拖下来的，他们每人由两个武警一左一右挟持着，群众都站了起来，中间让出一条路来，我看到死刑犯从面前经过时，注意到了他们麻木的脸上的绝望的眼睛，那种眼神，只有快要断气的狗才有的。那是一种无奈与浑浊，同时夹杂着祈求。当然，那时候我们是不会有什么怜悯之心的。因为我们所受到的教育里面，只有仇恨，没有怜悯。想想如今国人的心理中，不大都是这种心理吗？尽管我每天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以宽恕仁德待人。但是“仁”在我的嘴巴上，其实跟盗版的碟盘并没有什么差别。我为自己感到悲哀，因为我在多次看到死亡经过我的身前时，我居然以幸灾乐祸的心态看待它。人是有罪的，但是死亡是无辜的。 到达枪决现场，必须跑步前进，不然的话，你就可能赶不上场面，或者占不到有利的地形了。我们那里枪决的固定场所是一处河滩，那里长满芦花，遍布着砂砾，有个很诗意的名字，叫“秋州”。河岸边满是参天的橄榄树。死刑犯们并排跪着，他们的背上插着一根像倒立的领带一样的牌子，数以千计的人静穆地站着，于是突然响起的枪声就显得十分的惨烈。行刑的武警口戴白口罩，他们持枪射击，死囚们就像靶牌一样倒下。我们对尸体上冒出的鲜血熟视无睹。我们已经上完了一堂课，枪声和鲜血告诉我们，人生是有游戏规则的。 接下来的时光是最快活的，我们在兴奋的人群散去之后，便捡了小石头敲击橄榄树，树上绿色的橄榄纷纷落下，夕阳西下，我们满载而归。我们嘴巴里含着苦涩的橄榄，死亡已经远离我们而去。 多年之后，我到闽北一个城市采访一宗抢劫银行案件，适值案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案犯系武警退役，人缘极好，他在被押赴刑场的途中，尚满脸笑容，频频与旧友相识致意。但是到了刑场，法医上来检验他的心脏的时候，他居然屁滚尿流了。我看到他的裤裆全都湿了。看来，日子好过了，生命与死亡之间的距离也拉开了。 这样的枪决，不看也罢。 11/30/07 秦无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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