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强：治港思路的检讨 (图)

　　中评社讯╱题：治港思路的检讨　作者：刘乃强（香港），全国政协委员、时事评论员 　　英国推行代议政治的缘由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主动向中国提出香港前途问题开始，中英双方都很认真地探讨九七之后如何治港。英方的构思，简而言之是以意识型态组成拒共大联盟。其中重要的方面是「还政于民」，循标准的非殖民地化走向独立的道路，推行代议政制，并从中培植一党独大，与中国政府长期抗衡。 　　《中英联合声明》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北京签署，而早在八四年年中，英国知道大势已去，不能不交出主权，便在七月十八日实行偷步，抢先以港英政府名义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香港政治制度发展的谘询文件，提出香港要建立一个「使其权力稳固地立根于香港，有充分权威代表港人意见，同时更能较直接向市民负责」的政制，亦即代议政制；时下流行的「还政于民」，也是以这里作起源，其最终目标就是循序渐进地发展民选政府机关。其后于同年十一月廿一日发表《代议政制白皮书——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正式公布这个政策。在绿皮书一公布之时，中方便高调表态反对，声明英国于九七是「还政于中国(人民)」，而并非在港「还政于(香港市)民」；当时的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更直斥这是搞「独立政治实体」。 　　八五年的香港立法局选举试行间接选举，其中廿四名议员分别由选举团和功能组别选出，每类各选十二名。港英政府在八七年五月推出《一九八七年代议政制发展检讨绿皮书》，谘询公众对一九八八在立法局推行直接选举的意见，并成立民意汇集处收集和整理市民的意见，及进行两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约七成市民反对八八年在立法局推行直选，三成则支援，最终八八年立法局并没有推行直选。当时已有不少人指出，真实的原因是基于中方的压力而叫停。 　　英积极促成政党成立 　　并希望民主派“一党独大” 　　无论如何，通过代议政制，已实质上为「还政于民」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之后我亲眼看见港英多番促成政党成立，和四出宣传「一党独大」。几年间香港确实出了不少政党，大都无疾而终，始终未有出现过任何「一党独大」的情况。直到八九年「六四」事件，香港市民普遍受到很大的震荡，一直被港英政府监视和排斥的社运/学运圈子里，以太平山学会为核心，司徒华和李柱铭为领导，号召民主派大团结，成立港同盟。港同盟与汇点于九四年合并为今天的民主党，在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和港英的悉心培植下，在选举中气势如虹，颇有「一党独大」的趋势。最起码，以前的民主派政党，除了小小的民协之外，已完全被纳入民主党内，囊括议会中大部分议席。 　　英方推动“三违反”政改方案 　　九二年彭定康出任香港总督，即时在首份施政报告上提出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包括于九五年最后一届香港立法局选举大幅度增加直选议席，又新增加九个功能组别（即所谓「新九组」）变相直选。中方认为，彭定康在没有透过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与中方达成共识之下，擅自对政制作出重大改变，出现了「三违反」： 　　1. 违反英方在《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未有在双方达成协议下单方面公布政制重大改革的草案。 　　2. 违反与《基本法》衔接的原则，单方面改变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及《基本法》所规定第一届立法会议员的产生办法。 　　3. 违反中英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谅解共识和载于两国外长互相交换有关香港政治体制发展与《基本法》衔接达成谅解的七封信内之协定。 　　 　　反对派希望通过成立公民党 　　作内部重组以达致中兴 　　 　　中方感到英方不尊重其对中国政府的承诺，宣布原来中英双方协议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可全数过渡成为特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即所谓「直通车」不再有效；并决定「另起炉灶」，成立预委会以及临时立法会（简称临立会）作为第一届特区立法会成立前的替代，用以通过特区成立时必不可少的法律。民主党和民协杯葛临立会，到回归后第一届立法会选举时，民主党已经拿不到立法会内半数的议席。自此一蹶不振，虽然于二零零二、零三年藉反对廿三条立法，作拼命一击，零三年区议会选举成绩辉煌；但零四年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全面分裂，成为泛民主派，民主党沦为立法会内第三大党；「一党独大」的美梦，只能依靠去年底政改事件中的「捆绑」方式达成。捆绑的结果，也只不过是六十议席中的廿五票，拦截需要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重要法案，败事有余，但要成事，已经显然不足。反对派希望通过新成立的公民党作内部重组，达致中兴。但挣扎也没有用，尽管今后香港政坛仍会波澜起伏，民主党这条治港路线，已注定灭亡。 　　中方宽松界定爱国者 　　中方的构想，则是以宽松的定义界定爱国者，组织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进行跨阶级的大团结。构思的内容是由非政党成员的社会精英出任行政长官，率领廉政高效的公务员系统，依法实行「行政主导」的管治；而各政党的作用是反映民意、对制行政部门作民主监督，支持特首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接见香港国庆观礼团的以下一番话最能表达这构思的精粹：「在过渡时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一批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不参与不行，不参与不熟悉情况。