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第八章

http://yuedu.org/Publishes/LiYi_1/4.htm


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3401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第八章

李 毅 著

美国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5年10月

第八章 总结：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分层


第一节 中国社会分层：一幅条理分明、一以贯之的全景图画
　　
　　简而言之总体而言，观察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分层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定性地直接观察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图示2-1描述了晚清的中

国社会分层结构。图示3-1描述了1959-1979年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图示8-1描述了2005年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
　　
　　 图示8-1 李毅模式：中国社会分层 2005
　　
　　
　　
　　
　　
　　
　　
　　
　　
　　
　　
　　
　　
　　
　　
　　注：1. 干部与准干部
　　 2. 资产阶级

与图示3-1相项比，图示8-1显示了过去二十年中国社会分层发生了三个巨大变化。第一首先，三分之一的农民变成了农民工，而且农民工的

人数几乎等同于城市工人的数目。第二，由于1997年以后国企工人的迅速减少，城市非国有工人在人数上超过了国企工人。第三，中国资产阶

级正在迅速发展。
　　第二种办法，是按时间顺序观察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定量变化。如果把图3-3、图4-3、图5-3、图6-3 合而为一，就得到图8-1

。正如在前面各章所述，图8-1有几处明显的缺陷。例如，从1958到1978年没有农民工的统计数据；私营企业主的数量明显低估了；1300多万在

人才市场的干部和准干部没有被归入干部，却被错误地归入私营企业主和城市非国有工人。对图8-1的修正有待今后的继续研究，有待于社会统

计学家把这张图做得更为精精确。但是，这些小的修正决不会改变图示8-1和图8-1的基本形状。
　　图示3-1、图示8-1和图8-1展示了一幅一以贯之的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分层的全景图景。以下七节解释这幅全景图画。
　　
　第二节 中国农民阶级的消亡
　　
　　2003年，中国有农民三亿一千二百万，还不包括一亿七千六百万农民工。1尽管农民的绝对村人口正在逐初步减少，农民仍然占有中国劳动

力的一半左右。农业劳动人口的比例是衡量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最重要的指标。以中国农民农民现有的农业技术水平，耕种中国的土地只需要

当前农民数量的1/4左右，因而超过一半的农民实际上是剩余劳动力。
　　有关对于中国农民阶级的研究数量庞大不小。如前所述，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至少达到6：1；在经济上，农民阶级处于中国社会的

最底层。在官方统计中，农民也包括在农民工（见图示8-1和图8-1）；而农民工的收入数倍于在家种地的农民；考虑到这个因素，不是农民工

的在家种地的农民的实际收入同城市居民相比还要低得多。情况严峻。
　　一方面，1949年以后中国农民的预期寿命和整体生活质量有很大提高，是第三世界的脱贫模范。另一方面，今天三分之一的中国农民仍然

生活在联合国的最低贫困线之下，即每天一美元以下。根据联合国《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2，中国生活在每天一美元以下的人口从1990年的

33%减少到2000年的16%，这意味着一亿五千万人，即12%中国人口在90年代脱离了贫困。这与全球的趋势正相反，除了中国，全世界绝对贫困人

口同期的数目增加了28%。3
　　如前所述，农村家庭平均每户拥有土地0.7公顷，人多地少的地区人均只有几分地。千百万农户靠这一小块地很难过上宽裕的生活。当中国

的GDP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的时候，农民收入增长很慢，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国家已经不能再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了，否则，中国的农产品

将比进口的美国农产品还要贵。由于每户拥有土地太少，农业机械化几乎不可能，这使中国的小农户经济无法实现规模经济。
　　90年代初以后，农村乱收费日趋严重。小型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平均人数为60至100人，多者有些甚至达到几百人。有些村政府居然有三十

到四十人，几乎是乡镇政府的规模。农民辛辛苦苦赚一点钱，不少被收去养活这些冗员。国家财政不给或很少给农村（该中村）中小学拨款，

由农民自己掏学费送孩子上学，这大约占农民年收入的30%。4这进一步引起农民的不解和不满。
　　在后毛泽东时代，城市基础设施诸如电力、道路、学校、医院等都是国家投资，可是在农村地区这些建设被认为理所当然主要由农民自己

负担。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荡然无存。为了解决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2003年国务院会同卫生部等各部门决定，国家补贴农

民每人每年10元，地方政府出10元，农民自己出10元，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制度。5
　　2004年，中国决定废除农业税，建立同时覆盖农村和城市的公共财政制度。这意味着，征收了几数以千年记的农业税将在2006年结束。中

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计划进一步扶助支持农民：精简乡镇政府，增加对乡村两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重新建立农村

医疗保障体系制。6
　　中国领导人必须理解认识到，在中国农民现有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是不可能的。提高农民收入的最终途径只能是取消

城乡隔离，加快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逐步减少农民数量，逐步增加农户家庭土地面积，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唯有最终实现农业机械化，农

民收入才能大幅度增加。
　　2002年，中文网络里流行着一首打油诗叫《农民的困惑》，以一个中国农民的口吻对城里人说：
　　
俺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了；
俺们刚娶上媳妇你们又包二奶了；
俺们刚吃上糖你们又尿糖了；
俺们刚知道拿白纸擦腚你们又用它抹嘴了。
俺们刚有点钱你们又买保险了。
俺们的娃子春节刚回家你们又去香港了。

俺们刚锄完地你们又去健身房了；
俺们刚能吃顿饱饭你们又要花钱把肉减了;
俺们刚知道冼澡打香皂你们洗头又去洗头房了;
俺们刚穿了件像样的衣服你们又把新裤子剪碎了!
俺们刚羡慕城里的繁华你们又开始建乡村别野了。
俺们刚住上瓦房你们又要露营了。
俺们的娃儿刚有书念你们又要出国留洋了。

俺们刚知道存款你们又倒腾股票了。
俺们的乡镇企业正挣扎呢你们又玩企业上市了。
俺们的民工进城了你们就开始下岗了。
俺们的好娃子到了城里当官都成贪污犯了。
俺们的俊闺女到了城里都改名叫”小姐”了。

俺们刚看上电视你们又玩电脑了；
俺们还没见过电脑你们又宽带上网了!
俺们刚知道NBA打球MBA又吃香了!
俺们刚看懂文艺节目你们又改成卫星收黄了

俺们刚听说WC是茅房W又TO了;　　
俺们刚攒了点粮食粮食又不值钱了;
俺们刚把白条换成钞票你们又把人民币换美圆了
俺们刚把害虫灭掉你们又爱吃害虫啃过的青菜了
俺们刚喝上自来水你们又改喝山泉了
俺们刚刚敢坐公汽你们又NB哄哄打的了
俺们刚学会打麻将你们又开始赌球了
俺们刚能抽带嘴的香烟你们又开始吃摇头丸了
俺们刚养了很多鸡你们又喜欢吃鳖了;
俺们刚学会养鳖你们又喜欢上吃蝎了。

俺们刚结了扎你们又试管婴儿了。
俺们刚通上电你们又兴烛光晚宴了;
俺们刚学会开着灯做爱你们又用伟哥了！
俺们刚吃上白面你们又改吸白粉了。

　　农民在中国社会的低下地位决定于他们生产力的原始和低下生产力的性质，决定于他们还在用手工生产粮食。国家人为提高农民收入的余

地非常有限。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精辟地论述了19世纪中期法国农民的本质：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

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

，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

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数据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

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

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

它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

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

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

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

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

利还给他们。（Marx, 1978/1852, 608）
　　
　　中国农民阶级与马克思所描述的法国农民阶级的很相似；但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中国农民都愿意竭尽全力实现他们的“中国梦”：当

一个城里人。
　　1949年以来，农民阶级已经为中国的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做出了巨大牺牲，现在他们还在为城市的经济发展继续做出贡献。虽然农民工的人

