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一的国际因素 (图)

　　中评社讯╱题：“中国统一的国际因素”；作者：俞新天（上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作者指出，中国统一具有国际面与两岸面两个方面的影响，两个方面又是互相关联的。对国际因素分析，必须认识和处理以下几对矛盾：国际因素的重要性和局限性、国际因素的延续性和变化性、中国战略的国际面和两岸面。只有顺应时势，观念更新，才能在处理矛盾时高屋建瓴，豁然开朗。 　　 　　国际因素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中国新世纪的三大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统一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三项任务的核心当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如果不顺利，就无法吸引台湾，和平统一就有困难；在迫不得已使用武力时，也将力不从心；即使统一了，也无法承受统一的代价，因为代价可能相当昂贵。由此可见，大陆作为中国的主体，举足轻重。但反过来，祖国统一也能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增加战略优势，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其意义十分重大。 　　在香港和澳门回归后，祖国统一的焦点主要反映在台湾问题上。台湾问题具有国际面与两岸面两个方面的影响。国际因素极其重要，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压缩“台独”的国际空间，对于抑制“台独”是绝对必要的条件。“一个中国”的原则已经深入人心，举世公认，世界上的大国和绝大多数国家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台湾“邦交国”未超出三十个，且多为拉美和非洲小国。 　　美国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其总统最终都反对台湾“独立”，把鼓吹“台独”者视为“麻烦制造者”。在如此国际氛围中，台湾“独立”几无可能。小布什总统于2002年在克劳福德农场会见江泽民主席时，明确宣布“反对”台独。2003年6月胡锦涛主席与小布什总统在法国埃维昂会晤时，小布什指出，美国将继续“一个中国”、三个公报、《与台湾关系法》、反对“台独”的政策，对台湾当局发出了警告。有的美国学者说得更明确：如果台湾决意不顾美国利益而宣布“独立”，美国可以不为台湾而战。1 　　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亲密盟友。但是，《澳大利亚人报》主编保罗．凯利写道，美国应该意识到，“一个中国”的政策极少在澳大利亚受到质疑。没有人支持台湾实现“独立”，台湾已享有事实上的“独立”权益，澳大利亚人没有理由为改变现状而送命。他还警告说，如果中美关系破裂，责任在美方而不是中方，有些澳大利亚人会认为，维系美澳联盟的代价是不值得的。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澳美之间的态度分歧比美国人普遍意识到的更为严重。2澳大利亚的观点可以代表大多数邻国的想法。在国际的强大压力下，即使台湾当局宣布“独立”，台湾的反对派力量也可能运用各种方法，终止“台独”执政。 　　尽管国际因素对于制止“台独”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它对于促进中国统一的影响又是有限的。“反独”与“促统”虽有联系，但不能等同。在很大程度上，“反独”是被动的承诺，“促统”则是主动的行动。世界各国在“促统”上的作用就比较有限，主要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国和邻国出于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更关心维持现状，保持和平、稳定与繁荣。在当前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各国一般的心理是，并不希望崛起的中国因统一而变得更加强大。在两岸分裂的情况下，它们虽然也担心两岸关系紧张而造成的安全影响，却可能从两岸分别获得更大的益处。它们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支持维持分裂的现状，对中国统一抱有疑虑，更不赞成中国以武力对付“台独”或外力入侵。同是小布什总统，虽然公开表示“反对台独”，是一大进步，但他在各种场合，说得最多的还是“和平解决”。他在克劳福德农场对记者的谈话中，三度提到“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反映了他的关切所在。现实表明，美国虽然奉行一个中国、三个公报的政策，但《与台湾关系法》也决不废弃。并且，美国不断在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上升级，事实上侵蚀了《八．一七公报》的规定。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基本态度是不战、不独、不统。连台湾民进党学者林浊水也在两年前就注意到，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在“双重加码”，即一面强化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往来，一面又增加对台军售，在亚洲把美、日、韩、台、菲等联结成准北约式的军事同盟。