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全球都出现了基于“身份政治”（或与“身份政治”类似的基于种族、文化、信仰、地域、价值观等形成的“对内高度认同”和“对外强烈排异”）的群体及相关的运动、行动。
在美国，民主党以少数族裔、女性、LGBT等群体的“身份政治”，与共和党尤其右翼民粹的白人民族主义、男性、异性恋者的“身份政治”，相互对立。而印度、土耳其、俄罗斯，欧洲和亚非拉许多国家，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有着各种形式的“身份政治”相关的，包括官方和民间参与的、网络和线下都发生的争议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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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和地区各种群体的动向，本质上都是强调独特的身份认同，并且树立向外敌视仇视的对象，以强化团结、对抗“敌人”和达成目标。而从现状看，不谈这些“身份政治”是非对错而只看效用，他们团结“自己人”和实现某些政治、意识形态、利益诉求的目的，还是颇为成功的。
“身份政治”之所以好用，就是因为它在很多方面符合人性的特点和现实的需求。“身份政治”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为不同身份的人的冲突，并且默认相同身份者利益和立场一致，就符合人抱团结党的特性。
而且，同质群体确实有更多共同语言、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而人不仅爱“党同”，还热衷“伐异”。人们对于体貌特征、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不同的他人，往往自然产生隔阂。而一旦有了很多接触，尤其涉及到利益冲突，就很容易产生歧视和仇恨。
而因为人的“党同伐异”，所以往往会环护同类、鄙夷异类，因此各种个体冲突往往上升到群体间的对抗。然后双方的每个个体都被裹挟进冲突，被对方群体所恶待，然后引起反弹，双方你来我往，恶性循环。
这种恶性循环下，大多数人很难跳脱，反而被深深的裹挟和进一步的参与。这不仅有“身不由己”的逼迫，更有仇恨产生的动力。相对于爱与和平，冲突和仇恨其实更能激发人们参与某些行动的动力，尤其是舍生忘死、不计血本的参与。
“身份政治”下的恶斗，的确会“劝退”一些旁观者，但对于相关身份的涉及者尤其已经付出代价者，反而会更加坚定的参与。这又是“身份政治”对人性的利用和诱导。
最近十年来，最能反映“身份政治”强大威力，尤其其鼓动、团结、破坏能力的，是2019-2020年香港反修例运动。
在反修例运动之前，香港关于追求更多自由和民主的活动一直在进行，但一直是以相对温和平静的方式进行的。即便2014年声势浩大以要求“真普选”为目标的“占中”运动，整体上也相当平和。
后来数年，因为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香港的自由民主越来越受到限缩，但香港大多数民众都很平静，并没有多大的现实反应。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大多数民众虽心向自由民主，但却并不热衷政治，主要还是想的挣钱养家，在物价高昂的香港生存下去。
很多香港人甚至会为了一些恩惠，投票给建制派。在香港回归后的二十多年里，在政治色彩较淡的区议会选举中，建制派能够得到超过五成选票，泛民只有四成，还有不到一成是中间派（当然2019年区议会选举除外，这次选举情况特殊）。在政治色彩较浓的立法会选举的普选票中，泛民占有五到六成，建制派也有四到五成。
而区议会和立法会投票率都只有五成左右。这说明香港民众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并不是那么强烈，起码有一半选民对政治非常冷淡，只想拿选票换一些现实利益。
与主张自由民主的力量日益消沉相比，香港本土主义势力逐渐抬头。这些人也追求自由民主，但更强调“香港人优先”的本土主义立场。还有一部分本土派更加激进，鼓吹“香港城邦论”及“香港独立”。
而香港本土派的崛起，很大程度在于香港本土居民与大陆人的隔阂与冲突。香港回归以来，由于语言、文化、价值观、习惯的差异，以及对香港有限的资源和机会的竞争，香港人与大陆人经常发生冲突，虽大多是个体之间的矛盾，但日积月累，也成了两个群体普遍都有强烈感受的问题。
而媒体的报道甚至炒作，双方一些人士的火上浇油（例如北大教授孔庆东辱骂“香港人是狗”事件和香港部分人集资刊登“蝗虫广告”事件），加剧了双方冲突。随着陆港两地交流的加深，冲突越来越频繁。
