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在1963年开始拟定1966年至1970年的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共识是:按照农、轻、重的安排原则，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重点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但是,中国周边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紧张,不得不使他们的设想逐步发生改变。
1964年4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根据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的指示进行调查研究后写出一份报告，时间在国家计委向国家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前后。报告中说:“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我们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根据总参的报告,战争一旦爆发，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
这是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被迫修改的背后国际因素，也是新中国面临的巨大战争危机。
中国研发核武器时所面临的高风险是被敌人用各种手段摧毁，中国不得不进行全国性的核战争备战备荒考虑，但是中国熬过来了。为了避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被彻底摧毁，中国开启了三线建设。
美国1964年制定的袭击中国核设施的计划。
1994年,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满30年，一部分终于被曝光解密,证实1964年之前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这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美国间谍卫星对中国进行了24次侦察飞行,辨认出罗布泊基地,拍摄到了包头的核工厂。美国确认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十分惊恐。
1963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直接和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
直接计划包括:
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
B、实施海上封锁。
C、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
D、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
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间接方案利用外交和宣传攻势,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逼迫中国停止核计划。
1963年9月，蒋经国访问美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会谈使用空降兵部队打击中国的核设施问题。蒋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持，打击大陆核设施就可以干。
9月11日蒋经国与肯尼迪长时间会晤,肯直接问蒋:“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将300到500人的突击队派到像包头这样远的地方,而飞机不被击落?”蒋回答昨天已经和中央情报局讨论过了,他们认为是可行的。最后双方商定建立一个计划小组来研究袭击的具体问题。但肯尼迪显然对蒋方的能力没有信心。蒋走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应邦迪之请，拟定了一个以多批次常规武器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的应急计划。
1964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绝密报告。当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
根据另一份美国官员的报告披露:
该报告考虑了四种摧毁办法,现总结如下:
(一)公开的非核性质的空中打击(假定单靠美国执行)。为把中国可裂变物质生产设施摧毁到需要完全重建的程度就必须采取“相对沉重”(即没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击。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打击水平才能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
(二)报告还谈及一点,美国试图使自己摆脱干系的任何特别努力都很容易被人发现。
(三)利用在中国的特工进行秘密进攻。由于缺乏这类条件这一点已被否定。
(四)空投[一些词语被删]破坏小组。结论是一支100人的破坏小组能够制服中国核基地的警卫部队并毁坏核设施,但要完全彻底地摧毁它则很困难。
在约翰逊提交报告时,这种可能性据称已得到严肃认真的分析。
1964年,美国总统不仅考虑先发制人地对中国发动军事袭击,以阻止中国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就此计划试探了苏联的意见。
在中国的南面,美国插手越南的侵略战争逐步升级，由出钱出物支持南越政权,发展到直接派出军事人员参与。
在中国的北面,形势也越来越严峻。1962年苏联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了大批中国居民外逃事件。1963年7月，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定了针对中国的《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不久,苏联派驻重兵进入蒙古。此后几年之中，苏联向邻近中国边境地区派驻的军队由10个师近20万人逐渐增加到54个师近百万人,战略导弹直接指向中国。
在中国的西南面，1962年10月20日和11月14日，印度军队悍然由东段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中国军队被迫两次进行反击,将印军击退。其后，虽然由于中国方面的主动停火、撤军和交还缴获的武器装备,战争停止,但双方边界的军事对峙局势尚未得到根本缓和。
在祖国大陆的东南面,盘踞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利用大陆的三年经济困难局面,加快了反攻大陆的计划,多次派出飞机、军舰和武装特务进行窜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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