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些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文章，有一些感受。加上走廊突然开了政治话题活动，勾起了侃兴。所以就着这个话题说说本人对中国政治的看法。
我们学几何的时候都知道有一个公理，那就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能相交。这是一切定理和推论的基础，你承认或不承认它，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几何理论: 欧几里德几何和非欧几何。 更重要的是，你如果将这两种体系中的定理混在一起解决问题，肯定会出乱子。
以上的情形不限于科学领域，我们日常生活中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例如中国人天生就有一个赡养父母的义务。作为中国人，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无依无靠的老人，你第一反映就是这老人没有子女，或者他的子女不够孝顺，没有尽好义务。可是，西方国家就不同，他们对子女没有设定这项义务，父母的生活由自己或者国家来负责。所以，如果哪天你儿子找个洋媳妇，你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理所当然地住在你儿子家。并拿着中国老人的派头给儿子媳妇发号施令，结果洋媳妇哪天不高兴把你轰到大街上，你可千万不能找律师同她打官司，不然你不但赢不了官司，还得白白赔上律师费。
生活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或者说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就有一套这样类似的公理。对于这些公理的合法性，人们一生下来就将它们刻到脑子里。并没有多少人去思考它们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也很少有人没事找事去想着推翻它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文化历史，自然也就有很多公理的东西。政治也不例外，封建社会中国政治的理论和制度都是建立在这些公理之上。当然我们只是不用“公理”这个几何术语来描述它，在政治上我们叫它“政治合理性 ”或“政治合法性”。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的“政治合理性 ”，我们不妨先从历史各阶段看看西方世界和中华民族关于“政治合法性 ”的变迁。
在宗教没有进入国家政治之前，西方和中国可能都有一种类似的政治制度，那就是现在常说的“王权”政治。部族首领或国家君王享有至高无上的政治统治权和决策权。尽管有一些王族成员的约束，但君王的个人意识是一切政治的主宰。作为臣民，你如果想要参与政权管理，你必须要忠于君王，唯他的意志是从。如果你实在受不了王权对你的欺压，你只能出走到别的国家，或者你揭竿而起，挑动老百姓起来和你一起把旧王权打倒，自己成为新的君王。
但是当宗教强大起来以后，人们思想中就出现了一个高于君王的另一个权威，那就是神。这时候，虽然君王权利依旧强大，但人们对其忠贞程度就有了水分了。如果一个君王胡作非为，人们就会意识到到这个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偏离了神的意志。如果有宗教界首领的加入，反抗势力就很容易纠结起来。这时，即使是君王，他在心里也受到了神权的威慑。还有，不论是君王还是臣民，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那就是君权神授。君王只是神的使者，同大臣和老百姓一样，都是为神服务。在中国古代，虽然一直没有强大的宗教势力，但人们心里还有有个模糊的神，那就是天。如果用君权天授来描述，也是说得过去的。
以后的推演就把中国的政治与西方的政治引到了不同的道路。主要区别就是君王与神关系的位置上。中国人把皇帝称为天子，也就是说皇帝就是天神的化身。对于这个真龙天子来说，你反对他也就是从某种程度上反对天，反对神。所以，中国人对皇帝的忠诚就超越了人对人崇拜的范畴。这样一来，如果有两个皇帝同时存在，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证明谁是真正的天子。这种证明过程往往是用战争为手段的，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天子和一个皇帝以后，人们才在心里找到了安宁。 这点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中华民族追求大一统的心理根源。
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源于农民起义。起义首领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由于生活势态所逼，并没有称霸天下的雄心。可是一旦你揭竿而起，你就把自己放到了争夺天子大位的拳击台上。要不你把现有的皇帝和其他竞争者击倒，要不你就被他们击倒，绝对没有缓和的结局。陈胜也好，刘邦也好，朱元璋也好，陈有谅也好，都是沿着这个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规则在历史上划轨迹的。其实想象一下，他们哪里有那种不共戴天之仇。只不过他们不能退缩，因为他们清楚，老百姓心里只能接受一个天子！
