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这个人,撇开她主观上对上海文化的偏见,甚至仇恨不谈(链接) ,光分析她个人的履历便可看出些许她个人局限性的根源:她从小随父母(因工作)调动迁沪,虽然上海人本都是移民,但王安忆的经历,更似“空降”,而且住在上海闻名遐迩的高尚住宅区“愚谷邨”,难怪写起上海的弄堂,总是“制高点”呀,从空中俯瞰的。充其量,写的是外在的景,没有内在的鲜活的情,换句话说是在展示一个 Show booth,而并不知道,这个展会会场的搭建过程。弄堂里长大的孩子,小时候都有听过一些弄堂里的故事,耳濡目染,自然的就同一些专职文人的感受不同。移民的孩子,先接触的是弄堂、而后是马路,最后才是那黄浦江畔的外滩,就像小溪,流进东去的河,汇入大海,这便是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认同的过程;“空降”的孩子,对上海的潜意识里首先是上海突兀的外滩建筑(截然不同于中国的传统)、然后是马路(那时也是蜿蜒窄小的),再便是弄堂了。除了距离感,还是距离感,因此她的角度是自上而下(不是地面平视),是从外边向里看的“外人”的心态,而且是以解放后北方文化为主体的视角(虽然她是个南方人)。
而王安忆所要在《长恨歌》里展示的,正是她本人所缺的经历:一个跨越解放前、后,新旧社会的上海女人的思想、价值的变迁。王安忆用她对弄堂的生活横截面去试图还原上海历史的纵切面,用二维的明信片的描述制作四维的电影,用“天空”来掩饰“地面”,最要命的就是她史诗长卷的开篇就是以窥探旧上海上流社会为“制高点”(说白了就是卖点),而以她的经历和所受教育的局限,加上闭门写书的性格,那是一件颇具挑战的任务,好比要张爱玲去写插队落户的题材的小说(至少张爱玲还是有下乡体验生活的经历的)。
用王安忆自己的话说,她就是个“小说女工”,不可否认,她是个勤快的人,但世上有很多事要求的不只是勤快。
空降上海,怎能感受到弄堂里的乾坤
图为上海高尚住宅 “愚谷邨” 的空中鸟瞰
弄堂往事,怎是一个路人所能“再创造”的
弄堂里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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