3 　　日本也奉行了类似的政策。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突飞猛进，经济相互依存空前密切。2002年日本的财经界领袖达成了共识，把中国的崛起视为日本的机遇，将日本的经济战略重点转向中国。然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提高日台间官方人员交往的层次，达到课长级，交流的问题也从纯技术上升到政策性；强化日台安保对话，日本通过的“有事法案”也始终不肯讲明是否包括台湾海峡，为自己留下模糊的余地。 　　东盟十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已经更上层楼，2002年中国朱镕基总理与东盟各国首脑于柬埔寨金边会晤时宣布，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10+1)。但是，东盟各国加强军备的目的之一是“抵御中国经济威胁”。而新加坡前外交官、国际问题研究所荣誉书记埃里克•周写道，“台湾是‘东盟+3’方程式中的政治未知数”。台湾问题如果激化，可能使各国分化，破坏地区主义。而只要存在不安全的因素，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就会存在。4 　　第二，假设台湾万一宣布“独立”，世界各国的态度不是铁板一块，也不会凝固不变。当今世界上既有整合也有分裂的潮流。即使在“一个中国”原则被普遍接受的条件下，台湾还有二十多个“邦交国”，说明它的经济实力和“银弹政策”还有一定的效力。近年来台湾的民主化也赢得了许多同情。再加上世界各国总是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战略的考虑，并不乐见中国的强大。国际法既有承认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本原则，也有尊重事实的处理惯例。因此，中国的统一主要依靠两岸中国人的决心、毅力、勇气和智慧，无法指望别国为中国的统一而主动操心费力。 　　第三，虽然从地缘战略上看，各国并不从内心支持中国统一，但是如果两岸中国人坚持要统一，外界终究无法阻挡。朝鲜半岛是有说服力的实例。由于南韩北朝坚决地宣布支持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国际社会不得不重视其诉求，而且准备应对朝鲜半岛统一以后的局势。值得重视的是，目前世界各国也开始思考中国统一的可能与前景了，各国智囊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日本着名经济学家大前研一于2002年底出版新着《中华崛起》(The Emergence of Chunghua)，他预言，台湾将在2005年至2008年左右加入中华联邦组织。此论激起了日本和台湾的热烈争论。美国的争论也在兴起，因为美国的政策一直认为，只有大陆采取武力行动，中国统一才可能实现。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经济往来达到了空前密切的程度，以至于美国经济学家沃勒斯坦预言，两岸已经开始了经济整合，并可能在未来二十年内达到统一。5美国历史学家南希•塔克(唐耐心)更明确写道，美国应当意识到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指出，万一台湾决定与大陆实现统一，美国将不能反对，也没有多少选择方案来阻止它。美国在台湾海峡有许多利害关系，如果把任何方案强加于人，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也不会赢得两岸的人心。6这种声音将来会更加响亮。 　　从短期看，两岸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深化，无论台湾当局如何阻挠，经济发展与合作仍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前进。经济合作和社会交往的扩大，能够为中国统一奠定基础，但它不可能自然地转化为统一，也不会立竿见影。从长期看，两岸中国人才是决定祖国统一的主人。国际因素毕竟是外因，外因终究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只重外因而忽视内因，就会把资源过度地投向外部，削减了投向两岸的分量，因为资源总是有限的。在国际因素与两岸因素之间必须达到平衡，找到良好的结合点，否则会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势，徒然提高外国身价，消耗我们有限的资源。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归根结底要争取台湾民心。民心认同则统一水到渠成。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已有了很大的进展，但离祖国统一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大量的台商进入大陆，许多台湾学生到大陆求学，尚未认同大陆，更毋庸说争取岛内的民心民意了。 　　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大陆的态度是定量，追求统一的态度不会改变，但具体政策在变，变得更自信，更灵活，更包容；而台湾的态度是个变量。