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于成熟的中美关系 (图)

　　中评社讯╱题：趋于成熟的中美关系　作者：郭震远（北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本刊学术顾问 　　．为何说二○○五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关节点? 　　．美国内部对华战略争论有何定论? 　　．中美关系趋于成熟的主要标志是甚么? 　　．为何说中美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的重要关节点 　　过去的一年，中美关系又经历了一次起伏，而且是二○○一年的重大起伏以来的又明显起伏。七月份之前，「中国威胁论」，包括「军事威胁论」和「经济威胁论」在美国再度泛起，而且二月的「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的联合声明、六月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的讲演、七月发表的《二○○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报告》等；都明显地表现出对中国不友好，中美关系似乎陷于紧张；但是，七月份之后中美关系又出现了少见的改善和发展的势头：布什和胡锦涛在纽约和北京两度会晤，布什、赖斯多次称中美关系是「复杂的、很重要的」，而九月佐立克称中国应成为国际体系「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赖斯、拉姆斯菲尔德、斯诺、格林斯潘等高官相继访华，中美举行了两轮战略对话，等等。 　　中国的学者们高度关注二○○五年中美关系的起伏，特别是力图对起伏的原因做出解释，并探讨如何避免新的起伏。「中美关系进入新的磨合期」、「中美关系可以进行管理」、「应建立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等等，频频提出已渐成主流观点。这些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但都局限于中美关系「紧张或缓和」、「严峻或改善」的固有框架，而如果跳出这一框架，立足于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过程，则应该可以有更深入地探讨和结论。实际上，二○○五年中美关系的起伏，是中美关系趋于成熟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通过对这一起伏的分析，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 　　 　　推进中美关系趋于成熟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一再发生起伏，仅可称为重大起伏的就至少有五次之多，包括一九九二年九月老布什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一百五十架F-16飞机；一九九五年六月克林顿政府批准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一九九六年一季度台湾选举期间克林顿政府派遣航母战斗编队进入台湾海峡附近海域；一九九九年美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二○○一年四月中美军用飞机在南海上空相撞等等。至于由于贸易问题、所谓的「人权」问题、美台关系问题等引起的起伏则几乎每年都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除一九九二年九月那次之外，中美关系几乎都是上半年紧张、下滑，下半年缓解、改善。这就是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但中美关系的每一次起伏，都不是简单重复前一次，不仅有新的原因、问题，而且有新的模式。可以认为，正是这些起伏之「点」，构成了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轨迹」。 　　就起伏的声势而言，二○○五年中美关系的起伏是明显的，特别是二○○二年、二○○三年中美关系的相对平静更突出了二○○五年起伏的明显。但是，如果对二○○五年中美关系的起伏做细致，深入的分析，就可以发现不仅与前一次，而且与以前各次重大的中美关系起伏的重要的不同。尽管导致二○○五年中美关系起伏有诸多原因，但与以前各次重大起伏不同，并没有发生直接导致起伏的，中美之间重大的，直接的冲突、事件，而主是由美国一些人、利益集团宣扬「中国威胁论」引起；尽管二○○五年上半年有「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联合声明和《二○○五年中华共和国军事力量报告》的发表，美国继续进行亚太地区军事战略部署调整，但与以前各项重大起伏不同，美国的对华政策并没有明显变化，而中国的对美政策更没有改变。所以，这次起伏不像以前各次重大起伏，并没有出现中美之间重大的政策性冲撞，对中美关系也没有实质性形响。实际上，这次起伏基本是美国内部的一场战略与政策争论，中国当然关注，但并未真正卷入；以前各次重大起伏中，虽正改善、发展则需要较长时间，一般要到第二年甚至更长久，而二○○五年的起伏则不同，在下半年立即就出现了重大改善、发展，实际上就在五月以后，布什、赖斯就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很复杂，很重要」的看法，而中美首次战略对话而在八月一日举行。 　　去年中美关系起伏与以前各次重大起伏的重要不同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累积的结果，是中美关系趋于成熟的重要表现。尽管美国国内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对美国的影响，存在很不相同的判断，并因而对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但二○○五年中美关系起伏的过程表明，第二届小布什政府不仅延续了第一届小布什政府和中美建交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内涵，而且面对中国和平发展的现实，无论在认识和判断方面，还是实务方面都有新发展，从而推进了中美关系趋于成熟的过程。 　　内部争论加速美对华政策定型 　　在二○○五年的中美关系起伏中，更确切地说在二○○五年的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战略、政策的争论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争论的双方有着共同的前提，都承认中国的发展已取得重大成就，而且还将继续发展，并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的发展及其影响是否对美国形成威胁，并由此引伸出关于对华战略、政策的争论。