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中国著名律师张思之新书《行者思之》披露相关内情，包括邓小平、赵紫阳与李鹏当年博弈情况。张思之是与六四事件有关的王军涛案与鲍彤案的辩护律师，鲍彤曾对他讲述所谓「泄露国家秘密罪」的细节。鲍当年替赵紫阳草拟辞职书，赵一字未改。鲍彤对张思之说，曾与多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打过交道，水平最低就是李鹏，而他与李鹏的过节，使李鹏非整他不可。王军涛说服学生退场不成，反成替罪羊。
真相是历史的生命线，是历史的灵魂。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五年了，「六四」迷踪依旧。随着时间推进，你所不知道的六四真相正一层层揭开。记忆的碎片，割断了一些人对历史的敬仰与怀念，喧嚣蒙蔽了眼睛，欲望扭曲了心灵，有人淡忘历史，有人忽视真相。不过，当每年走近「六四」，总会有当年事件的亲历者，梳理出事件的某一片段的历史真相，唤醒不该忘却的历史记忆。六月初，一部《行者思之》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香港推出，首度公开了当年「六四事件」前后的一些真相。作者是京城大律师张思之。
近期，张思之再度成为舆论聚焦人物。二十天前，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执行合伙人浦志强，与十多位朋友相聚研讨纪念六四，被北京警方带走调查，当局以「寻衅滋事」名义刑事拘留浦志强。张思之便是此案辩护律师。
这位被国人视为「良心律师」的「中国第一大律师」，其一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共和国法治史。张思之在《行者思之》一书中披露了不少早先无人知晓，或者有所传说而始终未经证实的一些真相。书中，他详细回忆了当代中国一些最敏感的重案：林彪江青两案、王军涛案、鲍彤案、魏京生案、高瑜案、郑恩宠案、李显斌案、李庄案等，其中王军涛案、鲍彤案，就是与「六四事件」直接有关的两个大案。
用北京文化人、张思之好友章诒和的话说，一九八九年五月的一天，京城有两个人被关押：一个关在家里，他叫赵紫阳；一个关进秦城，他叫鲍彤。鲍彤，原中共中央委员，曾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一九八零年起任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中央总书记办公室主任，「六四事件」中被撤职，于五月二十八日被捕；九二年三月，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七月，因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九六年五月刑满释放。此后，鲍彤一直生活在当局的软禁中。
据悉，鲍彤目前身体健康状况尚好，近年的眼疾正逐步缓慢恢复中。日前，他透过某种渠道对亚洲周刊说，二零一四年年初，当局就告知他，在「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前，不得接受媒体「关于『六四』内容」的采访。鲍彤认为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看法，「该说的也都说了，看法至今不变，而且更具现实意义」。也就是说，「邓小平当年作出的武力镇压的决定是错误的；这个应当由中共当权者纠正过来，而且越早越好」。
当年所谓「泄露国家秘密罪」，是指控鲍彤的头条大罪。当时，京城戒严，军队进城，戒严令下达，赵紫阳辞职等等，在公布前都是国家机密。亚洲周刊早于两个月前就率先获得张思之的这部《行者思之》书稿。在书中，张思之说，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四日，他与杨敦先教授一起去秦城监狱，作为律师第一次会见了「八九零一」，即鲍彤在狱中代号。鲍彤对张思之讲述了所谓「泄露国家秘密罪」的来龙去脉。他说，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上斗争激烈，赵紫阳表示：「现在的组织决定，我很难执行。」邓小平当即讲了一句：「你现在还是总书记哦！」
张思之认为，邓小平的这个表态对鲍彤案非常重要，它表明，五月十七日邓小平还没有下决心免去赵紫阳职务，还让赵紫阳把责任承担起来。尽管国法、党规都没有赋予邓小平这样的特殊权力，但当年的实际状况就是他说了算，他承担着「太上皇」的职能。
鲍彤告诉张思之，赵紫阳当时没吭声，会就散了。人都走了，李鹏没走，追着赵紫阳说：「紫阳同志，你要小心，你身边有坏人，有泄密的问题。」赵紫阳后来跟鲍彤讲：「我知道他是在影射你，就回了他一句：李鹏同志，讲话要有证据。李鹏说，『我有证据，但现在不往外拿』。」
李鹏在《李鹏日记》里描述说，八九年五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时，李鹏与学生代表对话时说：「同学们提的这场事件的责任、性质问题，我理解。我作为总理，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今天在这里不讲……」。「这里不讲」就是「现在不拿」的意思。
