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 记忆中的张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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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在我大学快毕业的那几个月里,很偶然地找到了一个打工的机会,在一个书店里卖书。这个书店似乎是一群志同道合的读书人集资办起来的。他们好像都有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是大学教师,所以轮流到店值班,并不固定,今天遇到这个,明天遇到那个。当然,他们的脾气和涵养都比较好。

我在店里的职位,大约就像鲁迅在《孔乙己》里描写的那个专管温酒的小伙计,简简单单,每日坐看神仙过路。有顾客来了,就收钱,卖书,记账,没有顾客的时候,就自己看书。

有一段时间,店里来负责经管的是一个瘦瘦高高,戴眼镜的男青年,话很少,一幅心事重重的样子。

过了一阵,他不在的时候,书店隔壁一家公司的大姐过来串门,说,那谁,就是张智勇,在人民大会堂前下跪的三个学生,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不太清楚“张智勇” 是谁,但是某年月日,人民大会堂前曾经有三个大学生下跪请愿,十分轰动,这个我是知道的。多年以后,我确认了张智勇当时是在左边还是右边跪着的那个。

当然,作为一个专管温酒的小伙计,一个好奇心并不强的人,我没有问过他一次这些事,一丁点也没有提过那些过往。他可能也不会想到我知道他是谁。

转眼到了六四前后那几天,隔壁大姐又来了,说,张智勇这几天要回老家,记得她说是天津。果然,张智勇消失了几天,而书店门口的路上似乎多了个陌生的人在守候。

有一次,我和他骑车–应该是我骑自行车,他骑三轮,因为我从来骑不好三轮车–去清华大学。 在清华的校园里,我们的计划是把一些某出版社捐赠的有点过时的国外政治家传记卖掉。记忆中,我们在清华的校园里支起书摊,把书几本几本地捆扎起来打包卖掉,价格为定价的三折,也还真有些顾客来买。

作为北大的研究生,张智勇想必是被开除了,现在骑着车去清华园卖书,不知是什么感受。

在我毕业离开书店的时候,张智勇给我结算了工资,让我从书店里自己随便挑几本自己喜欢的书。我挑好了,他拿出书店的藏书章,一个个在扉页盖上,但仍然面无表情。

过了几年,当我再次有点好奇地回到书店所在的地方时,发现那个临街的房子,连同隔壁的那个公司门市,整个都被拆了。书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餐馆。

又过了多年,我偶尔在网上看到张智勇这个名字,就真的搜索了一下当时下跪请愿的照片。我想,这个小书店很可能是一批和八九民运有种种牵连的幸存者在当时互助谋生的一种手段,也是一个可以聚会和联络的地点,但他们都绝口不提任何政治话题,反而是隔壁的,或者一起上班的北京大姐爱提到六四。作为一个小店的伙计,我也算见证了一点历史的灰烬和火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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