从而形成了主张强化对中国围堵的「屠龙派」和立场、态度相反的「拥抱熊猫派」。第二届小布什政府则采取了务实的「中间路线」，但实际并不折中，故被称为「熊猫骑墙派」，而不是「屠龙骑墙派」。这不仅因为处于执政地位必然务实，而且因为冷战结束以来十几年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现实，特别是第一届小布什政府以来中国和的现实，给第二届小布什政府的务实立场和态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为甚么在二○○四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时，中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没有成为竞选的热门话题之一，而在二○○五年上半年对华战略和政策都引发了一场争论？在二○○四年总统选举中对华政策没有成为热门话题之一表明，美国的两党对于中国和对华政策已有基本共识，而且美国民众对于这一话题也没有特别的关注。至于在二○○五年上半年出现关于对华战略、政策的争论，则实际上既与两党政治无关，也与民众的关注无关，引发争论的除了美国军方之外，主要就是一批学术的「精英」，例如号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的米尔斯海默，起了明显的推波助澜作用。 　　令人感兴趣的是，对中国和中美关系有着实际了解，特别是曾经实际从事过对华事务的人士都持相反立场，例如老一辈政治家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以及曾任驻华大使、代办和武官的许多人，甚至以主张对反华强硬着称的李洁明也包括在其中。其实，美国军方的立场、态度与「理论大师」们也有微妙差别。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小布什政府中所谓的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一再宣扬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对亚太地区，实质是对美国所谓的威胁。但他不仅在二○○五年十月进行了担任国防部长五年多以来的首次访华，并对访问感到满意，而且他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也有另一面的看法，称「我们两国正在许多领域合作──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我们的关系需要合作和坦诚。」二○○五年上半年的争论虽然一度声势不小，但实际上第二届小布什政府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务实立场，态度始终居主导地位，所以才有下半年中美关系的进一步重大发展。 　　二○○五年上半年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就是对于迅速发展的中国的定位问题。可以说，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在美国一直存在的问题，但随着美国各界人士对于中国的迅速发展已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形成共识，这一问题在二○○五年上半年变得更为突出，所以引发了争论。也正因为如此，第二届小布什政府形成了关于中美关系「很复杂、很重要」，中国应成为国际体系「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的定位。这是比「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战略竞争对手」、「建设性合作伙伴」等定位更符合实际、更务实的定位。小布什称：「中美关系是喜忧参半。一方面，我们的贸易、对话和合作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例如在知识产权、货币、市场准入等方面还有一些工作要做。所以，我们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重要的。」 　　佐立克九月份的讲话是对「复杂的，重要的」中美关系的全面、具体阐述。他说「今天的中国绝非一九四○年代后期的苏联可比」；「最重要的是，中国不认为自己的前途取决于不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事实上情况正相反；中国领导人认定，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与当代世界联网」；「我们如此密切相关，已经无法与中国保持距离……其它国家也不可能与中国保持距离」；「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这些言论清楚显示了第二届小布什政府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定位：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中美关系不是敌对的；中美关系密不可分，基础是两国面临的廿一世纪的共同机会和挑战；中美之间不仅在观念上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在一系列具体的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应该说，这种定位基本符合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实际。 　　第二届小布什政府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定位，是在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做出的，而不是按照「理论大师」的「理论」推导出来的，因而必然是务实的，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二○○五年上半年的争论肯定促进了这一定位的形成。 　　共同务实中美关系趋于成熟的标志 　　在二○○五年中美关系的起伏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除美国军方外，作为「屠龙派」的「理论大师」们关注的，主要是崛起的中国将如何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而对中美之间各种具体的分歧却较少注意；而作为「熊猫骑墙派」的第二届小布什政府却高度关注从军事透明度到知识产权、市场准入、贸易逆差，再到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其实一直存在，但其中一些近年来变得更为突出。第二届小布什政府重视这些问题，表现了十分务实的态度。实际上，中国政府同样重视这些问题，同样表现了十分务实的态度。中美双方共同的务实态度，正是中美关系趋于成熟的标志。