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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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第四章

李 毅 著


美国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5年10月

第四章 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干部制度
1959－1979

对于中国人民，1959到1979年是取得伟大成就的时期，也是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场浩劫。本章并不旨在描述文革的历史，而是要讨论文革是如何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的。文革的初衷是瓦解干部阶级，意在撼动这个阶级两千多年来处在社会分层顶端的地位。

第一节 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

这二十年间，中国遭受了两次严重的社会经济衰退：大跃进和文革。大跃进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人均GDP降到了173元（图4-2）。在边远的农村，数以百万计的人因饥饿而死。直到1964年，中国才恢复到大跃进以前的水平。两年以后，1966年，国家刚刚稳定下来并开始发展经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9年发生了另一场经济大衰退。1976年，北京以东100英里，唐山大地震，死亡二十多万人，伤一百多万人。同年，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巨星陨落，举国同悲。
然而，也是在这段时期，中国取得了许多巨大成就。不但GDP翻了一番，而且在1964年爆炸了原子弹，1967年爆炸了氢弹，1971年发射了人造卫星。全国范围内，七十年代大量扩充了军备，并缓慢地实现了一些技术突破，例如投产核潜艇和洲际导弹。
国际关系方面，中美、中苏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苏联和中国曾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但是各种分歧和冲突导致了中苏分裂。 尼克松在1972年历史性的对华访问，建立了美中反苏同盟。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对华冷战、苏联对华冷战、印度敌视中国、蒋介石想反攻大陆，迫使毛泽东必须在战略上准备应付外敌入侵中国大陆，甚至应付两线作战的危局。最有可能受到攻击的是中国的东北和沿海地区。
1964年4月25日，总参在送给毛泽东的报告里陈述了美国或苏联先发制人、突然袭击中国大中城市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报告说，50%的民用工业和52%的军事工业都集中在十四个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大城市里。东北和沿海城市地区没有任何防空能力。敌人在突然袭击的初期就可以瘫痪主要的铁路枢纽、桥梁、港口。一旦被袭，这些地区的水库和水坝没有一座能够免于决口(Zhai, 2000, 141)。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53。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53。
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大跃进以后恢复社会经济发展的计划，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了发展农业和战争准备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三线”建立国防工业的紧迫性，以防止敌人先发制人、突然袭击。
三线就是在战略上将中国的人口稠密区自东而西划分为第一条战线、第二条战线、第三条战线。为了把敌人突然袭击一线地区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决定一线所有重要的研究和生产机构（独生子）一律搬迁到三线地区，并且要分散、靠近山区、甚至直接建在大型山洞中（山、散、洞）。三线地区最终具备了生产飞机、坦克、大炮、通讯器材和被服的能力。三线的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直接支援了越南战争。除了这个大三线建设，一线、二线各省为了独立作战也搞了自己的小三线建设。
越南战争主要是一场中美之战。为了遏制中国，在高峰期，约翰逊派遣五十万美军在南越作战。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宣布，如果美国胆敢入侵北越，中国就派志愿军赴越参战(Zhai, 2000,131-132)。1965年6月到1973年8月间，中国先后派遣三十二万防空和后勤部队到北越作战。 1967年是高峰期，中国在越部队达到十七万人。中国军人共有一千一百多人牺牲，四千二百多人受伤(Zhai, 2000, 135)。
大多数研究都忽略了这个时期的战争准备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三线建设直接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中国工业化的迟缓也部分归因于战争准备。战争准备直接导致了更严格的户口制度，乃至文革这场大悲剧。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形势，黑云压城城欲裂，山雨欲来风满楼；作为一个后起的第三世界大国，中国对可能出现的突然袭击和世界大战作了力所能及的充分准备。

