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的由来与教训
1989年的六四事件已经二十多年了。时间是疗伤的最好的良药，二十年，足够长了，现在应当是能够认真研究这一事件的历史教训并且给它一个最后的妥善处理的时候了。一方面，时间足够遥远，许多利益有关的人已经离开的原来的位置，从法律上说也大概超过了追诉期限，因而应当能够比较心平气和地研讨这个重大事件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大多数事件的亲历者还健在，对于事件经过的基本事实也不存在任何严重的分歧，这也是正确认识一个事件重要条件。如果再拖延下去，知情者渐渐逝去，没有定论的情况下，就会众说纷纭，谣传将越来离真相越远，出现“末俗纷纭更乱真”的局面。
研讨历史事件不应当是为了发泄愤怒或其他情绪，而是要得出历史的教训。任何人，不管是否是否是直接受害者，如果不能摆脱仇恨，不能摆脱利益的追求，就不能为总结历史教训做出贡献。
当然有一部分朋友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希望六四是一个可以撕开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突破口。其实这只是一种无望的期望，一种绝望的政治投机。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需要一个这样的突破口；而如果他还有生命力，这个伤口固然是一个隐痛，却也破坏力有限。二十多年过去了，靠六四寄生的所谓海外民运并没有繁荣强大起来，反而因为他们的狭隘自私而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抛弃。这些朋友太缺乏历史知识，他们都是聪明人，但是太聪明了，小聪明有余就是太懒惰不肯学习。如果他们稍微学点历史就会知道这类事件在哪个国家没有啊。美国在1932年发生过退伍军人要求支付补偿金的请愿的所谓Bonus
Army遭到镇压，著名的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了这个清场，而调用的就是著名的巴顿将军的部队，他当时还是个少校。美国的少壮派军队向他的老战友开火，丝毫也不影响他们的声誉和发展。抚恤金后来是发放了，但是也没有谁要求给那个事件平反昭雪。下令清场的哪位美国司法部长（我在这里删去了他的名字，不想让他因这个事件而闻名于中国），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Army遭到镇压，著名的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了这个清场，而调用的就是著名的巴顿将军的部队，他当时还是个少校。美国的少壮派军队向他的老战友开火，丝毫也不影响他们的声誉和发展。抚恤金后来是发放了，但是也没有谁要求给那个事件平反昭雪。下令清场的哪位美国司法部长（我在这里删去了他的名字，不想让他因这个事件而闻名于中国），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在加拿大，一战结束之后也发生过群众集会长期不散而最后诉诸武力的事情。不过现在我无法在网上找到任何痕迹，只记得在一本历史教科书上看到过。那是191X年的6月3日，简直是与我们的六四的同一天，据那本书上所说最后大家感到“够了，该结束了”，（Enough
is enough）所以警察就出动了。比起美国的Bonus
Army，我们加拿大的这次动乱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加拿大人都把它忘记了。
is enough）所以警察就出动了。比起美国的Bonus
Army，我们加拿大的这次动乱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加拿大人都把它忘记了。
如果你嫌这些太久远，那么两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记忆犹新吧。不也是镇压下去了吗。你可以说这一次没死人。这中间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西方人从来不像北京人那样，以为拿枪的人不会向他们开枪。反而是对军队保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戒心。九十年代末有一次多伦多一夜下了九十多厘米厚的大雪。市长请求军队帮助铲雪，却受到不少公知的批评。他们的说法在中国人听起来一定很奇怪：不希望军人干涉他们的生活。
