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说明：我是AI的积极使用者。我喜欢AI，对它充满好奇和期待，也花费很多时间学习探索它的各种功能。正因为如此，我才愿意记录下这两段真实故事，并分享由此产生的思考。
马年大年初一的傍晚，我经历了一件本来极其简单，但当时却令人魂飞魄散的事情，让我第一次对“人工智能”产生了真实的恐惧。
女儿独自驾车外出购物，带着我的手机。几小时后，我用家里的座机拨打自己的手机号联系她。
几声铃响后，接电话的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他说：“你有什么事情？”声音流利、平静、自然。
我一愣，下意识回答：“对不起，打错了。”挂断电话。但不安在脑海中闪了一下。
半小时后，我再次拨打。
还是那个男人。“你有什么事情？”
这一次我确认自己没有拨错号，于是反问：“请问您是哪位？”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说：“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转告他/她。”
一种强烈的不安攫住了我。
我继续追问：“您是哪位？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您说的他/她是谁？现在和你在一起吗？”
他依旧只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我。”
回避，还是回避。这比任何答案都更令人不安。我感觉自己的血在上涌，心率加快。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和冷静，我第二次挂断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我第三次拨通了自己的手机。还是那个男人还是那个声音还是那句话：
“你有什么事情？”
“你是谁？！为什么这个手机在你那里？！”
他不回答。只重复一句话：“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转告他/她。”
“他/她是谁？名字叫什么？”
这次他回答了。是反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那一瞬间，我的血全部涌上头顶：他控制了我的手机！他在套信息！我女儿出了什么问题？手机怎么跑到了这人手里？
我的手机里是什么？
银行账户、提款权限、验证码绑定、通讯录、身份信息、登陆信息。
几乎是我全部生活的入口。如果手机真的被陌生人控制，意味着什么？那种心理压力是真真切切的。
我心跳加剧，血流上涌，慌乱挂断电话，考虑是否报警。此时，先生也参与拨打，用他的手机呼叫。对方的回答模式完全一致——回避身份，反复询问需求，尝试拿到我的信息。
我们开始讨论如何报警，并和朋友商量。
朋友主张换人换手机再试一试。于是，用他的手机和对方通话了近六分钟，不断变换角度追问。对方始终腾挪躲闪回避，直到最后，才略显不耐烦的说了一句：
“我是AI助手。”
那一刻，我们才知道：对面不是人，而是人工智能接听回复系统！
问题是：我从不记得自己赋予过AI接答来电的权力；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它会做这件事！
事情没有造成任何实际损失: 女儿平安回家, 手机没有丢失, 人至古稀的我没有血栓心梗，整个事件不过是人机误解的乌龙。
但那种高度紧张持续了大半小时。我想：如果换成一个心脏不太好，或者身体状况较差的人，在这种持续回避、套问、误导的对话中，真的有可能出现严重后果，直至AI ”过失夺命”。
我也想：如果那天AI 助手第一句话是：“您好，我是AI助手。”那么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透明身份，这是礼貌，更是安全。
电话事件的发生，让我联想到上个月的另一件事。
朋友夫妇因小事产生误解，双方已经沟通过。但妻子对丈夫的反应并不很理解，于是去向AI求助，希望得到“专家级”的分析、指导和建议。
AI耐心倾听，充分“理解”她的困扰，并根据妻子提问的方式语气，站在她的立场有条有理，引经据典地支持她，鼓励她。
结果，几轮对话之后，AI告诉她：
“他在羞辱你。”
“他在控制你。”
“这是情感操控。
原本可以通过沟通解决的小误会，被赋予了严重的动机解释。沟通问题变成人格问题，误会变成控制压迫。
矛盾被放大，AI无意中在离间朋友夫妻关系，成了情绪和冲突的放大器。
这让我思考：AI 是否适合进入所有领域？哪些是它不胜任，不适宜介入的？
在我看来，目前至少存在两类潜在风险：
第一类是设计层面的：身份的不透明在特定场景下可能制造恐慌甚至破坏。
第二类是应用边界问题：在不断发掘“AI 能做什么”的同时，也要认真对待“AI不适合做什么”，并加以标识。
标识边界，本身是一种成熟。
未来的AI 一定会越来越“像人”。
更自然的声音，更真实的语气，更流畅的反应，更主动的服务，更人性化的作为。它会代替人类发声，甚至介入人类的关系。
当技术开始进入情绪、关系、信任这些敏感领域时，它就不再只是工具。它成为了参与者。
参与者需要被看见、被标识、被约束。它越像人，就越需要明确——“我不是人。”这是边界。
没有边界，技术的力量带来的就可能不是便利，而是扩大冲突，乃至真实的摧毁。
生活在一个以日为单位更新的AI时代，作为一个积极的使用者，我愿意分享这份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