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史实辨析

1920年2月中旬，李大钊为陈独秀避免再遭拘捕的危险，亲自护送陈独秀化装离开北京，乘骡车去天津转赴上海，返回了相对安全的南方；据说，在由北京去天津途中，两人共同商议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大计，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对李大钊当年护送陈独秀出险的这段经历，多年来记述不一，特别是这一情节被写入影视作品以后，似乎就更加“离奇”了。笔者认为，只要对一些史料认真加以辨析，并不难搞清这段史实。

长期以来，关于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的经过，史料依据主要是当时与陈独秀、李大钊关系都相当密切的高一涵（时任北京大学主事编译工作的教员）于1963年10月写的《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一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据高一涵在这篇文章中回忆，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陈独秀，1919年9月16日被保释出狱后，“仍住在北京北池子寓所”，只是“已辞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后来，“他因有事去上海，回北京时，应湖北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取道武汉，做了一次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他讲演的重点，用大字刊出。北洋政府看到这些报纸，才知道他已出北京。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等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高一涵忆道：“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后来每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

高一涵的这段回忆，大体是真实的，多年来被广泛引述；但他的回忆，并非没有可细辨之处，如他所说的“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等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就同胡适在20世纪50年代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部作的口述回忆有很大出路。《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的《陈独秀入狱的经过》一节是这样追述的：


独秀出狱之后，仍在北京居住。不幸于 1919年底和 1920 年初，他又出了事。

那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我去做几次学术讲演，但是我无法分身，因为杜威教授那时也在北京讲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译；所以我转荐独秀前往。对方表示欢迎，所以陈君乃于1920年1 月代我去武汉一行。

讲演完毕，陈氏乃和武汉地区的几位大学校长（尤其武昌城内的几所私立大学）同车返京。这几位校长——特别是一所教会主办的“文华大学”和一所国人私立的“中华大学”的当局们都受了北大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想到北京来物色几位教授〔新文化的〕师资。

独秀返京之后正预备写几封请柬，约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晤面一叙。谁知正当他在写请帖的时候，忽然外面有人敲门，原来是位警察。

“陈独秀先生在家吗？”警察问他。

“在家，在家。我就是陈独秀。”独秀的回答倒使那位警察大吃一惊。他说现在一些反动的报纸曾报导陈独秀昨天还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所以警察局派他来看看陈独秀先生是否还在家中。

独秀说，“我是在家中呀！”但是那位警察说，“陈先生，您是刚被保释出狱的。根据法律规定，您如离开北京，您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

“我知道！我知道！”独秀说。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名片呢？”

独秀当然唯命是听；那位警察便拿着名片走了。独秀知道大事不好。那位警察一定又会回来找麻烦的。所以他的请帖也就不写了；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里来。警察局当然知道陈君和我的关系，所以他在我的家里是躲不住的。因而他又跑到李大钊家里去。

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只好一连两三天在他门口巡逻，等他回来。〔陈独秀知道家是回不成了，〕他乃和李大钊一起离开了北京，从此便一去不复返了。

