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名中共党内老前辈和十三名知名知识分子分别联名发表声明和公开信，就《中青报》「冰点事件」向中宣部提出抗议，指阅评组非法定机构，未获授权却操媒体生杀大权，无法无天，应当废除或改革，纳入依法治国的正常轨道。
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激发了一场申辩和抗争大潮。当事人「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和副主编卢跃刚据理力争，中共党内十三位前辈公开发表《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十三位「冰点」周刊的作者学人公开发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常委的公开信》，二千多位被「冰点」周刊报道过的各界人士签名声援周刊编辑部。中共党内越来越多的开明人士，形成日渐强大的一股力量，反思中国大陆新闻生态和媒体生存状况。他们从不同角度寻找问题症结，归结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阅评组的无法无天、越权揽权、肆无忌惮、没有制约。这个阅评组以过时的思维方式、僵硬的意识形态，封杀媒体，破坏社会和谐，与当前中国各个领域的进步和开放背道而驰，成为思想的「警察」、媒体的「公安」，有损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形象。
二月二日，中共党内十三位元老及前辈江平、朱厚泽、李锐、李普、何家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吴象、锺沛璋、胡绩伟、彭迪、戴煌公开发表《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冰点》被中宣部假手团中央的宣传机关下令停刊，是中国新闻恶性管理制度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历史证明：只有极权制度需要新闻管制，妄想永远把大众蒙在鼓里，贯彻愚民政策，图谋『一言堂』万寿无疆。」
《声明》说，「冰点」事件决非孤立个案。这是中宣部近几年屡屡封闭、改组诸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岭南文化时报》、《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以及《书屋》、《同舟共进》、《方法》、《战略与管理》等报刊这类恶性管理行为的延续，源自该部的一个「阅评小组」。中宣部把「宣传」异化为「管制」，代行政府权力，应属越权，构成违宪。「阅评组」自始以「审」代「阅」，以「判」代「评」，根本名不副实。他们为了箝制舆论，剥夺言论自由，除了扣帽子、打棍子之外，竟至发展到制造各类「黑名单」，暗中追查，待机而发，有时一个电话指示便完成了「执行」过程，使对方失去申辩的权利。他们的做法荒诞粗暴，全然不受法律约束。「据知中央从未授予他们持有特权。他们甚至违背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文件精神，把厉行法治、以法治国的国策从根本上架空。人们会问：宣传机构不保护媒体，不保障言论自由，还有什么作用﹖」
李锐胡绩伟谴责专制
八十九岁的李锐是中共党史专家，曾任毛泽东秘书。他对亚洲周刊说：「『冰点』被停刊，完全是封杀舆论。『冰点』三月一日复刊，原来的两位负责人被迫脱离原工作岗位，事态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针对袁伟时教授的文章，新的『冰点』会以学习、研究、讨论的面目刊登批判文章。从这一事件看，原来那种查封手段没有再用。这种变化是与舆论上的广泛谴责有关的。『冰点事件』引起这么大的影响，人们对新闻控制和言论自由封锁的抗拒，还从来没有过。至于今后新闻控制和言论自由封锁会不会好转，我看不容易一下有变化。因为这样的控制已经习惯了，一党专政也惯了，不封锁新闻，他们就认为日子不好过。」
今年九月十五日将迎来九十大寿的胡绩伟，曾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他夫人狄沙在中国青年报社工作三十一年了，女儿还在中国青年报社工作。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冰点事件』是个大事，源头还是来自中宣部，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动作来得很猛烈。这一事件，发出了暴风雪天气预报，善良的人们必须警惕。这是中国箝制言论自由的新记录。李大同很杰出，很勇敢，我们在后面都赞许他。他不像十年前那些人那样软弱。事情还不会完。问题的要害是中宣部害怕，怕出事，怕不安定，怕意见不一致，现在又恢复到若干年前的老办法，不同意你的观点，就打压你。这是很蠢笨的做法，都二十一世纪了。」
