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息叛乱 -- 答复楼上

关于平息叛乱

　　经过中央长期耐心教育、等待、争取，仍然毫无悔悟之意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于1959年3月19日夜间指令叛乱武装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机关、单位发动大规模进攻约6小时后，解放军在遭到猛烈枪炮射击、一再广播喊话警告仍然无效的忍无可忍情况下，被迫于3月20日上午10时开始反击。当时，驻拉萨的解放军，除机关人员外，能够投入机动作战的兵力仅千余人，而拉萨的叛乱武装共约7000人，又有外国势力援助。但是，具有丰富作战经验、英勇善战的解放军指战员，在炮兵火力的支援下，以两天多的连续战斗，就一举歼灭猬集拉萨的叛乱武装5360多人。事实表明叛乱武装是一群外强中干、无法同解放军有效作战的乌合之众。

　　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政府职权。

　　继拉萨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于4月发起山南战役，7月2举行纳木湖战役，8月至9月举行麦地卡战役；还从4月至8月于昌都东北及昌都以南的盐井地区分别组织了进剿作战，8月至11月于昌都东南地区组织了进剿作战。

　　1960年，人民解放军又对集中盘踞在恩达、丁青、嘉黎、扎木之间地区的叛乱武装，盘踞在青藏公路温泉站至那曲一线以东、巴青以北之唐古拉南北地区的叛乱武装，盘踞在申扎、萨噶、定日之间地区的叛乱武装，盘踞在马泉河以南、中（国）尼（泊尔）国界以北、里孜以西、公珠湖以东地区的叛乱武装，盘踞于芒康、三岩地区的叛乱武装，先后发起了进剿作战。到年底，基本上平息了全区的大股武装叛乱活动。

　　1961年，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对分散在昌都东南地区和林芝、拉萨、那曲接合部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残余叛乱武装展开搜剿、侦捕。一些前两年漏歼的叛乱首领、小股武装陆续就歼、投诚。

　　至1962年3月,西藏的平叛全部结束。

　　在西藏地方平息叛乱的军事行动过程，大体就是这样。

　　共产党在西藏平叛中实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

　　1959年3月21日，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坚决平定西藏叛乱的政治工作指示》中，规定了把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的方针，以及对叛乱分子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5月，西藏工委拟定了经中央批准的《关于当前在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对叛乱分子的处理原则是：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方针，严格区别叛乱武装中的叛乱首领、骨干分子、坚决分子和一般分子四种人。此外，对于投诚来归的参叛人员，还实行不杀、不关、不斗、不判的“四不”政策。

　　人民解放军在整个平叛中，都严格遵照上述方针政策进行。

　　（1）政治争取情况

　　面对疯狂进攻的叛乱武装，没有军事打击，当然不能解决问题。这种军事打击是完全合理的、必要的；难道只允许叛乱武装对解放军开枪开炮，任意屠杀，就不允许解放军还手吗？

　　要实施军事打击，自然双方都会有伤亡。但是，人民解放军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总是尽可能促使参叛人员一部或大部分投诚、投降，尽量少战甚至不战而胜，力争少流血甚至不流血。这也是人民解放军以往的优良传统。所以，在平叛中，叛乱分子被击毙的只是很少数，大量是在以军事打击为后盾的条件下，经过艰苦的政治争取工作而被解决的。人民解放军开展政治争取的方法有：认真宽待俘虏，以解除参叛人员投诚、投降的顾虑；广泛散发宣传品（三年平叛共散发传单30万份），使参叛人员看清唯有投诚才是光明前途；进行战场喊话，动摇叛乱武装的抵抗意志；设立招降站，派遣叛乱分子的亲友等前往具体招降；等等。拉萨战役歼灭叛乱武装5360余人中，俘虏和招降占绝大多数，在解决大昭寺、布达拉宫等处的军事行动中，均经战场喊话招降了大批叛乱武装。1960年春进剿申扎、萨噶一带叛乱武装，经军事打击歼灭501人，（其中击毙仅53人，击伤320人）而经政治争取招降887人。1961年平叛中，全区残余叛乱武装的许多重要首领，都纷纷投诚或投降，包括2月昌都地区叛首八角喇嘛投诚，3月申扎叛首保保阿工投诚，6月芒康叛首甲措本投诚，7月迫降边坝叛首阿旺洛桑等。其中争取保保阿工，先后派出26人次前往宣传、劝说，终于争取其投诚来归。在政治争取中，解放军和各界藏胞一齐努力，形成了强大的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各地出现父母劝儿、妻子劝夫投诚，群众普遍劝降劝归的局面。爱国上层人士在这一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如德格格桑旺堆和降央白姆给类乌齐的庞球活佛等参叛人员去信，劝他们认清形势，回到人民一边来，促使庞球等最后决心投诚。总计三年平叛中，经过政治争取投诚来归者，占被解决的叛乱武装人数的42.8％；特别是1961年，占到70％以上。

