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呼“自由的威胁”、拒绝“权力的威胁”

作者：陈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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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要做自主独立的人，还是要做被捆绑宰割的奴隶？人是承受“自由的威胁”，还是接受“权力的威胁”？二者必居其一。

稍有理性的人会这样回答：“我愿自由而有危险，但不愿安稳而受奴役”。接受自由的威胁我们被表征为是自由人，接受权力的威胁我们便被降为奴才。做自由人意味着有选择，有选择就有责任，有责任就要承担随之而来的危险。奴隶没有选择，也不必承担责任，似乎它得到了安稳。但是，人不面对“自由的危险”就要接受“权力的威胁”。

人总是在两难选择之中的，要逃避选择并非明智之举，人就应该勇敢地迎接自由的危险，拒绝权力的胁迫。尽管铁笼子里的生活安稳，人却不能够用自由为代价去换取铁笼子里动物般饱食的生活。

欢呼“自由”。自由的威胁不仅铸造了独立自主、有远见卓识、有创造性的人，而且建构了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拒绝“权力”。权力的威胁栽培了奴才，禁锢了人类社会的活力和创造性精神，僵化了一个奴性与官僚共存的社会。

在自由与权力之间，不存在平等互补的关系，也不存在对称结构的关系，更不适用辩证法的解释。自由与权力之间，是一个主次从属的关系。如果要构建民主法治的社会，唯有自由的威胁才能胜任，而要建立一个权威主义的奴役社会，则依靠权力的重锤。

民主制度是冲突引发的偶然结果的制度。而制造冲突、承认冲突，包括接受自由的危险正是自由的品质。自由天然的丽质就是多样性、多元性、异质性。既然是多样、多元、异质的就意味着冲突和对抗的合理性。有冲突就意示着有危机，有对抗就意味着有疑难。解决了危机、疑难则是人类社会的活力之所在。权力则不是这样，权力要消灭冲突，压制冲突，否定冲突的合理性。当然在权力之下也就没有多样性、多元性、异质性。权力不承认对抗的合理性，当然也就要想方设法地镇压对抗的一方。

因此，我们质疑在中共一党专政下建立的民主法治有几许可能性。

首先，我们世人应当明白，民主政体是自由开拓出来的果实，绝不是由权力销售的产品。民主法治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是针对权力的扩张，限制权力，保障自由的手段。民主法治是一种游戏规则，其作用就是驱逐权力的专横独断。如果要依靠权力推广民主法治，其结果不但使民主法治的功能丧失，权力反而借民主法治的虚名继续扩大权力，侵犯权利。

其次，自由的建构理路是从下到上的，权力的思路则是从上而下。一个大厦要建在牢固的基石上，依自然规律而行，尊重自然法则。国家、社会、个人。个人是最基础的。依靠每一个个体的力量，充分发挥每一个个体的能动性建构的社会秩序才是最稳定的。而中共靠国家权力至上而下建设大厦，不打牢地桩，不浇灌地基，拒绝社会各成员参与，不考虑一个公民社会的长存才是最值得努力的，仅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党天下”，这不啻于在沙滩上建大厦式的建“豆腐渣工程”，尽管如“阿房宫”一样宏伟壮观，仍易于毁于一旦。稳定的社会，依赖于公民自组织的能力形成经纬交织的结构状才具有抗震的功能。靠权力、“红头文件”来布置的社会则只有垂直的经线，当然是经不住风吹浪打的震动。

其三，权力是以武力征服，以强力服人，推行的是丛林中禽兽的行为准则。在强力之下，仅有恐惧、惊慌失措、胆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和麻木被动的肉体的存在。依靠一堆堆无灵魂、无独立主见的肉体能建构出高度文明的民主法治社会吗？所以，应当驱逐权力，激发起人们的自由精神。自由是以理性来折服人的。自由促发冲突、尊重冲突，以平等对待冲突的“和平、非暴力、合理、合法”的原则来化解冲突。在自由之下，自由的人“不得不”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负责任的精神，坚定的立场，积极主动的投身热忱和冷静的聪明才智来对付面临的冲突。“不得不”，完全是一种偶然的，“自生自发”的禀性。民主制度的建构就需要这种禀性。否则，“人民代表”就必然会成为“橡皮图章”、“举手表决的机械手”、“跟屁虫”，各民主党派只是“应声虫”。

其四，中国传统文化是强调把“秩序”、“稳定”放在首位的权威主义文化，所谓“君君臣臣”、“修、齐、治、平”、“天降大任”，其核心思想就在于建立“稳定的秩序”。“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充满了血腥味和野蛮行事的意思。这里面根本没有尊重人，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思考。对“秩序”、“稳定”的过多关心，多来自于守旧的既得利益者的思虑。因此，追求秩序与稳定为目标的政体，必定是奴役的政体。民主法治则与传统文化不同，它必须反对权威主义文化，提倡个人主义文化。“将军成名，白骨堆”；同样，制造一个权威，制造一个毛泽东式的“神”，千百亿的人则要以愚昧、被奴化为代价。民主法治的目标不是为了稳定的秩序，而是为了捍卫自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把维护个人自由权的问题放在首位，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建构高度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显然不可能。中共要从传统文化的“废都”中打凿“秩序”、“稳定”、“和谐”的干井，而拒绝打“自由”、“民主”、“人权”的水井，显然是煞费苦心。

和谐首先是承认“不同”、对立面、异质事实存在的合理性。权力的属性则是要消灭异己。个人自由的人权观与传统的“家文化”无干。“秩序”、“稳定”则与“家文化”有缘。我们不相信仅凭权力一维的功能能够建立起正当的、合法的秩序。我们绝拒由权力来保持，即实施“国家恐怖主义”来建立的“高度稳定”的军警国家。在一个警匪行为猖獗的国家，决不会有民主、法治、和谐的社会出现，只会有暴政、胁迫、剥夺、冤假错案和政治迫害。唯有在自由的阳光下，正义、公平、民主、法治、和谐的盛景才能出现。

权力是个恶，这是自由之人必须面对的一种悖论存在方式。就如同人存在于“原罪”当中，并不因“原罪”而遭到抛弃一样。自由因权力的存在而显得可贵，人因“原罪”的认识而积极向上。对于人来说，重要的问题是在于人能够认识到自由与权力抗争的窘境产生的价值。权力存在的价值在于：一方面权力在警示世人，你不争取自由，你就要受奴役；那里自由精神薄弱，那里的奴性就强。自由与权力始终在对抗。另一方面，如果权力消失了，权力丧失了对过分自由的干预，自由也会死亡于“无政府”状态中。

针对权力的警示，自由也当做出两方面的回应：一方面，为了避免权力的威胁，一切热爱自由的人们当团结起来拒绝权力的威胁，反对中央集权，反对“党天下”和以一维统治社稷的格局，对绝对的权力进行横向纵向的分割制衡。建立经纬纵横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权力的存在当以保护公民的自由为必要。鉴于权力本质恶的危险，必须根除“官本位”权威主义的渊薮，确立以保障公民自由权的权力功能观。如果对自由无益，权力不当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