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中美关系，也一贯十分务实地处理中美关系，包括认真对待和解决中美关系中存在的各种具体问题。过去十几年中就是这样做的，现在和今后还将继续这样做并加大力度。因为这些问题是实际存在的，而且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实际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如果有的问题明显升级将更会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去年中国政府针对近年变得突出的问题采取了建设性的措施并取得成效，主要有：七月人民币的有限度升值、十一月中美就纺织品贸易达成协议、大力强化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以及在拉姆斯菲尔德访华期间安排对解放军二炮司令部的参观等。 　　中国的务实态度还表现在认真看待和处理美国及其它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疑虑方面。二○○五年九月和今年元旦，胡锦涛主席都明确提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充分展现了和平发展的中国对于世界的期望，以及中国准备做出的努力。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大纲，是中国基于和平发展的需要、对世界大形势的认识，以及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做出的自主选择。但不必讳言，这也有回应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于中国发展疑虑的意图。中国政府务实处理中美关系，十几年来一直是推动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近期中国政府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更是中美关系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中美两国政府都务实地看待、处理中美关系，除了就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对话，协商之外，还有另一方面的新发展，就是开始了中美的「战略对话」，或者美国方面出于国内政治考虑称呼的「高层对话」。已分别于二○○五年八月、十二月举行了两轮。战略对话并不讨论各项具体问题，而是就两国关注的战略层面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问题交换看法。战略对话是中美之间已经形成的最高领导人经常会晤和就各种具体问题的对话，协商两个机制之间的重要环节，主要作用是增信释疑。中美之间始终存在难以消除的不信任感，美国对中国有着浓重的不信任，而坦率地说，中国也对美国心存疑虑。二○○五年美国学者提出中美均对对方采取了「对冲战略」，虽然不尽符合实际情况，但确实表现了中美之间存在的不信任感。中美战略对话的进行将对消除中美之间的不信任产生积极影响，而由最高领导人经常性会晤、战略对话和就各种具体问题进行对话、协商等三个环节组成的完整机制的形成，是中美关系趋于成熟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中美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二○○五年中美关系的起伏，是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并超成熟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关节点」。通过对这次起伏的分析，可以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特点有更深刻到认识，同时也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走向。 　　虽然起初时声势不小并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很大忧虑，但实际上这次中美关系起伏，不仅没有对双方关系造成实际损害，反而促进了中美关系的新发展，加快了中美关系趋于成熟的过程。对此，第二届小布什政府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务实立场和态度当然有重要影响，但冷战结束十几年来中美关系在曲折中的发展和世界大形势的变化则是最重要的基础和保证。可以设想，即便不是第二届小布什政府而是其它甚么政府，情况也不会有重大不同。所以，可以认为在经过十几年的曲折中发展后，中美关系实际已进入虽仍有起伏但相对平稳发展的时期，除非发生特别严重的突发事件，不然的话，中美关系不会发生实质性的重大起伏。应该对中美关系的这一前景建立足够信心。 　　中美之间存在一系列具体问题，反映了两国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冲突。事实上，在世界上任何两国之间，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是实际存在的，并且确实对中美关系有不利影响。但只要两国都采取务实的立场和态度，进行平等的对话、协商，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或至少得到缓解。即使是中美之间最敏感、最主要的台湾问题也一样。真正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全局性严重损害的，是历史形成的中美之间难以消除的相互不信任。实际上，中美关系趋于成熟的过程，就是不断增信释疑，不断消除相互不信任的过程。中美之间形成了由最高领导人经常性会晤、战略对话和就各种具体问题对话、协商三个环节组成的完整机制，将对消除中美的相互不信任产生积极影响。这也增强了对中美关系相对平稳前景的信心。 　　冷战结束以来十几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变化表明，在世界大形势的背景上，中美关系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中国和美国的一些学者已提出很有新意的观点。但原有的「理论」仍然有重大影响，美国的「理论大师」对二○○五年中美关系起伏的重要推波助澜作用即表明了这种影响。其实这种影响在中国也广泛存在。所以，突破旧有理论的桎梏，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成为中美两国学者共同努力的目标。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06年4月号，总第1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