　　总之，人民解放军认真执行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平叛方针，使得叛乱武装的绝大部分为被俘、投降和投诚者。而被击伤者是少数，被击毙者更少。三年平叛中，人民解放军官兵也牺牲1551人、负伤1987人。他们是为了巩固祖国统一、保卫边疆安宁、支持西藏百万农奴翻身的崇高事业而牺牲、负伤的。西藏人民至今仍然纪念他们。

　　（2）区别对待情况

　　由于反动上层打着“民族”、“宗教”旗帜搞叛乱，具有欺骗性，而且当时广大农奴人身依附于农奴主，当一些农奴主发动叛乱时，下属的农奴在其权势威逼下，往往不得不跟着参叛。这些受欺骗、裹胁参叛的农奴，对叛乱是不应承担责任的。所以，人民解放军在平叛中，总是将这些受欺骗、裹胁的群众同叛首、骨干、坚决分子严格加以区别，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就发给路费，遣送回家，并且不再以叛乱分子对待，把他们从叛乱的营垒中解脱出来。因此，对于全区三年先后近9万卷入过叛乱行列的人员中，人民政府作为叛乱分子对待的叛首、骨干、坚决分子，只有2.3万人，人口只占全西藏2％强。

　　在参叛的上层人士中，情况也千差万别。像索康一类长期对中央阳奉阴违、搞分裂阴谋的顽固分子，只是一小部分。另外一部分则过去表现较好，曾经与共产党、人民政府有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如曾任达赖驻京办事处处长的然巴朗杰旺秋、曾任亚东下司马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赤门索南班觉等人，只是在叛乱武装命令其断绝与人民政府的来往，强逼其签字参叛，否则格杀勿论，才被迫参叛的。参叛后，他们并无多少具体活动，也不受叛乱武装的信任。对他们，在处理上就与顽固的叛首不同。如拉萨战役俘获然巴朗杰旺秋后，仅拘押两周，一经问清情况即予释放；对战后逃往国外的赤门索南班觉，立即通过家人捎信，争取他很快投诚回归，与家人团聚。几年后，即再安排然巴、赤门参加工作。对于参叛后虽有具体活动，但被俘后认罪态度好、确有悔改表现者，亦均从轻判处，一般只监禁数年即予释放。如1964年释放土登旦达、卡那喀巧德钦等人；1965年释放拉鲁、松多等人。后来，也都给他们安排了工作。

　　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很得人心，收到了良好效果。许多未被当成叛乱分子对待、遣返回家的受欺骗裹胁的群众，后来更加热爱共产党、解放军，不少人还积极参加了民主改革和边防斗争。上述受到宽大处理的参叛上层人士，后来继续成为同共产党、人民政府合作的爱国者。

　　夏格巴和范普拉赫先生的书中，一写就是什么“数万藏人被监禁”、“被杀害”等等，总想给人们造成一种十分恐怖的感觉。但这类夸大不实之语，早就被冷静的、有鉴别能力的外国人士察觉。如美国国务院的一个秘密调查报告，就认为某些西藏上层所言1956—1959年叛乱武装人数，汉人、藏人双方伤亡人数（如打死打伤汉人40000、藏族伤亡65000）等，都是不可靠的；该报告指责了嘉乐顿珠夸大其词① 。一位原来准备应邀写一本有关中国在西藏的“暴行”小册子的英国妇女，后来拒绝写了，原因如她所说：“我自己不得不从难民那里收集‘故事’，但凭良心说，没有收集到一个我认为是‘真实的故事’。……要对不管提供情况的人所讲的事情是否是他亲自经历的，如此众多而微妙的重大问题作出评价是不可能的。……要认识到西藏人（按：指西藏叛乱分子）心目中的‘事实’与西方人所认为的确凿证据是不同的。认识不到这点是危险的”。②