律师怀激情捍卫宪法
被誉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的张思之，今年七十九岁，卢跃刚戏称他为「老顽童」，指他整天风风火火，正义激情不息。这位曾出任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的人权律师「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从法制角度看，「冰点」事件的问题症结在于，当局要求事先规定发稿内容，事后规定阅评监督，这些都是直接的行政管理，是政府的权力。现在中宣部实际上总揽了行政部门对报刊审查管理的行政权力。这就对宪法的规定不一致了，党的系统无权行使政府机关的行政权力，这不是越权了吗﹖举例说，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门，只能管党的干部，不管行政干部，能去管国务院的部门吗﹖当然背后怎么操作，那是另外一回事。现在中宣部总揽了国家新闻出版的权力，包办代替了。中宣部新闻局阅评组的做法就更恶劣了。那实际上不是阅评，而是以审（审查）代阅，以判（判定）代评，他们有所谓的阅评报告，这报告又不给当事人看，当事人根本没有发言权和申辩权。实质上阅评组操纵了生杀予夺，这就太武断了。
二月十四日，十三位「冰点」作者：崔卫平、丁东、傅国涌、贺卫方、郝建、江晓阳、刘晓峰、马少华、秦晖、童大焕、章诒和、赵牧、朱学勤，公开发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常委的公开信》。他们在信中说，这起停刊事件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们中的许多人与多数读者一样，高度评价袁伟时教授的这篇文章，也有人对袁文的论点并不完全赞成，但是坚决维护他发表文章的权利，因为袁文并未违宪违法。言论自由的基本内涵是人们有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在任何地方，如果人们只能发表「正确言论」，那么言论自由就消失了。
中宣部无权超越法律
他们认为，在一个法治国家，一个最基本的准则是所有公共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有《宪法》或法律的授权，而且要给相关当事人提供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当受到权力影响的人们认为有关决定违反了《宪法》或法律，可以提起诉讼，并且有权获得公平的审判。可是，作出本次决定的团中央宣传部和不断作出封杀传媒决策的中央宣传部，在法律上完全属于不具有法律人格的组织，它可以毫无顾忌地行使权力，然而，媒体或个人却无从提起任何法律上的质疑。不具备法律人格的组织，本身就生活在《宪法》和法律之外，这类组织言出法随，操纵着新闻机构生杀予夺大权，这就是「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北京学者丁东致力于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二十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等很多领域，开始进入依法治国的轨道，但唯有新闻出版领域没有进入依法治国的轨道。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认为哪篇文章、哪个专栏、哪张报纸、哪家杂志有问题，他们认为怎么整就怎么整，被整的一方也没有申辩的机会，这绝对不是依法治国。中宣部新闻局可以有阅评组，可以提出意见，可以严厉批评。但是，你有批评的权利，人家也应该有答辩的权利，也有反批评的权利。如果这一程序是完整的，那么还够得上是依法治国，如果这个程序是单方面的，只是主管部门单方面当裁判，裁判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也不需要讨论，这样的程序是不完整的，就够不上依法治国。
丁东说，李大同、卢跃刚都是讲道理的人，秉持的是宪法，是党章，是党内的政治生活准则，遵循的是新闻业务一般的行业规范，以此维护自己的权益。我支持他们。以往也有一些媒体受到不公正的处置，他们或者没有机会出来说话，或者说了话没有报道出去，没有引起外界的关注。这一次，李大同、卢跃刚不仅说了想说的话，而且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这是一件好事。通过他们这种申辩、与主管部门互动，有利于中国这一领域走上依法治国的轨道。赵勇被调离团中央去了河北，这与「冰点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赵勇去河北是早就决定的，欢送会在「冰点事件」以前就开过了。