数持续增加，但是隔离城乡过时的户口制度阻碍他们成为城市居民。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民的绝对数量并没有减少多少（图8-1），我认

为，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一个重要方面的明显停滞。中国GDP的快速发展不可能永远建立在不让农民工变成城里人的基础上。从长远看来，农

业人口的城市化比GDP增长更加重要。只有伴随着农民工的同步城市化，GDP的快速增长才有意义。从根本上讲，中国的前途取决于中国农民阶

级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
　　
　第三节 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2003年，中国约有工人三亿七千五百万7。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而非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当今中国社会分层发展变化的主旋律。

对中国工人阶级（Smith, 2002; Honig, 1986; Hershatter, 1986; Solinger, 1999; Zhang, 2001; Murphy, 2002; Chan, 2001; Sargeson,

1999; O’Leary, 1999; Sheehan, 1998）有丰富的研究。现代中国工人阶级1840年之后开始形成，首先源于国防工业，后来延及其他国营工业

。后来延及私营工业。后来外国工厂也进来，利用中国的便宜劳动力并打进中国市场。从1840到1949年，伴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现代工人阶

级发展到200多万人（第二章）。
　　从1949到1978年，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农民阶级。他们比农民有钱得多，社会声望高得多，工人子弟可以和干部子弟上同一所一

样的学校。最要紧的是，他们有城市户口。如前所述，他们不是下层阶级，也不是中产阶级，而是上层阶级的一部分，是某种意义上的工人贵

族。城市大集体工人主要在轻工业，他们的工资和社会福利稍低于国企工人（第三、四章）。
　　

　　　来源：图8-1。
　　　
　　197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变。工人阶级占全部劳动人口的比例从1979年的20%左右上升到2001年的50%左右（图8-1）。工人贵族的上层阶

级地位因而被彻底消灭了。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从图8-1中把工人阶级抽出来，这就形成了图8-2。1958到1978年，农民工人数维持在2000万左

右，由于没有官方统计，图中暂缺。1978年以后农民工数目迅速增长（第五章）。城市非国有工人，由于大规模的国企改革，1997年以后大量

增加。国企工人1997年以后迅速减少（第六、七章）。
　　有关研究认为（Fishman, 2004）：毛泽东把中国工人阶级变成了一个守纪律、有组织、便于管理、便于动员的整体。服从管理的劳动人口

降低了管理成本。尽管中国工厂里的工人数量巨大，以西方的标准来看，直接管理工人的监工的数量很小。2004年，蓬勃的东部沿海地区工厂

里的工人工资为每月120美元到160美元，内地工人工资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半。推动中国经济的不只是廉价劳动力。有了这样一个守纪律和便于

管理的工人阶级，企业管理者就可以把成本降得很低。在中国的一些精英制造商同世界上第一流的制造商一样高效和反应迅速。
　　我认为，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可以分为三个阶层：国企工人和城市大集体工人，城市非国有工人，农民工。根据200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在2003年，共有大约（四舍五入）：
　　
1）2900万国企工人+ 1000万城市大集体工人
2）16000万城市非国有工人
（不包括1300多万在人才市场的准干部和500多万城市私营企事业主）：
2400万个体户
2500万城市私营企业工人
1200万有限责任公司工人
600万股份制企业工人
500万外企工人
400万港、澳、台企业工人
170万股份合作单位工人
40万联营单位工人
（其他9600万人，国家统计局没有注明他们在干什么，其中包括城市失业人员）
3）17600万农民工：
13600万乡镇企业工人
2300万个体户
1800万私营企业工人8
　　
　　2003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他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估计全国约有一亿四千万流动的农民工。2005年，中国主要官方媒体经常提到，中国共有

二亿二千万流动的农民工，但都没有注明出处。
　　我认为，现在中国工人阶级既不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也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国企工人、城市非国有工人、农民工三者各自生活在不同的

世界里。2900万国企工人集中在重工业、高技术企业、公共服务行业、国防工业。他们大部分都有高中或技校学历，其中一些人还是“五大”毕

业生。尽管相对于二十年前，他们的工资和干部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但是总体而言，他们的总收入比城市非国有工人多，当然比农民工更要多

。
　　但是，国企工人的不满和示威远比城市非国有工人和农民工来的多。下岗工人不满最多，原因如下。第一，政府许诺的津贴没有按时发放

。第二，他们认为津贴不够。第三，在一些破产的国有企业，政府给工人一笔补偿金，一次性买断工龄。用这笔钱，有些工人成功地转成了城

市非国有工人。但是，几年以后，一些人用完了买断金仍然无法再就业。根据新规定，他们成为城市贫困人口，地方政府按月发放贫困救济。

如果生病或者家里出现突发事件，他们的情况就会异常困难。这些人对现状及为不满，特别是那些50岁以上但还未达到退休年龄（男的60岁，

女的55岁）的国企工人。中国有国有家工会，所有的国企工人都是工会成员。在大部分示威活动中，工会通常站在中间，沟通工人和政府。我

预计，这类示威活动将会越来越少，因为再过几年，下岗工人他们中的所有人都将达到领取退休金的年龄，而一再提高的国企工人退休金足以

使他们丰衣足食。9
　　约16000万城市非国有工人几乎构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半，他们几乎从不上街示威游行。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城市迅速繁荣，

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城市户口的优势让他们找到比农民工们更好得多的工作，而把辛苦的体力劳动留给农民工。市场经济在中国城市地区迅

速形成。如前所述，国企工人和城市非国有工人都有权享受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城市最低贫困保障。
　　一方面，中国每个城市都有大批城市失业人员，而且所有的市政府都要求本地企业优先录用有本地户口的居民。另一方面，在每个中国城

市都有大量的农民工，其数目远远超过当地的城市失业人口。例如，几年前，上海有二百万本地失业城市工人，同时还有六百万农民工。我问

一个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后定居美国），“为什么二百万失业的上海人不能干农民工的工作呢？这样上海不是就可以减少二百万农民工

么？”他的回答直截了当：“你开什么玩笑？！我们上海人怎么能去干那种活？！”
　　两亿左右农民工占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半还多。他们集中在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部分人只受过小学或者初中教育。他们工资很

低，劳动环境很差，社会声望很低，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贫困救济。一个农民家庭如果有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出外打工

，就比一个没有农民工的农民家庭富裕得多。这些农民工不可能在工厂所在地获得城市户口，只能在全国流动寻找工作。只要能找到工作，不

管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去做。在广东省，农民工工资在过去十年间只增加了不到一百元，这在2004到2005年造成了“民工荒”。
　　根据劳动部门的统计，2002年拖欠农民工工资达400亿元。根据全国总工会，这个数字在2004年为1000亿元。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有农民

工因为领不到工资绝望而自杀。建筑业拖欠的工资占拖欠工资总额的70%，而拖欠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一些地方政府要求建筑公司先开始施工

，承诺以后再付款。根据国家建设部统计，政府未付工程款在2002年达到3335亿元。10
　　今日中国，国企工人、城市非国有工人、农民工三者之间，工作行业不同，工作环境不同，收入不同，社会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不同，社

会声望不同。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住在完全不同的城区或社区。所以，他们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意识。由现行户口制度制造的城乡社会隔离直接

造成了三者之间的这些巨大差异。
　　能否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直接取决于能否改革造成城乡隔离的现行户口制度。市场本身不可能改革现行户口制度，因为太多的

社会利益集团得益于在这种社会不公正。只有中央政府有权力改革现行户口制度。
　　
　第四节 中国资产阶级的重生兴起
　　
　　根据官方统计，2003年中国共有773万私有营企事业主11。第二章讨论过，“商”从两千多年前起就是士农工商四民之一。1840年以后，由于

中国滑向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很弱小，必须依附于国家（第二章）。五十年代末期，国家赎买了民族资产阶级，将其并入