　　关于平叛斗争的双方，需要着重谈谈。夏格巴和范普拉赫先生的书中，是将他们所谓的“汉人”和“藏人”写成斗争的双方。但事实否定了他们的说法，而给人以非常明确的结论，即：这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西藏劳动人民和各阶层爱国人士为一方，以中外反动势力支持的少数西藏反动农奴主分裂主义分子为一方的斗争，是一场两个阶级的斗争，而绝不是什么汉、藏两个民族的斗争。

　　1958年发生局部叛乱时，就有许多藏胞群众和共产党、解放军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叛乱。“卫教军”包围泽当74天中，爱国人士噶穹次仁顿珠一家四口人一直同山南分工委机关干部和解放军官兵生活、战斗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他在颇章的庄园房舍被卫教军烧毁，他刚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回来的儿子诺布在同“卫教军”战斗中牺牲，但他仍坚持斗争到平叛大军来到泽当。波密的叛乱武装1600余人准备进攻扎木县委时，驻守扎木的解放军和地方干部、职工不满60人。许木宗头人江村、寺庙代表扎西群培、活佛绕赛、民间艺人旺姆等一批爱国人士，搬进县委大院，同解放军和地方干部职工一道，参加保卫扎木的战斗。叛乱武装进攻扎木前，群众纷纷报信，白玛扎西等更深入叛乱分子巢穴侦察情况后向县委报告。叛乱武装以迫击炮轰县委，头人江村的家人举枪击毙了叛乱武装的炮手。在10天的战斗中，军民并肩击退了叛乱武装的三次进攻，直到解放军援兵到达。这类事例还很多。

　　1959年3月10日，拉萨发生全局性叛乱后，工委、军区各单位组织力量，动员在本单位工作、学习的藏族上层人士、干部、工人及其家属迁入机关暂住。仅自治区筹委会机关和军区机关驻地，就掩护了包括帕巴拉格列朗杰、朗顿贡噶旺秋、雪康土登尼玛、江金索朗杰布等著名人士在内的六、七百名藏族各阶层人士和他们的家属。上述爱国藏胞，同军队、地方人员一道保卫机关，有的参加抬土运石筑工事，有的帮助观察情况，有的投入有线广播，用藏语宣传，揭露叛乱分子的阴谋。3月20日战斗打响后，雪康土登尼玛等人还随同部队一道向叛乱武装实施火线喊话，敦促他们停止抵抗，对瓦解叛乱武装起了积极作用。爱国藏胞把解放军的胜利看成是自已的胜利。一些看着解放军战士英勇攻占赤江宅楼的市民伸出大姆指说：“解放军好样的”！战役结束，炮火声一停下来，许多市民就焚香顶礼，纷纷上街向解放军战士献哈达，送交叛乱分子遗弃的武器，协助解放军肃清残敌。当看到那些被打死的康巴叛乱分子尸体上还戴着抢来的一串串金银和宝石戒指，腰里塞满抢来的藏钞和银元时，市民都对之边骂边吐唾沫。长期遭受反动分子压制打击的爱国人士欣喜若狂，他们纷纷互道“吉祥如意”！在阿沛家中的擦第、玛朗巴等爱国人士，围坐在一起，纵情谈笑，举杯相祝。叛乱武装曾想杀掉但被接来军区机关居住的爱国人士孜仲玉噶，当即兴高采烈地说：“这一下好了！黑白可以分清了！”

　　国务院发布彻底平息叛乱命令后的第二天，班禅就致电毛主席和周总理，表示坚决拥护国务院命令，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帕巴拉衷心拥护国务院的命令，深刻指出：上层反动集团的一切做法都是根本违背西藏僧俗人民意志的。江孜爱国青年桑林索南多杰一针见血地说：“叛乱和平叛是少数人进行叛国活动想永远进行剥削压迫和绝大多数人反对叛国、反对永远进行剥削压迫的斗争，根本不是藏族与汉族之间的问题”。①

