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记于1992年。终于在2004年，为纪念15周年，在海外某报刊以「史鉴」为名发表。今稍加修改。为对历史负责，本文记录的全部是自己的经历。为秉持真实客观的原则，没有采用任何二手资料。）
三 年了，三年的风风雨雨始终没能冲刷掉这一天-----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我记忆中的烙印。相反，随著岁月的流逝，我更觉得有责任把自己所见到的真实的一 幕幕记录下来，为了那些大义凛然的勇士，也为了那些无辜遭戮的冤魂。作为一个目击者，一个当事人，我要让世人了解，中国现代史上黑暗的，血腥的，同时也是 亮丽的一页。
一、山雨欲来
六月三日晚，军队将强行进入广场的消息早已是家喻户晓。北京市民早有心理准备，尽管大家感觉到了形势的严峻，但依旧认为「人民子弟兵」顶多使用大棒，刺刀，极限也就是橡皮子弹。谁也不会真枪实弹地对付赤手空拳的平民。
那天的广场及附近，已经呈现出不同以往的迹象。军人和武警已经集结在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公安部和天安门，还有不少聚集在前三门的大街上。
十点左右，一批士兵跑步强行挺进到了离天安门只有数百米之遥的南池子大街南端，但被市民顷刻间组成的自行车路障挡住了。他们在群众的阻挡和劝说下，撤了回去。
成 千上万的市民聚集在长安街和主要的交通路口，大家都在等待著。从所有的迹象来看，流血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本人虽然不是医生，但因种种渊源，对医学多少 有所了解。在这个危难关头，自己不能坐视，不能不勉力为之。在许多热心人的帮助下，自己蒐集了一些急救药品，准备随时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我必须提及我的母亲。当知道我的决心后，她没有阻拦，只是默默地在我医用白大衣的胸前和左臂，绣上了红十字.。我相信，许许多多的母亲，在那一刻，为我们的民族，默默地做出了奉献。
很多人清楚地意识到镇压后的后果。他们毕竟经历了文革，经历了「四五」等一系列运动，并且派出所民警就站在他们中间。但是，他们还是选择站了出来，而不是仅仅作一个旁观者。
二、火烧装甲车
十一点三十分左右，东长安街上喧嚣四起。只见一辆装甲车在长安街上横冲直撞，它反覆碾压著路面上的各种障碍物，追逐著街上的人们，据说，在南河沿附近已有一位妇女因躲闪不及被撞伤。
在 长安街上，没有大块的石头，但愤怒的人们还是拣来很小的石子掷向装甲车，人们诅咒著。这时，几个退伍的市民向居住在附近的群众收集了棉被、白酒和一些煤 油。当这辆装甲车被水泥隔离墩暂时阻挡而减速时，一个人举著隔离墩上的铁棍冲了上去，把铁棍卡在了履带中。装甲车不动了。又有几个人爬了上去，铺上棉被，
浇上了白酒和煤油。火熊熊地烧了起来，远近的市民都在欢呼。不一会儿，几个军人从装甲车里爬了出来。愤怒的人们举著木棒和小石块包围了他们。这时候，几个 大学生手挽手地保护住了他们，并且劝说市民不要冲动，不要使用暴力，「他们是穿著军装的老百姓」。一些石块和棍棒甚至落到了学生们的头上和身上，但他们还 是大声劝阻著并且簇拥著这几个人往纪念碑的方向走去。
三、「橡皮子弹」
西 边早已响起了枪声，从稀疏到密集，并且越来越近。从远处不断传来有人死亡的消息。人们知道，在天安门以西长达几公里的街道上，许多市民自发地构成一道道路 障，并且用他们的血肉之躯阻挡著「人民军队」的推进。但直到此时，聚集在天安门附近的人们依然认为军队使用的是橡皮子弹。
从广场的周围陆陆续续地下来了一些伤员。他们是被历史博物馆附近的警察和武警用棍棒或石块打伤的。有两个外国人，其中一位自称是法新社(或南通社)的记者也受了伤。我搭平板车把他们送到了北京饭店南门，转给了一辆救护车的救护人员。