西方人就不同了。由于君王在老百姓心里的定位没有神化，都是神的使者。如果你哪天在某个地方打出来个王权，后来不想再打了，或者打不动了。你和周围的其他君王完全可以和睦相处下来，可以互相称兄道弟，发展外交，互相访问。老百姓生活在多个君王的世界中也没有心理负担，只要心中的神是唯一的，作为神的使者的君王多几个又有啥关系。
后来西方的政治更进一步，人们对君王的崇拜愈加淡化了。人们觉得在神的面前要人人平等，你君王为啥就该享受比普通人高得多的权利。国家大事我们老百姓也该插插手。既然“天授君权”，“神授君权”，为啥就不能“天授人权”，“神授人权”？ 为此，一些人权主义积极分子从理论上为这种政治合法性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合理性上倒还好办，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早就由宗教人士告诉了人民。但具体运作制度就要做文章了。以前一切有君王做主，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现在大家都有权利，你说一，我说二，他说三，最后到底听谁的？后来，有人提出来少数服从多数，大家都觉得还不错。这就形成了另外一种别于“王权政治”的新的政治合法性规则，只要是多数人说的，那就是合理的。尽管那些少数人在心里还不服，还认为多数人说的不对， 但也只好妥协了，接受了。为的是以后当自己是多数时，别人也要妥协。由此，西方新的政治制度就诞生了，也就是现在所称的“民主制度”。
在西方人为新的制度欢呼雀跃的时候，中国人仍然生活在“王权政治”的平静生活里。如果没有近代历史上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估计我们自己不会自动抛弃这种政治制度。鸦片战争以后我们所受的屈辱不仅让清朝政府衰败了，还迫使中国人反思自己的制度来。除了在科学领域的落后外，我们还发现我们的“王权政治”是造成这种落后的主要原因。另外，日本人明治维新的成功更刺激了仁人志士们要推翻“王权政治”的决心。我们费了不少努力，最后打倒了清政府。后来孙中山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引进来，建立了自己的民主国家。我们有了国会，有了议员，有了总统，总理， 可是大家慢慢发现这套东西行不通。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按少数服从多数搞出来的决议，那些少数人根本不卖帐。本来政治人物在议会里面投票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表明自己的立场上，可我们确把精力放在证明我们看法的真理性上，希望别的人都跟着我们走。显然这种努力是徒劳的，神圣的国会成了大家互相攻击谩骂的场所。碰到实在妥协不了情况，骂不足以泄愤，就拳脚相向，在国会里打起来。最后，做了大总统的老袁也受不了这种说话不一定算数的破规矩， 想念起以前“王权政治”的好处来。老兄干脆解散了国会，自己做上了皇帝。
当然老袁还要成天子已经是不得人心了。后来孙中山也用了古代农民起义的手法在南方造起反来。这时侯中国政治制度已经和“民主制度”分道扬镳了。孙中山虽然没有贵为天子的意图，但在国民党内他已经是一言九鼎了。到了老蒋时期这种“王权政治”色彩就更加明显了。虽然大家不再在心里面把他这个独裁领导人看成天子，但他说话行事应和皇帝无异了。
你说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怎么会容忍与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在国家政府内玩“少数服从多数”。 他们很自然地把西方政治制度地好处忘掉了，重新回到胜者王侯败者贼的老船上和共产党赛龙舟。等到共产党人用武力打败了国民党，老毛他们自然也不会搞那个很难受的“少数服从多数”。江山是老子打的，老子能把这东西和你们分享？搞西方民主，搞多党制，开什么玩笑，要江山也行，要靠实力说话，用几千万人头来换！
老百姓呢？老百姓其实也对那“少数服从多数”没多大感情，相反还更容易接受谁厉害谁说了算的老规据。有人说这是中国人民缺乏民主教育的结果，我认为未必。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在文化上一直都没离开“王权政治”的框架。唯有不同的是，我们把以前那个呆板的皇帝换成了现在面带微笑平易近人的领导人。
也有人说中国要想民主需要一个大公无私的伟人，通过他拥有的“王权政治”制度下的特殊权利，强行将西方的民主制度实行起来。我不想将其想法归于天方夜谭，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仍然对实行的顺利程度抱怀疑的态度。看看台湾议会中的乱向，你能感到它和老袁时期的议会有何种分别吗？ 大家真能做好“少数服从多数”制度下的少数吗？我们经常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其实这话就是民主制度的拦路虎。如果我们真的无条件地接受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合理与合法性，我们可能就不会这样执著地追究真理了。
小时候我喜欢提问题，其中就跟老师提到为啥两条平行线不能相交的问题，我还举了不少它们可能相交的例子。最后老师不耐烦了，说：“你要老是在公理的合法性上徘徊，就干脆就不用学几何了。”
现在，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如果老是在政治合法性上打圈子，一会儿要民主，少数服从多数，一方面又搞领导人权威，要民主集中制，我们是不是就干脆不用谈政治了。