干部阶级（第三章）。1979年后短短二十年，一个充满活力的资产阶级重生了（第五、六章）。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几项研究（Kwan, 2001;

Bergere 1989; Coble, 1986; Person, 1997; Malik, 1997; Dickson, 2003）很有力度。不同的研究认为，现在3/4至4/5的中国GDP来自私营

企业。在图8-1里，资产阶级只是干部和国企工人中间的一个小点。为了看得更清楚，我把资产阶级从图8-1中拿出来，形成图8-3。这样资产阶

级的发展就清楚的多了。


　　　来源：见图8-1
　　　
　　根据官方统计，2003年，在这773万私有企事业主中里，520万是城镇户口，253万是农村户口。12所有这些统计数字都估计偏低。我认为，

官方统计起码漏计记了起码四类精英。第一，1998年以后，几乎所有的乡镇企业都在两、三年内私有化了。一大批经理人员和地方干部成为企

业所有者。第二，1997年以后，一大批中小型国有企业、甚至一定相当数目的大型国企私有化了。许多这些企业内部的许多干部成了这些企业

的新所有者。第三，近年来，大部分大型国企实行股份化。在这个过程中，许多这些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和一些参与规范管理这些企业股份化

的政府公务员干部获得了大量股份。第四，一些官员，数目不详，合法或不合非法地积累聚敛了相当数量的大量财富。他们把这些钱投到股市

或者存到中外银行。所有上述这些精英人，他们的存款利息、或者股票盈利、（非工资收入加起来显著高于）比他们的工资高得多。我估记算

，把所有这些精英都加上，中国资产阶级的人数应该在1000到1500万，而不是773万。
　　国家鼓励了私有经济的重生。今天，中国私有经济对发展经济、增加就业贡献良多。1979年以后私有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如下几个重要原因

。首先，1979年以前，中国经济是短缺经济，供不应求。第二，1985年以后出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三，1979年当时城市地区生活服务

行业严重短缺。第四，19798年以后邓小平结束了毛泽东“上山下乡”的政策。所有下乡知青在几年里回城，导致大量城市失业人口。从1980到

1985年，城市失业人口增加达到3700三千七百万，让老人们想起1949年以前严重失业的旧中国，这严重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国有经济、，特

别是国有企业面对这场危机无计可施，因为国有经济内部已经积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政府鼓励人们尽一切力量增加就业、增加供给。私有经

济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所以，政府鼓励私有经济的重生，因为私有经济首先有助于解决长期延续的城乡失业问题。
　　1992年以后短短十年，干部、党员、专业技术人员成为私有企事业主的主体。1992年以前，大部分私有企业在服务行业、轻工业、制造业

、矿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1992年以后，私有经济延伸到金融、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交易和房地产。90年代后期，政府要求所有

乡镇企业私有化。同样在90年代后期，一大批小型国有企业被卖给了私有化了企事业主，有些以半价成交。1999到2004年，中国两次修改宪法

，明确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法律上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2003年中国再次调查了私有企事业主的状情况。13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在册私有企事业主620万人，但实际数字可能超过1000万。从1993

到2003年，私有企事业主中前干部的比例从40.1%上升到63.1%；有大学学历的从16.6%上升到33.5%；在2003年有硕士学位的占到4.9%。登记在

册的私有企业数量从1993年的23.8万增加到2002年的243.5万。私有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为122530美元，平均有11名雇员。有527家私有企业超

过1000人。私有企业的平均税后盈利为106265美元。
　　表8-1显示了以下几点。第一，其中九人是第一代“暴发户”。第二，中国财富豪的财富只是外国和海外富豪的零头。第三，他们都在轻工业

或低技术产业，没有一个在高技术产业（丁磊、陈天桥除外）、重工业、国防工业。没有一个公司有能力和全球500强企业竞争。第四，他们中

的许多人从事房地产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严重问题。
　　
表 8-1. 2004福布斯中国十大富豪排名

姓名
年龄
净资产（亿美元）
行业
1
荣智健
62
15
建筑与房地产
2
黄光裕
35
13
零售业与房地产
3
陈天桥
31
12.8
在线游戏
4
许荣茂
54


8.4
房地产
5
鲁冠球
59
7.74
汽车配件
6
丁磊
33
6.68
门户网站
7
刘永好
53
6.65
饲料、金融与房地产
8
杜厦
56
5.3
连锁超级市场
9
刘

永行
55
5
饲料与铝业
10
朱孟依
45
4.36
房地产
　　
　　今日中国是国内外投资者的天堂。每个省会城市和许多沿海富裕地区都效仿美国建起有围墙有保安的豪华富人区。许多豪宅售价超过百万

美元。许多暴发户不愿意让被人知道他们有多少钱，也不愿意被采访。他们中有些人用不合法的手段挖到了第一桶金。有些通过走私。有些通

过1989年以前的投机倒把（如第五章所描述的）。有些通过炒卖政府合同。有些通过证券市场。十年前中国初建证券市场的时候，作弊猖獗。

有那些违规操作的人和同伴赚了大钱。有些通过炒房产，下面将要讨论。这些都部分降低了私有企事业主的社会声望。14中国的贫富差距现在

比美国还要大，成了世界上最不公平等的社会之一。
　　根据官方统计，2003年2月，29.9%的私有企事业主是共产党员，其中只有5.9%的人是在他们成为私有企事业主以后才入党的。15如正前如

上文所述说，这个数字低估了。我估计，加上那四类精英，60-70%的私有企事业主是党员。简而言之，大部分私有企事业主是党员，大部分从

前或者现在是干部。七十70年代初，无数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一句著名的毛主席语录：“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八十80年代初，这句著名的

话成了一个著名的笑柄：毛主席他老人家真是老胡涂了！他怎么能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呢？！
　　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拥护党和国家，因为他们获得了物质利益，也因为他们担心社会动荡会损害他们的财产。一方面，在中国社会，

资产阶级不和国家保持密切的关联系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国家可以扶植他们也可以催能毁了他们。另一方面，国家也需要资产阶级投资、生产

更多的GDP、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更不用说大部分私有企事业主本人从前或现在就是党员、干部，因而在大多数地方私有企事业主和国家保持

着密切良好的关系）。
　　税收、房地产、银行贷款、黑社会是国家和资产阶级有时会发生冲突的四个领域。第一，资产阶级生产了中国大陆3/4到4/5的GDP，但只交

纳了全国税收的1/3或者不到1/3的税。另外2/3的税是国有企业交纳的。相当一部分私有企事业主在地方政府的庇护下成功逃税。中国资产阶级

他们在过去十年里少缴的税构成了他们现在的资本和财富的一半。这也部分揭示了为什么他们中的大部分从来没有从银行贷过款16。国家对逃

税此当然不高兴。
　　第二是房地产。大部分私有企事业主经营制造业、零售业、运输、建筑、服务行业。但是，一些人觉得这些行业不能让他们快速致富。他

们发现经营房地产是个更好和更容易赚钱的路子。这是因为中国的土地法律不十分健全上有空子可钻。1949年以后，在理论上，在法律上，所

有的土地归按照法律都是国家所有的。近年来，在中国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掀起了房地产热，特别是在上海北京和北京上海。通过房地产赚大

钱的关键是，能否从市政府批到地，和能否从国有银行贷到款。有了贷款就可以从市政府买地，然后盖楼，再卖掉楼房获得暴利。近年来，许

多私有企事业主从他们原来的产业转移到房地产。房地产这个行业变得弊案重重非常黑暗肮脏。17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在近期建立清楚

的法律体系规范土地使用。
　　第三个争论的焦点是国有银行贷款难（Tsai, 2002）。每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的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私有企事业的代表和委员都会