第二节 中国社会分层 1959－1979

这二十年里，尽管国内外风云变幻，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基本上没有动。为数很少的干部居于分层的顶端，构成社会精英。其下是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人。一个庞大的农民阶级在社会的下层。
这种社会分层决定了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工资级别，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而新出现的基于正式级别和工资以外的配给制对于此时的中国人更为重要。操纵和享受这些特殊待遇使一些干部变成了新的权贵。许多干部出身于革命前的上层阶级，另一些干部则出身于革命前的无产阶级。一方面，干部子弟一般可以上较好的学校；另一方面，干部及其子弟可以得到更多的物资和机会。住房在中国一向紧张，大城市尤其如此，干部自然可以分配到较大的住房。另外，耐用消费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食品如食油、肉、蛋在改革前的中国都是很稀缺，干部自然要比工人多得一些，更不要说和农民比了。（Bian, 2002, 93）。
在这二十年里，国营和大集体工人是工人贵族。城市大集体工人集中在轻工业，例如制衣、制鞋、餐饮和零售行业。国营工厂工人主要在重工业和大型工厂，他们的工资和福利稍高于大集体工人。虽然他们的生活水平低于干部，但和干部一样，他们享受终身就业、免费医疗、以及近乎免费的住房。在一个短缺经济里，他们和干部一样领取所有的票证。由于城市教育发展远远快于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工人受过中学教育。城市工业化的放慢和越来越多的城市中学毕业生，使得成为国营工厂工人越来越难。国营工厂的工人是八级工资制，再加上学徒工。但在1959年到1979年期间，工人很少提级。多数工人只能期望从一级工升到二级工，只有很少的人可能升到三级工以上。
关于农民工这个阶层，图4-3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中国统计年鉴不统计1978年之前的农民工。1949年以前，总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从事手工业谋生。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号召农村地区发展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水泥、小农机。在大跃进的高峰期，在这些农村小工业里的农民工接近三千万。大跃进之后的饥荒，使这个数字一下子跌到一千万。后来人数逐步回升，保持在两千万上下，直到1978年。
在这二十年里，合作化把农民都变成了公社社员。一方面，由于消灭了军阀、土匪、恶霸和地主，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政府在农业战线大力投资，特别是水利、灌溉、化肥和农机。文革期间，诞生了一个非常廉价而有效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赤脚医生”为基础。这些农民医生只受过最基本的医疗训练，中西医结合，为农民服务。农村学校也一样，主要由“赤脚教师”（民办教师）开展教学。农民的平均寿命从1949年以前不到四十岁上升到七十年代的六十多岁。
同时，农民仍然是受教育最少、最没有权力和最贫穷的社会阶级。中国低效率的、国家推行的工业化,以剥夺农民阶级的剩余产品为基础；而合作化使农民毫无通过创业致富的机会。隔离城乡的户口制度使得农民越来越穷，第七章将讨论户口。


来源：1. 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
2.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9。
注： 1. 1966到1970年的数据为估算结果。
2. 1958到1977年，农民工的数量在二千万上下。但是，中国所有的统计仅从1978年开始统计农民工。
尽管人们公认户口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很难提高中国农村的整体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制度对于中国社会的积极作用。人民公社成功地组织了合作医疗，使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并向农民子弟提供了基础教育；而户口制度则有效地防止了城市贫民窟的出现。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分层成为主要美国社会学杂志的一个流行课题。周雪光（Zhou, 1996）讨论了在中国城市地区受过大学教育对于成为干部或专业技术人员多么重要。无论是在文革前还是文革后，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成为专业人员的比例更高。1945到1965年之间，高中学历与当工人之间呈显著的负面的关系；而在1980到1993年之间，两者则呈显正向关系。周雪光(Zhou, 1998) 还发现，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不平等贯穿始终。在文革期间，由于高校招生人数剧减，对所有社会阶级的子弟都非常不利。在文革前和文革后，父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会影响孩子的高中录取，而在文革期间这个因素基本不起作用，如果不是起负面作用的话。这种情况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同样普遍，尽管农村缺师少校。

