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的南北两地常常会因为语言的差异而产生种种矛盾，有时为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争得不可开交。甚至会由语言引发到文化和人性上的争端。于是这个话题就被封存起来，大家都小心翼翼，好像谁打开这个潘朵拉的盒子，一场南北战争就会爆发一样。
如今讲究和谐社会，所以就要求同存异。那么让我们从历史的观点出发，尽量公平的，理性的分析这一争端的来龙去脉。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国制订一套统一的语言文字和相应的发音系统绝对是有必要的，但是每一个特定的人群都以自己的母语为骄傲，小时候读《最后一课》时就为法国人誓死捍卫法语的精神所感动了。
出于对本土文化和母语的爱戴，中国的南方人对于普通话的质疑也就不难理解。至于有人认为南方方言是小市民语言，北方话才是中国语言的代表，甚至认为北京话就是普通话，这实在是极大的误解乃至歧视。
所谓“普通话”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语。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代表自己国家的语言。那么“以北京话为基准音”的普通话是怎样成为现行的标准语的呢？
首先，我们要弄清北京话的演变过程。
北京自建城以来经历过了许多个朝代的变迁，自古以来北京话有过多少变化？如何变化？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真正考证过。从历史上讲，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都超不过400年，也就是说，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话，而且令人惊讶的是，明朝的北京官话据考证为当时属于吴语的南京官话！
清朝定都北京，南京官话仍然是清代官场和知识分子阶层的主流官话。雍正年间（1728年）清设正音馆，确立以北京官话为国语正音，北京官话的地位迅速抬升。到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时候，北京官话的影响逐渐超过南京官话，最终在北洋政府时期以北京话为基础确立国语。作为汉语官方标准语的南京官话在民国时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必须指出，所谓的北京官话是满族人学讲的汉语。满人入关后，他们唯一不能征服的就是汉族的语言和文化。于是，学讲汉语成了满人唯一的选择。八旗贵族们开始他们邯郸学步的模仿历程。
北京城里的很多东西，小到一种普通动植物、建筑、日常用品等,大到宏伟建筑和旖旎风景,用满语都无法表达！因为满族人的祖先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植物，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日常用品，这就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族人所遇到的严酷的语言现实。
但是满语对比汉语有它先天的残疾，首先，入声字一下子就全丢了，这就是汉语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历史原因，用满语套学汉语的发音更是不伦不类，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发音最糟糕的汉语。历史就是这么滑稽，这种让当时的汉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脚汉语成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共同语言”。满人学讲的蹩脚汉语（满式汉语）——这就是早期的普通话（Mandarin，其中man就是满族的意思）。
从语言史上讲，普通话不是北京话，而只是北京城内满清贵族学说的汉语。把普通话硬说成是北京话，这在100多年以前可能还有一半正确，但是在今天还这样说大错特错了，因为“北京话”这个概念变了，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北京话”了。在中国的近代语言学者们要努力创造中国的国语——普通满清的统治者们如：道光、慈禧等就已经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真正的普通话之父就是他们——满清北京内城的皇亲贵族。
所以，普通话的历史最多只有400年，400年前中国没有现在所谓的这种“普通话”。现在的普通话是满人的专用汉语！普通话是满人发明的，它深深的打上了满人的烙印。
难怪有人说：把普通话纳入汉语的范畴都有些牵强附会，更可悲的是，日本继承了唐朝文化，韩国继承了明朝文化，现在的中国人却是鞑靼（满人）文化的后代！将旗袍和京剧列为中国的国粹不是很荒唐吗？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文明不可能仅仅浓缩在满族人的统治之中！
据说，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首届国会中曾有人提议广州话为国语；当时来自广东的国会议员刚好过半数，通过这一法案似乎不成问题。不过，身为广东人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了顾全革命大局，劝说粤籍议员放弃以粤语为国语。结果，北京话以一票之差压倒广州话成为国语，至今仍让一些广州人遗憾不已。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1955年—1957年进行文字改革期间收到各种汉语拼音方案1600多个，最后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符号系统，以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进一步巩固了普通话作为“国语”的地位。奇怪的是，参与汉语拼音方案及其前身制定的绝大多数是南方人，这虽然和江浙在全国的文化比重是一致的，但是汉语拼音却没有一点吴语发音的痕迹，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拼音方案委员会由如下人员组成：吴玉章（1878－1966，四川自贡人）、胡愈之（1896～1986，浙江上虞人）、韦悫（1896～1976年广东香山县）、丁西林（1893～1974，江苏泰兴人）、林汉达（1900～1972浙江镇海人）、罗常培（1899～1958，北京人)）、陆志韦（1894～1970，浙江吴兴人）、黎锦熙（1890～1978湖南湘潭人）、王力（1900～1986，广西博白人）、倪海曙（1918～1988，上海市人）、叶籁士（1911～1994，江苏省吴县人）、周有光（1906～，江苏常州人）。
有趣的是，这些人当中许多并不是研究语言的，如丁西林是物理学家，林汉达是历史学家，陆志韦是心理学家，周有光是经济学家。
正是这些半路出家的南方语言学家们制订了汉语拼音方案，于是全中国的人也不得不向满人那样卷着舌头说话，八旗子弟的后裔们便堂而皇之地把说吴语的人列为不入流的小市民了。
呜呼！令人遗憾的普通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