他二人离开北京之后，〔为避免追捕人的跟踪，〕乃故意向北方逃去，躲在离滦州不远的李大钊的老家乐亭县。住了几天之后〔风声渐息〕，他二人乃乘车南下去上海……


胡适的回忆同样也真而且真。比较而言，关于陈独秀刚刚回京一段，胡适的回忆显得比较贴近当时的实际情况。高一涵所云“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等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细细推敲，是有语焉不详之处的。“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等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当是“派一个警察”到陈独秀寓所查询之后的举动，而且应是胡适所说的“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只好一连两三天在他门口巡逻，等他回来”，当非陈独秀尚未回京，“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等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至于高一涵说“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说得就似乎太含糊了。“派人”，“派”的何“人”，完全可以交代清楚，此处并未指明，颇有虚拟的味道；按当时同陈独秀的关系，若知陈独秀回京有被捕的危险，高一涵本人和李大钊，都应亲自到“西车站”去接陈独秀，是不必“派人”的。再者，高一涵、李大钊等人当时也并不可能知道陈独秀哪天回到北京，何以去接？唐宝林、林茂生主编的《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在引述高一涵的这段回忆时，把“派人”删去，说“但陈在返京抵西车站时，就有李大钊、高一涵把他接到王星拱家暂避”（《陈独秀年谱》第113页），则更令人莫名其妙；要知道，高一涵本人在《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一文中并没说过他和李大钊在陈独秀返京抵西车站时，把陈独秀亲自“接到王星拱家暂避”。陈独秀返回北京，在寓所受到警察查询的情况，从当时陈独秀的行踪看，胡适的回忆是比较真实的。陈独秀约在1920年1月28日秘密离开北京南下，他先去的是上海，隔几日由上海转行至武汉。他到达上海的日期是1月29日。他之所以借应邀到武汉作学术演讲的机会赴上海一行，主要是应西南大学筹办员汪精卫、章士钊之约，共商拟将校址设在上海租界的西南大学的筹办事宜（是月初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拨款100万元筹办西南大学，负责筹办的汪精卫、章士钊等人迭次函邀陈独秀亦当筹办员，到上海商议有关筹办问题）。陈独秀在上海与汪精卫、章士钊等人会面，商议了筹办西南大学的一些事情以后，是于2月2日乘“大通”轮离开上海顺长江水路转行武汉的。2月4日下午，他冒雪抵达汉口，受到武汉学联和文华大学协进会代表的迎接；是晚，留宿在文华大学，备受款待。2月5日下午，他参加了武汉学联和文华大学协进会在文华大学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会上发表了提出消灭私有财产制主张的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6日上午，他又应邀参加文华大学毕业典礼，即席发表了《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说。2月7日上午，陈独秀应汉口青年会会长彭厚斋邀请，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之精神》；演讲之后，同湖北省议员刘俊夫等交谈对教育的意见。据《陈独秀年谱》记载，2月7日下午，陈独秀又应邀参加堤口下段保安会召开的欢迎大会，并发表演讲，会后又参加一个小型讨论会；晚7时，他赴普海楼，参加武昌学界周春熙等人为他举办的宴会，宴会毕即直去大智门乘火车北归。也就是说，陈独秀是2月7日夜间乘火车离开武汉返京的，回到北京的时间当为2月8日。

查当时报道陈独秀武汉之行的报纸，最先“用大字刊出”陈独秀演讲重点的是1920年2月7日的《国民新报》，继之者有1920年2月9日的《汉口新闻报》；也就是说，陈独秀离开武汉那天，《国民新报》才率先发表有关报道。2月7日的《国民新报》送到北京，最快也得2月8日，很可能得到2月9日。不管是2月8日，或是2月9日，北洋军阀政府的人通过《国民新报》发表的消息发现陈独秀去了武汉，派警察去陈独秀的寓所查询陈独秀的行踪，都恰是陈独秀刚刚从武汉回到北京之际。当时，警察询问在武汉演讲的情况，陈独秀意识到自己的武汉之行要有麻烦，赶紧离家出走，正在情理之中。陈独秀由武汉返回北京时，警察厅刚刚从2月7日的《国民新报》上获悉陈独秀去武汉的消息，何以有高一涵等人“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之举？高一涵此处的回忆，显然是不那么真实的，颇有虚拟之嫌。实际上，高一涵在李大钊就义不久并不是这样回忆的，他在汉口1927年5月23日出版的第60号《中央副刊》（当年3月创刊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的《李大钊同志略传》是这样说的：“陈独秀先生……出狱后潜离京赴上海，由上海至武昌讲演，折回北京。甫至京二小时，即被警察追踪而至。陈逃至北大教授王星拱宅，与守常偕乘驴车由通州至乐平。守常割去胡须，戴上瓜皮小帽，手攥旱烟袋，盘膝坐车上，独秀着王宅厨役油背心，望之俨然两商人也。沿途因守常操北音，故无人盘问，而安然脱险矣。”明显，他那时的记述是比较真实的。事实大体是，陈独秀刚刚由武汉回到北京有两个小时，警察就上门来查问，根本没有任何人到西车站去接陈独秀；陈独秀也不是被人接到王星拱家的，而是“逃至北大教授王星拱宅”的。文中所说“乐平”可能是“乐亭”的笔误，很可能李、陈二人离京时是说去“乐亭”。相对讲，高一涵的这段回忆基本没有什么误差。另外，当时在北京大学执教的马叙伦在《石屋余沈》（上海书店1984年11月第1版）也有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的回忆：“往在北平，中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自上海来，住东城脚下福建司胡同刘叔雅家。一日晚饭后，余忽得有捕独秀讯，且期在今晚。自余家至福建司胡同，可十余里，急切无以相告。乃借电话机语沈士远，士远时寓什方院，距叔雅家较近。然无以措词，仓卒语以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盖不得披露独秀姓名也。时余与士远皆任北京大学教授，而独秀曾任文学院院长。故士远往告独秀，即时逸避。翌晨由李守常乔装乡老，独秀为病者，乘骡车出德胜门离平。”马叙伦的回忆似乎表明，陈独秀当时可能曾躲居在福建司胡同刘叔雅家；而马叙伦也是关心陈独秀的安危者之一。