被整肃者要勇于抗争
丁东说：「中宣部新闻局阅评组即使有存在的价值，也应当有所反思，由过去那种单方面的裁判改变为互动的，你可以批评别人，但也应该允许别人反批评。人家反批评如果有道理，你就可以调整自己的意见，如果你的意见不对，该做自我批评就作自我批评。如果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你要当先进文化的代表恐怕就很难了。」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主要研究领域为文艺理论和当代中国先锋文学，近来同时从事思想文化评论写作。她对亚洲周刊说：「我估计就『冰点事件』本身来说，不会有大的变化了。」「冰点事件」的整个过程，与当初《南方周末》、《新京报》等一些报刊主编被撤换相比，《南方周末》、《新京报》当时内部员工也有抗争，但这次「冰点」的抗争力度比较大，从这一角度看，「冰点」主编被撤换与以前的事件就不一样了，大家能公开表达不认同，这一空间是大家打拚出来的，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站出来承担。虽说「冰点事件」本身不是好事，但他们能有如此共识，一起做事，互相激励，这是好事，是很好的开头。
她说：「人的忍耐总会到一个限度的。知识分子除了从法制角度看问题外，我还愿意从讲道理的角度看问题。『冰点』被整肃，对新闻界是很严重的腐蚀。『冰点』无非就是说了一点真话，说了一点略有争议的话，要形成一个比较自由话语的空间，如此整肃『冰点』，就是杀鸡给猴看。」
崔卫平认为，在西方，一家传媒往往就是一个老板、一个集团，但在中国，所有的传媒就是一个老板，中宣部是唯一的老板，如此处置「冰点」，无疑是给所有的媒体警告。这是对整个新闻界的腐蚀，当然也是对读者的一个腐蚀。读者读报看新闻，媒体有一些真实的声音，有一些正义的力量，读者会感觉到还有人在说话，还会盼望报纸伸张正义。如果那些敢于讲一点真话的报纸和版面失踪了，读者就会想，连传媒都遭遇了如此不讲理的事情，那这个社会是没有讲道理的地方了。
据理抗争无关政争
崔卫平对未来的新闻改革表示不乐观，她说：「因整肃『冰点』造成的对于民族精神道德的损害，才是我真正感到忧虑的。」她说，现在很多做法真的是回到了从前那样，她常常在《新京报》上撰文，现在的尺度越来越严，一篇文章这里不能发，那里不能发，现在只是发表一些影评。对类似「冰点」这样的事件，境外媒体往往从事件背后的所谓政治博弈来分析问题，认为李大同当时有这样的专版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今天要整他的专版又是有某种政治原因。她说：「这是西方媒体的习惯性思维，我不这么看。新闻是独立于政治的，国家的新闻独立和出版自由，不应该随着红墙里的政治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境外媒体不要把红墙里的斗争来看我们的要求，不要把我们的抗争理所当然地解释为是红墙里活动的反映。」谈到中宣部阅评小组，崔卫平说：「马克思讲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是隐蔽的、软性的操纵，但中国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操纵意识形态却是公开的、硬性的。」
因言获罪而五次入狱的学者傅国涌，长年来致力于时评、评传、历史随笔写作，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中国新闻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
理性抗争最值得称许
傅国涌对亚洲周刊说，「冰点事件」的发展，还要看三月一日「冰点」复刊后的新版面，不是面目全非，这是人们的一种期待。中宣部整顿「冰点」周刊，是对中国新闻界的打压，显然延续了一贯压制的作风，而不是开放舆论，只是杀鸡儆猴的动作。周刊的主要编辑李大同、卢跃刚与中国大陆一般新闻人不同的是，他们有骨气，敢于公开表达自己与上司不一样的看法，这种表率，对中国大陆千千万万新闻从业人作出了示范：身处二十一世纪新时代，中国的编辑、记者面对违反新闻自由的举动，他们可以采取公开的理性的和平的抗争。这种选择表明，李大同、卢跃刚代表的中年一代报人，回到了中国百年新闻史中他们的前辈自由主义新闻人相同的轨道上。