抱怨从国有银行贷款难，说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无法得到一分钱的贷款，并抱怨说在地方上贷款的标准回扣占贷款总额的20-30%。国务院每年

都保证国家会想办法让私营企事业主更容易地得到贷款。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
　　第四个问题是出现了以私有营企事业主为核心的黑社会的问题。黑社会在中国社会有漫长丰富的历史。每当国家衰弱或分裂的时候，黑社

会就会壮大，成为导致国家崩溃的主要力量之一。1949年以后，新政权彻底扫荡了中国的黑社会，这种彻底性在从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文革以后，在出现了一些村子里大姓氏族开始的小团体填补权力真空，但那还不是黑社会。真正出现黑社会是在80年代初期，农村地区人民

公社解散以后，新建立的乡镇政府无法有效监督广大的人口。在一些村，如果村党支部书记或者村长不得力，有时大姓氏族的势力就会取而代

之村里就会出现一个小团体，大姓氏族的头头通常富裕而且强有力。
　　之后很快，一些私营企事业主试图在村、乡镇、甚至区县一级18参与或者城区里掌权。他们达到目的的办法基本一致。首先，他们试图操

纵地方选举，贿赂地方官员、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逐渐地，这些人形成以本地私营企事业主为核心的帮派。在官方国家媒体里有不少许多关

于国家如何消灭这些帮派，把地方人民从他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报道。
　　我认为，在再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只会继续能成为上层阶级的一部分，而不会成为国家领导集团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特别是

在中央和省部一级。中国资产阶级还将不得不他们将依附于国家。这不仅是由被中国的政治经济所决定的，更也是由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

所决定的。简单地说来，未来几十年七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对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此过程的影响远大于将超过任何其他

任何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非公经济将继续集中保持在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由今日现在的世界体系的本质和美国的技术霸

权所决定的。现在中国的非公有经济主要生产那些美国企业几十年以前就停止生产的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中国国有经济则从事控

制着高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这些产品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所不可或缺的、必须有而美国决不会卖不卖给中国的东西，特

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先进的战斗机、航空母舰、和核潜艇、先进的雷达、先进的通讯设备，以及更为重要的用来生产这些产品的机器制

造业和高级原材料制造业。只有公国有经济部门有才能力研究、开发、和制造这些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公有经济部门现在还雇用着所以，大部

分的教育精英还是在国有经济，尽管非公经济产出中国GDP的3/4到4/5。只要美国不向中国出售、并和禁止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售这些产品，中国

就必须会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公国有经济。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些领域里基本上无能为力绝不可能涉足这些领域。19
　　不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无能效率低下，而是因为今日现在的世界体系的本质不允许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领导中国追赶超世界先进上其他

的现代国家。非公经济可以在中国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这些重要过程中中辅帮助公有经济国家，但仅仅是是辅助性的，而不是不会成为领导力

量。只有在美国放弃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中国的非公经济部门才有可能升级到高科技含量和更加资本密集的领域，但目前看不到一丝一毫美国

放弃技术封锁中国的可能性。中国资产阶级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附于国家，而不能领导国家。中国的领导集团是各级领导干部。
　
　　

　第五节 中国干部阶级的分化
　　
　　正如第二章所述显示的，今日中国的领导集团现在的统治阶级已经领导统治中国2000两千多年了。士它作为统治阶级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

末后期（表2-1）的春秋（公元前770-476年）战国（公元前475-221年）时期。这个阶级是“士”，起源于武士军人。后来很快，士变成就主要变

成是了文士平民。在中华文明国传统中，士有三条人生道路可以在世界历史上永垂不朽，即三不朽：第一是立功，文治武功。第二是立德，德

高望重。第三是立言，传世之作。唐（618-907年）以后，只有有功名的人被认为是正式的士。宋代（960-1279年）名儒（范仲淹）有一句名言

，今天还收在还能从初中课本里找到，要求士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的士的最高境界理想就是“出将入相”。成为专业

技术人员也是一种荣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一言以蔽之简而言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私，留取丹心照汗青”。
　　尊崇源于根据周朝早期（前1046年）的天命论，从汉朝（前206-公元220年）到清朝（1644-1911年）两千多年，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

是阳儒阴法，加上吸取老子和的哲学智慧和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
　　基于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如果一个王朝顺天爱民，那么士就应该辅佐辅助朝廷它管理国家。如果这个王朝失去天命、妄顾民意，那么士就

应该揭竿而起，领导人民；众改朝换代，，逐鹿中原；，必然尸积成山，，血流成河；，由通过天下大乱而，达到天下大治。1840年以后，“天

下大治”特指追赶先进核心国家，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振兴中华。
　　可以说，1840年以前，士有功名的人、大地主、大商人构成了统治阶级。从1840年到1949年，是西方列强、军阀、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家、

大地主阶级、和士构成了统治阶级，以列强军阀和军阀列强为核心。从1949到1958年，地主阶级被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在通过公私合营中被

合并进营融入了干部阶级。从1958到1979年，二十年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纯粹由士和军人构成领导集团统治阶级。1979年直到现在，尽管

重生崛起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上层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地位还是低于1840年以前的地主阶级。由于中国是当今世界体系中落后的后发国家，

士有学位的人和或者技术官员僚所掌握的权力比1840年以前还要大。
　　历朝历代开国以后的时候，都要经历一个统治阶级从开国军事将领向有功名的士的子转变、，军事科层制向文人民事科层制转变的过程。

对于新中国来说也是一样，但。区别在于这不仅仅是但是改朝换代，更重要的是，领导集团统治阶级从农业社会的精英向变成了工业社会的精

英的转变。在新中国，这是个从1949年到1997年的漫长过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国元勋领导中国直到1997年邓小平逝世。终于在1997

年，国家最高权力从开国元勋领袖之一的邓小平传到了一个有学位的士子技术官僚江泽民的手中里。
　　我笔者以认为，中国目前的科层制不如比1840年以前规范的更落后。1840年前，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科层制对于一个农业社会来

说已经是高度完善、高度理性、高度专业、高度有效。其中很多元素今天还很有价值。中国正在寻求建立一种适合工业社会的科层制体系，但

这需要时间。
　　1997年底，共有570万公务员。表8-2按级别显示了他们的分布。对于企事业单位的干部没有同样的数据。四千万干部中，县级以上干部大

约为二百万到三百万人，地市级以上干部约十万人，省级以上干部为二万人。这二万人可以被称作中国的权力精英。1998年2800万专业技术人

员中，158万人有高级职称，835万人有中级职称。20其中，大约三千人享受副部级以上待遇。实际上，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国有事业单位和国有

企业中的领导都是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同时，越来越多的党政干部也有高级职称。例如，2005年的九大常委全都是高级工程师。21
　　
表8-2. 公务员按级别划分（1997）

级别
万人
百分比
司局级以上
2.28
0.43
县团级
28.8
5.43
乡科级
188.2
35.46
科员和办事员
311.2
58.64
合计
530.7
100
来源: 《领导文萃》,

1998, 第八卷, 第110页.