张思之在书中说，赵紫阳听李鹏说有证据，就问鲍彤：你到底在外面干什么了？有没有问题？鲍彤说：「紫阳同志，请你放心，我一点问题也没有。」赵紫阳说：「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接着，赵紫阳告诉鲍彤，「政治局常委会上决定戒严，我服从，但我执行不了。因此考虑辞职，你现在替我起草一个辞职书。」鲍彤当场一挥而就，赵紫阳一字未改，说「好，就是它」。辞职书拿给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请杨尚昆转邓小平。杨尚昆一看急了：「紫阳同志，你不能这么干，这么做不是授人以柄、火上浇油吗？无论如何得收回去。」赵紫阳考虑到杨尚昆讲得很诚恳，当晚收回了。
鲍彤做完此事，回到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随即临时召开会议，说这么晚把大家请来，是因为情况可能会有变化，「我也许不会再跟同志们一起工作了，今晚的会可能是最后一次。今天讲这个，只是对大家负责，不对外」。有人就插了一句，说咱们内部不会有叛徒。恰在这时进来一个人，恰是第十三名，于是有人开玩笑说：这不是「犹大」来了嘛。就是这么一个会，鲍彤在会上一字未提赵紫阳的工作，根本不存在「泄露赵紫阳将要离开总书记岗位的机密情况」。
当年，鲍彤接着对张思之讲，「至于说我搞『反革命煽动』，更是无稽之谈，他们举出的当事者都还在，很容易查清楚。你们看看案卷也许就都明白了」，因此他对这一点没有深谈。
谈话中间，杨敦先去卫生间。鲍彤看他远去了，立即直望张思之，一边用手往自己脑袋上提，一边问道：「他怎么样？」张思之不知从何处来的灵感，悟出「他」指的是赵紫阳，立马回应道：「他很好。身体很健康！你放心。」尽管说的是实情，但心里却酸酸地，有泪欲流。鲍彤接着说：「他好就好，只要他好，一切都会好。我无所谓。」这话发自肺腑，张思之深深地感到，他们之间够得上「战友情深」。
李鹏觉得鲍彤瞧不起他
当年，鲍彤曾对辩护律师张思之说，几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跟每个人都打过交道，为每个人服务，水平最低的就是李鹏。李鹏觉出鲍彤从心底里瞧不上他，有三件事，更惹得李鹏恨恨不已。第一件，是李鹏携夫人朱琳访日。他们到东京的翌日清早，夫人发现项链不翼而飞，报案说多少多少克拉，多么多么贵重。日本人十分紧张，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他们把房子翻了个底，终于在沙发缝里找了出来。精明的日本人拿去作化验，结果证明这是条假货。日本人跟中国驻日大使馆如实说了这一情况。大使馆报告北京外交部，外交部上报中央。鲍彤一看材料就火了，认为有失国格，说朱琳应作检查。
张思之说，第二件，李鹏把毛泽东的游泳池占了，还要重新精装修，一下子花了几十万。那个时候的几十万是个大数，财政就问这笔钱怎么报，问题搞到书记处，鲍彤说，毛泽东的游泳池本来就够高级了，还要重新装修，够浪费的啊。这又刺痛了李鹏。第三件，一天晚上，北京朝阳区公安局抓到了两个酗酒闹事的年轻人，其中一个进去就说：「你们抓我？我是李鹏儿子。」公安一听，不敢信也不敢不信，打电话一问，果然是李公子，就把人放了。但事情报到中央。鲍彤一看上报材料，说李鹏家教不严，应该检讨。
据张思之透露，邓小平为什么也讨厌鲍彤呢？导火索是电台广播了赵紫阳对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一段谈话，说我们党形成了这么一个惯例，处理问题还得依靠邓小平的经验和智慧，重大问题还要请教邓小平，由他拍板。据说，邓小平听播音时，说：为什么赵紫阳这几句话的声音放得特别大，这一定是鲍彤给电台打的招呼，搞的小动作。他为此特别恼怒，直到对鲍彤起诉前，乔石委员长批示说鲍彤的问题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硬让邓小平否决了。可在这之前，邓是非常欣赏鲍彤的。他复出之后就科技问题所做的报告，受到广泛的称赞。那个报告题为《科学的春天》，就是出自鲍彤的手笔，邓小平十分满意，说「一个字也不改了」。邓小平对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所做的政治报告也曾一再讲，「一个字不能改」，他当然清楚这个报告也出自鲍彤之手。怎么稍有分歧一夜之间就成「反革命」了。张思之说，如此是非不分，黑白颠倒，这是丑恶的政治反复，太丑了。
张思之说，鲍彤案有个背景，就是李鹏非要整鲍彤，张思之想透过为鲍彤辩护，触动一下整人的人。他说：「在『六四』事件中，李鹏和陈希同公开造谣，目的是为了害人，这不能容忍，所以要触动一下，别的律师这样做难度很大。我办当然也有风险，在这点上我的思想准备比办王军涛案还要充分。」
他说：「先生说到得意处，哈哈大笑；说到动情处，泪光闪闪；说到愤激处，拍案而起，同时爆出粗口：『他妈的！』我听得如醉如痴，不觉时光流逝。接下来，陪先生共进午餐，两杯酒下肚，先生童颜鹤发，思维愈加敏捷，谈兴丝毫不减。席间的趣闻逸闻佳话笑话，与口述自传相映成趣，另有一番风情。先生精力过人，三个小时口述后依然声若洪钟，毫无倦意；先生记忆力亦惊人，细微之处毫厘不爽。」孙国栋认为，「六四」后，张思之为鲍彤、魏京生、王军涛等政治犯辩护，屡败屡战，更奠定了中国第一大律师的地位。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史，他不懈抗争正是一代法律人和知识分子的人格写照。
「六四」作为中国当代史的重要事件，它的真相不会被时间的车轮碾过，被历史的风沙掩埋。真相，让人们离事实更近，而不是遗忘、粉饰。历史容不得虚假，真相不能沦为价值取向的附庸。遗忘历史，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身处「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之际，国人更需怀抱历史、从历史星空探取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