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大陆与香港在制度上的差异，也让港人对大陆缺乏好感，并恨屋及乌，对整体大陆人也逐渐有了敌意（当然这也有部分大陆人的责任，例如为专制辩护和攻击港人亲英恋殖，然后引起很多本来是大中华主义者的港人逆反）。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本土主义势力日益崛起。这些人不仅在思想层面构建“香港城邦论”等港独理论，还在现实中发动一些行动骚扰和攻击大陆人。
例如早在2012年，本土派就发起“光复上水站”行动，抗议大陆“水货客”的走私活动。类似的活动还有很多，主要针对的是在香港将非自需购买商品进行“人肉走私”的大陆“水货客”。
不过，由于香港法律对群己权界的限制，大多数歧视和冲突行为停留在口头、私下，或在公开场所以相对克制的方式表达，很少酿成大规模冲突。但这仅仅是“不敢”、“不能”，而非“不想”、“不愿”，部分香港人对大陆人的仇恨在不断积累，排外和独立倾向越来越强。
终于，在2019年，借着对香港政府拟推出的《逃犯条例》的不满，香港本土主义势力将反中国（他们否认自己是中国一部分）、反大陆人、追求自决和港独的长期蓄势转为现实行动。超过一百万香港人参与了这场运动。运动一开始还较为和平，主要诉求也只是“撤回《逃犯条例》”。
但因为政府低估了港人的反应，尤其林郑月娥等人的处置失当，抗议越发激烈，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参与到示威游行之中。在游行示威中，“反《逃犯条例》”被称为“反送中”，已经体现出其反大陆的本土主义色彩。
这些香港市民所厌恶的，不仅是大陆的执政党和统治集团，也包括整个中国、几乎所有的大陆人。这场行动也不仅是为反对《逃犯条例》，而是香港本土主义思潮下，本土自决行动和反大陆/反中国情绪和行为的总爆发。
6月，双方冲突激化。以6月12日示威者冲击立法会为界限，和平示威逐渐变为暴力冲突。而后来的7.21元朗袭击事件和8.31太子站袭击事件，是建制派和警察暴力的高峰，也更加激怒了反建制派。
从6月开始，示威者开始袭击大陆人、冲击中资机构、袭击亲建制派人士和店铺，打砸抢烧无一不为并普遍化。凡是表露出大陆人身份的人，无论是记者、游客、学生、职员，都遭到了暴力攻击，连在港大宿舍回避冲突的大陆学生也遭到骚扰。
此外，其主要口号也变成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独立”的口号也时常出现，并打出相应旗帜。后来，冲突还演变为街垒战，以本土派为主的反建制派坚持“武装斗争”了数月之久。而相对和平的主流抗议者，也不顾辛劳的在街头日复一日的抗议和掩护暴力者。
直到后来，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此事非常意外，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个“黑天鹅事件”），以及中共和港府各种软硬兼施，暴力才被平息，和平的示威和各种运动也逐渐停止。
而能够支撑超过百万港人前前后后超过一年（其中激烈冲突期约半年）的高强度示威游行、制造和承受暴力的，正是香港本土主义所构建的“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价值认同，及其衍生的价值观念与相关利益诉求。
其身份认同、价值观及诉求的核心内容是：香港人是一个独立的、不同于中国人更不同于大陆人的、有着自己独特历史、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共同利益的族群，与中国人、大陆人利益不一致乃至相对立，并受到来自中国大陆及大陆人的各种“入侵”和“毒害”，要拒绝和排斥中华文化及中国人/大陆人，实行“香港人优先”的政策，并以香港与中国高度切割、“民族”自决乃至独立为最终目标。
而反修例运动的大部分时段（除了最开始几个月），反建制派港人基本都是以这样的认同、价值观和诉求为动力和目标参与运动的。
一些政治观察人士将反修例运动视为捍卫自由和追求民主、反抗专制极权的运动。这当然也有道理。具体道理许多人都说过，我在此就不重复了。只说一下自己的不同意见。
虽然整个运动有追求自由民主和反专制成分，但这只是其价值和诉求的一部分，且起码在2019年下半年冲突最激烈时是相对次要的缘由。而反修例运动最主要的价值观仍然是香港本土主义为基调，最具代表性的口号还是那句极具港独色彩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如果说运动的性质和主打价值观还有争议，但动员百万港人参与，尤其其中至少上万人参与暴力的动力，主要当然是香港本土主义思想，既包括对作为香港人的骄傲自豪及港人优先权的维护，更有对中国的厌恶与对大陆人的痛恨。
如前所述，仇恨而非爱与和平，才是让人们舍生忘死投入政治运动的最大动力。香港人对自由民主虽然向往，但很少有愿意为此死难者。“占中”的相对平静，更能展现港人对自由民主的态度。而像反修例运动这样激进暴力，只有被侵犯了具体的利益，有了明确仇恨对象，才能做到。而各种激进行动和持久抗争，也需要明确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团结，以明晰目标和分工协作。