　　1997年底，共有570万公务员。表8-2按级别显示了他们的分布。对于企事业单位的干部找不到同样的数据。4000万干部中，县团级以上干

部或许有200万到300万人，地市级以上干部或许有10万人，副省部级以上的干部或许有20000多人。这20000多万人是中国的高级领导干部。

1998年2800万专业技术人员中，158万人有高级职称，835万人有中级职称；22其中，或许大约有3000人享受副部级以上待遇。实际上，现在基

本上所有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都有高级职称。同时，越来越多的党政领导干部也有高级职称。例如，2005年，政治局九大常委全部都是高级

工程师。23
　　简而言之，4000万四千万干部中，1000多一千万是私营企事业主资产阶级，加上人才市场中1300多一千三百万24的准干部，构成了中国的

上层社会。四千万干部中的三百万到四百万副县团级以上干部和副教授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构成了中国的领导集团统治阶级。其中，约三万五

千名副省部级以上待遇的干部（在职或退休）是真正的高级领导干部权力精英。现在，正是这个领导统治集团和这些高级领导干部正在领导权

力精英领导中国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伟大转折。很少一些一小部分私有企事业主资产阶级也在这个领导统治集团之内，如果他们同时

在立法、协商国家机关担任代表、委员领导职务，例如是中央或省级的人大政协代表、政协委员，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私营企事业主人成为掌

权真正的高级领导干部权利精英。在这个上层社会之下依次下面是国企工人、城市非国有工人、农民工、和农民。
　　从1979到2004年间中国的经济持续以平均每年9%的速度增长，所以干部的工资也相应提高。在最新数据的基础上之作出了表8-3。2003年，

工资又涨了一次，但是还没有具体的数据。对于大部分公务员（干部）来说，他们的实际收入高于表8-3所示的数倍。对于中级和高级官员来说

，表8-3中的数字是个笑话。现在，请客吃一顿像样的饭至少要花1000元，3000到5000元也不少见。如同在上一章讨论的，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

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比表8-3高出十倍。
　　
表8-3. 1993年体制在2001年

公务员
国有事业单位的
专业技术人员25
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国有工人
月工资
（元）
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一、二级


1740 to - 2251
国务院副总理



1533 to - 1893
中央各部部长、省（自治区、直辖市）委书记、省长
四、五级


1246 to - 1700
副部长、
省委副书记、副省长
六级


816 to - 1546
地（市、洲）
七、八级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935 to - 1295
副地（市、洲）
八、九级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745 to - 1128
县
十级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中学高级教师

655 to - 1014
副县
十一级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中学高级教师
中学一级教师
小学高级教师

579 to - 829
乡
十二、十三级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中学高级教师
中学一级教师
小学高级教师
技术工人
516 to - 736

副乡
十三、十四级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中学高级教师
中学一级教师
中学二级教师
小学高级教师
小学一级教师
技术工人
499 to - 632
科员
十四、十五级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中学一级教师
中学二级教师
中学三级教师
小学高级教师
小学一级教师
小学二级教师
小学三级教师
技术工人
426 to - 582
办事员
十五级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中学一级教师
中学二级教师
中学三级教师
小学高级教师
小学一级教师
小学二级教师

395 to - 525

初级专业技术职称Initial Level Professional
中学二级教师
中学三级教师
小学一级教师
小学二级教师
技术工人
普通工人
323

中学三级教师
小学二级教师
技术工人
普通工人
288

小学三级教师
技术工人
普通工人
278


Ordinary Worker普通工人
268
　　　　来源: 《选编》2001（24 341-425）
　　　　
　　从1979到2004年间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9%的速度增长，所以干部的工资也相应增长，最新数据见表8-3。2003年，工资又涨了一次，但是我

没有得到相关数据。表8-3所列的工资并不是实际收入。表8-3所列的工资只对农村边远地区的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有实际意义。对于大部分公

务员（和国有事业单位的干部）来说，他们的实际收入高于表8-3所示的数倍。对于中、高级官员来说，表8-3中的数字是个笑话。现在，请客

吃一顿很正式的饭要花1000元；就是3000到5000元也不少见。如同在上一章讨论的，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比表8-3高出十

倍。
　　关于表8-3还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表面看来，公务员共有十五级。但是，另外还有三级，专主要为中小学教师、护士、技术员助教而设

建立，他们的工资更低。第二，如前所述在上一章讨论了，好几个国务院文件明确要求指出国家事业单位要逐渐取消国有家工人的编制并逐渐

代之以城市非国有工人和农民工。所以，工人的实际工资会比表8-3低一些得多。最后，在表8-3里例，最高工资（2251元）只比最低工资（268

元）高八倍，但在。实际生活中上，差距远远大于八倍。
　　1949年以后，尽管大部分干部逐渐变成了专业技术人员，但他们仍然首先认为自己是个士，然后才是个专业人员。当干部们在1989年上街

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履行爱国使命的忠诚的士，指出政府的缺点，就像古代的士一直做的一样，。他们把自己看作天命、真理、道德的

载体代表，就像古代的士。
　　1992年以后，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已经完全变了。1992年以后，逐渐地，干部对自己的定位越来越从上层阶级的一分子转变成中产

阶级的一分子；尽管他们的收入和声望绝对属于上层社会。1992年以后，干部阶级分化了。这不是说1992年以前，中国的干部只问他们能为国

家做什么，不问国家能为他们做什么。人终究是人。两千年来，无数的士也追求他们的一己之利，很多人也贪污腐化，也有许多缺点，像被毛

和邓无情的批判的得那样过。但是，1992年以前，这不是士的意识形态。理论上、理想上、表面上，士要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1992年以后，真正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一切向钱看”。甚至是县团级和副教授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也敢于公开追求个人利益或者金钱，不择

手段，毫不羞耻。1992年以后，社会风气完全变了，公开考虑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变得十分可笑。很多人不再视自己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

将自己视为挣工资的人，认为自己。他们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挣饭吃。很多人把自己当作中产阶级、，而非不是上层阶级的一分子。
　　一千三百多万人才市场中的准干部全部在非公经济部门。他们为个人发自己的财而富奋斗，与和国家几毫无关系。他们不想当变成迂腐可

笑的士，他们要争想当暴发户。未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将脱胎于他们。如同在上一章讨论的，现在公有部门还在接收多数大学毕业生（第六章）

大部分去了国有经济部门。但是，情况正在飞快地改变。非公经济部门现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位置。再过在一、二十年里，非公经济部门可能

比国有经济部门提供更多的职位；，并而且可以预见，在一、二十年里，人才市场的准干部会在人数上超过国家干部（现在是四千万）。这将

是中国中产阶级真正出现的时候。
　　四千万国家干部正也在分化裂。对于许多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中低级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国有部

门企业和非国有部门企业没有区别。如果非国有部门企业给他们更高的工资，他们会很愿意转过去去那里。对于许多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专

业技术人员也是一样。但是问题是大部分非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事业单位都是低技术含量的组织，主要需要农民工，而不是高级高技术的管理人

员和高级专业员、技术人员和高级专业人员。所以，大多数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目前仍然留在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综上所述，中国的干

部阶级正在分裂，未来的中产阶级的萌芽就在其中。
　　
　　
　第六节 中国中产阶级在哪里？
　　
　　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与重要性已经有了的研究有好几十个研究（Bian, 2002, 97）。我基本上不同意有关研究。我认为，在当今日中

国社会中，没有证据显示还不存在这样一个中产阶级。
　　从社会学角度，中产阶级有两种定义。第一种定义，从广义上讲，中产阶级就是在社会分层中位于中间位置的阶级。图8-1非常清晰地显示

了今天谁是处在中国社会分层中间的阶级：根据这个定义，农民是下层阶级，城市居民是上层阶级，农民工是中产阶级。
　　第二种定义，狭义地讲说，中产阶级特指白领，即服务业专业人士阶级。在发达国家，这个阶级，在工业社会阶段，是上层阶级的一部分

。在工业社会末期和后工业社会（Gilbert, 2003, 17），这个阶级的人数规模逐渐等于、并最终超过了工人阶级。所以他们成为上层阶级（资

产阶级和上层管理人员）和下层阶级（蓝领工人阶级）中间的中产阶级。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社会，要成为一个工业社会实

现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现在不可能有一个白领服务专业人士员构成的中产阶级。在今天的中国，大部分白领服务专业人士员是干部

和准干部。无论从权力、财富、和声望来看，干部和资产阶级都绝对属于上层阶级。
　　大部分有关研究创造了一些指标来定义中国存在一个的中产阶级，最常见的一个变量是是否拥有用个私家车。2003年6月9日，中国自豪骄