第三节 干部统计 1959－1979

图4-4显示，这二十年里干部人数几乎翻了一番。由于文革期间统计工作停顿，1966到1971年各年的干部人数不得而知。图4-5显示了按来源划分的干部增加人数。图4-6显示，大跃进之后的饥荒期间，超过一百万新录用的干部被下放送回农村老家。
图4-7显示，中小学教师和党政机关干部增长缓慢；增加最多的是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图4-8显示专业技术人员占干部总数的比例从八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一；多数专业技术人员是教师、工程师和医务工作者。
图4-9显示干部由五级政府管理：中央、省、地、县、乡。战争准备使得中央政府下放了一些企事业单位给地方，从而减少了中央所管的干部。图4-10显示，这二十年里，大专毕业生和中专毕业生成为新干部的主要来源。但由于大中专毕业生的数量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也继续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干部。

来源：1. 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
注：由于文革动乱，1966到1970年没有统计。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35。
注： 1. 1971年的数字包括了1966年到1970的总数。由于文革动乱，1966到1970年没有统计。
2. 1964年以前，“学生”包括所有大专毕业生、中专毕业生和少部分高中毕业生。从1965开始，大专毕业生和中专毕业生分开统计。
3. “其他”指既不是大中专毕业生也不是转业军人。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35。
注：1971年的数字包括了1966年到1970的总数。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2。
注： 1. 由于文革动乱，1966到1970年没有统计。
2. 1981年开始，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分开统计。所以，本图截至1980年。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22。
注： 1. 由于文革动乱，1966到1970年没有进行统计。
2. 缺少1974、1975、1976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3。
注： 1. 1965年开始，不再包括中小学教师。
2. 由于文革动乱，缺少1965到1970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3。
注： 1. 1964年以前的数据不包括中小学教师。
2. 由于文革动乱，缺少1965到1970年的数据。
3. 缺少1974到1977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2。
注：由于文革动乱，缺少1965到1970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2。
注：由于文革动乱，缺少1965到1970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2。
注：由于文革动乱，缺少1965到1970年的数据。

第四节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原因

按照中国当时的意识形态，文化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三大差别”，即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毛泽东文革前已经推行了一些旨在缩小这些差别的政策，而文革是要在更大程度上缩小这些差别。
毫无疑问文革的对象是各级领导干部。毛泽东痛恨正在出现的复杂化的官僚主义，为了抵制这种趋势，号召义务劳动、数次降低工资、下放干部到农村工作、甚至在1964年取消了军衔。尽管作了这些努力，两千年来按照社会等级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习惯势力难以抵挡。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期写的《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一文，严厉批判了干部阶级。这篇文章短小精悍，其手抄本流行天下、传诵一时。以下是全文：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二种，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
　　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Milton et al, 1974, 248–251)