傅国涌说：「我对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新闻史上的先辈，如邵飘萍、储安平这些人物深表敬佩。他们开创的传统在中国大陆中断已久，有半个世纪的中断。我发现这么一个现象，远的不说，就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现在这十年。」他举例说，一九九六年，着名的《东方》杂志被整肃，有内部抗争，总编辑和同事们不断给有关部门写信申诉，要求复刊，但没有公开抗争﹔一九九九年，着名的思想文化期刊《方法》被整肃，新闻人虽一再要求复刊，但也没有公开的抗争﹔二零零一年，广东的《南方周末》、长沙的《书屋》杂志遭到与「冰点」相同的命运，主编被撤换，刊物受整顿，武汉的《今日名流》杂志被停刊，当时出现中国知识界一阵小规模的抗议，四十多学者在网上以每人心中一句话的形式，表达了对这些报刊的主编们的敬意，同时表达了对中国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看法……今天的「冰点事件」出现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是十年来不曾有过的状态。
网站言论早失去自由
傅国涌说，社会变了，人变了，然而那种僵化的、保守的新闻管制的那种体制没有变，权力体制没有变，但体制所面临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傅国涌说，当前中宣部对网络的控制相当严，可以说基本上已经没有网站值得看了。我们这些人已经不再上网站了，因为没有什么网值得一看了，能看的都已经被封了，我们认同的、值得一看的都消逝了，过去有「思想的境界」、「天涯之声」，后来有「学而思」，二零零五年夏天「燕南网」被关闭。中宣部对网络媒体的管制与平面媒体一样。中宣部长期来的管理体制没有丝毫变化，整个的权力体制还是几十年前那一套，依然与毛泽东时期一样。从根本上说，还是金字塔式的，高度集中的寡头的，甚至是一个人的控制方式，这没有变化，变化的是经济、社会层面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认为，「冰点事件」的发展，从长远看目前还很难估量。中国新闻人对权力的抗争，从国内到海外激起强烈反响。这种状态是长期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这些年，在中宣部一次次整肃下，「冰点」依然坚持追求新闻本身的目标和新闻理念，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新闻媒体中仅存的如此坚持而具有影响力的传媒，《中国经济时报》也办得不错。这是读者希望的火种，却被一脚踩灭，于是激起愤怒。《南方周末》也曾经是一份好报纸，现在等同「死」了。老作者都不再买这份报纸、读这份报纸。这些年来，中国新闻领域，在二零零三年出现过一段短暂的「小阳春」，即三至六月，那是非典（沙士）事件和孙志刚事件前后，人们翘首期盼新闻领域的春天来临。谁知，七月以后，媒体又重新受到越来越强的控制，处处封杀，尸横遍野。人们恐惧的心灵里在问：这是为什么﹖
贺卫方说：「中宣部新闻局阅评小组的管理体制和手段本身就是非法的。一个小组就掌控全国所有传媒的生死予夺的权力。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快，他们却背道而驰，越走越远。」
知识界应站出来说话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副教授焦国标撰写的《讨伐中宣部》，在海内外掀起大波澜，前不久他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控制体系》长文，「冰点事件」后又发表《合剿中宣部》、《刮掉中宣部这个怪胎》。二月二十五日，他以国际笔会下属分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身份前往日本考察动身前夕，接受亚洲周刊访问。他说，李大同、卢跃刚代表的是对新闻自由的追求，代表的是知识界一种共同的诉求。中国大学有六百多家新闻传播院、系、专业，新闻传播学教授、副教授起码好几千，面对中国新闻界这么大的事，面对新闻自由的逆流，应该站出来说话。焦国标说，「冰点事件」作为一个个案，对宣传部门以后类似的做法会有个制约。他说，新闻局阅评组简直无法无天，权力和责任完全不对称，要你死就死，要你活就活，地方官员还要考虑自己的责任，这阅评组竟然不需要负责任，如此肆无忌惮。中央高层也会看到这个惹是生非的环节要有所收敛才对。共产党也有自己的规矩，这阅评组只是个临时机构，不是在编单位，竟然可以决定一家党报的生死存亡。这一事件有它的积极意义，提醒了中南海，这个小小阅评组弄得不好，会牵动整个大局，影响社会和谐。
一些学者指出，中宣部新闻局阅评组应该废除，如果不便废除的话，也应该改革。阅评组大多是退休的人士组成，如果要以阅评组这样的方式管制新闻出版，那这样的阅评组应该「掺砂子」，请一些专家和学者参与，如传媒学的专家、新闻法的专家、知识产权的学者、资深记者、老报人。如果认为哪家报纸出了政治问题，也应该允许给予申辩的机会和权利，现在这样的「缺席审判」是肯定令人不服的。