胡适回忆，陈独秀“知道大事不好”，先跑到他家，后又去了李大钊家，很可能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不过，有一点应当指出的是，当时“李大钊家”并不在北京。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和两个儿女是在1918年暑假以后来到北京，在宣武门外回回营3号租了一所住宅，和李大钊一起居住的；但1919年暑假，有孕在身的赵纫兰带着儿女随李大钊返回乐亭县大黑坨村老家后，在秋季北京大学开学时并没有再回北京，直至1920年9月才又在北京重新安家。也就是说，当时李大钊在北京已没了“家”（在回回营3号所租的房屋已经闲置起来，并转让自己的同乡好友白眉初购置）。陈独秀从“躲不住”的胡适家出来，不是去了“李大钊家”，而是去找在北京独居，或与高一涵合居的李大钊。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和高一涵把他“藏”到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家“暂避一避”，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关于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的过程，高一涵的回忆是比较准确的，而胡适的回忆多是听说，或是猜测了。胡适以为李大钊带陈独秀离京，是去了李大钊的老家乐亭，是在乐亭躲了几天，又一起去了上海，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李大钊和胡适都扮成了下乡要帐的商人，雇骡车公路由通州方向去了天津；陈独秀到天津后改乘轮船或火车去了上海，这大约是2月11日左右的事。

当时李大钊、陈独秀到达天津的情况，章志的回忆文章《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曾经提及：“我于1919年9月开始担任北京《晨报》及上海《时事新报》驻津特派员职务，采访新闻寄到该两报发表，借此机会宣传天津新文化运动情况。因为执笔不慎，得罪了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及南开同学，于1920年1月间被迫离校，搬到姜先生家中暂住。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同志，还有一位无政府主义同志（山西人，姓名已忘）正当那时由京来津。这位山西同志也借住姜先生家中，陈独秀先生在租界客栈里，李大钊同志住河北大马路日纬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间，李、姜、山西同志、南开胡维宪同学连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中集会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载‘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未然。他立刻搭车回京，我与姜先生及山西同志搭津浦车去上海转福建漳州从事新文化工作。陈独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张静如、马模贞等所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章志文章中所说的“山西同志”是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是在天津居住的北京大学俄籍教员鲍立维（当时为共产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李大钊等人去鲍立维家，大约是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到达天津以后第二天的事；这时陈独秀已经离开天津去了上海，也就是说，陈独秀在“租界客栈”住了一宿就走了。陈独秀由天津转行上海，高一涵回忆是“坐船”走的，而陈独秀自己说是坐的火车。据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有关注释，汪原放在《亚东六十年》（手稿）中曾说，陈独秀到上海后患感冒住院，汪孟郊前往探望，陈独秀说当时是李大钊把他送上火车，他再回北京的。另据陈独秀1920年3月3日给胡适的信，说他是在2月12日到达上海的，到上海后下榻惠中旅舍，生病五六日。而1920年2月23日《民国日报》云陈独秀是在是年2月19日抵达上海的；2月19日是那一年的农历除夕，若是农历除夕到达上海，则坐船走海路的可能性为大，但显然应以陈独秀自己的说法为准（是年2月19日很可能是陈独秀生病五六日之后露面的时间）。李大钊送走陈独秀后，是又返回了北京，还是由天津直接回了家乡，或是回京一趟，又由北京返回家乡过年的，已弄不太清了。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到达天津时，已是农历小年前夕（是年2月12日为腊月廿三），他很可能由天津直接回了家乡；不然，胡适不会说他带着陈独秀去了乐亭，又一同去了上海。近些年发现的李大钊致周作人的一封信，涉及到了当时李大钊的行踪。李大钊在信中回答周作人询问陈独秀在上海的地址时云：“前次你给我写信，问仲甫的通信处，我那时亦跑在昌黎山中去了，所以未曾答你。今天接他的信，知道他已回沪，仍住渔阳里二号，有稿即寄这个地方罢。”这似表明，李大钊在送走陈独秀后，很可能直接由天津返回了家乡，在昌黎下火车后，曾到“昌黎山中”冬游。

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是否商议了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高一涵和胡适等人的回忆并未涉及；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出版的《李大钊传》在记述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时，加有一句：“……路上，大钊同志也与他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李大钊年谱》（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据此记“他们在路上曾讨论了在中国建党的问题。”致使“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

最后，笔者想指出的是，近些年所拍的一些影视作品，描绘赵纫兰当时正在北京，也为陈独秀遇险担忧等等，都不是真实的；特别是有的影视作品，把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天津，拍成李大钊亲自赶着骡车，更不真实。李大钊虽然自幼在北方农村长大，但他从小主要是读书求学，并没有怎么干过农活，他是不可能会赶车的；特别是赶车走一二百里，那得很熟练的车把式才行（况且“车”从何来）。让李大钊“赶车”，是对李大钊形象的曲解，或曰是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