两蒋时代台湾当局主张统一，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台独”喧闹升高，但还维持现状。未来台湾人民对前途是不明确的，也是不一致的，它证明争取人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台湾的民意测验表明，越是年纪轻学历高的人，越能接受和平统一的理念，它反映了希望之所在。台湾民意对当局的影响将越来越大，而民意的变化取决于国际因素，更取决于大陆的变化和政策。 　　 　　国际因素的延续性和变化性 　　未来二十年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时也要争取在祖国统一上取得更大的进步。因此必须很好地研究国际因素的延续性和变化性，关注国际趋势的新变化，以及它对中国统一的潜在影响。 　　随着中国持续稳定的发展，“一个中国”的原则仍将为世界各国所接受。中国更深入地融入世界体系，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并不会挑战美国的地位，中美为台湾问题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降低。中国与大国和邻国将继续改善关系和扩大合作，各国将顾忌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坚定意志，同时也被中国所能提供的合作资源所吸引，不值得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闹翻。安全问题确实日益突出，但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将促进安全合作，并随之也带动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合作。中国在加强军事现代化的同时，努力推动安全合作，积极参加地区双边和多边的安全对话和机制建设，由此减少“中国威胁论”，削弱各国联手干预台海局势的动机。这些将是国际因素的延续性。 　　应当承认，国际局势的变化前所未有地剧烈，今后二十年可能变化得更快。国际因素变化的新趋势尤其值得重视。 　　（一）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趋势 　　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继续狂飙突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大陆与台湾之间，综合实力的竞争也随之加剧。台湾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方面具有研发优势；台湾培养了数位诺贝尔奖得主，并且还有数十位后备人选；台湾在将科研成果市场化和推广方面经验丰富；台湾已经建成了新兴工业经济，其发展层次远比大陆高，而且还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如果调整得当，更易跨入知识经济的门槛；台湾计划加强与欧美高科技国家的联系，建成“全球运筹中心”；并且希望与美、日、新西兰、东盟和巴拿马等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一般而言，台湾在未来世界劳动分工中比中国大陆有更大的优势。台湾当局经济举措的最大弱点是，它千方百计地想绕开与大陆的经济整合，以政治考虑代替了经济规律。在台湾举行的“二零零二年全球营运高峰论坛”上，许多与会的外商都表示，台湾目前的贸易投资环境已相当自由，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决不会带来更多的外资；而处理两岸关系，寻找新的地区经济定位，反而能增加台湾的魅力。7 　　（二）美国一超独大的趋势 　　在未来15至20年内，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仍将维持，但其战略会不断调整。美国也愈益深刻地意识到冷战结束后它所拥有的空前优势，把未来15至20年作为它维护霸权的战略机遇期。美国既为世界霸主，就不会停留在一个问题上，它的关注点必然在全球巡视，事事注意，处处分心。目前最使它费神的是中东，重建伊拉克、解决巴以冲突，乃至建立中东自由贸易区，至少要十年时间。排在后面的则是修补跨大西洋关系，如何对待统一而扩大的欧洲，如何与拉丁美洲实现西半球一体化，这些问题都比台湾问题广泛而紧迫。在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的过程中，朝核问题也比台湾问题严重和紧迫。在所有的问题上，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上，美国不得不重视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在2002年小布什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与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合作相提并论。 　　而在美国国防部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发表的《四年一度国防审查报告》中，认为欧洲已趋和平，而亚洲是易引发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地区，还有正在崛起的国家，更须引起美国战略关注，其中暗指中国。更有美国许多谋士认为，台湾是美国太平洋第一岛链的重要一环，不能让其落入中国之手。