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 岩
“五族共和”的口号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口号象“五族共和”一样为中国各民族，中国社会各阶层所普遍接受。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此后，“五族共和”的口号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法律效力，成为中华民国立国的法律依据，成为当时共和制的新中国与清政府统治下帝制的旧中国的根本区别。
“五族共和”这一口号是对下述思想主张的概括：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平等地联合起来，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多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上述思想主张最初形成于辛亥革命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论战中。反对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革命，主张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制度的康、梁等人，对“五族共和”思想主张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十世纪初，中国处在空前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中国进一步沦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列强之所以没有公开瓜分中国，乃是为了维护他们更大的侵略利益。反动腐朽的清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成了列强在中国的“税吏”。面对着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纲领，面对着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的惨祸，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抛弃了对清廷的最后一点幻想，决心用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但是，这样一场革命却还缺乏理论和舆论方面的必要准备。1906至1907年间，一方面以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为主，一方面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为主，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上的准备，同时也暴露出革命党人理论方面的重大缺陷。
革命党人进行革命宣传的一个最重要的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反满的口号在辛亥革命前发挥了唤起民众参加革命的巨大作用。由于清朝是由满洲贵族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建立起来的，而清朝统治下长期遭受民族压迫的汉族人民又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在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尚未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反满”的口号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反满的口号也有着内在的缺陷。它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个主要敌人的认识。在民族问题上，一些激进的革命家认为，满人根本就不是中国人，只有汉人才是中国人。他们把500万满族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反对，称满族人为“野番”、“贱种”，2甚至声称要“诛绝500万有奇之满洲人”。3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为，是否推翻中国的封建制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推翻满人的统治而建立汉人的统治。就连孙中山先生也一度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认为清朝政府不是中国政府。4一场以反满为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面临着某种转变为国内满汉两族间的民族仇杀的危险。
在与革命党人进行的论战中，以康、梁为首的立宪派敏锐地觉察到，把满族视为外国人，不承认满族是中国的一个民族，既有悖于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也不利于中华民族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挽救国家危亡的斗争。他们一面鼓吹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主张在中国保留帝制，一面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理论介绍给国人，并尝试用这一全新的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民族问题，而在这后一方面，他们早在革命派之前把握了真理。他们提出的中国民族观，对于后来“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康、梁等人在本世纪初提出新的中国民族观，有其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一方面，以“严译”为代表的大量的西方政治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来，使得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眼界大开，使得他们能够跳出已经沿续了数千年的“华夷”观念的巢臼，从一个更高的、全新的角度考察中国的民族问题；另一方面，一场行将到来的社会大变革和挽救国家危亡的迫切任务，也迫使他们迅速和明确地回答谁是中国人，谁是外国人，谁是同族，谁是异族的问题。革命党人激烈的反满宣传，使得他们无法再回避这个问题。康、梁提出的中国民族观，首先是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服务的。他们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反对共和，主张改良，反对革命，除了需要指出革命的巨大危害与中国不具备实行共和的条件外，还有必要说明清朝的皇帝就是中国的皇帝，满族人也是中国人。
早在1902年，针对当时革命派已经提出的反满主张，康有为就在其《辨革命书》中指出，无论满族抑或蒙古族，“皆吾同种”，都是中国人。清朝统治者“割地鬻民、赔款剥民，诚可痛恨，然此但太后、荣禄一二人之罪耳，于满洲全籍人无与也”。5笼统地排满反满，有导致中国分裂乃至亡国的危险。无疑，康氏此文意在粉饰从顺治到光绪的历代清朝统治者，美化帝党而反对革命。但是，其满洲人是中国人的论断，则是正确的。
中国人，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中，有人认识到满族是中国的一个民族，这在近代中华民族自觉的历程中具有极大重大的意义。承认满人与汉人一样同为中国人，也就否认了只有汉人才是中国人，中国仅仅是汉人的国家的观点。既然满人是中国人，那么，蒙古人、回民、藏人等等其他一些民族的成员当然也是中国人。直到那时，中国人才开始明确地认识到，在民族问题上，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同西欧一些单一民族的国家是不同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任何社会变革，都须以这一历史事实为前提。
