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14
64那年，我在文化部的一个国家单位工作。那时，我在清华有个房子，时不常的住那，周末才回家。
4月份时，学生闹什子，我没在意，学校里乌漾乌漾的，总有聚会。不是我瞧不上他们，他们只读书本，哪里象毛泽东是的，深一脚，浅一脚地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出了号召，就有精英们响应。
这的学生尽是南方1米6几的小豆子，每天兜里揣2馒头，在操场上瞎蹦，和着那广播：“同学们，让我们为祖国工作50年”。其实，就清华北大出国的人多，出不去的，还叫人看不上呢。那够工作50年啊
我呢，晚上吃了饭，在广播室外听音乐，什么贝多芬，莫扎特，才科夫斯基的，什么都有。那的学生成群结队，站在那凝神注听。晚上到图书馆去消食。晚上10点多钟，摸黑回到家，冷冷的，倒床就睡。
我不记得那时我住的是几号楼了，因为住过好几个地方，只记得外面有个高塔，再往东一点就是西大操场。早晨上班的时候，西门外，尽是结队的学生，他们是去游行的。我根本没在意他们干什么要游行，反正他们爱挑事，从4月开始，就没闲着。我上学的时候也爱闹事，反正就不想学习呗，找点事，热闹热闹。
上班也无聊，每天就是看书，学习，没事干也不能回家，平静的跟一潭死水是的。后来不知什么时候，看着不起眼的学生运动，真有点被扇起来了。我和同事们都是闲的看热闹，跟着学生后面，看他们怎么闹。
天渐渐地热起来了，学生越闹越多，不过他们旗帜鲜明，要民主，反腐败，这点合民心。老百姓跟着动了起来。每天茶余饭后都是聊学生的事。
记得有一次在我跟着游行队伍到了黄庄附近，学生大概有几千，还有街两旁成百上千的老百姓。同学们呼着口号，老百姓也被搅了起来。一个工农摸样的50多岁的男的，推着自行车，高喊着支持学生的游行，谁要想照相，可以站在他的自行车上。同学们还大眼看小眼，不知怎么办时，我赶忙抢先上去照了几张相。
快到5月的时候，学生越来越多，从全国各地聚集到天安门，天安门广场很快就被占据了，大概有几十万人。那不是跟大串联是的嘛，虽然我没经历过大串联，可听着，也是这样，学生们全国各地瞎跑，连车票都不买，楞坐。各界都给学生捐钱。我和同事们几乎每天都骑自行车跑天安门广场看一圈，捐钱特踊跃，跟表现自己是的。
现在想起了真奇怪，成千上万的自行车，我们每次都能顺利地找到自己的，真秩序。那时候的人，都觉得政府会向着学生，因为学生说的都是老百姓要说的话。各单位领导也是，觉得中央回支持学生的，所以单位也不反对职工跟着游行，我单位还组织开车带我们去。
那时街上到处是学生，特别是路口，警察可能也支持学生，很少在街上看到交通警。那时候还是交通警在指挥交通，每个路口都有警察。可一游行，警察也没了，路上交通秩序反而好了，也不堵车，大家都自觉地礼让，即使有碰撞的，也都不说什么，好像谁都不愿这时候争吵，大家心里想的都是游行的事。那时候社会治安特好，大家开玩笑：小偷都罢工了，要支持学生。
本来挺好的势头，5月20号，李鹏发表了电视讲话，说学生游行是动乱，说政府不支持什么的。我本来每天跟在天安门上班是的，每天都过去溜达一圈，听了他的讲话，我觉得没意思了，肯定中央不支持，学生就肯定没戏。我没心气跟学生们转了。
我爸妈开始警告我，别跟着出去瞎转了，要出事的。我说：我才没那么傻，胳膊拧不过大腿，政府反对，就没戏唱了。
停了几天，我闲的没事，又跟同事小许，英子去天安门了。学生们按学校成群地坐在地上，有的还搭起了帐篷，我们穿梭在人群中，我手里拿着汽水瓶，天安门前大概有几十万人到上百万人，到处是红旗，校旗。走了半天，实在觉得它累赘，看见个空场，顺手把它丢在地上，瓶子哗啦一声碎了，大家回身张望我，我唠叨一句：“这个小瓶不要了。”没想到，周围的同学全都鼓掌，说：“好”
我心里猛地一惊，心说：这可是误会，我可不是说那个人呢。我赶紧给小许和英子解释：“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一个汽水瓶。”小许坏笑地看着我。我心说，这要是来场文化大革命，我肯定蹩里头。
后来到处传军队要进京了，学生们开始扇情，老百姓也愤然，蠢蠢欲动。军人们开始紧张了。其实那时还没带枪的军人进京。但大家只要一看见军人，就愤怒，上去打他们，跟他们大喊大叫。那些当兵的，很多是农村兵，傻傻看着大家，不敢说不敢言。一些带着军队字号的军车，被截住，很多被掀翻，烧毁。有一次在魏公村，一辆军用轿车被截住，里面一个军人，二话没说，就下来，我还没反应过来，车就被掀翻了。我看着疯狂的人，其实很多不是学生，说：干嘛要毁了车啊？那也是老百姓的钱买的啊！根本没人听我的。我开始不喜欢这么瞎闹，这是趁学生游行，发私愤，给学生摸黑。