我们学几何的时候都知道有一个公理，那就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能相交。这是一切定理和推论的基础，你承认或不承认它，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几何理论: 欧几里德几何和非欧几何。 更重要的是，你如果将这两种体系中的定理混在一起解决问题，肯定会出乱子。
以上的情形不限于科学领域，我们日常生活中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例如中国人天生就有一个赡养父母的义务。作为中国人，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无依无靠的老人，你第一反映就是这老人没有子女，或者他的子女不够孝顺，没有尽好义务。可是，西方国家就不同，他们对子女没有设定这项义务，父母的生活由自己或者国家来负责。所以，如果哪天你儿子找个洋媳妇，你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理所当然地住在你儿子家。并拿着中国老人的派头给儿子媳妇发号施令，结果洋媳妇哪天不高兴把你轰到大街上，你可千万不能找律师同她打官司，不然你不但赢不了官司，还得白白赔上律师费。
生活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或者说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就有一套这样类似的公理。对于这些公理的合法性，人们一生下来就将它们刻到脑子里。并没有多少人去思考它们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也很少有人没事找事去想着推翻它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文化历史，自然也就有很多公理的东西。政治也不例外，封建社会中国政治的理论和制度都是建立在这些公理之上。当然我们只是不用“公理”这个几何术语来描述它，在政治上我们叫它“政治合理性 ”或“政治合法性”。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的“政治合理性 ”，我们不妨先从历史各阶段看看西方世界和中华民族关于“政治合法性 ”的变迁。
在宗教没有进入国家政治之前，西方和中国可能都有一种类似的政治制度，那就是现在常说的“王权”政治。部族首领或国家君王享有至高无上的政治统治权和决策权。尽管有一些王族成员的约束，但君王的个人意识是一切政治的主宰。作为臣民，你如果想要参与政权管理，你必须要忠于君王，唯他的意志是从。如果你实在受不了王权对你的欺压，你只能出走到别的国家，或者你揭竿而起，挑动老百姓起来和你一起把旧王权打倒，自己成为新的君王。
但是当宗教强大起来以后，人们思想中就出现了一个高于君王的另一个权威，那就是神。这时候，虽然君王权利依旧强大，但人们对其忠贞程度就有了水分了。如果一个君王胡作非为，人们就会意识到到这个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偏离了神的意志。如果有宗教界首领的加入，反抗势力就很容易纠结起来。这时，即使是君王，他在心里也受到了神权的威慑。还有，不论是君王还是臣民，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那就是君权神授。君王只是神的使者，同大臣和老百姓一样，都是为神服务。在中国古代，虽然一直没有强大的宗教势力，但人们心里还有有个模糊的神，那就是天。如果用君权天授来描述，也是说得过去的。
以后的推演就把中国的政治与西方的政治引到了不同的道路。主要区别就是君王与神关系的位置上。中国人把皇帝称为天子，也就是说皇帝就是天神的化身。对于这个真龙天子来说，你反对他也就是从某种程度上反对天，反对神。所以，中国人对皇帝的忠诚就超越了人对人崇拜的范畴。这样一来，如果有两个皇帝同时存在，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证明谁是真正的天子。这种证明过程往往是用战争为手段的，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天子和一个皇帝以后，人们才在心里找到了安宁。 这点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中华民族追求大一统的心理根源。
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源于农民起义。起义首领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由于生活势态所逼，并没有称霸天下的雄心。可是一旦你揭竿而起，你就把自己放到了争夺天子大位的拳击台上。要不你把现有的皇帝和其他竞争者击倒，要不你就被他们击倒，绝对没有缓和的结局。陈胜也好，刘邦也好，朱元璋也好，陈有谅也好，都是沿着这个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规则在历史上划轨迹的。其实想象一下，他们哪里有那种不共戴天之仇。只不过他们不能退缩，因为他们清楚，老百姓心里只能接受一个天子！
西方人就不同了。由于君王在老百姓心里的定位没有神化，都是神的使者。如果你哪天在某个地方打出来个王权，后来不想再打了，或者打不动了。你和周围的其他君王完全可以和睦相处下来，可以互相称兄道弟，发展外交，互相访问。老百姓生活在多个君王的世界中也没有心理负担，只要心中的神是唯一的，作为神的使者的君王多几个又有啥关系。