的确，六四事件最后的悲剧结局实在是不必要的。但是有两个原因使得这个结局几乎难以避免。一个是1989年的中国政府是个历届政府中最弱的一个，领导集团内颇有几个人各怀心事，甚至想利用群众的群体事件搞垮对手，取而代之；此外到了六月三日的晚上，还有一些德高望重的糊涂的好心人出来说军队绝对不会向老百姓开枪——他们本应当说军队是要服从命令的，老百姓不要跟军队对抗。第二，海外势力的介入使得学生们有恃无恐，而政府不想得罪海外势力就只能拿学生开刀。如果有一个有能力的政府，第一可以及早介入说服学生停止绝食；第二，揭露哪怕一个海外势力的代理人，就可以让群众的狂热冷静下来。关于这一点，你可以从茉莉花运动期间在网上暴露了美国大使到北京街头观望，使他颇为尴尬，就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六四的时候，一些外国人活跃的很，我们的政府和媒体却生怕得罪他们而不予以揭露。至于说服学生停止绝食，有那么难吗？文革的时候在全国，包括北京也发生过多次绝食抗议的事情，都是在一开始就被劝阻了。而这一次，无能的政府听之任之，任凭绝食发展，还让媒体全面开放报道，推波助澜。这些人也真是官僚麻木的令人难以置信，居然让绝食这种准暴力行为发酵而不作为。错失时机就可能使得事件难以收拾了。我感到在广场上绝食的人群还是几十个上百来人的时候还可以劝解，到了成千上万的时候，事情就复杂化了。广场上的领导权将总是抄在激进分子的手里，即使老的发起者让步，或退出，也会有足够多的更激进的后起者顶替他们的位置，善了的希望将越来越渺茫。
因此，我们可以说：
这个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而导致的严重对抗
我不否认事件的过程中，有外部反华反共势力的介入。但是运动的主力北京的学生和市民的基本要求是反对官倒遏制腐败。这个诉求是完全正当的。就连政府发言人袁木先生对于官倒也是痛心疾首。我相信政府里的绝大多数人也不希望看到官倒无节制的发展下去。因此群众的诉求与政府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说处理不当，主要是指政府方面。但是不是说另一方就毫无可以检讨指责之处。恰恰相反，那些站在学生背后企图从这个运动渔利的某些所谓的公知是很值得谴责的。还记得运动开始的时候的那些要求吗？什么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受到批判的人恢复名誉，等等等等，都是为某些人量身打造的口号。再比如严家其先生，在广场上的一个本来是要劝导学生停止绝食的集会上居然宣布“不向没有皇冠的末代皇帝称臣”。我以为他要当“当代的谭嗣同”呢，没想到他早就办好护照签证，把学生推上绝路之后，连同妻子儿子溜到香港。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人还美其名曰胜利大逃亡。
这些人都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派”，是胡耀邦们信用的一批所谓精英。是企图利用群体事件为自己谋利的一群无耻之徒。其中也不乏被帝国主义收买的吃里扒外的败类。
就是学生中间也不乏值得反省的地方，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小孩子，而是有责任能力的成人，有的还是是研究生。我相信大家都同意，1989年的时侯中国的改革正在向前推进，改革中固然有问题，但是也不过是前进中的问题，采取绝食抗议这种极端手段也无疑是过激了，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必将给改个带来更大的挫折。事实也是，在六四前夕，政治局正在讨论如何加强教育，胡耀邦就是在这次会上发病的。而六四之后，这个议题几乎不存在了，教育经费的追加至少推迟了十年。而且大规模的绝食抗议，也超过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承受能力。高自联要求跟政府平等对话，也有点太缺乏自知之明。政府，好歹也是经过人大任命的，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政府，高自联不过是一部分北京学生的自发组织，这两者如何对等？这些小错误就不去说他了。我说这超过了中国社会的承受力，显然有人不认同。他们以为那不是全民狂欢的时刻吗？他们只看到一方面，是的，运动中各界——主要是知识分子各界都积极参与进来，并且提出自己的要求，企图借机为自己的小团体赢得一杯羹。其实，如果他们都只是支持学生的反腐败要求而没有自己的诉求也许更好一些。我当时就说这些聪明人都只有小聪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的这种赶热闹，必定使得当局感到不能让步，让一步就得步步后退——即使事实未必如此，这种担心也是难以打消的，事实上后来的苏东波也的确是，政府一让步，对方就更来劲，直至政府就垮台。
不过说到底，学生也还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这个主要方面还是政府。政府应当有能力把群众的激情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你也不能说政府没有做过努力，政府派出以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铁映为首的谈判代表。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学生方面应当肯定政府的这个举动，而不应毫不妥协。但是双方没有能够达成任何协议。我看双方都有责任。由于不了解谈判的实情，也不加评论了。最后李鹏总理会见了学生。如果你去重温他的那篇讲话，那个稿子，如果换一个人用另一个语调去说，效果应当会好得多，但是到了这位总理的嘴里，那篇讲话就变成了怒气冲冲的最后通牒。这位被抱上总理宝座的从来没长大的baby政客 跟广场的幼稚青年在不知进退上有得一比。如果政府有决心和平解决问题，说服学生，那么总书记或者总理应当及早到广场去跟群众开诚布公交换意见。以诚相见，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当时的领导层却做不到这一点，内部就不统一，而且有人企图利用运动打倒别人。而另一边，广场上的学生，只要没有强大的压力，将很可能总是激进分子占据上风。