这一切，自由民主思想是无法完全提供的。只有强调香港人认同并强烈排斥大陆及大陆人的香港本土主义思想，才能让部分港人为之舍生忘死、不顾一切。反修例期间的暴力行动中，流行的“香港人报仇”的口号，就非常可以体现以上的分析和猜测。
有人会拿港人对八九民运的支持、对六四的执着纪念反驳，认为港人也完全可以为自由民主而付出和坚持。其实，港人力挺八九民运、长期纪念六四，同样有身份认同的因素。只是那不是香港本土主义的香港人身份认同，而是大中华主义的中国人和中华民族身份认同。
许多港人之所以在1989年付出巨大心血支持民运、营救学生，既有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追求，更在于作为中华儿女的血缘与文化认同。否则，为什么越南、日本、蒙古、巴西、以色列，这些国家及民众，没有如此倾心投入八九民运和纪念六四？原因非常简单，他们并不是中国人。
而六四血案后，虽然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都不同程度表达对中共谴责，还收留了很多中国学生和难民（“六四绿卡”），但关注六四力度也不如香港，同样是因为他们和中国是异国异族，香港是同文同种。港人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追求，包含着强烈的家国意识，港人的“民主之梦”是从“中国心”萌发的。
而随着近些年香港大中华主义的消退和本土主义的崛起，参与纪念的六四的人数逐渐减少，关注力度也不断下降。即便没有《国安法》的出台和一系列镇压行动，对六四事件的纪念在香港也会越来越淡。这也反映了港人身份认同的变化。
当部分港人不再认为是中国人，就会认为六四是“外人”的事，于是不再关心或至少不那么热衷。这也更加证明了身份认同而非自由民主，才是召唤和动员相关人群参与政治的最大动力。
当然，从更深的层次、更根本的原因来说，部分香港人排斥大陆、仇视大陆人、厌恶与中国有关的几乎一切，确实是因为大陆缺乏民主自由，没有法治和公平。对《逃犯条例》的抗拒，也是对大陆专制极权的恐惧。
但是，引起香港人愤怒和对抗的直接原因，仍然是与大陆及大陆人的各种价值观和利益冲突。港人所攻击的对象，仍然是具体的代表中国大陆和中国人（而非仅仅代表中共和统治集团）的人和物。他们不关心中国大陆是否会自由民主，也不指望大陆同意香港实现普选和更多民主，只是希望和大陆早日切割、和中国断绝关系。
甚至，这些港人在运动中一方面猛烈攻击代表中国和大陆人的人和物，另一方面却有意避开对中共重要人物和执政集团敏感点和象征的攻击。例如他们极少提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在大陆的“黑历史”提及也很少，也没有特地的刻意的攻击过中共。
这不像是无意间的忽略，而应是故意而为。至于原因，我个人估计，一是为强化其反中色彩、与中国大陆民主问题切割（以抵制支联会为代表的大中华民主派“建设民主中国”的立场）；二是试图以此减少中共对其的打压，让中共放过他们，他们不反对中共搞独裁，换取中共允许他们搞“香港人优先”和港独，互不干涉。他们在各种文宣和演讲中，都是强调反对“中国”而非“中共”，强调“自决”而非“民主”。
因此，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声势浩大和反抗激烈，主要在于其发起了“身份政治”而非强调追求自由民主。我并不赞同这些示威者的大部分主张（只赞同“双普选”等纯粹追求自由民主的成分，反对港独和本土排外内容），更反对主动的、针对相对弱势和落单者的暴力。
但是如果纯粹从动员效果和产生的影响看，香港本土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是非常“成功”的。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的发生，反修例运动的结果还很难说。相反，如果只强调自由民主和反专制，就难以吸引如此多的人参与，更难动员人们参与暴力行动。
不仅是香港，很多国家关于追求自由民主和反专制的运动，往往都是以强调其族群身份的“身份政治”进行动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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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写于2022年。当时笔者对香港本土派及强烈的反大陆立场持负面强烈看法。
经历几年来一些事情，以及更多观察，笔者虽然仍然是大中华民主立场，也仍然反对香港人歧视和排斥大陆人。但对香港本土派及其主张多了一些理解和同情，明白其从大中华主义走向香港本土主义的复杂原因和不得已。
笔者希望香港人也能理解众多在苦难中和渴望民主的大陆人民，继续成为中国大陆的有益助力。中国全境实现自由民主，才是最有利于香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