傲地宣布，中国拥有私人汽车的总量达到1000一千万辆，。平均每120个中国人中有一辆私人汽车。，中国的汽车工业成为中国的第五大支柱产

业。中国汽车的产量（大部分来自外资企业）超过了法国，排在美国、日本、德国之后名列第四。26这的确是不可否认的成就。但是，这决不

表示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中产阶级了。每120人有一辆汽车，1/120或8/1000，恰恰只能说明拥有汽车是上层阶级的标志，而不是中产阶级的标志

。在统计学意义上，因为中国有若干许多私人汽车，就断言中国已经有一个中产阶级，从统计上讲实在是不合适的。
　　奇怪讽刺的是，在中国，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只占总人口的不到5%。从财富、声望、和社会特权来衡量地位来看，副教授级别（中级职称

）以上的干部绝对属于社会分层人口顶层的2%。他们怎么会能觉得自己属于只是个普通的工薪阶层，是个中产阶级呢？
　　这是有好几个原因的。首先，媒体一直在报道一些新贵大款的故事。是有许多新贵大款，但是他们远还不到总人口的1%。可是媒体的集中

宣传误导导致很多人以认为有很那么多新贵大款有钱人，以至于忘记了不相信大部分干部仍然居是位于社会分层顶端上层的5%。第二，由于现

行户口籍制度，农民阶级、甚至工人阶级都和大部分干部不分开住在同一个社区了。当干部和干部居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看不到比自己更穷

的人，觉得自己也不富。第三，“中产阶级”一词来自发达国家。当干部们买了一套房子、买了一辆车、出门旅游，他们就觉得自己终于达到了

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尽管管他们属于上层。至少就消费来说，他们在中国完全属于上层阶级只能代表他们自己。第四，一些研究断

言现在中国有一个中产阶级。大多数研究关于中产阶级的参照系理想型是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二十年前，甚至中国的上层和发达国家的工人

阶级相比都是很穷的。现在，经过二十年的飞速的经济发展，中国上层社会的生活水平方式逐渐接近向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方式靠拢

。
　　根据温格茹德（Weingrod）和陈（Cheng）的研究（Fishman, 2004），一个中国家庭只需要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花销的零头就可以过一

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舒适生活。尽管中国宣称人均收入仅为1100美元，但这个是政府宣布的收入数字根本就不是消费者收入的全部，特别是

在东部城市。那里的人有二到三份兼职工作，很多人正式的工作以外都有短期的收入。例如，在上海的实际收入将近每人2500美元，每户5000

美元。同美国人相比，用一美元，中国人可以在中国买到近五倍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按照中国人收入的实际购买力而不是根据和美元的换算，

那么中国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年收入就达到了美国年收入12500美元的美国家庭的购买力。所以，“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亿人过上了舒适的中产阶

级生活”。
　　我完全同意这些统计数字，但是不能同意这些概念概念。我认为，从社会学角度讲，基于这些完全相同的统计数字据，我可以得发展出完

全不同的概念：中国的人口为十三亿，上层阶级（而非中产阶级）有一亿人，占人口的7.7%。这个上层阶级包括致富裕的干部、私有营企事业

主、和一些档案还挂在人才市场的准干部人才。这个些上层阶级能够消费美国中产阶级下层买的起的东西，可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富

裕到买得的起一幢栋小房子（不是一个单元）和一辆车。
　　中国或迟或早或晚会有一个白领服务专业人士中产阶级，因为中国或迟或早会变成一个或晚会实现工业社会化，之后还会然后变成一个后

工业社会，之后。中国白领服务专业人士中产阶级的人数必比将赶上和超过蓝领工人阶级。这是不可抗拒阻挡的历史潮流，这就是未来中国。
　　
第七节 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分层中
　　
　　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分层中的地位角色令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感到困惑不已。有多少干部是党员？多少党员是干部？哪些有没有某种干部

从来不是党员？哪些有没有某种干部从来都一定要是党员？党员身份和干部地位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会不会按照时间发生变化？，不但是干部中

党员比例有没有的变化？，而且是某些岗位职务需要对党员与否有没有变化身份的要求发生变化？党员身份对于提拔晋升有何没有作用？是不

是干部级别越高，是不是党员比例也越高？“领导干部”都是党员么？
　　1958年以来，干部中党员的比例一直维持在大约40%（图3-11、4-11、5-11、6-11）。今天约有4000四千万干部和7000七千万党员。在4000

万这些干部中，约1600万人是党员，约2400万不是党员。在7000七千万党员中，约只有1600万是干部，约5400万不是干部。在中国的社会分层

中，大体说来，一个非党员干部高于比一个党员工人强；一个非党员工人高于比一个党员农民强。党员身份基本上不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分层中

的地位。党员身份不能把一个农民变成工人，也不能把一个工人变成干部。在中国社会分层中，国家高考和户口籍制度比党员身份重要的多。
　　近年来，中国的党员身份成为美国社会学刊物杂志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魏昂德（ Walder, 1995）发现，中国的专业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

之间有明确的区别。大学学位显著地增加了一个人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可能性，而党员身份对成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还是或低级的

专业技术人员没有显著作用。周学雪光等人（Zhou, 1996）发现，同初中毕业生或其他学历者相比，大学毕业生入党的比例明显更高于中学毕

业生，中学毕业生的入党比例高于小学毕业生。。家庭背景对入党与否没有显著影响。在不同时期，干部身份对入党与否比例一直有正面作用

。魏昂德等人（Walder, 2000）发现，干部身份从来不入是党与否与能否能够成为获得专业技术人员无关职位的条件。但是，入党是成为领导

干部的另一方面，干部身份一直都是担任最高管理职务的先决条件。边燕杰（Bian, 2001）认为认为，在中国作个获得精英地位并不一定非要

入必须是个党员，但党员身份有优势，因为由于在历史原因上党本身对提拔谁有很大的谁获得职位有发言权。1979年以后，有大学学历的党员

比没有大学学历的党员更容易提拔成为党政机关和进入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阶层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组织的领导管理岗位。李伯白和魏昂德

（Li and Walder, 2001）发现，入党与提拔并无直接关系，但入党越早，越有利于提拔成为领导干部。事业有成以后再入党，并无助于提拔；

在这种情况下，入党是对事业有成的象征性的回报。如果说党员享受到某种职务上的优势，那是因为他们入党入得早所以把他们提拔到领导岗

位上去，而不是党员身份本身带来的。在事业开始以后入党不能带来这样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回报。吴晓刚（Wu, 2002）发现，

无论在公有部门还是私有部门，党员身份与工资高低毫无对于在任何种类公司工作的收关系入都没有影响。
　　所有这些研究结果都是正确的很有用，但有关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是它们带有某些不足。第一，有关样本仅仅来自几个特大城市地区

，而全面。详尽的分析需要全国性的样本，一定要包括农村地区，才能了解这样才能获得全部党员和全体干部的样本。第二，一定要了解党员

在各个社会阶级的分布、党员在干部队伍内部的分布，这样也才能了解全体考察全中国各个社会阶级基层中的党员和全体干部。第三，分析党

员和干部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地位，必须应该同时考虑高考和户口，因为这两者都严重会影响一个人入党的机会。只有把高考、户口、党员身

份结合起来，掌握了所有这些信息，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分层中的意义。
　　
　　
　　
我们已知，在现有7000万党员里，1600万是干部。另有大约500万党员在人才市场（见第五章）。至少有400万到600万党员是私营企业主。那么

大约4500万党员是城市工人和农民。我们不知道确切的城市工人党员（国企工人和城市非国有工人）和农民（农民和农民工）党员的数目，但

是我们可以估算。2003年，中国有678600个行政村。27一般说来，小行政村有十五到二十名党员，在大村子里有三十到四十名党员。如果我们

假设每个村二十五名党员，那么大概就有1700万农村党员。那么就有大约2800万城市工人党员。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27页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34页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34页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32页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32页
　　　
　　现在约有7000万党员里，约1600万是干部。另有大约500万党员准干部在人才市场（见第五章）。至少有400万到600万党员是私营企事业主