在毛看来，当时的干部阶级和革命前的统治阶级并没有大的区别，而毛试图使干部保持革命精神的努力收效甚微。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采取果断措施，毛泽东决心发动另一场革命来改变现状：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五节 风暴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是党政军高级干部，及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知识分子）。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十六条”。有三条专论干部：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多数百姓以为，毛的这些观点太极端了；人分三六九等在中国至少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中国革命已经把农民从地主的统治下面解放了出来。工人已经享受到了劳动贵族的福利。而干部想到斗争干部的政治运动就不寒而栗。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发动了大学生、中学生、和级别较低的青年干部作为文革的开路先锋。
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红卫兵（青年学生和干部）共一千一百万人。通过各种媒体，毛号召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造走资派（各级领导干部）的反。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全部受到冲击。青年们来势汹汹，称自己为“红卫兵”。
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包括毛泽东自己。他们冲击各级各类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对领导干部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肆意批斗和抄家。几十个中央政府的部长、省长、将军被打死或自杀。文化革命波及各级政府、所有国营企业、所有事业单位（包括所有大学和中学）、以及农村。干部白天全职工作，下班还要参加批斗，或者斗别人，或者自己挨斗。官方统计的伤亡人数为二十万到五十万。
1967年1月开始，红卫兵夺权，在各级政府和所有国营企事业单位夺权。上海带头夺权。很快，两派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之间就为权力分配起了冲突。 政府瘫痪之后，全国陷入动乱。在一些地方，冲突演变成武斗，官方统计武斗伤亡人数在五十万到二百万之间。
为了控制动乱，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命令军队介入。这是对铁路瘫痪的直接反应。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动脉，铁路一旦瘫痪，国家无法运转。军队就此进驻各级党政机关和大型企事业单位。 全国实行军管，社会秩序基本恢复。
在军管恢复了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经济活动之后，必须重建各级政府。 经过一系列的让步，毛泽东同意了一些年轻干部的要求，把新成立的各级政府称为“革命委员会”。结果，从1967到1980年，中国各级政府的名称变成中央政府、省（市）革委会、地（市）革委会、县革委会、公社革委会。同时，所有国营企事业单位也都成立了革委会，每个革委会设主任和一至多个副主任。只有中央政府不叫革委会。
起初，所有的革委会都是“三结合”，由群众组织头头、军代表、文革前的领导干部共同组成。不久，军队开始逐渐退出地方事务，群众组织头头也被排挤到次要的位置。尽管文革当时对人民生活影响巨大，对政府结构却影响甚微。
1967年12月14日，毛泽东命令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 各级党组织也随即恢复。而红卫兵和群众则被彻底解散了。
真正获益于文革的是紧跟毛泽东的号召批斗自己上司的干部。在当时这也是年轻干部取代老干部的唯一途径。多数干部都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领取原来的工资和福利。工人仍然是工人，农民也还是农民。

第六节 对社会分层的调整

一、取消高考与工农兵大学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高考就都取消了。直到1971年，大学才重新开始招生。主要问题是在经历了这样一场动乱后如何招生。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高考，中国又恢复了唐以前的推荐制度。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而不是通过高考。报名者必须当过三年以上工人、农民或士兵。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中央政府把新生名额分配给各部,各省，和部队，再由它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一级一级地分到工厂、县、和师。毛以为，这样做打破了高校主要招收干部子弟的局面，会给工农子弟更多的上大学的机会。
但是，很快，干部子弟就又占了新生的多数（Hayhoe, 1996, 100)。原因是，1966年以后，由于所有的大学停止招生，所有干部子弟也都去做了工、农、兵，因此也都具备了工农兵大学生的资格。在1970年，只有不到1%的中国人受过高等教育，而大学的录取名额在中国许多地方不到适龄青年千分之一。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推荐过程由于裙带关系而腐败变质。周雪光认为，1972到1976年，百分之七十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 同时，本科学制从四年缩短到三年。由于在劳动中荒废了学业，以及新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教授抱怨说一些大学生的水平还不如高中生。
八十二万工农兵大学生一毕业就当了干部；但他们的起薪低于文革以前的本科生，只相当于文革前的大专生。1993年，当学位又成为中国就业和工资的重要因素，一些学校重新研究以后，给这些毕业生补发了学士学位。中央政府立即下文件说这样做是“非法”的。

二、以工代干与以农代干

文革期间，尽管受到动乱影响，社会经济继续发展。82万工农兵学员和41万转业干部远远不能满足发展需要。结果，445万工人以工代干，被调到干部岗位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工人中最能干的高中毕业生。虽然干的是干部的工作，他们仍然领取工人工资。同时，几百万农民也以农代干，做干部工作，但却作为社员计算工分。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先例。文革以前，由于缺少大学毕业生，政府的确从城市和农村的高中毕业生里录用了一些基层干部。这些人构成了图4-5中的“其他”。
以工代干和以农代干给干部制度造成了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混淆了干部与工人和干部与农民的分野。邓小平一上台，就禁止了这些做法。大多数的代干农民被直接送回农村。到1985年，代干工人已经做了十年干部工作，其中多数已是“五大”毕业生。最后，四百四十五万代干工人中，约一百万人回去做工人，其他人终于获得了“正式国家干部”的身份。

