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六四」镇压出动大批军队，令大量无辜的市民及学生伤亡，人民解放军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究其原因，与中国的军队性质和制度落伍甚有关係。中共历来强调「党指挥枪」，不单在战争岁月、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强调，在取得政权后的和平岁月里同样强调，甚至在党、政、军和经济大权都集于一身的情?下更加强调，显示他们长期的武力崇拜倾向。正因为这种倾向，才令军人出身的邓小平，以及当时有政治利益需要的决策者不理百姓安危，决意武力镇压。如今回过头来，不妨细心地检视一下中国军队的角色。 (博讯 ) 由于中国军队一向不透明，所以它在「六四」前后的角色、部署过程和行动还有很多不为外界所知的东西。不过，从其后透露出来的信息中，也可以略窥一二。例如在「六四」后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戒严一日》（上下册），当局本来希望透过进城军人的回忆，美化军人入城「平暴的光辉形象」，但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撰稿的军人在笔下透露了一些外人难以掌握的、有关当时军事调动的秘密，包括事前的精密部署，以及如有反抗可格杀勿论的军令。当这本歌颂军人的书发行30万册之后，有关方面才意识到泄密。这些材料对研究「六四」前后的军事调动的人来说，可谓「书中自有黄金屋」。 后来，有关方面为了挽回恶劣的影响，急急回收这书，但它已广泛流入民间。最后，有关方面只有再版此书，把两册缩为一册，只保留歌颂「平暴」的部分，而不少泄露当时军事部署的部分则被删去，例如由少校参谋梁策执笔的〈坐标中心，在天安门广场〉。它泄露了当时上级下令他们在一天之内绘製详细和分割成块的地图，供军队从四方八面入城之用。这完全反映了当局早有计划地用超乎实际需要的武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 最近，前新华社高层人员张万舒撰写的《历史的大爆炸》，也引用了不少《戒严一日》的材料，附以当时他採访的事实，也验证了这次军事行动的部署和如临大敌的安排。 我当时在北京採访，也了解一些军事调动的新闻，但在此我倒想谈谈一些外界较少提到的侧闻，而这些侧闻却可以反映当时军方的部署更是虚、险、蛮、恶，兼而有之。 其实，军事调动不是在89年6月才开始的。在5月下旬，一些军人以便服出现，不带武器，乔装不同的身分，接受同一命令，在指定的时间内进入北京城，到天安门广场附近报到。当市民发现北京城内忽然出现一批梳覑平头装的小伙子时，感到这是不寻常的军事调动，曾合力拦截这些军人。我当时在现场採访，一些军人对市民说，他们接到的通知是「北京有庆祝国庆的预演活动」（当年是40周年国庆），上级指示他们分散入城，再聚集听候命令，目的是「不要打扰北京市民」；另一些军人也接收类似的命令，大意是「北京有嘉年华会」。当北京市民向军人说明原委后，这批军人也被调走了。 5月底，第二批军人携带武器，坐军车入城，市民群起拦截。他们从一些军人口中得知，军方对军人们说，「北京发生瘟疫」，需要军人协助控制环境，建设临时的军用医院。北京市民感到不对头了，但对军人都是好言相劝，告之以事实，北京没有疫情。市民阻止军车前进，没有动武，而是採取连锁式的方法，要军车头尾相接，然后在第一辆军车前面坐一批人，在最后一辆军车之后又坐一批人，那就把延绵不断的军车「锁」在一起了。后来，市民还拿水拿食物给军人解渴充飢，而军人了解实情后，也跟市民有说有笑，如水交融。 把军队的属性搞清楚 在军事学上，这一批军人已失去战斗意识和能力，自然又被调走。等到6月3日第三批军人入城时，收到的命令则是直截了当的「北京发生暴乱」，军队入城就是「平暴」。后来的事，也是大家熟知的了。从上述3次调兵遣将的过程看，当时的军方高层只懂军令如山，而子弟兵则不知实情。在军事角度说，这是对敌斗争的必然手段，但关键是平民百姓不是敌人，为何要这样对待呢？而且，用虚假内容告诉军人，令他们犯险，最后以强蛮的方法残民作恶，又岂是应有之义呢？所以，这不能单单责怪执行命令的军人，而是要追究下令镇压的人，那主要的责任就在邓小平身上了。 中国历来的治军模式，就是党指挥枪（或君指挥军），对军人的思想、意识、信息，从严控制，以致军队从来不属于国家和国民所有，而是属于管治集团所有，这与现代化国家和管理模式完全脱节。以今天的实际情?而言，军费是由国民负担的国家经费中支付的，但军队从来却是党所拥有，就像一家上市公司吸纳了小股民的资本，但所有决策权都在公司的管理集团手中，这从理论和实际上也说不过去。虽然，按目前形势难以一下子要中共放弃「党指挥枪」的命根，但据了解，今天军方一些较开明的人士已在研究一种新的理论，力求说得过去。中共也认识到目前的理论不合理，所以他们也搞了「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在中共中央军委会之上加一层外衣。所以，只有把军队的属性搞清楚，才能阻止或避免军队私有化或集团化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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