在参与过程中，就有机会发现、选择人才，以便于管理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一九九七年后在香港执政的人还是搞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做损害祖国利益的事，也不做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所以不能笼统地反对参与，也不能笼统地反对干预。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 　　许家屯在回忆录中表示，他来港的任务之一，就是物色和栽培香港资本家下一代，参与治港行列。现在看来，董建华、吴光正、唐英年、李国能/国宝/国章等，都应该是当年工作成果。另一方面，这爱国大团结的参政核心是于一九九二年七月成立由传统爱国爱港人士成立的民建联；还有多少是同一阵线的，是由港英时代委任来自工商界及专业界议员转功能团体议员于一九九三年创立的自由党。从成立的时间看来，很明显这两个政党都是应对彭定康的政改而出现的，它们都不是有意识的培植，因为中方的心态是政党不妨多，只要爱国爱港便成，类似的大小政党也曾出现过，淘汰下来，就只有两个而已。 　　由于民建联成立的宗旨就是「民主建港」，回归前在立法会中与港同盟/民主党抗衡，回归之后支持特首和特区政府依法治港，为行政部门提出的法案政策护航保驾。慢慢下来，就被对手标签为「保皇党」，其民望和选举时的得票，往往与特首和特区政府的处境挂钩，荣辱与共。董建华政府处于低潮时，民建联确实吃了不少哑巴亏。而在爱国大团结于一些问题之上未能占大多数，而其中一些成员，如自由党、早餐派/泛联盟等，又许多时飘忽不定，行政立法关系十分不稳定，行政部门较难推行政策。发展到今天，连民建联都拒绝当「有辱无荣」的「保皇党」。在最近的年度静思会上，特区政府出动政务司司长和政制事务局局长几个大员亲赴东莞参加，主动提出要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答应于政策推出之前，会提早谘询该党，但民建联主席马力坚持今后不会盲目支持政府，只会「有理、有利、有节」地与政府建立更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大团结基本上已经不再存在，剩下来的，只是政治上的交换而已。 　　贫富悬殊更加利害 　　社会更加分化 　　另一方面，跨阶级融和的追求，实际上的结果是社会贫富悬殊更加利害，社会更加分化，跨阶级大团结的路线在新的形势之下，便显得十分保守，甚至被攻击为「官商勾结」。而社会上许多时对意识型态反共大联盟和爱国跨阶级大团结的抉择，并不在于其亲中/拒共的分野，而在民生政策上的表现。中产阶级对大财团的垄断，和无孔不入的渗透、无所不用其极的榨取，自身的利益被侵凌，发展空间受压抑，更加不满。特区政府不但没有正视这重要的社会趋向，以为只要经济恢复增长，社会便趋向祥和。而民建联于与港进联合并之后，更脱离基层。这一误区不但使反对派不时有机可乘，同时也造成民建联内部接近基层的工联系的巨大张力，不时传出要另建新党。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矛盾是客观存在的，需要政府介入作调和；片面的偏袒财团利益，与社会和谐只能背道而驰。只有政府出面作必要的转移支付，财团愿意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跨阶级大团结才能维持下去。 　　在这形势之下，尤其是在董下曾上之后，便出现了「政府党」的提法。严格来说，共产党也是「政府党」，执政决策者并非来自政客，而是由公务员组成。他们不属于任何阶级，理论上更能不偏不倚地掌握整体利益。问题是共产党说到底是一个意识型态的组合，是一开始便抱马克思列宁主义宏观理想的革命党转型的执政党，而干部在上升的过程中，仍受这理想的熏陶和筛选。香港的公务员则从开始就只是高薪打工仔，而过去殖民地管治期间，从来都只训练他们执行，而不让他们作决策。像今天，要公务员出来收拾残局，实行「强政励治」还可，长远来说，要求公务员带领香港再创新高，则并非他们力所能及。 　　两条治港思路 　　行不通的三个原因 　　从以上分析，两条治港的思路都已证实行不通，主要原因在三个方面： 　　1、两条思路都希望东风压倒西风，或者西风压倒东风；但即使在回归之前的环境，民主党几乎「一党独大」，因为社会上客观存在不同的观点，民建联始终没有被歼灭。回归之后，比例外表制选举更保证了社会各种流派的大小生存空间，谁也吃不掉谁。以二零零四年立法会选举的得票率为例，民建联和泛民主派是四六比。这比例可以因为各种原因而会有些微波动，但在可见的将来，很难出现三七、二八、一九的局面。 　　2、两条思路都是基于香港以外的考虑，而并非从香港实际的情况出发的一厢情愿。随着民主化的过程，各从政者都不可能不考虑选票的得失，都不可能长期脱离香港的政治和社会现实。 　　3、即使从基本法草委会到今天策发会政制小组的讨论，很奇怪的，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从一个独立国家的角色去研究香港制治和政制；所参考的，亦是世界上其他独立国家。「一国两制」之下的特别行政区，其高度自治程度比联邦有过之，但有一点，特别行政区始终是单一制国家底下的一个地方政府，它没有剩余权力，更不可能退出。这一点，在台湾不但反对「一国两制」的明白，连赞成的都很清楚，只有香港的反对派刻意视而不见，而建制派又希望能掩耳盗铃，引致如港大法律系主任公开说「人大释法对香港没有约束力」之类的奇谈怪论充斥市面，而我们到今天仍在独立国家的政制设计之中寻找灵感和依据。 　　香港前路茫茫 　　各方延长休战、搁置争议、致力发展 　　错失指出之后，前路茫茫，一时之间我未能开出什么良方妙药，我只知道，底线是一定要从一个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出发，同时要照顾到香港多元社会的各种不同要求。现时我能提出的，只是各方延长休战，搁置争议，致力发展，达致三至五年短期表面的和谐。经过多年的折腾，目前香港各环节都受重伤，主观上都希望休养生息。休战喘息期间，社会自然会出现各方面的反思，对下一阶段的发展，一定会大有好处。要是休战期间什么外国势力还想在香港翻云覆雨，它一定会吃不了，兜着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