但连国防部的报告也改变了对中国的“以威慑为基础”的模式，转向“以能力为基础”的模式，这是重大转折——反映了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思考，以及对美国本土安全的重视。由于中国崛起势头强劲，大陆与台湾的经济整合难以阻挡，美国与中国有许多方面需要协调合作，美国的“中国威胁论”犹存，“中国作用论”上升。但在美国更加重视以军事手段保障安全的条件下，美国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和军事平衡。美国也与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或加强同盟，或密切军事合作，其中包含着牵制中国和主导台海的用意。中国必须加强军事现代化，震慑“台独”和分裂主义，但更需在和平统一上探索道路。 　　（三）世界力量的多极化与多元化趋势 　　多极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但它确实存在。虽然美国处于超强地位，但在经济上欧、美、亚三足鼎立之势已成，在政治上多个大国也在发出不同的声音。不但发达国家的大国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也在崛起，如巴西、印度、印尼等等。国际舞台上的主体数量增多，更加活跃。除了国家以外，还有地区国家组织、世界性的各种组织。跨国公司实力雄厚，富可敌国。非政府组织形形色色，能量很大，空前活跃，例如恐怖主义组织。多极化和多元化给中国对外政策提供了更广阔的余地，但是也使中国的统一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在扩展自己的网络联系，台湾以其新兴工业经济吸引各国的合作，台湾利用经济来打“政治牌”，其他国家也会利用台湾两面下注，提高要价。以前我们主要堵住各国官方与台湾交往的可能，已经应接不暇，如果再加上各种行为体，显然将防不胜防。多极化和多元化趋势也使中国的统一受到更大的制约。 　　（四）主权理论与实践变化的趋势 　　冷战结束以来，主权理论与实践都有极大变化，出现了“有限主权”、“共享主权”、“让渡主权”和“人道主义干预”等新概念。尽管中国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论点和解释并不赞同，尤其不赞成将其套用到中国事务中，但是也必须正视主权问题上出现的新挑战，与时俱进地解决新的矛盾。十六大报告指出，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事实上吸收了“共享主权”的内容，接近于“共享主权”。 　　中国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坚持主权高于人权，反对和防止外来干预。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加入世界体系的程度加深，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又不可避免地介入跨国界的问题，既有我主动介入别国的问题，也有别国介入我的问题，事实上已经分不清你我。例如沙尘暴引起的环境问题，中国受到中亚和蒙古等国的影响，也影响东亚其他国家。例如“萨斯”肆虐，涉及人类利益，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权威性的干预，中国以此为动力，改进了应对措施，并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从实践上看，世界上既有整合也有分裂这两股相反的潮流，说明并非只有一种选择可能性。这一趋势会对台湾人民的想法与世界与论的反应产生无形的影响。 　　预测未来，台湾当局的走势也十分重要。台湾与大陆的经济整合虽不可阻挡，台湾当局的决策却可以促进或限制整合的速度和领域。台湾四年一度的选举带来了预测的不确定性。如果以“台独”为纲领的民进党继续执政，则台湾的基本趋势仍然是在国际上打“民主牌”和“国际牌”，去争取与大陆的“对等地位”，目的是否认“一中”原则，达到台湾“独立”“主权”的目标。台湾将充分运用其经济优势和悲情攻势，在与世界各国交往中提升关系，突破“邦交”，拓展“国际空间”。它会继续向非洲、中南美洲国家发动援助攻势，向中东欧经济转型国家挥舞诱饵，对东南亚国家压诱并用，对欧盟以“民主”和“人权”去打动人心，对美国和日本军事同盟则全力支持，以便得到回报。为了争取选票，陈水扁可能在明年选战中再提“一边一国”，值得警惕。 　　台湾国际攻势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国际组织。利用“萨斯”大做文章，旨在通过加入世卫组织达到“主权承认”，就是新的迹象。台湾还想利用非政府组织曲径通幽，达到进入主权国家的俱乐部。如果台湾实现“二次政党轮替”，可能在“一中原则”上与大陆有更多达成共识的可能，但也决不意味着两岸关系一帆风顺；因为当局者必须顾及民心民意，而台湾人民确有争取国际地位的诉求，并在如何实现目标上意见分歧，陷入迷茫。 　　确保良性互动，探索和平统一 　　未来二十年将是中国统一的至关重要的阶段。许多国际的有利因素存在，而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的基础也提供了根本保证。因此当顺应时势，把祖国统一纳入到中国发展的大战略中思考，让中国统一的国际面因素与两岸面因素良性互动，防止恶性互动，确保机遇期，确保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祖国统一也能有大幅前进。 　　首先，必须紧抓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中心不放松，从根本上增强对台湾和对世界的吸引力。