。7000 -1600-500-400=4500，得出大约有4500万党员是城市工人和农民。我不知道确切的城市工人党员（国企工人和城市非国有工人）和农民

（农民和农民工）党员的数目，在不去撒问卷的情况下，我在这里估算一下。2003年，中国有678600个行政村。28根据我的印象，小行政村有

15到25名党员，大行政村有30到40名党员。我取个中值，每个村25名党员，6786000乘以25，得出大约有1700万农民党员。4500-1700=2800，得

出大约有2800万城市工人党员。
　　理论上，工表现优秀的农兵民、工人、士兵和干部中的先进分子都可以入党。但我估计实际上，党员的比例名额是按照和社会分层决定相

联的，。众所周知，在不同社会阶级中吸收党员的比例是不同的。 如前所述我们已知，四十多年来，干部中党员的比例一直维持在40％，或者

1:2.5。尽管没有统计数据，但由此我可以估计假设其他社会阶级的党员比例也是相对稳定的。我们不知道城市工人和农民中的党员比例，在不

撒问卷的情况下，但是我在这里们可以估算一下。2003年，有25600万城市劳动力。29除去4000万干部和1300万人才市场的准干部，还有20300

万城市工人。上面估算出假设有2800万工人党员，那么就有28/203 =或者14%=1:7，得出城市的工人中的是党员，比例约为1:7。2003年，有

48800万农民和农民工。30，其中约假设其中有1700万党员，就有17/488=3.48%=1/28，得出农民中党员；比例约为1/281/28。简而言之，党员

名额名额按照中国的社会分层，从下到上逐步增加。
　　我估计，不同学校和不同专业的学生同社会地位之间，党员比例名额也应不同。博士生的党员名额比例比硕士生高多；硕士生党员比例的

名额比本科生高多；本科生的党员比例名额比大专生高多。重点大学学生的党员比例名额比普通大学高多，军事院校学生的党员名额比例比地

方院校高多。一些专业的党员名额比其他专业高多，例如法学院学生的党员比例名额会比音乐美术专业的高名额多。
　　党政干部中的党员比例比国有企事业单位高。自当然，党政机关组织的干部大部分是党员。但是，某些机关种类的干部通常不是党员，例

如八个民主党派和宗教团体的大部分干部大部分都不是党员。几乎所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都是党员，因为。党员身份是提拔他们的先决条件

。
　　不同时间长了，比例也名额会小有变化稍有不同。例如，干部内部不同阶层的党员比例就有一些种类会发生一些小小的变化。1980到1998

年，干部总数从1900万增加到4000万；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从770万增加到2900万（见第五、六章的干部统计）。在这期间随着时间过去，专业

技术人员中的党员比例增加了。图8-4显示，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员比例从1980年的20%增加到1988年的30%，此后就维持在30%左右。这个水平

上了。既然干部中党员的总的一直是40%，那么非专业技术人员干部中的党员比例就稍微下降了 。
　　在专业技术人员内部中，也有一些小的变化。从1980到1998，中级专业技术人员从不到100一百万增加到800多八百万（图8-5）。其中，党

员比例从1980年的30%增加到1988年的近50%，然后一直保持在45%或1/12.22左右（图8-6）。从1980年到1989年，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从42000四

万二千人增加到160一百六十万人（图8-7）。其中，党员比例从1980年不到40%增加到1990年的60%多，然后一直保持在65%或2/3左右（图8-8）

。
　　欧洲《金融时报》最近有一篇文章（6/22/2004，第7版）讨论了中国建立了在私有企业吸收党员的目标。在有50人以上的企业，至少要有

一名个党员。在有100人以上的企业，要有一个党支部（至少三名党员）。吸收入党时优先考虑管理人员，然后才是普通工人。这个目标要在五

年内完成，但上海决定为自己定的是三年完成，比计划提前两年。在上海，28万私有企业中只有3000三千个或者1.1%设立了党支部。这项工作

在上海比较容易完成，因为私有经济在这里相对较弱，但在南方就困难得多，特别是在诸如深圳这种城市，私有企业过去一向排斥建立党支部

。
　　在以上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估计出一个中国人一生中入党的概率。首先看户口。如果你生来是农村没有城市户口，入党的概率大约

就是1/28。通常农民中年轻、受过教育、能干的农民的先进分子更能被优先考虑。
　　如果你生来有城市户口，概率就一下子就从大约1/28提高到大约1/7。要是你通过了高考，概率又一下子就从1/28或1/7上升到1/2.5。高考

分数越高，上的学校越好，成为党员的概率就越大。假如果你还通过了全国硕士生入学考试，或者全国博士入学考试，那概率就更是大大提高

了。有些专业的概率又高过其他专业。
　　毕业以后，如果你当了公务员，入党的概几率就比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更高，因为许多党政机关大多要求你尽快入是党员，而且党员的身份

是提拔的先决条件。如果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党员身份和提拔就基本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已经晋升到了中级职称，你入党的概几率就增

加到1/2.2，如果有了高级职称，入党概几率将提高到1/1.5。
　　更不用提，1993年以后党员下海去当私营企事业主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从2001年开始，党还向私营企事业主敞开了大门。。而且，大部

分跨国公司企业和台港澳公司海外的中国私营企业主乐于喜欢雇佣是党员是很正常的的专业技术人员，因为一般说来党员要比非党员更这些人

中的大部分擅长于人际关系。
　　这个党的结构非常适合战争时期和对应危机，但不是很符合和平时期或者市场经济的要求。全国高考、户口籍制度、干部制度这三大社会

体制使得党员身份在很多情况下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关系不大。大多数时候和场合毫不相干。在现代的中国社会分层中，一个非党员工人比一

个党员农民高得多，一个非党员副教授比一个党员讲师高得多；更不用说，一个非党员城市居民比一个党员农民高得多。随着国企工人下岗，

失业党员的数目随着总失业率一起升高。党没有不但不能保护工人党员免于下岗，相反还鼓励他们加入非公经济，并敦促他们不要上街游行示

威。党员身份在此毫不相干毫无用处。
　　随着干部队伍的专业化在干部里，国家专业技术人员逐渐成为干部的主体。在不同行产业，有四到六种专业技术职称。于是，在多数大部

分情况下，党员身份与评定职称无关。一点都不重要，也并不相干。党员身份它既无助于不能帮助一个讲师评上副教授，也无助于一个不能帮

助副教授评上正教授。对于教授来说，学生是不是党员并没有区别。对于学生来说，教授的权威和声望一般与地位教授通常和他是不是党员无

关也没有关系。党员身份与和工资高低收入毫无关系。

第八节 未来中国社会分层前瞻
　　
　　正如所有相关的研究所都指出，目前中国社会存在很大严重的贫富差距财富分配不公。这是毋容置疑的一点不可否认。城市居民比农村居

民富裕得多，农村居民中农民工又比农民又富裕得多。在城市居民中，干部和准干部的状况比国企工人和非国企工人富裕得多都好得多。资产

阶级比谁比其他人都要富裕。我认为，这些贫富差距之中不公正里，有些一部分是正常的，有些，也有一部分是非常有害的。
　　造成这些贫富差距的主要种严重不公的原因如下。首先，农民贫困是因为落后的生产力而贫穷，这是正常的。很多农民人还在用手刨食，

和两千年前的农民没有大的不同。只要中国的农业不实现机械化，农民相对于其他阶级只就会越来越穷。
　　只要现行户口制度不改革，农民工就不能成为城市居民，农民家庭手里的小块土地就无法变大，农业机械化也就无从谈起。在最近几年，