□ 《亚洲周刊》二○○六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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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激发了一场申辩和抗争大潮。当事人「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和副主编卢跃刚据理力争，中共党内十三位前辈公开发表《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十三位「冰点」周刊的作者学人公开发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常委的公开信》，二千多位被「冰点」周刊报道过的各界人士签名声援周刊编辑部。中共党内越来越多的开明人士，形成日渐强大的一股力量，反思中国大陆新闻生态和媒体生存状况。他们从不同角度寻找问题症结，归结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阅评组的无法无天、越权揽权、肆无忌惮、没有制约。这个阅评组以过时的思维方式、僵硬的意识形态，封杀媒体，破坏社会和谐，与当前中国各个领域的进步和开放背道而驰，成为思想的「警察」、媒体的「公安」，有损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形象。
二月二日，中共党内十三位元老及前辈江平、朱厚泽、李锐、李普、何家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吴象、锺沛璋、胡绩伟、彭迪、戴煌公开发表《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冰点》被中宣部假手团中央的宣传机关下令停刊，是中国新闻恶性管理制度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历史证明：只有极权制度需要新闻管制，妄想永远把大众蒙在鼓里，贯彻愚民政策，图谋『一言堂』万寿无疆。」
《声明》说，「冰点」事件决非孤立个案。这是中宣部近几年屡屡封闭、改组诸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岭南文化时报》、《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以及《书屋》、《同舟共进》、《方法》、《战略与管理》等报刊这类恶性管理行为的延续，源自该部的一个「阅评小组」。中宣部把「宣传」异化为「管制」，代行政府权力，应属越权，构成违宪。「阅评组」自始以「审」代「阅」，以「判」代「评」，根本名不副实。他们为了箝制舆论，剥夺言论自由，除了扣帽子、打棍子之外，竟至发展到制造各类「黑名单」，暗中追查，待机而发，有时一个电话指示便完成了「执行」过程，使对方失去申辩的权利。他们的做法荒诞粗暴，全然不受法律约束。「据知中央从未授予他们持有特权。他们甚至违背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文件精神，把厉行法治、以法治国的国策从根本上架空。人们会问：宣传机构不保护媒体，不保障言论自由，还有什么作用﹖」
李锐胡绩伟谴责专制
八十九岁的李锐是中共党史专家，曾任毛泽东秘书。他对亚洲周刊说：「『冰点』被停刊，完全是封杀舆论。『冰点』三月一日复刊，原来的两位负责人被迫脱离原工作岗位，事态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针对袁伟时教授的文章，新的『冰点』会以学习、研究、讨论的面目刊登批判文章。从这一事件看，原来那种查封手段没有再用。这种变化是与舆论上的广泛谴责有关的。『冰点事件』引起这么大的影响，人们对新闻控制和言论自由封锁的抗拒，还从来没有过。至于今后新闻控制和言论自由封锁会不会好转，我看不容易一下有变化。因为这样的控制已经习惯了，一党专政也惯了，不封锁新闻，他们就认为日子不好过。」
今年九月十五日将迎来九十大寿的胡绩伟，曾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他夫人狄沙在中国青年报社工作三十一年了，女儿还在中国青年报社工作。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冰点事件』是个大事，源头还是来自中宣部，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动作来得很猛烈。这一事件，发出了暴风雪天气预报，善良的人们必须警惕。这是中国箝制言论自由的新记录。李大同很杰出，很勇敢，我们在后面都赞许他。他不像十年前那些人那样软弱。事情还不会完。问题的要害是中宣部害怕，怕出事，怕不安定，怕意见不一致，现在又恢复到若干年前的老办法，不同意你的观点，就打压你。这是很蠢笨的做法，都二十一世纪了。」