统一的国际面和两岸面的考虑都不能超越现实物质力量的可能性，财大才能气粗，发展是硬道理。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和平统一时，台湾人不屑一顾，其理由是大陆经济太落后。这二十年来大陆经济以每年9%的增长率跃升，在经济总量上己达到世界第四位，并将继续上升。在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东部沿海地区面貌日新月异，出现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三大高速增长区，成为台商最青睐的场所。两岸经贸关系和相互依赖已经空前加深，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不仅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在结构上发生质变。在两岸都已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下，双向投资、直接三通已经势在必行，只是台湾当局还以种种方式阻挠而已。这都缘于大陆经济高速增长的魅力。 　　中共16大报告强调了政治文明建设，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等目标，要求现代化总体上一台阶，这将使台湾当局的“民主牌”逐渐褪色。世界上出现“中国威胁论”，固然有某些别有用心者推波助澜，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中国的崛起引人瞩目，否则只有“中国无用论”。近来，“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虽然还有炒作，但已经不那么有人听了，相反，“中国作用论”和“中国贡献论”的音量提高，也是对中国肯定与看好的反映。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相信时间在统一的方向上。我们应当更加耐心，务使水到渠成，防止欲速则不达。我们的工作重点应把“反独”与促统联系起来，以反独来促统，以促统来遏制“台独”。应提前考虑制订和平统一的阶段设想，积极地创造条件实现每一阶段目标，这要比具体的时间表更加可行。这里当然应包括多种可能的选择方案，包括最坏的可能。我们应有这样的气度。 　　其次，国际面与两岸面并举，集中突破两岸关系的难题。在国际反应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目前应全力加强两岸面的工作力度，以便减少不平衡，促进国际面与两岸面良性互动。自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对台湾实行了一系列的单方面的优惠政策，“胡连会”、“胡宋会”达成了改善两岸关系的愿景，影响了岛内民众的心理，“趋独”民意15年来首次出现下降。它证明，尽管民进党当局百般阻挠，我们的正确的政策还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为了真正地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就必须更深入地研究台湾人民的需求。目前台湾民众所具有的四大意识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是自主意识。自甲午战争台湾被割让以后，台湾的发展轨迹便与大陆有所脱离，两岸民众的百年历史记忆有所不同。 　　第二是民主意识。台湾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孕育了其独特的民主制度的形成。虽然它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但是华人社会首创的民主实践，对港、澳、大陆都有借鉴意义。 　　第三是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意识。我们当然要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是也必须正视两岸尚未统一的现实。关于一个中国的“新三段论”已经为解决难题提供了空间，应当进一步探索两岸长期共存最终走向统一的法律架构。 　　第四是对国际空间的追求。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大趋势中，中国将更深入地参与，并发挥更大的作用。应把台湾纳入中国发展的巨大国际空间中，让台湾人民分享光荣与成果。 　　台湾人民所具有的四大意识并不必然导向“台独”，但是“台独”一定会利用台湾人民的要求。如果我们能针对台湾人民的意识，实行正确的政策，那就能从“台独”釜底抽薪，也就能为统一培元固本。因此，我们的政策是超越岛内政党的，甚至也是超越两岸关系的；只有从争取人心、走向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着眼，才能算清利弊得失的大账。 　　再次，要特别注重两岸关系中的机制、体制和法制建设。近几年来，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稳定两岸关系，遏制“台独”。我把它概括为四大举措，即联合国际社会遏制“台独”(从“促美制独”而来)、依法遏独(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争取台湾民心、以及以武力威慑“台独”。这就从根本上阻止“台独”，防止两岸关系失控。但是，岛内形势仍然是一个最不稳定的因素，突发事件多，反复起伏大。