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崇祯帝执政的17年中，有很多闪光点，比如他始终支持西方传教士传播西学，支持士人们修习西方数理知识，支持新的科技（比如西式火器和西式水利）用于国家建设。
陈美东先生的一篇关于晚明科技的总结性文章认为[1]，当时“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更是锦上添花”，当时中国科技的特点是“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写，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
徐光启是明末科技融合中西、走向近代的关键性人物。1934年竺可桢先生撰文《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将徐光启和同时期的西方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弗朗西斯·培根相比，他们均是科学研究的组织者，又是科学研究的实践者。但徐光启在重视实验科学之外，对于公理演绎法也特别强调，这是中国固有文化所没有的，也超过了培根只强调经验的科学归纳法。徐光启是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的最重要人物，但他的影响似乎只及于明末。
崇祯帝重视科技，应该和当时的时局有关。当时的明王朝屡经天灾人祸，已经是风雨飘摇中。崇祯帝的能力值得怀疑，但他励精图治的意念极强，“科技兴国”是这种意念中的一环，由他一直大力支持火器研究可看出。崇祯帝一继位，就重用西学的领袖徐光启，而重用徐光启又引起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修订“大明崇祯历书”。
大明崇祯二年，即公元1629年，钦天监推算日食失误，而徐光启用西学推算却与实测完全吻合。于是崇祯帝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徐光启聘请了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四人参与历局工作，于1629-1634年间编撰成著名的《大明崇祯历书》。
《明史》载：“大明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琼州食既，大宁以北不食。《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奏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帝切责监官。......于是礼部奏开局修改。乃以光启督修历法。”
《大明崇祯历书》卷帙浩繁，共一百三十七卷，其中法原即理论部分占到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采用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其参考的书籍，大部分已可明确考证出来，比如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第谷弟子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在当时而言都是很新的成果。
1634年《大明崇祯历书》修成，但过了近十年崇祯帝才下诏通行天下，一方面是因为时局动荡，一方面是因为保守派人士的反对，代表人物是魏文魁。魏是一位土产天文学家，他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推算的历法精度要高于西法，写了《历元》、《历测》两部书，攻击徐光启的西法。魏文魁以布衣身份上书崇祯帝，作为外行，崇祯帝自然无法判断，他命魏文魁组成东局，与徐光启领导的西法历局争论。和魏的辩论，徐光启记载在了《学历小辩》一书中，其标题是“历局与魏文魁辩论文稿”。
《明史·历一》：“时帝已深知西法之密。迨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日食，测又独验。八月，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未几国变，竟未施行。”
汤若望保存了明末刊行《大明崇祯历书》的雕版，并献给了后来的满清政府。且当时满清政府迫切期望一部新历法来印证其天命所归，于是汤若望对《大明崇祯历书》作了删改和修订，爱新觉罗.顺治亲笔题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大明崇祯历书》终于得以另一个面目颁行于世。但汤若望最终因为这部历法获罪入狱，几乎遭磔刑，不久病死了，即所谓“历狱”。这是他所不能预测的了。
2、中国的科学革命？
明清鼎革，其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掩盖了很多我们本应该早就注意的中国近代化转型期的表现。《大明崇祯历书》的意义及其影响，便是被掩盖在明清鼎革的历史悲歌中。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认为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学被引进中国，事实上是中国的科学革命[2]：
『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假如我们始终冥思苦想于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科学革命这个问题，那么，搞清楚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开始于明朝1630年左右，其形式不久后在欧洲那些容许人们接触新知识的地方就变得过时了。一些明朝学者很快对此作出了反应，并开始重新规定在中国研究天文学的方法。他们彻底地、永久地改变了人们关于怎样着手去把握天体运行的意念。他们改变了人们对于概念、工具和方法应居于首要地位地见识，从而使几何学和三角学大量取代了传统地计算方法和代数方程式。行星自转的绝对方向和它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这类问题，破天荒变得重要起来。中国的天文学家逐渐相信：数学模型能够解释并预测天象。这些变化等于是天文学中的一场概念地革命。』
但这场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并非始于“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开始于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数的传入，至少应该追溯到1583年利玛窦来华传教。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是欧洲天文学早期传入中国的代表著。大明天启六年（1626年）汤若望与李祖白合译的《远镜说》详细介绍了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及其在天文学上的新发现，在欧洲也属于崭新的天文学知识。1629年徐光启督修《大明崇祯历书》，上疏“急用仪象”第十项是请求装修天文望远镜三架，这是中国官方仿制天文望远镜的开始，距1609年伽利略创制望远镜观察天文现象，仅隔了20年。大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王英明著的《历体略》，大明天启年间（1621—1627）陆仲玉著的《日月星晷式》，则已经很好的融合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和西方传入的数学和天文学。