这个领导集团内部的分裂是那次学潮得以发展到不可收拾而最后不得不动武的主要原因。
那么中国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的由来还得从粉碎四人帮说起。
改革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事业，领导集团的清醒，团结与合作至关重要
一个政权迫切需要改革，这就意味着它已经处在危机的边缘。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看到了改革的需要，但是对于形势却做出过分乐观的估计。很可能是粉碎四人帮的万众一心让他们错估了形势。以为那全是对他们个人的支持。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只在反对极左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至于以后怎么办却千差万别甚至南辕北辙了。当此之时，共产党本来应当团结一致重新收拾人心重建人民的信任。但是，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的某些主要决策人，却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搬掉华国锋，换上他们信得过的人上面。这真是难以置信的缺乏远见。
为此他们搞了一个莫须有的“两个凡是”路线。
所谓两个凡是，不过是郑必坚为华国锋起草的一个纪念毛泽东的讲话中的一句话，后来人民日报在1977年2月发表了一篇社论。应当说，对于要刻意突出这句话的人们，很可能有希望压住邓小平不让他再次出头的想法，因为毕竟他出来就意味着某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至少位子要往后排了。如果我们重温一下当时的领导人的讲话，我们应当能够发现最不想让邓小平翻案的绝对不是华国锋。在华国锋等人那里，批邓只剩下一句口号，没有任何实际内容了。他们已经意识到邓小平的平反是势在必行的大势所趋。而这句口号也只是当时继承毛泽东遗志的政治需要。但是也确实有几个人，一直大谈特谈批邓，希望压住邓小平。
我不能说，在为邓小平平反的问题上华国锋没有一丝犹豫，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小平对华国锋也确实谈不上友好。但是事实却是，从粉碎四人帮到邓小平平反只用了大约九个月的时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在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的同时，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也就是说华国锋的位子刚坐稳，邓小平就平反了，回复了一切职务。如果还要说华国锋对邓小平平反不积极，恐怕实在说不过去了。
我们不妨做个比较。从邓小平从新复出（1977年7月）到刘少奇平反（1980年5月）则是用了近三年的时间。我们没有谁怀疑邓小平对刘少奇的平反不积极，那么又怎么能说华国锋阻挠为邓小平平反呢？！倘若真有一个两个凡是的路线，倘若华国锋坚持，邓小平绝对不可能在这么快就平反的。毕竟当时华国锋是集党政军于一身的领导人。甚至连邓小平复出后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最后也要华国锋点头才行。
而且据我所知，华国锋对于邓小平是绝对的充分尊重。从关于高能所问题的多次批示，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同意邓小平的意见”这么一个调子。华国锋曾经想让邓小平当总理。这大概是华国锋以为是把实权让给邓小平的一个举措了。但是邓小平是怎么回应的呢？他在接见外国记者的时候说，“我不是没有那个资格，但是那是累死人的工作。”这是什么话，其实也没有哪一个中国总理是累死的。听了这个话，我就感到中国的“路线斗争”有可能重新开张了。也许华国锋把中央军委主席让给邓小平事情会好一些？
