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不清的黑白两道
但凡在讲究手腕平衡的官场上做公的人，倘若吃不透黑白两道骨子里的那些奥妙，便很难与各种艰涩的江湖势力打交道。这也是重要的江湖规则之一。
在《水浒》中，所谓的黑白两道，我觉得主要应该是指主流社会与叛逆群体这两大比较笼统的社会集团的对立与统一。前者是以另类诡谲莫测的所谓江湖作为潜伏的境区的，它的特征是隐秘和分散。后者则以引领主流社会的官府为主导。
比如像郓城县富户出身的“美髯公”朱仝，还有铁匠出身的“插翅虎”雷横，原来分别是郓城县两个耿直而且敬业的都头，专管维持一方治安，擒拿贼盗等。他们尽忠尽责，至少在表面上不越规矩，也不图甚么大的发达。
他们甚至连妻儿都没有。他们在出场的时候，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虽然有一身足以威霸一方的好功夫，却也只能管治一个小地方的治安工作。但是他们心满意足。他们在地方上，都算是相当有面子的人了，像晁盖跟宋江这样在江湖上名头甚大的人物，都跟他们有着深情厚谊，平时来往频繁。
《水浒》似乎就是为人材辈出的郓城县设计的。但施耐庵却可能不是山东人，其中奥妙，则在文章之外。
这个时候，朱仝跟雷横吃的都是所谓白道上的饭，他们一个是马军都头，一个是步军都头。然而，他们的工作对象，却是难缠的黑道人物。他们洞悉黑道上的种种游戏规则，也知道黑道上的人物，随时足以打碎他们的饭碗。按理说，他们的职责应该是黑白分明的。
然而，江湖总是充满危险的，它变幻莫测，像个无底洞，白道上的人物，稍有不慎，就会堕落其中。
朱仝跟雷横两人都是相当仗义的人，朱仝的偶像显然是关公，他一边捋摸着像关公一样长长的胡须，一边把自己假设成“华容道”上讲情义的关羽，他先后让晁盖、宋江两个大罪犯从他眼皮底下落荒而逃。
他的这种做法，很难说是为自己的将来留下后路，而可能纯粹是出于义气。
那善于跳跃的“插翅虎”雷横一出场，就逮住了红头发的流浪汉刘唐。这是黑白两道的直接冲突。雷横的形象一开始就有些不太光彩。本来雷横应该带着刘唐去送官的，但是碍于晁盖的面子，他只好将刘唐放了。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黑白两道的妥协。而妥协的着力点，自然又在于一个“义”字。
“义”字使黑白两道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它冲淡了白道中最重要的游戏规则：法理。
本来，以朱仝跟雷横的身份，只要依照白道的法则办事，他们和黑道是可以轻易地错身而过的，但是，他们可能早就感染上了“义”字的病毒，因此，当生辰纲之公案暴露的时候，他们命中注定地就要从白道转到黑道了。这是水浒布置的一个游戏规则。他们两人，先是放走了晁盖，后来又放走了宋江，再后来，朱仝又冒死放走了雷横。这些，都是那个举足轻重的“义”字在作怪。
单从主流社会法理的角度来看，充满深情厚谊的“义”字，是非常可怕的威胁力量。它甚至可以将貌似神圣，坚如磐石的法则，剥蚀得一文不值。但是，当必要的时候，主流社会本身对“义”的存在，也多是持默许甚至是鼓励的态度的。
在中国历史上，黑白两道其实是相辅相成，互为转换的，原因就在于所谓的“义”字是辩证的。因此，黑的可以被说成是白的，白的也未尝不能被说成是黑的。
我们可以将这套法则，称为“义理”。在“义理”面前，我们津津乐道的“法理”本身，其实也就是一种假设而已。
就像法理是对黑道上的游戏规则的宣判一样，我们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义理也很有可能成为主流社会任何法理的终结者。而当它的力量与所谓的民主结合在一起时，恐怖的意义，将让人不寒而栗。