律师怀激情捍卫宪法
被誉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的张思之，今年七十九岁，卢跃刚戏称他为「老顽童」，指他整天风风火火，正义激情不息。这位曾出任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的人权律师「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从法制角度看，「冰点」事件的问题症结在于，当局要求事先规定发稿内容，事后规定阅评监督，这些都是直接的行政管理，是政府的权力。现在中宣部实际上总揽了行政部门对报刊审查管理的行政权力。这就对宪法的规定不一致了，党的系统无权行使政府机关的行政权力，这不是越权了吗﹖举例说，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门，只能管党的干部，不管行政干部，能去管国务院的部门吗﹖当然背后怎么操作，那是另外一回事。现在中宣部总揽了国家新闻出版的权力，包办代替了。中宣部新闻局阅评组的做法就更恶劣了。那实际上不是阅评，而是以审（审查）代阅，以判（判定）代评，他们有所谓的阅评报告，这报告又不给当事人看，当事人根本没有发言权和申辩权。实质上阅评组操纵了生杀予夺，这就太武断了。
二月十四日，十三位「冰点」作者：崔卫平、丁东、傅国涌、贺卫方、郝建、江晓阳、刘晓峰、马少华、秦晖、童大焕、章诒和、赵牧、朱学勤，公开发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常委的公开信》。他们在信中说，这起停刊事件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们中的许多人与多数读者一样，高度评价袁伟时教授的这篇文章，也有人对袁文的论点并不完全赞成，但是坚决维护他发表文章的权利，因为袁文并未违宪违法。言论自由的基本内涵是人们有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在任何地方，如果人们只能发表「正确言论」，那么言论自由就消失了。
中宣部无权超越法律
他们认为，在一个法治国家，一个最基本的准则是所有公共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有《宪法》或法律的授权，而且要给相关当事人提供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当受到权力影响的人们认为有关决定违反了《宪法》或法律，可以提起诉讼，并且有权获得公平的审判。可是，作出本次决定的团中央宣传部和不断作出封杀传媒决策的中央宣传部，在法律上完全属于不具有法律人格的组织，它可以毫无顾忌地行使权力，然而，媒体或个人却无从提起任何法律上的质疑。不具备法律人格的组织，本身就生活在《宪法》和法律之外，这类组织言出法随，操纵着新闻机构生杀予夺大权，这就是「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北京学者丁东致力于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二十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等很多领域，开始进入依法治国的轨道，但唯有新闻出版领域没有进入依法治国的轨道。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认为哪篇文章、哪个专栏、哪张报纸、哪家杂志有问题，他们认为怎么整就怎么整，被整的一方也没有申辩的机会，这绝对不是依法治国。中宣部新闻局可以有阅评组，可以提出意见，可以严厉批评。但是，你有批评的权利，人家也应该有答辩的权利，也有反批评的权利。如果这一程序是完整的，那么还够得上是依法治国，如果这个程序是单方面的，只是主管部门单方面当裁判，裁判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也不需要讨论，这样的程序是不完整的，就够不上依法治国。
丁东说，李大同、卢跃刚都是讲道理的人，秉持的是宪法，是党章，是党内的政治生活准则，遵循的是新闻业务一般的行业规范，以此维护自己的权益。我支持他们。以往也有一些媒体受到不公正的处置，他们或者没有机会出来说话，或者说了话没有报道出去，没有引起外界的关注。这一次，李大同、卢跃刚不仅说了想说的话，而且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这是一件好事。通过他们这种申辩、与主管部门互动，有利于中国这一领域走上依法治国的轨道。赵勇被调离团中央去了河北，这与「冰点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赵勇去河北是早就决定的，欢送会在「冰点事件」以前就开过了。