我曾经设想，如果邓小平清醒的认识到文革后人心离散的形势，他可能就不会再启党争而该努力注重团结了。如果他肯做辅佐华国锋的周公，或者退一万步，即使他做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也比搞掉华国锋，换上一个满嘴跑火车的胡耀邦好得多。华国锋，无论是理论修养还是做人的操守，还是行事的风格都比胡耀邦强得多。最重要的就是搞掉华国锋，就让那些跟胡耀邦相差不多，甚至自以为比他强的人产生可以再争这个位子的想象，于是党内斗争此起彼伏，什么反异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固然也各有其由头和争论但是主要的是小题大做要争位子。华国锋在，别人没有他那条粉碎四人帮的天大的功劳，谁也比不了，争不了。但是胡耀邦，在党内，在他那个年龄段里，在历史上与他差不多的甚至比他功劳大地位高水平高的，大有人在。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胡耀邦绝对不是治国的能手。我不是说他是个坏人。要交朋友，他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吧，但是作为国家领导人，他是不称职的。他可以是在正确领导之下作一员冲锋陷阵的闯将，但是他不是能够掌舵的人。他的最大的缺点是不稳重，如果你看过他1981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60周年的大会上的讲话的录像，看到他在那里扯领带解扣子脱西装的精彩表演，就应当理解我下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耀邦同志永远年轻啊。
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除了在当上最高领导人之前的平反冤假错案之外，简直乏善可陈。我能够想到的除了在西藏问题上的添乱，就只有“吃西餐，穿西装，高消费”，“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这不是打乱仗吗？在这个“方针”之下，中国的黄金资源，煤炭资源受到极大的破坏。小煤窑遍地，更造成矿难频仍国家名誉扫地。他在中日关系上，为了访日见天皇，就不肯纪念九一八五十周年，失去了一个向日本宣示中国的严正立场的机会而让人家瞧不起。这个严重的错误，至今我们还在承受其留下的痛苦的后果。他一方面发表“党的报刊是党的喉舌”这样极左的言论（请注意在过去，沿着列宁的思想一致是把党的宣传舆论当做人民的喉舌），另一方面又去对着右派的知识分子哭诉自己的不得已，这种两面派的作风那里还有一点革命家的味道？但是右派朋友就喜欢这口。
而他的不称职，更表现在改革国家领导体制上的轻率。邓小平要结束终身制。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敏感的事情。这位名义上的一把手，却轻易地向外界透露消息，而外界把这渲染成了逼宫。我个人并不这么看，因为我看胡耀邦还没有那个胆子，他很可能是有点得意忘形。他还得意忘形地轻率地发泄对其他领导人的不满。当香港记者陆铿说王震跟他同是湖南同乡的时候，他居然说出“南辕北辙”这种话。我说他满嘴跑火车，已经是很客气的了。但是这全是掌舵的两位老人家自找的的呀。如果不搞掉华国锋哪有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
如果说把他推到领导岗位是个不明智的错误，而这些“老一代革命家”把他解除职务的做法就更加轻率，成为八九风波的导火线。
胡耀邦倒了，换上赵紫阳。应当说赵紫阳是比胡耀邦稳重得多的人。但是既然华国锋能倒，胡耀邦能倒，为什么赵紫阳不能？于是又有人动了这个心思，这就是在胡耀邦去世的时候有人把赵紫阳打高尔夫的照片推出来的奥秘。至于谁要倒赵，我们不必在这里多做推测。这不关六四事件本质的大局，肯定是体制内地位相近的人们。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倒华倒胡，唤起了倒赵的心思。有人要倒，自然又有人要保，这种党内的分裂是使得事件发展到难以善了的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没有搞掉华国锋没有这些党内斗争了。
回顾这段历史，第一个经验，就是要正确处理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要说教育，首先是我们的这些领导人需要被教育。这是我所说的没有能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第一层含义。一个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把一班人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而要做到这一点，实际的一把手必须处事公平一心为公，而不能携有私心杂念。
后来在一片六四的悲愤之中，还是邓小平冷静地总结了经验，一锤定音，确立了江泽民作为第三代领导核心，结束了关于接班人的争论，而后，邓小平自己果断地辞去一切职务，并且粉碎企图以“为改革保驾护航”的名义夺权的企图，维护了高层领导的稳定。而且隔代指定了第四代领导人，从此中国的终身制终于结束了。这，应当是六四流血的最重要的收获。
那些说六四的血白流的人们无非是说他们所追求的的私利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的悲鸣与中国的进步是南辕北辙的。
第二，放任腐败是改革以来的又一个严重失误