　　1959年4月，解放军发起山南战役。曾经饱偿“卫教军”蹂躏之苦的山南人民，极其热烈地欢迎前来平叛的部队。许多群众提着酥油茶壶到指战员面前说：“解放军辛苦了，喝杯酥油茶吧！”一些藏胞自动抱来马草喂部队的马说：让马吃咆，好去追叛乱分子！有自动赶着牦牛、骡马来为平叛部队驮运粮食、物资。

　　1960年2月解放军发起进剿恩达、丁青、嘉黎、扎木之间地区的叛乱武装战役前，藏胞罗松主动向丁青县委书记要求进入叛乱武装区内了解情况获准。3月，进剿开始后，罗松返回报告了一个重要情况：一股千余人的叛乱武装埋伏在沙丁附近，准备伏击解放军的进剿部队。县委书记立即带着他去部队。这一情报，使正准备途经沙丁赶赴边坝的部队改变决定，先出其不意地包围了沙丁，全歼了这股叛乱武装一千多人（包括1名经美国训练的空投特务）。如果没有罗松的出色工作，解放军就会遭受损失。在平叛中，许多地方的藏胞群众自发组成各种自卫武装，站岗放哨，监督不法分子，护秋护场护畜，为部队剌探情况，充当响导，积极协同解放军搜山，捉拿流窜隐藏的叛乱分子。如林芝县东久村的群众自卫武装，在两个月中，搜查并活捉了叛乱分子13名，配合解放军围歼叛乱分子140多名；农奴拉巴单人带了一条狗跟踪追赶敌人，在雪山上潜伏一天半，将3名叛乱分子活捉。1959年10月，察隅自卫队配合部队在罗马村围歼叛乱武装24名。1960年3月，该自卫队又将从芒康、左贡一带窜至察隅县古拉区抢劫的叛乱武装20多人歼灭，夺回被抢劫的马、牛、羊700余头（只）。该队中最积极勇敢的队员昂旺赤村，曾经智擒叛乱分子8名、劝降6名。一次，他被叛乱武装抓住后，机智逃脱，随即向解放军报告，并主动带路，一举歼灭叛乱分子43名。1961年1月24日，平叛部队8名干部战士与江达县群众自卫队员15人联合作战，击毙重要叛首四朗巴登以下4名，俘4名，缴枪5支。山南加查县邦达乡女乡长兼群众武装负责人次仁琼宗，带领群众同叛乱分子坚决斗争。1961年4月2日，她被两名叛乱分子拦在路上，逼她投降；她痛斥叛乱分子，与之搏斗，被敌人连砍9刀，壮烈牺牲。当地藏胞为了永久纪念她，将她的塑像和事迹至今陈列在当地革命烈士陵园里。

　　在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西藏高原，平叛作战的后勤补给这一难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又得助于藏胞群众。向各平叛战区运输物资、粮食，除公路沿线外，离开公路，仍然主要依靠藏胞提供畜力。从战区向后方抬运伤员和烈士遗体，也是主要靠藏胞群众的抬架队。广大农牧民群众把平叛视为自已的事，只要一动员，就争先恐后出动牲畜、民工，跟随部队行动。三年平叛中，随军支前民工达1.5万余人次，计43.9万余工日；民畜10．4万余头（匹）次，计286．6万余工日。麦地卡战役，带领10多名民工、赶着100多牦牛支援部队的藏族基层干部多吉阿爸，在雪地里走了一天，晚上又自动将所有磨破了的麻袋、面粉袋一针一针地缝好，和其他民工一起把罐头箱、油桶等不怕受潮的东西放在底下，把大米、面粉袋等放在上面，盖上雨布，压上石头，才去支帐蓬做饭吃。多吉阿爸先后支前十次，送粮几十万斤，参加战斗十余次，被叛乱分子的枪弹打伤过手臂，但每次都出色完成支前任务。边坝地区平叛，跟随某团行动的民工队中，有150多人次因为牲口累垮而背着粮弹赶路。在向后方运送解放军伤病员、烈士遗体时，民工们轻抬轻放，给伤病员端饭送水，有的民工先向烈士遗体献饭，然后自已才吃。在一次激烈战斗中，民工齐米加布冒着敌人炮火，把负伤的解放军副连长背到隐蔽地点，又上山帮助战士修工事，鼓励战士们狠狠打敌人；战斗结束后，齐米加布把自已的全部随身所带物品扔掉，将解放军伤员的东西全部背上返回。