晚明对西学的迅速吸纳，和当时的文化氛围有关。晚明是一段很怪异的时期，在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失策中，又有着文化科技上令人兴奋的灿烂，犹如末世中忽然绽放出的绚烂的花朵。
席泽宗院士曾列出晚明67年（1578～1644）产生了9部世界水平的科技著作[3]：《本草纲目》《律学新说》《河防一览》《算法统宗》《闽中海错疏》《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瘟疫论》。这9部都是传统科技范畴的著作，如果考虑西学的传入，这个单子还应该加上一些著作。
其思想根源，应该追溯到王阳明的心学。王学的流行，导致了个人自我的解放和思想界的异常活跃。但王学流行，士大夫们空谈心性，崇尚玄虚之类的弊病日渐严重。颜元以“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一联为王氏心学的最高境界定谳，是对王学谈心性的辛辣讥讽。晚明国事日非，在这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士大夫们开始认识到空谈心性无补于世事，于是有了晚明的实学思潮。 徐光启早期接受的也是王阳明的心学，但心学对徐光启的影响似乎是正面的，孙尚扬认为[4]：“心学对徐光启的影响并未使他走上逃禅出世之路，这种影响大概只限于使他的思想具有基于善疑的开放性，从而使他既不拘于正统权威之说，亦不拘于自己已接受并较为偏受的理论（王学）。”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所属的桐城方氏，是明末士大夫学习西方数理科学的一个典型案例。桐城方氏以程朱理学传家，至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接受王阳明心学，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方孔炤任湖广巡抚时与李万庆、罗汝才等义军八战八捷而闻名天下，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明末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士大夫的阶层。高彦颐（Dorothy Ko）《闺塾师》一书曾论述明末长江下游地区闺阁中的女子，多有研习天文学的。而且，明末士人是真正的研习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人士们大多只是对政经文史感兴趣相比，这更令人惊讶。
1634年，中国用国家的力量修成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而一年前的1633年，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编撰《崇祯历书》的领导者徐光启（1562-1633）和伽利略（1564-1642）生活的年代几乎相同，虽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无法和伽利略相比，但他们的科学思想很接近，都试图使科学数学化。伽利略在凄凉中死去，但他的科学数学化的思想事实上标志着近代科学革命时代的到来。徐光启晚年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位极人臣，他的科学思想给他的时代带来了很多变化，甚至有席文所说的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但最终如昙花一现。
或许，这也是一种有趣的中西对比。
陈美东先生的一篇关于晚明科技的总结性文章认为[1]，当时“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更是锦上添花”，当时中国科技的特点是“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写，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
徐光启是明末科技融合中西、走向近代的关键性人物。1934年竺可桢先生撰文《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将徐光启和同时期的西方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弗朗西斯·培根相比，他们均是科学研究的组织者，又是科学研究的实践者。但徐光启在重视实验科学之外，对于公理演绎法也特别强调，这是中国固有文化所没有的，也超过了培根只强调经验的科学归纳法。徐光启是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的最重要人物，但他的影响似乎只及于明末。
崇祯帝重视科技，应该和当时的时局有关。当时的明王朝屡经天灾人祸，已经是风雨飘摇中。崇祯帝的能力值得怀疑，但他励精图治的意念极强，“科技兴国”是这种意念中的一环，由他一直大力支持火器研究可看出。崇祯帝一继位，就重用西学的领袖徐光启，而重用徐光启又引起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修订“大明崇祯历书”。
大明崇祯二年，即公元1629年，钦天监推算日食失误，而徐光启用西学推算却与实测完全吻合。于是崇祯帝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徐光启聘请了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四人参与历局工作，于1629-1634年间编撰成著名的《大明崇祯历书》。
《明史》载：“大明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琼州食既，大宁以北不食。《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奏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帝切责监官。......于是礼部奏开局修改。乃以光启督修历法。”
《大明崇祯历书》卷帙浩繁，共一百三十七卷，其中法原即理论部分占到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采用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其参考的书籍，大部分已可明确考证出来，比如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第谷弟子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在当时而言都是很新的成果。
1634年《大明崇祯历书》修成，但过了近十年崇祯帝才下诏通行天下，一方面是因为时局动荡，一方面是因为保守派人士的反对，代表人物是魏文魁。魏是一位土产天文学家，他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推算的历法精度要高于西法，写了《历元》、《历测》两部书，攻击徐光启的西法。魏文魁以布衣身份上书崇祯帝，作为外行，崇祯帝自然无法判断，他命魏文魁组成东局，与徐光启领导的西法历局争论。和魏的辩论，徐光启记载在了《学历小辩》一书中，其标题是“历局与魏文魁辩论文稿”。