这不但因为岛内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的转型，矛盾相当集中，而且也因为台湾还未解决两岸关系和国际定位的问题。 　　今后，我们应当更加强化两岸关系中的机制、体制和法制建设，以便减少岛内不确定性的冲击。两岸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已经提出了经济制度和法治保证和规范的要求。从政治和安全上看，如何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更需要从法治上研究。两岸分治的事实，通过什么样的政治的、法理的安排走向统一，两岸的权益怎样得到保护，必须有更加具体的方案。 　　制订方案是非常困难的，但制订方案的过程目前比方案本身更重要，这个过程应当成为两岸四地寻求共识的过程，成为世界接受中国统一的过程。可以邀请两岸四地、海外华人甚至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政治家、各界精英来设计和研讨方案，不仅逐渐获得成果，而且凝聚人心，教育民众，宣传统一，可收多种效果。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做法过于超前，但这却是良好的途径，值得尝试。试想，如果今天我们所作的让步放到十年前甚至十五年前，会获得什么结果？如果今天未能抓住时机，则会冒失去明天的风险。当然在具体做法上可以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由专家而至民众，循序渐进，不急不躁，逐步成功。 　　最后，要让世界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中国的统一当然是我们的内政，但是重新认识和定位统一的国际因素，至关重要。过去我们重视台湾问题的国际因素，还较多地从它的消极方面理解。众所周知，没有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也就不可能产生台湾问题。因此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两岸关系。那时台湾问题主要随着中美关系的好坏而起落。然而，时移势易，台湾问题的国际因素进入了更大的空间。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大陆与台湾都加入了世贸组织，两岸分别建立了广泛而多样的对外经济联系，这些经济来往必然会对外界的态度产生作用，外界也会施以反作用。例如，有些国家在静悄悄地提升与台湾交往的层次。在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中台湾应当发挥其作用，问题是以什么形式和途径。台湾的边缘化对于大陆并非善事，不仅对大陆现代化发展不利，从长远看对争取台湾民心也极为不利。世界各国人士进入大陆，有些必定通过台湾的市场化、营销等中介，利用台湾的优势和两岸之间的文化沟通的便利。 　　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今天，安全也不可分割；如果把台湾置于安全之外，很可能使我们更不易获得安全。中国统一能消除东亚的紧张热点，使台海获得和平与安全，这是世界各国能够权衡的好处。更重要的是，大陆与台湾能否和平统一，将极大地影响各国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态度。尽管中国领导人屡屡重申，中国并不称霸，但仍难以打消各国的疑虑。行动比言语更有力。其他国家观察大陆对台政策，如果大陆坚持和平统一的战略和政策，它们也更易相信中国和平与发展的对外政策。只有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被各国所接受的和平统一与和平发展才有可能实现。如果中国实现了这点，将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重大贡献。二战后德国和日本以战败国而崛起，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德国更以和平方式统一，得到欧盟国家的赞同，其经验值得研究和吸取。得到各国的接受，中国就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统一，并在中国崛起中获得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当两岸之间的整合有长足进步时，当中国与各国在共同发展中培育了更深的互信时，一旦契机成熟，统一就能水到渠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进入新的阶段。 　　注解： 　　1.美托马斯．克里斯坦森：“当代安全两难：阻止台海冲突”，《华盛顿季刊》2002年秋季号。 　　2. (澳)保罗．凯利：《联盟中的澳大利亚》，美国《国家利益》季刊2003年春季号。 　　3.林浊水：《中美台三方的双重加码》，《中国事务》，2001年1月号。 　　4.埃里克．周：《“东亚”面临的挑战》，香港《亚洲新闻周刊》，200年9月15日。 　　5. 台湾《联合报》，2001年10月8日。 　　6.南希．贝恩科普夫．塔克：《如果台湾选择统一，美国应该在乎吗？》，美国《华盛顿季刊》，2002年夏季号。 　　7.台《中国时报》，2002年8月28日。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06年10月号，总第1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