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在温哥华出差。这是第二次到温哥华，回想起来第一次在温哥华机场过境竟然是十年前的事情，那次旅行的记忆在我落地温哥华的时候鲜活地回到眼前。年轻的时候，十年，是漫长的；人到中年的时候，十年是短暂的，不过是一捧细沙从指尖落下的时间。因为对着十年的感叹，故地重游，一定要去温哥华走走。
繁忙的工作之外，在一个阳光冲破乌云的下午，有幸去了Stanley Park。那个环绕着海滨的公园里，满是闲散的游人。依稀有些凛冽的空气里，满是早春的气息。远远望去，温哥华的高楼参差在镶着金边的白云下，云层间有蓝色的天空隐现，海滩上枯木和礁石与渐灰渐蓝的海水呼应，遥远的海面上轮船慢慢地行驶……., 很久没有过的感受涌上来……..生命其实就是这些吧，可能是自己老了，面对良辰美景，已经感觉不到诗情画意, 在生活得麻木了很久之后，能感觉到的只有生命的震撼。
在海滩上挑了棵枯倒的大树坐下，面对着大海，静静地，十年，十年，十年这两个字不断敲击着我的脑袋。十年，面前的景色不会改变，但是我会在哪里？十年，十年前同行的人，已然切断了所有的联系，今天同行的人，十年后又会如何？生命，是如此多变，如此莫测，这就是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
可能真的是老了，怀旧的情愫很重。在温哥华海滩上的那个下午，记忆蓦然回到了30年前……
1983年的春天，在一个中等城市里，住着一群大院里的孩子。大院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外资企业的生活区，有医院，有电影院，有学校，有上百座家属楼，有直通大院的专用公路和铁路，甚至于还有一座当时很少见的涉外三星级酒店，在这座酒店里住的都是来自日本和美国的专家们，为了他们酒店里配备着先进的健身房和卡拉OK设备。
生活在这个大院里的孩子们，如果没有特别的需要，根本不需要走出大院，而孩子们也不愿意走出大院，因为繁华的市区跟这所大院里的建筑比起来，除了拥挤，根本没有任何可以羡慕的地方。83级高中班是大院学校里第一批高中生，我算是高中班里的元老级人物，因为我从80年大院开始破土动工学校开张只有20多个学生的时候，就在那里混了，而其他很多同学都是82年才大批转入大院初中的。
在83级高中班里，有一个男生，叫W，他的妈和我的妈在大院的医院是同事。在刚刚进入高中的时候，看到W竟然跟我分在一个班，我很是恼火。因为他在我眼里就是个事妈！
那个时候，正当青春期的我，每天都在干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初中三年，我一直保持年级第一第二的成绩，我爹妈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去开家长会，被各路家长围着打听教子之方，那个时候爹妈最得意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家孩子压根就不学习，在家每天都被我们批评，她真的不学习！”。我爹妈说的是真的，那个时候我最忙的事情不是学习，而是养猫，养兔子，养蚕，养所有我能找到的东西，包括蜗牛； 再有跟一群打群架的大院以外在我们学校借读的建筑工人子女打成一团，跟人家搂草为炉拜把子，然后人家去打群架，我在边上看书包；这些工人阶级的子女们喜欢我，是因为她们的作业基本上都是抄我的，尤其是数学；暑假我去大院游泳池当救生员，不要钱的那种，就是为了把这群拜把子姐们在游泳池散场后放进去，我们在里面大闹天宫……
初中时代的我，是老师又爱又恨得牙疼的女生，而W却是一棵老师重点培养的苗子，他在年级成绩排名上在我后面，却总是被作为优秀干部，三好学生被推到台上去讲话。最要命的是，W酷爱给自己的爹妈汇报学校的风吹草动，而他妈又喜欢去跟我妈八卦。原来我们不是一个班的还好，W的妈妈八卦的只是W班上的事情，我还能瞒天过海。一到了高中，W竟然和我一个班！我到新班级第一个看到W的时候，脑袋就“嗡”地一声，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弄得他莫名其妙。
高一那一年，我和W相安无事，他当了班上，我当了学习委员。他是老师的红人，我是永远的刺头。不知道W是不是知道我讨厌他告状，反正他妈妈传给我妈妈的八卦，没有涉及我在班上的种种恶劣行径，比如恶作剧，比如旷课，比如小考敢交白卷因为那个老师嘴巴有口臭，比如惹怒了老师被撤了学习委员。我爹妈在期末家长会之前，一概不知道。当然后来知道的时候，也没把我怎么样。感谢我爹妈，在我青春期的时候，给我宽松的成长环境。
高一结束的时候，我做了平生最大的一个决定，放弃数理化，改学文科。那个时候的梦想很简单，看新闻联播里外国元首到访的时候总有穿着套裙的女翻译在场，我觉得那职业很是光鲜和高尚；那个时候我沉浸在“三毛”的书里无法自拔，三毛的一篇“西风不相识”让我对去另外一个国度探险充满了向往。 于是，考文科-学外语-当翻译-出国去探险貌似很有逻辑地在一个16岁女生的心里生了根。 在高二下学期结束正式分班的时候，我把课桌搬进了文科班。当时所有的老师都惊讶我的决定，那个年代还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横行的时候，一个理科班的尖子生，去了文科班“looser”们集中的地方，老师们都觉得我疯了。就在我还在思忖怎么跟爹妈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竟然看见W搬着他的书桌也走进了文科班的教室。