被整肃者要勇于抗争
丁东说：「中宣部新闻局阅评组即使有存在的价值，也应当有所反思，由过去那种单方面的裁判改变为互动的，你可以批评别人，但也应该允许别人反批评。人家反批评如果有道理，你就可以调整自己的意见，如果你的意见不对，该做自我批评就作自我批评。如果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你要当先进文化的代表恐怕就很难了。」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主要研究领域为文艺理论和当代中国先锋文学，近来同时从事思想文化评论写作。她对亚洲周刊说：「我估计就『冰点事件』本身来说，不会有大的变化了。」「冰点事件」的整个过程，与当初《南方周末》、《新京报》等一些报刊主编被撤换相比，《南方周末》、《新京报》当时内部员工也有抗争，但这次「冰点」的抗争力度比较大，从这一角度看，「冰点」主编被撤换与以前的事件就不一样了，大家能公开表达不认同，这一空间是大家打拚出来的，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站出来承担。虽说「冰点事件」本身不是好事，但他们能有如此共识，一起做事，互相激励，这是好事，是很好的开头。
她说：「人的忍耐总会到一个限度的。知识分子除了从法制角度看问题外，我还愿意从讲道理的角度看问题。『冰点』被整肃，对新闻界是很严重的腐蚀。『冰点』无非就是说了一点真话，说了一点略有争议的话，要形成一个比较自由话语的空间，如此整肃『冰点』，就是杀鸡给猴看。」
崔卫平认为，在西方，一家传媒往往就是一个老板、一个集团，但在中国，所有的传媒就是一个老板，中宣部是唯一的老板，如此处置「冰点」，无疑是给所有的媒体警告。这是对整个新闻界的腐蚀，当然也是对读者的一个腐蚀。读者读报看新闻，媒体有一些真实的声音，有一些正义的力量，读者会感觉到还有人在说话，还会盼望报纸伸张正义。如果那些敢于讲一点真话的报纸和版面失踪了，读者就会想，连传媒都遭遇了如此不讲理的事情，那这个社会是没有讲道理的地方了。
据理抗争无关政争
崔卫平对未来的新闻改革表示不乐观，她说：「因整肃『冰点』造成的对于民族精神道德的损害，才是我真正感到忧虑的。」她说，现在很多做法真的是回到了从前那样，她常常在《新京报》上撰文，现在的尺度越来越严，一篇文章这里不能发，那里不能发，现在只是发表一些影评。对类似「冰点」这样的事件，境外媒体往往从事件背后的所谓政治博弈来分析问题，认为李大同当时有这样的专版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今天要整他的专版又是有某种政治原因。她说：「这是西方媒体的习惯性思维，我不这么看。新闻是独立于政治的，国家的新闻独立和出版自由，不应该随着红墙里的政治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境外媒体不要把红墙里的斗争来看我们的要求，不要把我们的抗争理所当然地解释为是红墙里活动的反映。」谈到中宣部阅评小组，崔卫平说：「马克思讲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是隐蔽的、软性的操纵，但中国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操纵意识形态却是公开的、硬性的。」
因言获罪而五次入狱的学者傅国涌，长年来致力于时评、评传、历史随笔写作，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中国新闻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
理性抗争最值得称许
傅国涌对亚洲周刊说，「冰点事件」的发展，还要看三月一日「冰点」复刊后的新版面，不是面目全非，这是人们的一种期待。中宣部整顿「冰点」周刊，是对中国新闻界的打压，显然延续了一贯压制的作风，而不是开放舆论，只是杀鸡儆猴的动作。周刊的主要编辑李大同、卢跃刚与中国大陆一般新闻人不同的是，他们有骨气，敢于公开表达自己与上司不一样的看法，这种表率，对中国大陆千千万万新闻从业人作出了示范：身处二十一世纪新时代，中国的编辑、记者面对违反新闻自由的举动，他们可以采取公开的理性的和平的抗争。这种选择表明，李大同、卢跃刚代表的中年一代报人，回到了中国百年新闻史中他们的前辈自由主义新闻人相同的轨道上。