而在1989年，最让老百姓愤怒的还是官倒腐败。改革开放，就必然面临西风东渐的腐蚀，本来就应当注重自己的干部队伍的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晚风邪气的侵蚀。价格改革的过度实行双轨制，这也是一个可能发生腐败的大温床，本应有对策，而实际上却是大门洞开。这样不顾自己执政党的形象，怎么能不出大乱子。
这个问题就不进一步展开了。但是我相信人民最希望看到领导人能够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拿出有力的政策和办法。
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为运动推波助澜
由于在反对人帮的四五运动中，知识分子起了先锋的作用，事后邓小平等对于知识分子的状况做了过于乐观的估计，选择信用了一批走极端的知识分子，比如方励之，吴敬琏等等。他老人家甚至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最优秀的一部分。这种估计完全不符合知识分子的实际。知识分子是一个各种思潮南辕北辙，风马牛鱼龙混杂的阶层。这个阶层根本不可能属于一个阶级，而是分属于不同的阶级。而其多数人，在思想上则更多地认同资产阶级，认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体系。这并不奇怪，因为西方掌握着思想与文化的话语权，而一般有些知识但是又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多数知识分子，必然为西方的话语所倾倒所折服。而改革开放又空前地让西方话语占领了中国的文化阵地。被“工人阶级最优秀的一部分”这顶桂冠冲昏头脑的一代青年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了。而他们的思想方法和药方却基本上是西方提供的。
我请共产党的朋友们，不要忘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你们得罪的相当大数量的知识分子。反右斗争，搞了几十万人，仅仅一个并不彻底的“改正”怎么能让人心中的额怨恨完全消失？所以有人等着看抬尸游行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一般地说，执政党应当戒慎恐惧而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支持率，更不应沾沾自喜以为成绩不错以为别人应当为你唱赞歌。看一看反右斗争吧，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鼎盛时期，刚刚打赢朝鲜战争，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刮目相看，国内的建设也可以说百废俱兴欣欣向荣。但是国内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买账。
………
六四之后发生了苏东波。
苏东波，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警讯也是一个比较。它说明改革搞不好是会翻船的。今后的改革一定要注重可行性渐进性连续性。切切不可搞改革大跃进。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不能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都不能搞大跃进。
六四的经验和教训是一个丰富的宝藏。不是我这里的几点可以穷尽的。
另一方面，现在应当给六四事件一个恰当的定性和处理。这可以让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越过这道坎。
在当时，在已经近乎失控的情况下，镇压也是必要的。而为了镇压，在当时冠以反革命事件也是不得不那么说，否则怎么好动武？但是现在看来，我以为把这个事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导致的对抗，比较恰当。一方面给学生方面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这对大多数参与者是一个必要的安抚，也可以名正言顺地给遇难者必要的抚恤；另一方面，维持秩序也是必要的，就可以继续肯定参与镇压的军队的作用同时也要预防将来万一出现不可能和平处理的事态也还有动用武力的余地。暴力镇压是一个政权的最后的手段，切不可放弃。当然我希望这种局面永远不要出现。
对于这样一个各方持有严重对立的态度的事件，我主张一种可以让各方都过得去处理方案。当然他们都不十分满意。但是如果让一方完全满意了另一方就可能完全无法接受。我主张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和大怨有余怨，不要指望十全十美。能把大怨变成余怨就算很大的成功。
应当看到，当前的社会矛盾不容乐观。我们不能为了平反一件旧案而导致新的动荡。我希望对六四的认真反思和重新处理能够增进我们国家的安定和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