那时候，我看到国家气象局门口贴着大标语：“警惕气候变暖” 我看着挺纳闷，这是说学生运动呢，还是真的说天气呢？那时候没climate change一说，我尽想政治气候了，真是文革的产物。那时候魏公村副食店门口的大标语也够人乐的：亚运为国争光容，海菜为国添光彩。你海淀区菜市场跟亚运有什么关系啊？这时候了，还不安静。
正巧，6月3号，我跟几个同事又去了趟天安门，不就是遛弯嘛，闲着也是闲着。晚上回爸妈家了，可能是累了，抱头就睡。那天我睡的特死，一动没动，一觉睡到大天亮。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我爸叫我起床。他说：昨天晚上打枪了，枪声挺密。我蒙着眼，特吃惊。心里直埋怨我爸，错过这么个热闹口，真遗憾。我要出去看看，我爸不让。我说我不会惹事的。
走了几步上了三环，街上挺静，两旁星散着些人。街上一辆车也没有。我向东望去，那里好像有解放军站那。我一点点向那走去。十字路口中央，站着几个全服武装的军人，他们端着枪冲着大家。我在大概距离他们100米的地方停住了，盯着他们看了一会。我担心他们擦枪走火，还是走了。
回到家，觉得这安静的日子没事干，有点烦。按理我该去上班的。我骑着自行车一路直淌到了单位。我们2000人的单位，居然没几个人上班。我们部门来了4，5个，都是在家闲着的，大家一商量，这日子口哪都没人，干脆到颐和园去得了。
结果我们大概是64那天唯一的几个到颐和园玩的游客。偌大的公园看不到几个游人，那天阳光特别足，天气特别好，天很蓝，天气也很暖，大概20多度，真是风和日丽。那大概是我游颐和园最好的时候了。
第二天回去上班，单位明显出现了变化。过去支持游行的，全变成传达中央文件的了。我单位几个组织游行的头，被停职了，有的人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单位开会，要每个人交代谁去了天安门，都干什么了。我当时什么没说。一个30多岁的老大姐，心直口快，自认为德高望重，张开就跟人家说我当初那么积极，出事了，就蔫了。我听了特别生气，难道在这生死关头，让我去送死？
尽管会上我们什么都不说，下面大家还是议论纷纷。一个姐们家住前门，她说那晚上她就在天安门广场，她说夜里1点多钟的时候，广场戒严，要大家离开。她就和大家平静地离开了，军队开进广场，没有开枪。
另一个姐们家住木须地，说那的医院里有死伤的人，有的死在家里，是军队在长安街上放冷枪打着的。
我还记得那几天的中央电视台报道是张宏民，说军队在天安门广场没放一枪。接着电视镜头定在纪念牌上的枪眼上，定格至少3秒钟。我心说这个摄像人或制片人要倒霉了，居然睁着眼说瞎话。
64那天中央台主持人杜宪和那个男的叫什么来的，两人那天穿一身黑，以示对学生的哀悼，第二天就被撤了。两人今天一个做幕后制作，另一个走匈牙利，做商人了。我相信，如果再来一遍，他们肯定不再那么幼稚了。
我觉得我们中国封建社会太漫长，到今天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依然很封建。民主在今天真的还不是时候，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要和它的社会发展相适应。我们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积累，老百姓的素质还很低，即使今天成了世界第二，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封建社会。过早民主，就跟阿富汗是的，天下大乱了。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民主，连温饱都成问题，谁在乎民主啊。但是，争取社会进步的活动还是值得的，没有它们的推动，统治者永远无视社会的矛盾，永远不会自动让位。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在那些天的活动，和混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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