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人民、个人、一切：歧途三十年
1989年6月3日夜，北京城的长安街，密集的枪声打烂了国人对自由的幻想，轰鸣的坦克碾碎了中华走向民主的希望。中国的一切，都在六四这场劫难中被改变了。从此，祖国和人民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它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治宪政相悖，却与专制横暴、精致利己、弱肉强食相合，让十数亿国民向着残酷、犬儒、失去公义和良心的方向狂飙突进。
“人是政治动物”，西方的“亚圣”所言诚不欺我。什么与政治无关呢？权力、金钱、意识形态、制度与政策，皆与政治息息相关。如果把政治比喻为生物学中的“纲”，以上这些领域则是“目”，下面的一切国计民生，自然是“科”、“属”、“种”，人人事事都在政治的影响下、在国体政纲的渗入中。从国家领袖，到草根庶民，无人可以跳脱出政治及它的各种衍生物（如法制）的影响。而六四，改变了中国政治变化的路径，自然也对中国的一切产生了这样与那样的影响。
去年的六四前夕，我曾赴香港的六四纪念馆参观。当时我与馆内艺术家在小纸片上共同勾画关于自己心中与六四有关的图画，我的画作表达的主题就是六四前后中国的差异、对比。
我画术欠佳，只用笔粗粗勾勒一番。我告诉艺术家和其他画作者，我画的“断裂的阶梯”象征着六四摧毁了前面十多年中国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六四后国人的堕落，以及六四前后的对比。六四前即1980年代的中国，历经文革浩劫的人们呼唤着人道与科学，理想主义滋润着国人尤其学生的心田，民主与法治成为各阶层共同追求的目标，平等博爱是知识界一致的理想；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下，社会的黑暗被揭露、专制与暴行被批判、建国后乃至古近代的中华历史都被深刻反思……六四之后的中国，却每况愈下，政治专制、高压维稳、不择手段发家致富成为社会主流，国进民退国富民穷、贫富差距日益加大、阶层固化愈发严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利己主义大行其道，道德沦丧、诚信破产、知识分子犬儒化、国民公共意识淡漠……六四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宛如隔世。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让国民走入是非易位善恶不分的时代。而我自己的命运，客观上也被六四及它后来的影响所改变了。试想，如果我出生后是在民主自由的中国，我的人生又是如何呢？我的理想、我的抗争与维权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会如我这几年的经历，“阴风戾雨命彷徨，最是仓皇离国日，一片凄凉（化用方舟子诗）”吗？
六四对中国最深的伤害，不是专制本身，而是“后六四模式”下中国全面社达化、犬儒化的社会生态的形成与不断“升级”。所谓“社达化”，即是以实力而非劳动强度与价值分配利益、以强弱而不是对错来评判是非。从官员的贪污腐败，到基层公务员的吃拿卡要，权贵勾结巧取豪夺，对比工薪阶层、普通工人农民及“农民工”遭遇的剥削压榨，无不证明社会的巨大不公；而无论官媒还是自媒体，纷纷为政府、央企、富商、医疗、警察等各利益集团摇旗呐喊、为这些既得利益阶层的过错与吸血而洗地。权力的审查和金钱的雇佣让舆论场一边倒，黑白在光天化日下被颠倒、善恶于大庭广众中异位。民众无法发出声音，受害还要被污名化，作恶者反而利用话语权优势利名双收。“毒奶粉”、“毒疫苗”受害者遭遇维权打压，而作恶的元凶却逍遥法外或“罚酒三杯”，连拘留都坐在如贵宾室的单间穿着优雅。面对警权滥用、黑恶势力猖獗、为富不仁、医患不平等、城管粗暴执法、性别暴力，自媒体上一片为强者开脱之声，甚至早年的“我爸是李刚”和克拉玛依大火都有扭曲真相的洗地言辞四处流传。而“犬儒化”则更加“害人细无声”，助长了社达化，也成为巩固专制最强固的黏合剂。学者徐贲说，“中国社会的‘犬儒病’史无前例”。而我所观、所听、所历、所感，无不验证了这一点。仅仅一年前的佳士工运，北大、人大、南大的左翼学生，不仅被官方打压，还处于清末学生运动勃兴以来最大的孤立之中。五四前后的清末民初，直到六四，学生往往十万百万计的团结抗争。1986-1989年，天安门广场与长安街上各高校的旗帜到处飘扬、青年激昂的呐喊四壁都有回声。而今日她/他们却零星的对抗着国家机器，即便在校园被公开骚扰、殴打、喊叫着反抗，万千同学和老师们依旧冷眼旁观，没有任何行动哪怕言语的声援。这是只有六四后的中国才有的惨景。国人，尤其精英阶层的自利程度之深，几乎是近现代以来中外从未有过的。
当然，国人六四后堕落的特征，并不仅仅只有社达化和犬儒化，但这两点最能体现人性的败坏、道德的沦丧。弱肉强食，就丧失了正义感，与平等、法治背道而驰，变成了强权即公理的丛林社会；冷漠自私，就意味着同情心同理心的缺失，没有了公共意识和对社会共同体的责任心。“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恶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何况国人往往并非是一种“中立的沉默”，而是恶意的围观、夹杂着对受害者的责备、对反抗者的嘲弄。
