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动乱，今年是它的第25周年纪念。当时，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因胡耀邦之死引发的学生抗议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充满激情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整治政府腐败，进行民主改革和尊重人权。胡耀邦是一位相对开明的共产党领导人，被迫于1987年辞职。中共元老邓小平认为，这场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大本营的示威，对中共的权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授权在北京市区实施了戒严令，罢黜了胡耀邦的继任者、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并命令人民解放军终结示威。镇压行动在6月4日上午达到了高潮，军队最终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在北京各处，有数百名抗议者和普通市民因为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被军方枪杀，同时也有军人死在愤怒的市民手中。自1989年以来，确切的死亡人数就一直存在争议。
中国政府宁愿让这一系列事件淡出人们的记忆。不过，旧日的抗议领导者、人权组织和学者正在纪念这些事件，敦促政府承认，镇压行动极其错误地打压了一场合法的运动。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从蒙大拿大学(University of Montana)退休的斯蒂芬·I·莱文(Steven I. Levine)启动了“纪念‘六四’25周年倡议”(Tiananmen Initiative Project)活动，其中包括一纸呼吁书，它呼吁各界公开纪念在6月4日达到高潮的系列事件。斯蒂芬在位于蒙大拿州史蒂文斯维尔的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介绍了这个项目和它获得的回应：
问：你为什么要提出此次请愿？
答：我提出请愿，是因为我的整个成年人生一直在研究中国，我对中国发生的事件有强烈的感受，并非只是在远处观望。我猜想，我在和中国保持了一种思想和学术联系的同时，也有一种情感联系。我对1989年有极其清晰的记忆。镇压发生时，我实际上在东京，不过，自胡耀邦在当年4月去世后，我就日益不安地关注着事件的发展。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对六四怀有兴趣。去年夏天，我意识到，“六四”事件第25周年纪念正在接近。我琢磨着，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在美国发起倡议？我决定做两件事。第一是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写信运动，设法鼓励学术机构和民间机构，包括孔子学院[一个受中国政府支持，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兴建的中文普通话教育机构]举行某种形式的会议——比如纪念会、讲座、宣讲会——让曾参与1989年运动的中国人和中共领导层知道，全世界没有遗忘6月4日发生的一切。我们不仅没有遗忘“六四”那一天，而且没有遗忘自那年4月中旬直到镇压行动之间的整场运动。他们试图把这一切掩盖起来，编造谎言，制止人们谈论此事和与之有关的所有事。另一件事就是利用互联网，通过一个网站贴出呼吁书，人们能在上面签字，首先签字的是学术界——不过实际上，它是对所有人开放的。我们还计划联系美国50个州的所有议会，提请他们通过纪念“六四”的决议。
问：你还提到了孔子学院？
答：我对身为道德哲学家的孔子极为尊崇，所以，我对中共挪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些学院感到厌烦，它们真的和孔子没半点关系。实际上，多年前孔子学院能落户蒙大拿大学，我也出了一份力。在那之前，我没有真正深思过这件事。我认为，孔子学院主要侧重的是中国文化和语言，他们应该扩大文化的概念，把历史囊括进去，“六四”以及近年的历史也应该被纳入进去。我听到了一些间接的消息，说写信运动至少在一部分孔子学院已经引发了喧嚣，产生了某种问题，至少在美国的孔子学院是这样。我从孔子学院的美方院长那里得到了一些反馈，表明他们对我的所作所为是赞同的。不过，他们怕是身不由已。
问：你认为孔子学院所在的那些大学应当做些什么？
答：我认为，这些大学应当切实要求孔子学院展现出一些独立性与骨气，要求它们允许采用北京的指令之外的课程。
问：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正值一些人在私下里讨论，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什么方式，不仅要影响事关中国的媒体报道，还要影响相关的学术研究。迄今为止，你是否发现这影响到了任何联署人？
答：我想，很多联署人是像我这样的退休学者，不再迫切地要去中国访问，因此他们愿意签名也根本不冒什么风险。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他们都是活跃的中国问题学者，愿意冒险在这样一封请愿书上签字，老实说，我对这一点颇为失望。我认为，越多人签名，风险就会越低。虽说如此，这一点也不是事先没想到。
问：不过，试想一下，如果你自己还处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你是否认为可以堂堂正正地说，“对不起，我的研究太重要了，因此我不打算拿它冒险来在这种东西上签字？”
答：当然，我能理解这一点。现在，有很多人在中国做实地研究，而这些研究在我的职业生涯早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对那些依赖实地研究的人，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想签。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希望回国探亲访友的海外华人。我失望，但也能理解人们选择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的动机。我没有资格来谴责任何人。
问：中国政府及其支持者可能会提出一种说法，即政府在1989年采取的行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此后25年中国的增长和稳定。对此，你有何回应？
答：坦率地说，我可不信这一套。并非全部，但部分像波兰那样的东欧国家，它们的经历、在经济领域的成功与政治上的相对稳定表明，可以同时拥有经济繁荣和政治自由。还有，我认为，中国民众的自治能力要远远超出共产党愿意承认的水平。
原文刊载于纽约时报中文网：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220/c20lev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