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十多年了，一到这个时候，心头那块疤就开始疼。把这段经历写下来算是对自己有个交代吧。
八九年我博士刚刚毕业。那几年是中国高教业的低谷：八六八七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把高校整顿的人心惶惶，各大高校基本上都是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牧人分配的大学也是如此：因为经费、编制的限制，以及对年轻高学历者的疑虑，我所在的系居然拒绝接收。后来几经周折、加上当初要我的研究室主任向学校领导“告状”，到三月底才算正式报到。几年以后牧人拿到了几个市部级奖和大课题之后成了系里和学校培养的“接班人”、则是后话了。
四月中胡耀邦去世及学潮开始时，牧人还没有宿舍，和几个山东来培训的学生挤在一间学生宿舍里。从七八年上大学直至九五年离开中国，牧人对政治活动一向是关注但不参与，这次也不例外。因为学校没给我什么事，加上四月下旬北京高校开始罢课，几乎每天都和这几个学生通宵打牌：勾鸡（在山东很流行的扑克游戏，现在全然忘记了）、拱猪，打牌时大家调侃一两句游行、426社论等等，这时候的大游行都是在新闻上看到的。
真正上街是在王丹带头绝食以后。因为包括央视之内的所以媒体都或多或少地报道广场的绝食情况，很多市民参与捐款、救助及示威活动，平日很吝啬的胡同大妈们也变得大方了；加上坐公交车不用买票，我们经常去广场转悠。那时不仅秩序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好。大家对情况不是那么悲观，觉得假以时日、政府和市民各退一步事情也就过去了。老百姓不知道的是邓小平已经决定政府绝不后退半步。
接着就是五月二十日，李鹏这个WBD在中央台宣布在北京戒严。这次的戒严开创了四九年以来的先例，北京市民包括牧人被彻底激怒了。听到广播后那几个山东学生和我决定去天安门广场。
走近公交车站，远远看到女售票员在吆喝“上车上车，一站直达长安街，不转车不收票”，心里想着要是售票员态度永远这么好该有多好上了车。
车上一个操着京腔的老大爷说“嗯们（我们）这地界儿可是天子脚下，活怎（发四声）嘛大没见过戒严，李鹏也忒TM孙子了”。那时候人民不知道戒严是邓小平的决定，所以大家都骂李鹏。
过了建国门人车越来越多，于是在北京站附近下车往西走。走到东单时听到有人喊“军车来了”，接着看到绿色的军车；又听到有人喊“拿大公交给丫儿堵上”，市民们呼啦啦地一拥而上，把两节的大公共汽车横在长安街中央，接着又把第二辆公交车横上。市民与军车僵持了一会儿、看到士兵们从军车上下来、列队往长安街方向走。市民们自发挽起了胳膊列成人墙，因为机缘，我和那几个学生都在前排。那些士兵看起来也就十八九岁的半大小子，身上只背了一个绿书包；眼睛里泛着惊惶、红彤彤的脸上淌着细细的汗珠，让人觉得怜惜。这时不断有市民喊“人民解放军不打人民”、也能听到中老年妇女们唠叨“学生们都是爱国的，你们忍心抓他们吗？”，士兵们则是一声不吭、默默地往前顶。不过士兵们虽然比市民强壮整齐，架不住市民人多墙厚，队形被冲击的不成样子。
这样僵持了十多分钟，士兵们显然是接到了命令，开始往后退。大家欢呼起来，牧人也跟着欢呼“解放军万岁！”，还不断有市民往士兵的书包里塞瓶装水和饼干等等。
这次的成功让所有的市民都很兴奋，也都印证了再怎么地人民军队也不会向人民开枪的想法。牧人认为六月三日晚和六四凌晨大量无辜市民死亡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包括牧人）普遍存在“人民军队不会向人民开枪”这样一个荒唐念头。
此后又去过两三次天安门广场，看看“民主女神”、跟静坐的学生一起唱「国际歌」，参观有蛋清蛋黄污迹的老毛像等等。
六月三日我和那几个山东学生再一次来到东长安街。不知什么原因，觉得气氛异常，也许是因为大喇叭的反复广播、也许是觉得军警便衣的明显增多，反正就是觉得杀气很重，所以在夜幕降临前我坚持那几个学生和我一起离开。这时没有公交车（大概公交系统受到了什么指示），我们走走停停，走进大学校门时已经是半夜。我们不知道的是，杀戳已经在西边开始了。
迷迷糊糊中被噼里啪啦的声音惊醒，于是坐起来静听。接着那几个学生也醒了，一个有点军队背景的学生一口咬定是枪声。大家都静静地坐在床上，没有人说话。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感觉似乎是麻木、或者说没有感觉。
早上起来，学校里一片肃寂，广播里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解放军平暴等等。吃了点东西，我们三个有自行车的决定出去看看。
和昨天截然不同，路上几乎没有人，偶尔会有烧毁的坦克。接近天安门广场时，远远看到广场被铁栏杆圈起来，里面有大队的士兵。看到南池子路口交通岗亭聚集了很多人我们也凑了过去。玻璃上有不少弹孔，一个小伙子指着岗亭水泥底座的弹孔大声说“这TM绝对不是寻常子弹打的，准是重机枪”。牧人想象着昨晚发生了什么，心头愕然。
铁栏杆外面一大群人冲着里面骂“刽子手”“WBD”什么的，我们就推着自行车、打算凑上去看看，没走几步，看到士兵开着枪冲我们这个方向冲过来；子弹在头顶飞过，出于求生的本能、我们几个都扔掉自行车飞步跑到岗亭后面。过了半晌看看士兵们退回去了，才一个个猫着腰拣回自行车、飞快地骑上回学校了。
第二天父亲打电话来（那时一栋楼只有楼长一个电话），在听说我无事后马上要求我回家。这时进京的道路全封了，老家不能来车接我，我只能自己想办法离开北京。我跟父亲讲这几天我就呆在学校里哪儿也不去，过两天风头缓和一点我就回家。
我大约是六月七日（具体哪一天记不清了，总是开枪后两三天吧）离开北京的。北京站人很多，都是离开的（大概也没有进京的火车了）；军警也很多，盘查可疑的人。一个年轻的军人让我打开我的挎包，我一句话不说地打开挎包、眼睛不屑地盯着他。士兵大概习惯了这种敌视的目光，看了一下就放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