基于上述认识，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1903年对革命派的反满排满宣传提出了质疑：排满者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必离满洲，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建国乎？对上述问题，梁氏当然有自己明确的观点即反满排满，是为了结束清朝这个“恶政府”在中国的腐朽统治。汉族可以而且应该与满族及国内其他各民族一起建立一个新中国。在当时，民族主义思想正唤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觉悟，唤起他们投身于挽救国家危亡，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的时候，梁氏提出了他的“大、小民族主义观。”他说：“吾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他还提出在对待满族的问题上，要摒弃“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6他所提倡的“大民族主义”，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民族主义。他的“大民族主义”中不仅包含了视满族为中国民族的认识，而且包含了汉族联合国内满、蒙、苗、回、藏诸少数民族建立统一国家，共同抵御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给了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以启迪，并为日后“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在同康、梁为首的立宪派的辩论中同样敏锐地觉察到，自己队伍中有些人的反满排满宣传确有偏激之外，如果对这些不健康的思想情绪容忍迁就，则将危害革命事业。正是从1905年、亦即同盟会成立的那一年起，他修正了自己过去对满洲民族的贱视态度，申明革命的目的不是什么“种族复仇”，而是推翻清廷，去除专制，“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去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残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7这就进一步辨明了反满与革命的关系。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连当年反满排满最为激烈的章太炎也开始转变思想，认为满人“亦是中国人民”，应与汉族平等共处于一国之中。8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一面坚持“共和”的主张，一面承认了中国境内的满、蒙、回、藏诸族同为中国民族，明确提出了革命目的，“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的口号。9在这样的形势下，国人对西藏与对其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样，日益注意与关心
清朝后期，封建统治者对西藏人民的民族压迫日甚一日。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突出地表现为压制、破坏西藏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强迫西藏人民接受清朝与英帝签订的出卖国家主权，违背藏族人民利益的各项协定、条约，屈服于英帝的压力，强行在印藏边境开埠通商。清朝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藏族人民及达赖十三世的强烈不满。达赖十三世一面代表藏民族的利益与清朝的民族压迫进行斗争，一面又代表西藏僧俗封建农奴主阶级的利益。在抗英失败之后，采取借助沙俄，及英帝国主义的办法与清廷对抗。这又招致了清廷的猜忌和怨恨，乃至在辛亥前夕夺了他“达赖喇嘛”的封号。英帝则又利用我国国内的民族矛盾，挑拨离间，鼓动西藏独立。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1月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五大民族建立一个共和制的新中国。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压力下，在“五族共和”口号的感召下，清朝的满族统治者很快即被迫同意交出政权，并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1912年2月，隆裕太后在以其名义颁布的《退位诏书》中表示：因“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10袁世凯上台后，也立即宣布：“现在政体改革，连共和五大民族，均归平等”。“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11这就表明，在民国取代清朝的政权交替过程中，满汉两族的统治者都承认了“五族”同为中国民族的事实，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
蒙古地区在辛亥革命后发生了分裂。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王公宣布独立，而内蒙古王公则反对独立，明确宣布：“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12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
辛亥时期“五族”中的回族，所指并非今日我们说的回族，而是当时被称为“回疆”的新疆地区以维吾尔族为主，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由于新疆是“蒙、藏、回疆”三大少数民族地区中唯一业经建省的地方，故此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最为密切，政权交接也与内地的情形大致相同。辛亥革命爆发后，新疆的各族革命党人建立了“五族共进会”，也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
“五族共和”的口号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口号象“五族共和”一样为中国各民族，中国社会各阶层所普遍接受。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此后，“五族共和”的口号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法律效力，成为中华民国立国的法律依据，成为当时共和制的新中国与清政府统治下帝制的旧中国的根本区别。
“五族共和”这一口号是对下述思想主张的概括：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平等地联合起来，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多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上述思想主张最初形成于辛亥革命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论战中。反对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革命，主张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制度的康、梁等人，对“五族共和”思想主张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十世纪初，中国处在空前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中国进一步沦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列强之所以没有公开瓜分中国，乃是为了维护他们更大的侵略利益。反动腐朽的清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成了列强在中国的“税吏”。面对着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纲领，面对着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的惨祸，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抛弃了对清廷的最后一点幻想，决心用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但是，这样一场革命却还缺乏理论和舆论方面的必要准备。1906至1907年间，一方面以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为主，一方面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为主，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上的准备，同时也暴露出革命党人理论方面的重大缺陷。
革命党人进行革命宣传的一个最重要的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反满的口号在辛亥革命前发挥了唤起民众参加革命的巨大作用。由于清朝是由满洲贵族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建立起来的，而清朝统治下长期遭受民族压迫的汉族人民又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在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尚未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反满”的口号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反满的口号也有着内在的缺陷。它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个主要敌人的认识。在民族问题上，一些激进的革命家认为，满人根本就不是中国人，只有汉人才是中国人。他们把500万满族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反对，称满族人为“野番”、“贱种”，2甚至声称要“诛绝500万有奇之满洲人”。3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为，是否推翻中国的封建制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推翻满人的统治而建立汉人的统治。就连孙中山先生也一度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认为清朝政府不是中国政府。4一场以反满为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面临着某种转变为国内满汉两族间的民族仇杀的危险。