傅国涌说：「我对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新闻史上的先辈，如邵飘萍、储安平这些人物深表敬佩。他们开创的传统在中国大陆中断已久，有半个世纪的中断。我发现这么一个现象，远的不说，就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现在这十年。」他举例说，一九九六年，着名的《东方》杂志被整肃，有内部抗争，总编辑和同事们不断给有关部门写信申诉，要求复刊，但没有公开抗争﹔一九九九年，着名的思想文化期刊《方法》被整肃，新闻人虽一再要求复刊，但也没有公开的抗争﹔二零零一年，广东的《南方周末》、长沙的《书屋》杂志遭到与「冰点」相同的命运，主编被撤换，刊物受整顿，武汉的《今日名流》杂志被停刊，当时出现中国知识界一阵小规模的抗议，四十多学者在网上以每人心中一句话的形式，表达了对这些报刊的主编们的敬意，同时表达了对中国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看法……今天的「冰点事件」出现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是十年来不曾有过的状态。
网站言论早失去自由
傅国涌说，社会变了，人变了，然而那种僵化的、保守的新闻管制的那种体制没有变，权力体制没有变，但体制所面临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傅国涌说，当前中宣部对网络的控制相当严，可以说基本上已经没有网站值得看了。我们这些人已经不再上网站了，因为没有什么网值得一看了，能看的都已经被封了，我们认同的、值得一看的都消逝了，过去有「思想的境界」、「天涯之声」，后来有「学而思」，二零零五年夏天「燕南网」被关闭。中宣部对网络媒体的管制与平面媒体一样。中宣部长期来的管理体制没有丝毫变化，整个的权力体制还是几十年前那一套，依然与毛泽东时期一样。从根本上说，还是金字塔式的，高度集中的寡头的，甚至是一个人的控制方式，这没有变化，变化的是经济、社会层面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认为，「冰点事件」的发展，从长远看目前还很难估量。中国新闻人对权力的抗争，从国内到海外激起强烈反响。这种状态是长期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这些年，在中宣部一次次整肃下，「冰点」依然坚持追求新闻本身的目标和新闻理念，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新闻媒体中仅存的如此坚持而具有影响力的传媒，《中国经济时报》也办得不错。这是读者希望的火种，却被一脚踩灭，于是激起愤怒。《南方周末》也曾经是一份好报纸，现在等同「死」了。老作者都不再买这份报纸、读这份报纸。这些年来，中国新闻领域，在二零零三年出现过一段短暂的「小阳春」，即三至六月，那是非典（沙士）事件和孙志刚事件前后，人们翘首期盼新闻领域的春天来临。谁知，七月以后，媒体又重新受到越来越强的控制，处处封杀，尸横遍野。人们恐惧的心灵里在问：这是为什么﹖
贺卫方说：「中宣部新闻局阅评小组的管理体制和手段本身就是非法的。一个小组就掌控全国所有传媒的生死予夺的权力。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快，他们却背道而驰，越走越远。」
知识界应站出来说话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副教授焦国标撰写的《讨伐中宣部》，在海内外掀起大波澜，前不久他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控制体系》长文，「冰点事件」后又发表《合剿中宣部》、《刮掉中宣部这个怪胎》。二月二十五日，他以国际笔会下属分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身份前往日本考察动身前夕，接受亚洲周刊访问。他说，李大同、卢跃刚代表的是对新闻自由的追求，代表的是知识界一种共同的诉求。中国大学有六百多家新闻传播院、系、专业，新闻传播学教授、副教授起码好几千，面对中国新闻界这么大的事，面对新闻自由的逆流，应该站出来说话。焦国标说，「冰点事件」作为一个个案，对宣传部门以后类似的做法会有个制约。他说，新闻局阅评组简直无法无天，权力和责任完全不对称，要你死就死，要你活就活，地方官员还要考虑自己的责任，这阅评组竟然不需要负责任，如此肆无忌惮。中央高层也会看到这个惹是生非的环节要有所收敛才对。共产党也有自己的规矩，这阅评组只是个临时机构，不是在编单位，竟然可以决定一家党报的生死存亡。这一事件有它的积极意义，提醒了中南海，这个小小阅评组弄得不好，会牵动整个大局，影响社会和谐。
一些学者指出，中宣部新闻局阅评组应该废除，如果不便废除的话，也应该改革。阅评组大多是退休的人士组成，如果要以阅评组这样的方式管制新闻出版，那这样的阅评组应该「掺砂子」，请一些专家和学者参与，如传媒学的专家、新闻法的专家、知识产权的学者、资深记者、老报人。如果认为哪家报纸出了政治问题，也应该允许给予申辩的机会和权利，现在这样的「缺席审判」是肯定令人不服的。
□ 《亚洲周刊》二○○六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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