　　拉萨战役后，在祖国内地学习的西藏公学、团校藏族学员普遍主动要求返藏参加平叛改革。西藏工委决定这两个学校的三千多名学员提前毕业返藏。这一批绝大部分出身于农牧民家庭的青年，是平叛改革中的一支朝气蓬勃的本民族新生力量。其中500名青年，组织上满足了他们的参军要求，直接投入平叛的军事行动。他们作战勇敢，工作积极，许多人都立功受奖，经过平叛和边防斗争锻炼考验，后来成长为解放军的优秀干部。如某团1连的赤来，在一次战斗中，单枪匹马对据守山洞的39名叛乱武装激战一小时，负伤5处，仍然坚持战斗，最后在其他4名战士赶来协助下，将39名敌人全部歼灭，战后荣立三等功。又如某团9连的副排长诺布顿珠，在行军作战中一贯吃大苦耐大劳，多背粮食弹药，还帮助别的战士背被包；在1960年3月唐古拉山以北的战斗中，他生擒了叛首副司令，战后荣立二等功；后来任排长、副连长、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等职务。亚东籍的玛次仁，在平叛中一贯作战勇敢，1960年牺牲在波密地区的一次战斗中。

　　叙述了广大西藏人民同少数上层反动分子斗争的这个两方之后，还要略补几句有关支持反动上层的外国反华势力的情况。这主要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些人员和印度、英国等的某些反华人物。由于美、印、英政府都明确表示过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懂得支持西藏反动上层搞叛乱是一个干涉中国内政的违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行为，所以，他们的支持经常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西藏叛乱的一些内幕，已经不断有所披露。据不完全统计，从1957年至1961年，经过嘉乐顿珠等人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联系，先后挑选了大约170名藏族叛乱分子，从印度先到日本、后来（1959年以后）主要是到美国科罗拉多州中部落基山脉的海尔营地进行训练。这些受过美国训练的藏族特工人员，约有八批陆续被空投到理塘、山南、边坝、纳木湖、唐古拉山区、芒康、仲巴等地。他们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令，左右叛乱首领们的决策，成为各地叛乱武装的核心领导成员。在三年的平叛作战中，被人民解放军击毙、俘虏的这类特工人员，共有25名。他们被俘后，并没有按照美国教官传授的自杀技术去结束自已的生命，很多人倒是在解放军的宽俘政策感召下，在西藏人民翻身、社会飞速进步情况的影响下，悔恨自已受骗上当，成了被美国人和反动上层利用的工具，因而坦白谈出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支持策动西藏叛乱的许多内幕，成为最有力的人证。平叛部队缴获的美制八粒快半自动步枪、电台、降落伞等许多武器装备，又作为物证，至今仍然保存在西藏军区。至于印度反华人物支持策动西藏叛乱，更是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西藏反动上层策动叛乱之初，确实想搞成一场大规模的汉藏民族间的斗争。但是，结果与他们的愿望恰恰相反。将共产党与藏政府加以比较，直接看了八年又想了八年的广大西藏人民，没有站到藏政府和叛乱武装一边去，却站到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一边来。人民解放军在广大藏族干部、群众直接支援和参加下进行的平叛作战，是以解放农奴为目标的典型的阶级战争，也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同一百多年前美国总统林肯领导的解放黑奴的战争有相似之处，其正义性质，是极其明显的。

　　再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治安的维护角度来说吧！一国政府，能够容许国内一块地方的少数人随便宣布脱离本国而独立出去吗？对于这种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世界上哪个国家能放任不管呢？哪个国家能够容许少数暴徒组织和武装起来，去任意袭击国防军队、政权机关、企业单位，去任意拦路劫车、杀人、放火、奸淫、抢劫呢？所以，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来说，平息叛乱也是完全正当的和必要的。

　　总之，西藏叛乱完全是非正义的、非法的，平叛则完全是正义的、合法的。

　　叛乱和平叛既然是作战，就不可避免地会死亡一些人。发生这些死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反动上层发动叛乱；如果他们不这样搞，就不会有这些死亡。所以，责任完全应由反动上层来负。共产党、解放军在对付他们的叛乱活动中，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手段来减少死亡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