朱仝与雷横两人之所以徜徉于黑白两道之间，原因就在于他们信奉与执行的是两个不同的、举足轻重的游戏规则。他们所信奉的那一套义理，其实却是法理。世人都知道黑白分明，但那“义”字，就像水银一样，只要漫向哪一方，那么另一方就要失重了。
很显然，义理动摇了对法理价值观模棱两可的主流社会执法者的信念。细细探究起来，在中国，其实严酷的法理的筋脉，令人惊异的却正是富有弹性的义理！
因此，执法者倘若勘不透这“义理”两字，他就将一事无成，甚至身败名裂。
在暗助晁盖和宋江出逃的时候，朱仝与雷横所代表的法理的尊严，开始悄悄地向“义理”方面倾斜了。
这时候，他们与其说是在冒险，不如说是在寻求一种新的希望，新的游戏规则。他们两人所维护的最高的尊严，其实都在破绽百出的暗示中出入了。
我觉得，他们早已从森严的法理中，窥透了主流社会网络的种种破绽。从他们的作为中，可以看出主流社会的法理，是多么的脆弱！
我们由此再深究，在以“义理”作为一种潜藏的深层基础的社会结构中，那种薄如蝉翼的法理的作用，真的能施展开来吗？当执法者本身就不把法理当作是一回事的时候，那么，法理就很有可能被种种非理性的游戏规则所取代。正所谓盗亦有道。因此，正统的也就未必就是合理的了。
说白了，在中国，在“义”字当头的文化积重形态下，任何缜密的法理，都可能是破绽百出的。以“义理”作为文化精髓的中国人，实际上从骨子里就是排斥法理的。这一点，可以从朱仝和雷横身上看得出来。
因此，在施耐庵的创作意识中，梁山泊对主流社会法理的反叛，实际上也就是偷天换日、移形换位而已。反叛者后来又重归于主流社会，也正是在所谓“义理”的名义条件下，对法理的一种妥协方式，而不纯粹是为了利益的均衡。
从招安的角度来看，黑道所奉行的最高准则，其实也就是白道那一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在梁山好汉们眼里，皇帝是凝聚着法理与义理的最高权威和最后的裁决者，只有他，才能把黑白两道摆平！
但凡在讲究手腕平衡的官场上做公的人，倘若吃不透黑白两道骨子里的那些奥妙，便很难与各种艰涩的江湖势力打交道。这也是重要的江湖规则之一。
在《水浒》中，所谓的黑白两道，我觉得主要应该是指主流社会与叛逆群体这两大比较笼统的社会集团的对立与统一。前者是以另类诡谲莫测的所谓江湖作为潜伏的境区的，它的特征是隐秘和分散。后者则以引领主流社会的官府为主导。
比如像郓城县富户出身的“美髯公”朱仝，还有铁匠出身的“插翅虎”雷横，原来分别是郓城县两个耿直而且敬业的都头，专管维持一方治安，擒拿贼盗等。他们尽忠尽责，至少在表面上不越规矩，也不图甚么大的发达。
他们甚至连妻儿都没有。他们在出场的时候，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虽然有一身足以威霸一方的好功夫，却也只能管治一个小地方的治安工作。但是他们心满意足。他们在地方上，都算是相当有面子的人了，像晁盖跟宋江这样在江湖上名头甚大的人物，都跟他们有着深情厚谊，平时来往频繁。
《水浒》似乎就是为人材辈出的郓城县设计的。但施耐庵却可能不是山东人，其中奥妙，则在文章之外。
这个时候，朱仝跟雷横吃的都是所谓白道上的饭，他们一个是马军都头，一个是步军都头。然而，他们的工作对象，却是难缠的黑道人物。他们洞悉黑道上的种种游戏规则，也知道黑道上的人物，随时足以打碎他们的饭碗。按理说，他们的职责应该是黑白分明的。
然而，江湖总是充满危险的，它变幻莫测，像个无底洞，白道上的人物，稍有不慎，就会堕落其中。
朱仝跟雷横两人都是相当仗义的人，朱仝的偶像显然是关公，他一边捋摸着像关公一样长长的胡须，一边把自己假设成“华容道”上讲情义的关羽，他先后让晁盖、宋江两个大罪犯从他眼皮底下落荒而逃。
他的这种做法，很难说是为自己的将来留下后路，而可能纯粹是出于义气。