后来西方的政治更进一步，人们对君王的崇拜愈加淡化了。人们觉得在神的面前要人人平等，你君王为啥就该享受比普通人高得多的权利。国家大事我们老百姓也该插插手。既然“天授君权”，“神授君权”，为啥就不能“天授人权”，“神授人权”？ 为此，一些人权主义积极分子从理论上为这种政治合法性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合理性上倒还好办，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早就由宗教人士告诉了人民。但具体运作制度就要做文章了。以前一切有君王做主，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现在大家都有权利，你说一，我说二，他说三，最后到底听谁的？后来，有人提出来少数服从多数，大家都觉得还不错。这就形成了另外一种别于“王权政治”的新的政治合法性规则，只要是多数人说的，那就是合理的。尽管那些少数人在心里还不服，还认为多数人说的不对， 但也只好妥协了，接受了。为的是以后当自己是多数时，别人也要妥协。由此，西方新的政治制度就诞生了，也就是现在所称的“民主制度”。
在西方人为新的制度欢呼雀跃的时候，中国人仍然生活在“王权政治”的平静生活里。如果没有近代历史上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估计我们自己不会自动抛弃这种政治制度。鸦片战争以后我们所受的屈辱不仅让清朝政府衰败了，还迫使中国人反思自己的制度来。除了在科学领域的落后外，我们还发现我们的“王权政治”是造成这种落后的主要原因。另外，日本人明治维新的成功更刺激了仁人志士们要推翻“王权政治”的决心。我们费了不少努力，最后打倒了清政府。后来孙中山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引进来，建立了自己的民主国家。我们有了国会，有了议员，有了总统，总理， 可是大家慢慢发现这套东西行不通。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按少数服从多数搞出来的决议，那些少数人根本不卖帐。本来政治人物在议会里面投票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表明自己的立场上，可我们确把精力放在证明我们看法的真理性上，希望别的人都跟着我们走。显然这种努力是徒劳的，神圣的国会成了大家互相攻击谩骂的场所。碰到实在妥协不了情况，骂不足以泄愤，就拳脚相向，在国会里打起来。最后，做了大总统的老袁也受不了这种说话不一定算数的破规矩， 想念起以前“王权政治”的好处来。老兄干脆解散了国会，自己做上了皇帝。
当然老袁还要成天子已经是不得人心了。后来孙中山也用了古代农民起义的手法在南方造起反来。这时侯中国政治制度已经和“民主制度”分道扬镳了。孙中山虽然没有贵为天子的意图，但在国民党内他已经是一言九鼎了。到了老蒋时期这种“王权政治”色彩就更加明显了。虽然大家不再在心里面把他这个独裁领导人看成天子，但他说话行事应和皇帝无异了。
你说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怎么会容忍与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在国家政府内玩“少数服从多数”。 他们很自然地把西方政治制度地好处忘掉了，重新回到胜者王侯败者贼的老船上和共产党赛龙舟。等到共产党人用武力打败了国民党，老毛他们自然也不会搞那个很难受的“少数服从多数”。江山是老子打的，老子能把这东西和你们分享？搞西方民主，搞多党制，开什么玩笑，要江山也行，要靠实力说话，用几千万人头来换！
老百姓呢？老百姓其实也对那“少数服从多数”没多大感情，相反还更容易接受谁厉害谁说了算的老规据。有人说这是中国人民缺乏民主教育的结果，我认为未必。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在文化上一直都没离开“王权政治”的框架。唯有不同的是，我们把以前那个呆板的皇帝换成了现在面带微笑平易近人的领导人。
也有人说中国要想民主需要一个大公无私的伟人，通过他拥有的“王权政治”制度下的特殊权利，强行将西方的民主制度实行起来。我不想将其想法归于天方夜谭，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仍然对实行的顺利程度抱怀疑的态度。看看台湾议会中的乱向，你能感到它和老袁时期的议会有何种分别吗？ 大家真能做好“少数服从多数”制度下的少数吗？我们经常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其实这话就是民主制度的拦路虎。如果我们真的无条件地接受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合理与合法性，我们可能就不会这样执著地追究真理了。
小时候我喜欢提问题，其中就跟老师提到为啥两条平行线不能相交的问题，我还举了不少它们可能相交的例子。最后老师不耐烦了，说：“你要老是在公理的合法性上徘徊，就干脆就不用学几何了。”
现在，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如果老是在政治合法性上打圈子，一会儿要民主，少数服从多数，一方面又搞领导人权威，要民主集中制，我们是不是就干脆不用谈政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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