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帖子贴的天津五大道最佳游览路线，居然发现这个路线跟小时候陪爸妈散步的路线非常接近，勾起了不少回忆和感慨。楼下帖的路线，基本上是在五大道的东头转，其实那个区域最舒服的时候，是傍晚，最好的地段，也不是在那里，而是沿中间的睦南道或者大理道，从民园到昆明路这一段走走，很幽静，那里没有公共汽车，据说就是为了避免嘈杂(嗯，唯一例外是小时候有一度26路汽车是沿着大理道开的，后来改道了)。
从小到大基本就没离开过这个区域：76年地震的时候，我刚记事不久，住在马场道，家里临建棚就搭在旁边22中操场上，还记得余震来的时候，看着旁边一栋大楼的断壁在那里摇晃。幼儿园在重庆道民园体育场旁边的长沙路上。小学在五大道西头的昆明路，家在一街之隔的大理道。后来搬家到睦南道东头，初中在五大道区域最东面边界的20中学，高中在马场道上的新华中学。老爸上班在大理道。
上中学直到大学的时候，爸妈喜欢吃完晚饭在傍晚散步，带着我也天天跟着他们散步，一走就是两个小时，十年几乎天天如此。现在想起来也奇怪，我从来写作业竟会没有因为散步而耽误过。他们谈单位里的事情，要么就跟我唠叨“好好学习，考个好名次”，我呢，就自己背书，想自己的事情，要么就听他们唠叨，左耳进右耳出。不过父母唠叨时间长了，潜移默化也有不小作用。最起码我后来的人生道路，还真跟他们规划的差不离：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研究生，出国读博士，当教授。
五大道这里最好的是幽静，而且周围学校是真好，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天津排名前几位的学校，上学走路从未超过12分钟，小学和高中，更是只需要走一个路口。很可以自豪的是，这些学校，除了幼儿园和小学，都是我凭分数考进去的，一次后门没走，家里一分钱没花(well，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交钱自费借读这一说啊)。
直到大学三年级搬离这个区域，现在回过头来看，才觉得自己实在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尤其是父母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进那样的幼儿园和小学，不容易啊。80年代后期，生活还很拮据的时候，就挤出钱来给我请家教，而且不是补课，是别人看来超前的托福，英语口语和高数。结果，我中学6年有8个半学期从未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周末，也从来都是顶尖的学生。上学以后，父母散步时一天到晚对我说“要做人上人”，还拿一中校长韦力先生的话提醒我“要想人前显贵，必须人后受罪”。这才有后来自己也知道要上进，要努力。小时候总觉得父母怪烦的，可是一个人受家庭和父母的影响，其实是潜移默化的，常常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已打上了人生的烙印。老爸老妈分别是5、60年代上海“三校”其中之二的学生(复旦，同济，交大，这三个学校在外地的校友会常常是在一起的，一般合称三校校友会。当时天津的校友会会长是副市长李岚清)。父母层次如此，自然对子女企望殷殷，希望儿子比自己要强，要有出息。拿现在话来说，他们给我从小灌输的那些观念，都是中国传统的读书取仕加上西方个人奋斗的路子，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做人上人”之类，跟老爸那个“军人高干老党员”的身份，实在显得不怎么协调。其实他们的观念，也不是受共产党教育出来的，而是秉承中国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念，再有少许西化的东西，比如说爱出风头，个人奋斗，可能跟他们老上海的背景有关系吧。同时，还教会我一件事情：人在单位里学校里的表现，跟在家里对自己人的表现，实实在在是两码事情。他们那一辈老上海人么，“对外” 和“对内” ，是一定要“拎得清” 的。这个教训，一辈子受用无穷。
人总要在长大以后，才能真的体会到父母的苦心，为自己所做的有多少，所付出的又有多少。现在想起来，比较欣慰的是，我小时候并不怎么叛逆，起码能让父母省一点心吧。
从小到大基本就没离开过这个区域：76年地震的时候，我刚记事不久，住在马场道，家里临建棚就搭在旁边22中操场上，还记得余震来的时候，看着旁边一栋大楼的断壁在那里摇晃。幼儿园在重庆道民园体育场旁边的长沙路上。小学在五大道西头的昆明路，家在一街之隔的大理道。后来搬家到睦南道东头，初中在五大道区域最东面边界的20中学，高中在马场道上的新华中学。老爸上班在大理道。
上中学直到大学的时候，爸妈喜欢吃完晚饭在傍晚散步，带着我也天天跟着他们散步，一走就是两个小时，十年几乎天天如此。现在想起来也奇怪，我从来写作业竟会没有因为散步而耽误过。他们谈单位里的事情，要么就跟我唠叨“好好学习，考个好名次”，我呢，就自己背书，想自己的事情，要么就听他们唠叨，左耳进右耳出。不过父母唠叨时间长了，潜移默化也有不小作用。最起码我后来的人生道路，还真跟他们规划的差不离：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研究生，出国读博士，当教授。
五大道这里最好的是幽静，而且周围学校是真好，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天津排名前几位的学校，上学走路从未超过12分钟，小学和高中，更是只需要走一个路口。很可以自豪的是，这些学校，除了幼儿园和小学，都是我凭分数考进去的，一次后门没走，家里一分钱没花(well，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交钱自费借读这一说啊)。
直到大学三年级搬离这个区域，现在回过头来看，才觉得自己实在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尤其是父母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进那样的幼儿园和小学，不容易啊。80年代后期，生活还很拮据的时候，就挤出钱来给我请家教，而且不是补课，是别人看来超前的托福，英语口语和高数。结果，我中学6年有8个半学期从未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周末，也从来都是顶尖的学生。上学以后，父母散步时一天到晚对我说“要做人上人”，还拿一中校长韦力先生的话提醒我“要想人前显贵，必须人后受罪”。这才有后来自己也知道要上进，要努力。小时候总觉得父母怪烦的，可是一个人受家庭和父母的影响，其实是潜移默化的，常常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已打上了人生的烙印。老爸老妈分别是5、60年代上海“三校”其中之二的学生(复旦，同济，交大，这三个学校在外地的校友会常常是在一起的，一般合称三校校友会。当时天津的校友会会长是副市长李岚清)。父母层次如此，自然对子女企望殷殷，希望儿子比自己要强，要有出息。拿现在话来说，他们给我从小灌输的那些观念，都是中国传统的读书取仕加上西方个人奋斗的路子，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做人上人”之类，跟老爸那个“军人高干老党员”的身份，实在显得不怎么协调。其实他们的观念，也不是受共产党教育出来的，而是秉承中国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念，再有少许西化的东西，比如说爱出风头，个人奋斗，可能跟他们老上海的背景有关系吧。同时，还教会我一件事情：人在单位里学校里的表现，跟在家里对自己人的表现，实实在在是两码事情。他们那一辈老上海人么，“对外” 和“对内” ，是一定要“拎得清” 的。这个教训，一辈子受用无穷。
人总要在长大以后，才能真的体会到父母的苦心，为自己所做的有多少，所付出的又有多少。现在想起来，比较欣慰的是，我小时候并不怎么叛逆，起码能让父母省一点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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