虽然中国经济保持9%的增长率，少数农民的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现行户口制度把中国的城乡差距拉得越来越大。中央和省级政

府正在尽力帮助农民，国家投资实现村村通公路、通电，取消农业税，恢复农村的合作医疗，等等。然而，我认为，只要现行户口制度不改革

，中国农民的整体贫困状况就很难根本改变。
　　第二，农民工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直接源于现行户口制度。现行户口制度使得农民工不能在他们的工作场所变为城里人。他们不能享受城市

社会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贫困救济。一、两亿农民工全国流动，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社

会分层变化发展的主旋律，但城乡隔离直接阻碍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这是非常有害的。
　　第三，现行户口制度正在加剧中国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美国地区之间也存在差异，因为各地生活消费水平不

同，一个人从甲地调动到乙地，工资收入也会相应略有提高或者降低。但在中国，由于现行户口制度所造成的巨大地区差异，作相同的工作，

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可以达到五倍甚至十倍（同工不同酬）。如果中国领导人有决心和勇气改革现行户口制度，地区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将会

很快得到缓和（同工同酬）。
　　第四，市场经济天生贫富差距。哪里有市场经济，哪里就有资产阶级。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政府要防止富人逃税，要向穷人提供社会保

障，但不能均贫富。贫富差距本身恰恰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火车头。没有这个火车头来牵引，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政府有很多方法缩小贫富

差距，例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障、高考。但是，不可能在市场经济社会消灭贫富差距。中国资产阶级是中国市场经济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31
　　只要户口制度还在实行，农民工就不能成为城市居民，农民家庭手里的小块土地就无法合并，农业机械化也就无从谈起。在最近几年，当

中国经济保持着9%的增长率，一些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增加，而是倒退了。户籍制度把中国的城乡差距拉得越来越大。
　　中央和省级政府正在竭尽全力地帮助农民，他们投资实现村村通公路、通电，降低农业税，恢复农村地区的合作医疗，等等。然而，只要

户籍制度还在，中国农民的整体情况就不会改变。
　　第二，农民工面对的不公平直接源于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不能自由地移居到他们的工作地。他们不能参加城市失业保险、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和贫困救济。一亿四千万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引起了诸多社会问题。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将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社会分层的主

体，但社会隔离正直接地阻碍了一个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是非常有害的。
　　第三，户籍制度加剧了中国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美国地区之间也存在差异。因为各地生活消费水平不同，一个

人从甲地搬到乙地，工资收入也会相应提高或者降低。在中国，由于户籍制度，对于干部或者准干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可以达到五倍甚至十倍

。如果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决心和勇气取消户籍制度，地区不平等将很快缓和。
　　

　　
　　第五，经济全球化正在加剧中国的贫富差距，这是正常的。跨国公司付给其中国分支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很高的工资。2004年，跨

国公司中国总部总经理的年薪有的高达五十万美元，销售经理的年薪可以达到五万到六万美元，普通工程师的年薪达到一万五到两万美元。32

对跨国公司来说，这比在美国还低了至少四分之一，但在中国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这是普通中国工人收入的十到五十倍。如果跨国公司可以付

给中国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么高的工资，如果中国想要赶超世界五百强企业和世界一百强大学，中国不得不提高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

人员的工资。如前所述，一些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包括重点大学大幅度提高了工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这些精英人才和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拉得更大了，但今日中国没有多少人对此有所抱怨。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只要中国还处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只要中国投身经济全球化，就无法

避免这种贫富差距。
　　
　　第四，市场经济天生不平等。哪里有市场经济，哪里就有资产阶级。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政府可以防止富人逃税，向穷人提供社会保障

，但不能均贫富。富人和穷人的贫富差距本身恰恰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动力。没有这个动力来推动，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政府有很多方法缓

和贫富差距，例如公共教育、社会福利、高考。但是，没有人能把市场社会变得人人平等。中国资产阶级（私有企事业主）是中国市场经济一

个不可或缺的的要角。
　　第五，经济全球化正在引起中国的更大的不平等，这是正常的。跨国公司付给中国的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很高的工资。2004年，一个中国经

理的年收入可以达到五十万美元，一个总工程师的收入为十二万到二十万元人民币，销售工程师可以达到五万到六万美元。33对跨国公司来说

，这些薪水比在美国还是低了至少四分之一，但在中国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这是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到五十倍。如果跨国公司可以付给中国的管

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这么高的薪水，而中国想要赶上世界五百强企业和世界前一百名大学，那么中国就必须给得更多。这种觉悟将导

致大幅提高一流国企、一流事业单位和一流大学中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这个时候，哪怕他们的高工资和贫困农民的收入差的再

大，在中国都没有人能反对说这些精英值这么多钱。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错。只要中国处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并且投身经济全球化，就无法避免

这种不平等。
　　展望未来从长远来看，逐渐地，中国必将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全国的蓝领工人阶级；这个工人阶级的人数将最终必将超过农民阶级；中国

必将出现一个白领服务专业人士中产阶级，其人数规模最终必将超过蓝领工人阶级。没有人能准确预测这些情况将在何时发生和如何发生，但

我们可以假设预测这个基本过程。
　　图8-9展显示了这个假设预测。假设到2025年，中国的人口将停止增长，达到略少于二十亿，劳动人口约为十二亿。干部和资产阶级的规模

很难预测测，所以我们假设他们人数不变。假设现行户口籍制度不再存在，中国统一的工人阶级的人数将在2025年以前的某时超过中国农民阶

级。205025年以后，进入后工业社会，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将超过中国工人阶级。今天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分层几乎和美国1900年的时候一样。
　　
　　以上是一幅中国社会分层的条理分明、一以贯之的全景图画。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兹体事大。才疏学浅，难以胜任；勉为其难，

抛砖引玉；翘首企盼，能者多劳。
　　
　　
　　
　　
　　
　　
　　
　　
　　
　　










1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23页
2 联合国，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
3 《中国日报》7/11/2003: 1
4 《中国日报》4/26/2004: 6
5 《中国日报》3/17/2004: 6
6 《中国日报》7/7/2004: 1
7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22-123页
25600万城市劳动力 – 4000万干部 – 1500万准干部 – 500万城市资产阶级 + 17600万农民工 = 37200万中国工人阶级
8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22-123页
9 详见Chen Michelle “The Jobless: Victim of China’s Economic Success.” Asian Times, 4/5/2004
10 《中国日报》2/9/2004: 6
11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50页
12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50页
13 《中国日报》11/29-30/2003: 4
14 近来，中国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是中国社会的“仇富”情绪。
15 中央社 （台湾） 2/18/2003.
16 《社会学研究》，2001，16（5）：68
17 “Chinese Fight A New Kind of Land War: Many Citizens Battling Tide of Development”. Washington Post, 9/14/2003, page A01
18 作者注：沈阳大案显示，这种组织甚至可发展到大都市，并与省级官员有牵连。
19 作者注：从另一个角度讲，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只有10个；世界100强大学，中国一个没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中的后发者，中国要进世界

500强企业、100强大学，不得不主要依靠公有部门，而不是非公有部门。
20 《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29-30页
21 《中国日报》3/14-18/2003
22 《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29-30页
23 《中国日报》3/14-18/2003
24 作者注：1300万是2002年的数字，已经过时了。
25 专业技术人员详见表5-2
26 《人民日报(海外版)》6/10/2003: 1
27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21页
28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21页
29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22页
30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23页
31 作者注；中国统一的过程，也是大陆、台、港、澳资产阶级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过程。
32 《金融时报》6/21/2004: 8
33 《金融时报》6/21/2004: 8

http://www.univpress.com/ISBN/0761833315
http://www.socioweb.com/sociology-books/book/0761833315/
http://www.frchina.net/person.php?id=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