那善于跳跃的“插翅虎”雷横一出场，就逮住了红头发的流浪汉刘唐。这是黑白两道的直接冲突。雷横的形象一开始就有些不太光彩。本来雷横应该带着刘唐去送官的，但是碍于晁盖的面子，他只好将刘唐放了。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黑白两道的妥协。而妥协的着力点，自然又在于一个“义”字。
“义”字使黑白两道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它冲淡了白道中最重要的游戏规则：法理。
本来，以朱仝跟雷横的身份，只要依照白道的法则办事，他们和黑道是可以轻易地错身而过的，但是，他们可能早就感染上了“义”字的病毒，因此，当生辰纲之公案暴露的时候，他们命中注定地就要从白道转到黑道了。这是水浒布置的一个游戏规则。他们两人，先是放走了晁盖，后来又放走了宋江，再后来，朱仝又冒死放走了雷横。这些，都是那个举足轻重的“义”字在作怪。
单从主流社会法理的角度来看，充满深情厚谊的“义”字，是非常可怕的威胁力量。它甚至可以将貌似神圣，坚如磐石的法则，剥蚀得一文不值。但是，当必要的时候，主流社会本身对“义”的存在，也多是持默许甚至是鼓励的态度的。
在中国历史上，黑白两道其实是相辅相成，互为转换的，原因就在于所谓的“义”字是辩证的。因此，黑的可以被说成是白的，白的也未尝不能被说成是黑的。
我们可以将这套法则，称为“义理”。在“义理”面前，我们津津乐道的“法理”本身，其实也就是一种假设而已。
就像法理是对黑道上的游戏规则的宣判一样，我们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义理也很有可能成为主流社会任何法理的终结者。而当它的力量与所谓的民主结合在一起时，恐怖的意义，将让人不寒而栗。
朱仝与雷横两人之所以徜徉于黑白两道之间，原因就在于他们信奉与执行的是两个不同的、举足轻重的游戏规则。他们所信奉的那一套义理，其实却是法理。世人都知道黑白分明，但那“义”字，就像水银一样，只要漫向哪一方，那么另一方就要失重了。
很显然，义理动摇了对法理价值观模棱两可的主流社会执法者的信念。细细探究起来，在中国，其实严酷的法理的筋脉，令人惊异的却正是富有弹性的义理！
因此，执法者倘若勘不透这“义理”两字，他就将一事无成，甚至身败名裂。
在暗助晁盖和宋江出逃的时候，朱仝与雷横所代表的法理的尊严，开始悄悄地向“义理”方面倾斜了。
这时候，他们与其说是在冒险，不如说是在寻求一种新的希望，新的游戏规则。他们两人所维护的最高的尊严，其实都在破绽百出的暗示中出入了。
我觉得，他们早已从森严的法理中，窥透了主流社会网络的种种破绽。从他们的作为中，可以看出主流社会的法理，是多么的脆弱！
我们由此再深究，在以“义理”作为一种潜藏的深层基础的社会结构中，那种薄如蝉翼的法理的作用，真的能施展开来吗？当执法者本身就不把法理当作是一回事的时候，那么，法理就很有可能被种种非理性的游戏规则所取代。正所谓盗亦有道。因此，正统的也就未必就是合理的了。
说白了，在中国，在“义”字当头的文化积重形态下，任何缜密的法理，都可能是破绽百出的。以“义理”作为文化精髓的中国人，实际上从骨子里就是排斥法理的。这一点，可以从朱仝和雷横身上看得出来。
因此，在施耐庵的创作意识中，梁山泊对主流社会法理的反叛，实际上也就是偷天换日、移形换位而已。反叛者后来又重归于主流社会，也正是在所谓“义理”的名义条件下，对法理的一种妥协方式，而不纯粹是为了利益的均衡。
从招安的角度来看，黑道所奉行的最高准则，其实也就是白道那一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在梁山好汉们眼里，皇帝是凝聚着法理与义理的最高权威和最后的裁决者，只有他，才能把黑白两道摆平！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