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四再说两句

 

四分之一个世纪前，那一夜我刚从北京回到西安不久，校园的喇叭里传来柴(chai)玲(ling)的哭诉，“开枪了，血流成河...”我依稀回忆起离开北京的那一天，广场上正竖起一座“女神”，去北京站的路上，我还远远地瞥见了她在脚手架上的模样，她的名字叫“民主”。再之前，是广场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帐篷，各地来京的大学生，头缠布条、表情各异，唯独没有意识到“戒(jie)严(yan)”的严肃性。广场的卫生条件已经很糟糕，数万人每天产生的废物让共和国的心脏污秽满地。广场的一个角落里，堆着一大批据说是来自香港的露营帐篷，有些已经撑开，姹紫嫣红的，和当时我心目中的军绿色“帐篷”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从电视里看到，就在女神落成的后一天，“四君子”们进场再次绝（jue)食(shi)抗争，貌似要把五月下半月的混乱重新拉上正轨。而与此同时时，城里城外各种番号的解放军野战军也在完成他们的部署......

后面的故事和画面我在出国之后在网上看到了很多。我一直都在想，国门已经洞开，人员流动如此频繁，那道网上的新长城还有必要吗？直到有一天，我回到国内工作。原本习惯了搜索用Google，结果在国内用起来巨慢无比，时断时续。坚持了几个回合之后，我终于放弃了，转投百度。“互联网思维”真的是不可抗拒的：你的服务用户体验烂，用户就会离你而去。我们的新长城，就是这样在互联网时代，为中国人民保留了一方净土，眼不见为净。

那么究竟事实是怎样的呢？说真的，很多当晚在现场的人，例如上面提到的柴姐姐，说了很多，可是在他们嘴里言之凿凿的话就可信吗？只要谈论者还有切身利益在兹，他们的舌头就一定有倾向性。所以我不想去纠结“事实”，而是面向自己的内心深处去思辨事情发展的脉络。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但到底什么是“共和国”、什么是“公民”呢？“共和”的核心是权力分享,去除了君主专制。而一旦分权，各方就必须通过某种机制来达成妥协，没有妥协机制的国家很难摆脱分裂或者内战的命运。而“公民”则是参与共和国权力分享的合格自然人。无论事实怎样，至少理论上如此。

基于上面这两个定义，让我们来重新看一看25年前的事件：“共和国”的经济刚要从“满目疮痍”中起飞就遭遇了一些困难，“公民们”活的不太爽，更重要的是“公民们”觉得是权力的分配有问题才导致了腐(fu)败(bai)和不爽，所以以学生为代表的公民们起来争取民(quan)主(li)，本质是要权力重新分配。而当时在学生和后来的“百万市民”当中，真正有明确的、关于权力应该怎样重新分配思想的人大概不会超过0.1%。最近在看《费城奇迹》，讲的是美国在获得独立之后，十三个各自拥有武装的州从松散的邦联向具有（中央）联邦政府转型的费城制宪会议。可以从中看到，各州的代表先制定规则，再来来回回地讲条件讲价钱，最后通过无数轮的表决、修改才形成了最终的《美国宪法》。而作为学生的我们，当年在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面前，是什么让我们可以面对强力置若罔闻，毫不妥协？我只能说，它是我们血液里面的东西。再追问一步，如果当时对面的强力真的土崩瓦解，我们这群血液里没有妥协基因的人又会如何处置到手的权利呢？

想到这里，我就后背发凉。如果当时“民主”了，真有可能演化出比当年的悲剧更悲惨的后果。话说得狠一点，不懂得妥协的人，根本就不配称为“公民”，根本就不配享有民主权利。我知道一旦抛出“未准备好论”，必定会招致无数的批判：“难道印度、菲律宾、埃及、伊拉克人都比我们更有准备、更有资格？”我并不太关心他们的民主运作得好坏，鞋子的大小只有脚才知道。但是我们应该关心参与权利分配的人的基本素质，共和国建立的头三十年里，最大的悲哀是丧失了培养一代“公民”的机会，而把我们血液里那种依附权力，互相倾轧的基因给放大了！如果25年前把一人一票的“民主”嫁接到我们这个社会里去，多数暴政几乎是必然的后果；或者就等着把中国大卸八块吧。

今天，我党采取了当年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政策：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可以，社会阶层流动OK，但政治自由免谈。它的好处是，把大家的心思和智慧集中到改善生活上来。这一招历史上屡试不爽，远的普鲁士、近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是令人生畏的经济战车。重要的是，经济的大幅成长会造就大批负责任的自然人，他们在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所获得的经验包括：你需要为客户提供良好的产品和服务，你需要“和气生财”，你需要遵守契约，你需要竞争也需要合作，换句话说，你需要和他人妥协。这种人一旦在数量上达到某种门槛，我们就具备了重演费城奇迹的机遇。希望中国能看到这一天，愿当年惨死在暴力之中的人们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