我遇到的第一个枪伤伤员是个学生。他是在广场上被从人民大会堂发射出的子弹击伤的。他的伤口刚好在臀部肌肉最丰富的地方，又穿著牛仔裤，所以从伤口可以看到子弹的尾部。当时我还对别人说这肯定是橡皮子弹。(后来分析，子弹很可能不是直接击中，所以伤势较轻。)
我送这位学生到了协和医院，这时的协和医院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但我见到的大多还是棍棒或石块造成的创伤。
四 通道客车
当我从医院返回的时候，军队大约已推进到了天安门西侧的南长街附近，这时的天安门已有了战争的气氛。二、三辆装甲车在燃烧，密集的枪声显然很近。不断有伤员被人们用三轮车、自行车载著，或几个人抬著、背著东撤。我刚来到广场的边上，就见密集的人群像潮水一样地退了下来。
当我再见到伤员时，一个个严重的伤势彻底粉碎了我橡皮子弹的幻想。我不得不正视眼前严酷的现实了。
因 为没有经验，有时我连伤口都找不到。一些伤员在刚刚受到枪击时，特别在一些血管不丰富的部位，往往不立刻出血，而且弹孔的入口处直径很小，在夜间的照明中 很难发现。有的人甚至只知道被打中了，却描述不清确切的位置。往往要等一下，随著出血和伤员情绪的稳定，才容易判断。
随 著后撤的人们，我们退到了公安部正门前(正对南池子大街南口)的长安街上，在我处理一个腿部贯通伤的学生时，从东面开来了一辆大通道式公共汽车，这是一辆 插有红十字旗帜，临时用于运送伤员的车辆。一些伤员被抬了上去，我送那个学生也上了车，然后开始处理其他伤员。大概司机想再搭载上更多的伤员，所以这辆车 继续向西，也就是军队过来的方向开去。
车子没走多远，刚刚开到长安街上，历史博物馆北门和公安部大门之间，就被枪声包围了。
（在个别转载里，这个地点被写成金水桥前，这可能是和另一个事件混淆了。这次我特意把确切地址加上。）
我当时正在照顾一个头部受伤，昏迷并且呼吸困难的伤员，只知道车前后的玻璃都被打碎了，但印象中，还没有人受伤。
枪声停了，一个小伙子爬到前面，取下印有红十字的白旗，使劲摇晃著，向军人们说明我们的目的。因为我的白上衣上有红十字标记，所以，我也探出身子，向远处的军人喊：「不要开枪，我们是救护伤员的！」并且向他们指示我白大衣上的红十字标记。
当时，车里大约有十名伤员和十几名志愿者。志愿者们没有组织，彼此也多不相识，大多数人与伤者也毫无瓜葛，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大家伸出了援助的手。
喊话之后，车上的人们开始继续安置伤员，汽车也重新启动了。突然，猛烈的枪声笼罩了我们，前面有人倒下了。。。大家震惊了！谁也没有想到会再次受到攻击。我们是伤员的救护者，我们打著红十字的旗子啊！
枪 声在激烈地持续者。趴在满是碎玻璃的车厢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离自己这么近。「如果他们冲过来。。。」－－但我没有机会多想，前面有一个伤员向我爬来。 他的肚子上有一个弹孔，我的手头已没有绷带，只好递给他我的手绢，冲他高喊：「堵住伤口！压住！」我随身携带的药品和绷带都用光了。看看四周，我意识到自 己唯一能做的就是鼓励大家不要失去信心。因为在那一刻，精神上的丝毫绝望都可能将伤员引向死亡。在枪声中，我一边为一个濒死的伤员压迫止血，一边大声呼喊 著，鼓励著…
不知过了多久，枪声一下子停止了。士兵没有冲上来。我大声喊著：「谁会开车？后退！去协和！」在摇旗和请求后，我们的车调头向协和医院开去。
一路上，我只有不停地叫喊著，鼓励著伤员们。。。
当把伤员们送入协和医院的急诊室，我才知道医院的状况有多紧张。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忙碌著，伤员们已经占据了所有的房间。站在走廊里，我大声喊著：「哪有绷带？我要绷带！」几个大夫和护士听见了，收集了许多绷带给我。抱著大量的绷带，我走出了协和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