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生态中，人们不再相信公平正义，没有了人类应有的同情与仁爱之心，互联网与线下生活处处展现着暴戾、残酷，为利益不惜损人利己、颠倒是非、钻营依附，国家呈现着一种“繁荣的腐烂”。经济腾飞下，政治的专制、文化的保守、人心的堕落，反而更有了物质依托，穷困者被“老婆孩子热炕头”、出人头地的机会诱惑着，绑在“低人权劳作”的战车上；中产阶级则沉溺于物质消费，为教育、医疗和养老等自我生存的保障挤在狭窄的成功之路上，逃避了对真相、正义、民主的追寻。而权贵阶层自然是如今体制的拥护者、捍卫者，没有什么“十二月党人”，《家》中的觉慧、觉民那样家境富裕的进步青年在如今也寥寥无几，倒是成了中共保守政权的卫道士、党卫军。
改变的，还有当年参与学潮、民运的千千万万国人。他/她们绝大多数选择了顺从于极权的统治，成为“后六四模式”下中国“新常态”的部件。由义愤填膺、高举“德先生你好”、“旗帜鲜明反对‘426社论’”，到贪生怕死、升官发财、狗苟蝇营，“党媒姓党”，由人变成奴隶、奴才，是雪亮而彻底的。一场镇压，一轮审查，以及列宁式政党无孔不入的禁制与威吓，人们就噤若寒蝉了。当这些人“坐稳了奴隶”，甚至成了奴隶中的“人才”--“奴才”，曾经的理想、革命激情、为正义斗争的勇气，全都消散个精光了。许多当年举着横幅走上街头的公务员、学生、记者，如今则成了彻头彻尾的既得利益阶层、剥削与压迫者。
而少数选择继续发声、反抗的人呢？他/她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吗？很可惜，同样不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所言所行与六四前的理想背道而驰，背弃了为被压迫人民奋斗的信条，忘记了六四之夜国际歌的吼声，转向信奉右翼甚至极右价值观，反对进步主义，成了特朗普等右翼反动势力的爪牙，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共形异实同；投入了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等宗教保守势力的怀抱，堕入迷信与原教旨化的深渊；缺乏对受难者的共情与同情心、没有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常识和起码的理性思维；鼓吹国家分裂各地独立、对平民尤其弱势群体苦难无动于衷或视为工具、为浅陋的政治甚至私人目的置国家与人民利益于不顾……而那些在中国内外舆论场混的如鱼得水的“公知”，除了有以上劣性，比公开的政治反对派更加没有原则、更加腐烂，与强权妥协、勾兑，甚至卖身投靠以换取立足和发财立业。国内外的“自由派”皆是如此。趋炎附势、唯利是图、传播谣言、空喊口号、党同伐异……差劣之言行不胜枚举、触目惊心。他们能是中国的希望吗？虽有少数坚持正义与真理者，但声微言轻，且已被劣币逐出话语权的中心了。
而我自己呢？我出生时六四已过去了近五年，已是“后六四”一代。由于家庭、学校、社会及个人的多重因素及相互作用，我饱经苦难，且越是反抗伤痕越多。我所受的主要是非政治性伤害，但细究起来，与体制和大环境亦息息相关。如果没有维稳体制，我的维权就不会充满危险，还遭遇拒绝、刁难、打压；如果有真正的法治与人权，我就不至于屡受创伤却无法伸张正义，反而越趋绝望；如果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我又怎会在抗争后落得贫病交加、一度几乎身无分文。我亲身体会到了没有权势也没有大把资产的平民在专制极权、人心冷漠、话语权失衡的年代有冤难于诉、有理无处评、有情不得陈的悲哀，也越能体会到民主法治、平等公正的重要。而这些，就是六四之前参与运动的国人所追求、奋斗的目标。
三十年前的血腥变故，改变了中国大陆的一切。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逃不脱时势的大变局。三十年过去，六四不仅未能平反，专制者的青面獠牙反而更狰狞，社会更趋腐烂。在我写的维权自述（尚未完稿）和《人民宪章》中对此做了详细叙述，且篇幅很长，在此就不赘言了。总之，祖国在沉沦、社会在堕落，即便中共政权曾引以为傲的经济，如今也在下行，民众身处没有正义、没有真相，却有大数据极权的升级版“1984”的牢笼里。
但中国已没有了希望了吗？在中短期，我们看到的的确是倒退、绝望。甚至看世界，都在回归威权、民粹盛行的政治衰败状态。可是，人类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血腥的民族宗教厮杀到和平与发展的到来，大体还是在进步的。它不一定永远进步，但历史的轨迹给我们以希望。而且，即便前路艰难，我们也要奋勇抗争。“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应被打败”，即便历史逆潮奔涌，我们也要向逆而逆，与逆流斗争，守卫正义、人性、真理。
对我个人而言，六四先烈是我的榜样。我孤独一身，力微言轻，但必定会为中华真正的崛起而斗争。无论我在哪里，我都是中国人，是华夏儿女、汉民族的一员。争取中国的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维护中国国家利益，都是我坚定的追求。我愿献七尺之身、十数载之思之文，为祖国和人民，尤其缺乏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尽力而争。“至于成败利钝”，我当然不能知晓了。或许中国未来能够有如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那样的英雄，将中国从歧路中扭转，让中华屹立在世界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