三、五七干校

对多数干部而言，文革中最苦难的回忆不是红卫兵的批斗，而是五七干校。文革以前，毛泽东要求干部到基层和工人农民共同劳动，同甘共苦，以便具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基本上没人听他的话。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又一次作了同样的指示。这次，没有人敢违背。剩下的问题就是要找一个进行劳动锻炼的地方。大多数单位是在贫苦农村找一个地方，把本单位干部下放到哪里去劳动锻炼。这些地方被正式称为“五七干校”。
干校绝对不是疗养度假的地方。自古以来，中国统治阶级是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的。农村公社和干校的生活条件之简陋和艰苦，对于大多数干部来说，是闻所未闻和无法想象的。
直到今天，多数文革中挨整的干部都不愿意提起挨整的事。整人的和挨整的后来还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他们的子女、孙子孙女是同一所学校的同学；他们每天见面还要微笑打招呼。但私下里，敌意无法消除。人们记得他们的仇人并怀恨在心。文革结束后，六千个被逮捕并判刑的干部中，大多数是后来当了干部的造反派头头，而没有那些整人的干部。整人的有许多人是专业技术人员，包括科学家和教授。现在他们全部退休了。

四、上山下乡

把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去劳动并不是文革期间的新主意。 大跃进结束后，为了对付饥荒，一百多万新干部和一千多万新工人及其家属下放回农村当农民。这样做是为了应付城市的高失业率和维持城市的社会秩序。 文革前，这叫做“下乡上山”。
文革开始后，中国经济大幅度衰退，数以百万计的曾是红卫兵的中学毕业生成了失业人群。毛泽东指示周恩来送他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这一指示被立即执行。六十年代末到1978年，约八千万 中学毕业生被送到农村，每人平均当了六年农民。从城里来到农村的中学毕业生被称为“知识青年”。1978年邓小平上台后，很快停止上山下乡。从城市居民变成农民的痛苦锻炼，使一些知识青年下定决心要出人头地。1977年恢复高考后，连续三年，考上的人多数是知青，足见知青的经历多么锻炼人。现在，超过半数的中央政府部长、省长、和将军来自这一代知识青年。

第七节 毛主席的错误

毛主席 的历史地位主要有三个方面。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朝代的开国奠基人。他是当今世界一个强大民族国家的国父。他是世界近代革命史上三大革命 之一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文采武功，可以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开国皇帝相媲美。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不输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大国的国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其深度和广度都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上。
尽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合乎逻辑的，他的政策却完全错了。1976年他一去世，四人帮即被粉碎。一年以后，邓小平上台，中国逮捕了约六千名文革中造反派头头出身的干部。四人帮被判重刑之后，这六千人也大都判了刑。
以工代干和以农代干取消，五七干校解散。上山下乡永远结束，城市下乡知青在几年之内返回了原来居住的城市。转业干部重新按照相应的级别得到安置。各级政府改回文革以前的名字，不叫革委会了。
我认为，除了暂时把地方政府改称革委会，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分层和干部制度。工人、农民、红卫兵都没有从文革得到好处。一些“年轻”干部暂时获益，但后来邓小平逮捕了他们中的六千人。文革是场浩劫，远远弊大于利。
毛泽东根本就不理解现代专业化和现代专业人员。现代专业人员就是为了挣钱，既不是儒家的烈士，也不是革命的烈士。革命者都死了。管理现代专业人员的办法不是让他们把国家利益或者人民利益放在他们自身利益之上。这是脱离实际的想法和做法。社会越现代，专业人员就越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这是不可改变的。管理现代专业人员，是要创造一个尽可能公平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五七干校，更不是“上山下乡”，来规范专业人员的行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越公平和越激烈，专业人员的行为就越好。尽管专业人员身上有毛泽东指出的所有毛病，现代专业化产生的劳动分工会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今日中国的领导人完全吸取了毛泽东文革的教训。为工人和农民服务有更好的办法，这些办法见第七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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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sincerely,

Dr. Li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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