《明史·历一》：“时帝已深知西法之密。迨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日食，测又独验。八月，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未几国变，竟未施行。”
汤若望保存了明末刊行《大明崇祯历书》的雕版，并献给了后来的满清政府。且当时满清政府迫切期望一部新历法来印证其天命所归，于是汤若望对《大明崇祯历书》作了删改和修订，爱新觉罗.顺治亲笔题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大明崇祯历书》终于得以另一个面目颁行于世。但汤若望最终因为这部历法获罪入狱，几乎遭磔刑，不久病死了，即所谓“历狱”。这是他所不能预测的了。
2、中国的科学革命？
明清鼎革，其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掩盖了很多我们本应该早就注意的中国近代化转型期的表现。《大明崇祯历书》的意义及其影响，便是被掩盖在明清鼎革的历史悲歌中。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认为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学被引进中国，事实上是中国的科学革命[2]：
『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假如我们始终冥思苦想于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科学革命这个问题，那么，搞清楚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开始于明朝1630年左右，其形式不久后在欧洲那些容许人们接触新知识的地方就变得过时了。一些明朝学者很快对此作出了反应，并开始重新规定在中国研究天文学的方法。他们彻底地、永久地改变了人们关于怎样着手去把握天体运行的意念。他们改变了人们对于概念、工具和方法应居于首要地位地见识，从而使几何学和三角学大量取代了传统地计算方法和代数方程式。行星自转的绝对方向和它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这类问题，破天荒变得重要起来。中国的天文学家逐渐相信：数学模型能够解释并预测天象。这些变化等于是天文学中的一场概念地革命。』
但这场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并非始于“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开始于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数的传入，至少应该追溯到1583年利玛窦来华传教。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是欧洲天文学早期传入中国的代表著。大明天启六年（1626年）汤若望与李祖白合译的《远镜说》详细介绍了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及其在天文学上的新发现，在欧洲也属于崭新的天文学知识。1629年徐光启督修《大明崇祯历书》，上疏“急用仪象”第十项是请求装修天文望远镜三架，这是中国官方仿制天文望远镜的开始，距1609年伽利略创制望远镜观察天文现象，仅隔了20年。大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王英明著的《历体略》，大明天启年间（1621—1627）陆仲玉著的《日月星晷式》，则已经很好的融合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和西方传入的数学和天文学。
晚明对西学的迅速吸纳，和当时的文化氛围有关。晚明是一段很怪异的时期，在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失策中，又有着文化科技上令人兴奋的灿烂，犹如末世中忽然绽放出的绚烂的花朵。
席泽宗院士曾列出晚明67年（1578～1644）产生了9部世界水平的科技著作[3]：《本草纲目》《律学新说》《河防一览》《算法统宗》《闽中海错疏》《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瘟疫论》。这9部都是传统科技范畴的著作，如果考虑西学的传入，这个单子还应该加上一些著作。
其思想根源，应该追溯到王阳明的心学。王学的流行，导致了个人自我的解放和思想界的异常活跃。但王学流行，士大夫们空谈心性，崇尚玄虚之类的弊病日渐严重。颜元以“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一联为王氏心学的最高境界定谳，是对王学谈心性的辛辣讥讽。晚明国事日非，在这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士大夫们开始认识到空谈心性无补于世事，于是有了晚明的实学思潮。 徐光启早期接受的也是王阳明的心学，但心学对徐光启的影响似乎是正面的，孙尚扬认为[4]：“心学对徐光启的影响并未使他走上逃禅出世之路，这种影响大概只限于使他的思想具有基于善疑的开放性，从而使他既不拘于正统权威之说，亦不拘于自己已接受并较为偏受的理论（王学）。”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所属的桐城方氏，是明末士大夫学习西方数理科学的一个典型案例。桐城方氏以程朱理学传家，至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接受王阳明心学，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方孔炤任湖广巡抚时与李万庆、罗汝才等义军八战八捷而闻名天下，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明末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士大夫的阶层。高彦颐（Dorothy Ko）《闺塾师》一书曾论述明末长江下游地区闺阁中的女子，多有研习天文学的。而且，明末士人是真正的研习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人士们大多只是对政经文史感兴趣相比，这更令人惊讶。
1634年，中国用国家的力量修成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而一年前的1633年，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编撰《崇祯历书》的领导者徐光启（1562-1633）和伽利略（1564-1642）生活的年代几乎相同，虽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无法和伽利略相比，但他们的科学思想很接近，都试图使科学数学化。伽利略在凄凉中死去，但他的科学数学化的思想事实上标志着近代科学革命时代的到来。徐光启晚年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位极人臣，他的科学思想给他的时代带来了很多变化，甚至有席文所说的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但最终如昙花一现。
或许，这也是一种有趣的中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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