在与革命党人进行的论战中，以康、梁为首的立宪派敏锐地觉察到，把满族视为外国人，不承认满族是中国的一个民族，既有悖于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也不利于中华民族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挽救国家危亡的斗争。他们一面鼓吹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主张在中国保留帝制，一面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理论介绍给国人，并尝试用这一全新的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民族问题，而在这后一方面，他们早在革命派之前把握了真理。他们提出的中国民族观，对于后来“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康、梁等人在本世纪初提出新的中国民族观，有其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一方面，以“严译”为代表的大量的西方政治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来，使得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眼界大开，使得他们能够跳出已经沿续了数千年的“华夷”观念的巢臼，从一个更高的、全新的角度考察中国的民族问题；另一方面，一场行将到来的社会大变革和挽救国家危亡的迫切任务，也迫使他们迅速和明确地回答谁是中国人，谁是外国人，谁是同族，谁是异族的问题。革命党人激烈的反满宣传，使得他们无法再回避这个问题。康、梁提出的中国民族观，首先是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服务的。他们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反对共和，主张改良，反对革命，除了需要指出革命的巨大危害与中国不具备实行共和的条件外，还有必要说明清朝的皇帝就是中国的皇帝，满族人也是中国人。
早在1902年，针对当时革命派已经提出的反满主张，康有为就在其《辨革命书》中指出，无论满族抑或蒙古族，“皆吾同种”，都是中国人。清朝统治者“割地鬻民、赔款剥民，诚可痛恨，然此但太后、荣禄一二人之罪耳，于满洲全籍人无与也”。5笼统地排满反满，有导致中国分裂乃至亡国的危险。无疑，康氏此文意在粉饰从顺治到光绪的历代清朝统治者，美化帝党而反对革命。但是，其满洲人是中国人的论断，则是正确的。
中国人，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中，有人认识到满族是中国的一个民族，这在近代中华民族自觉的历程中具有极大重大的意义。承认满人与汉人一样同为中国人，也就否认了只有汉人才是中国人，中国仅仅是汉人的国家的观点。既然满人是中国人，那么，蒙古人、回民、藏人等等其他一些民族的成员当然也是中国人。直到那时，中国人才开始明确地认识到，在民族问题上，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同西欧一些单一民族的国家是不同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任何社会变革，都须以这一历史事实为前提。
基于上述认识，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1903年对革命派的反满排满宣传提出了质疑：排满者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必离满洲，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建国乎？对上述问题，梁氏当然有自己明确的观点即反满排满，是为了结束清朝这个“恶政府”在中国的腐朽统治。汉族可以而且应该与满族及国内其他各民族一起建立一个新中国。在当时，民族主义思想正唤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觉悟，唤起他们投身于挽救国家危亡，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的时候，梁氏提出了他的“大、小民族主义观。”他说：“吾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他还提出在对待满族的问题上，要摒弃“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6他所提倡的“大民族主义”，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民族主义。他的“大民族主义”中不仅包含了视满族为中国民族的认识，而且包含了汉族联合国内满、蒙、苗、回、藏诸少数民族建立统一国家，共同抵御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给了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以启迪，并为日后“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在同康、梁为首的立宪派的辩论中同样敏锐地觉察到，自己队伍中有些人的反满排满宣传确有偏激之外，如果对这些不健康的思想情绪容忍迁就，则将危害革命事业。正是从1905年、亦即同盟会成立的那一年起，他修正了自己过去对满洲民族的贱视态度，申明革命的目的不是什么“种族复仇”，而是推翻清廷，去除专制，“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去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残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7这就进一步辨明了反满与革命的关系。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连当年反满排满最为激烈的章太炎也开始转变思想，认为满人“亦是中国人民”，应与汉族平等共处于一国之中。8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一面坚持“共和”的主张，一面承认了中国境内的满、蒙、回、藏诸族同为中国民族，明确提出了革命目的，“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的口号。9在这样的形势下，国人对西藏与对其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样，日益注意与关心
清朝后期，封建统治者对西藏人民的民族压迫日甚一日。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突出地表现为压制、破坏西藏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强迫西藏人民接受清朝与英帝签订的出卖国家主权，违背藏族人民利益的各项协定、条约，屈服于英帝的压力，强行在印藏边境开埠通商。清朝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藏族人民及达赖十三世的强烈不满。达赖十三世一面代表藏民族的利益与清朝的民族压迫进行斗争，一面又代表西藏僧俗封建农奴主阶级的利益。在抗英失败之后，采取借助沙俄，及英帝国主义的办法与清廷对抗。这又招致了清廷的猜忌和怨恨，乃至在辛亥前夕夺了他“达赖喇嘛”的封号。英帝则又利用我国国内的民族矛盾，挑拨离间，鼓动西藏独立。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1月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五大民族建立一个共和制的新中国。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压力下，在“五族共和”口号的感召下，清朝的满族统治者很快即被迫同意交出政权，并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1912年2月，隆裕太后在以其名义颁布的《退位诏书》中表示：因“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10袁世凯上台后，也立即宣布：“现在政体改革，连共和五大民族，均归平等”。“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11这就表明，在民国取代清朝的政权交替过程中，满汉两族的统治者都承认了“五族”同为中国民族的事实，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
蒙古地区在辛亥革命后发生了分裂。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王公宣布独立，而内蒙古王公则反对独立，明确宣布：“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12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
辛亥时期“五族”中的回族，所指并非今日我们说的回族，而是当时被称为“回疆”的新疆地区以维吾尔族为主，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由于新疆是“蒙、藏、回疆”三大少数民族地区中唯一业经建省的地方，故此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最为密切，政权交接也与内地的情形大致相同。辛亥革命爆发后，新疆的各族革命党人建立了“五族共进会”，也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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