那个年代的男生和女生，还没有琼瑶阿姨的熏陶，没有那么多柔情似水地沟通。在文科班的第一天，我满脑子转的都是怎么警告W，不许他告诉他妈我来了文科班的事情，我知道如果爹妈知道了这个决定，会有场灭顶之灾，因为他们一直希望我能象妈妈一样做个好医生。下课的时候，我堵住了W的去处。还记得当初我是这么说的“我跟你说啊，不许告诉你妈我在文科班，不然，不然, 不然…….” 我当时语塞了半天，没想出来他要是真说了，我能怎样。还在“不然。。。”的时候，W一咧嘴，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越发衬得他的脸黑了，说“你先保证不跟你妈说，因为我妈也不知道，他们要是知道了，得揍我一顿！”我一愣，随即也笑了。
两个少年，在那个时刻起一起守着一个有关彼此的秘密。我们甚至开始给对方打掩护，编出各种故事来糊弄我们的爹妈们。这个秘密在85年12月终于被捅破了，捅破的人是我们的班主任，她去医院拿药，碰上了W的妈妈，三两句话之后，W的妈妈怒发冲冠，直奔学校去了，W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押解回家。那时刻，我基本上已经也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忐忑不安地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果然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里看到我的爹妈。W的下场是被爹妈一顿臭揍，我的下场是被禁止看电视，一周内禁止跟爹妈说话，爹妈的审判如下：如果当年考不上重点大学，第二年复读必须滚回理科班。
之后的那一周，两个企图瞒天过海的少年见面的时候又笑了。青春真是美好，我们俩那个时候的笑是风雨过后初见彩云的感受，跟喜儿逃离黄世仁家的感觉差不多。因为男生女生界限很清楚，W和我没有更多地交流。今天回忆起来，我在高三的时候无端地经历了很多多愁伤感的情绪，已经完全脱离了初中时代的鲁莽，而那个时候的W在我记忆中，是一个在足球场上傻跑的黑瘦高。
关于86年的高考，记忆已经很模糊了，最清晰的一刻就是我差点误了高考。大院里派车送学子们去市里学校高考，车子就停在我们家的楼前广场上。老师点名到最后，发现我没有来，就干脆到我们家楼下来扯着嗓子喊我。妈妈才发现我根本不在家，而要带去考场的书包还在家里。妈妈怕车走掉，就跑下楼拦在车前面，央求老师一定要等我。结果就是老师和妈妈看到我满头大汗，手里拎着一只大兔子从大院外面的田野里狂奔回来，我把兔子扔给妈妈，抓过书包，就蹿上了车。那只兔子是我初中拜把子同学家的，他爸爸那天说要杀了那只兔子，同学一大早跑来告诉我，让我和她一起演戏，帮她把那只兔子藏几天，我冒着误了高考的危险在那天拯救了一只兔子。不过那只兔子后来还是被她爹给当了下酒菜。（写到这，真的觉得自己老了，总是跑题。）
86年的夏天，在记忆当中无比炎热，无比烦闷。高考后的日子，我一直在估分，算分，自己感觉考得很好，可是不敢跟老师说，怕老师觉得自己太张扬。等估分结束，报志愿的时候，我在志愿栏第一志愿里填上了“北京大学”，跟去文科班一样，没有告诉爹妈，不过我告诉了W，因为我知道W也报了北京的另一所大学。班主任大人从文科班分班我敢瞒着爹妈的事情上吸取了长足的教训，直接拿着志愿去了妈妈的办公室。妈妈大人在我的志愿上抹掉了一个字，又添上了一个字，这次，她和班主任也没有告诉我。
高考成绩快要出来的那几天，我一直在大院之外的各个拜把子姐妹的家里溜达，心情时而上了房顶，时而落在沟里，因为偷偷地报考了北京大学，又怕自己估分失误，每天浑浑噩噩，跟着几个初中毕业就辍学在建筑公司混生活的初中死党混，听她们各种谈恋爱，钓男生的故事，还跟着她们喝了几次酒。那个时候的她们，一直象保护妹妹一样保护着我，用她们的话说，她们已然是堕落了，而我是她们品学兼优的旗帜，一定不能让我堕落。三十年前，我那些初中死党的姐妹们，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联系，那些日子也已经模糊，当年她们对我的情分一直在心里珍藏着。
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从大院外面回来，走到楼下，突然看到W从我家的楼门里走出来，他满头大汗。看见我，没有任何以往的羞涩，他直接冲到我面前，声音都激动得变了，他几乎是喊着对我说“你是全市第二名，你可以上北大了！” 我愣愣地看着他，完全没有反应。他挥舞着手里的一张纸，大声说“我也过了重点线！我们都可以去北京了！”。我抢过他手头的纸，看到文科班的名单，和每个人的分数。我的名字后面被重重地打着一个红色的记号。
那个时候后来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只有一些碎片记载着那天的晚饭。不知道为什么，爹妈还有姐姐哥哥都好像很假，我体会到他们很高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一种虚伪。姐姐和哥哥吃完饭撂下碗筷撒腿就跑了，好像后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追他们一样。只剩下爹妈和我在家里的时候，那种诡异的感觉更强烈。后来，终于，妈妈拉着我坐下来，说要跟我谈谈。再后来，就是妈妈几乎是带着哭声告诉我，她和班主任两个人擅自改了我的志愿表，我肯定是去不了北大了。妈妈说，她一直不相信我能考上大学，因为直到高考的那天我还在抓兔子玩；她觉得班主任说的很对，能考上北大的都是学习及其用功的孩子，我太贪玩，就是考上了也未必念得出来，就这样她听了班主任的；不过我肯定能上她为我挑的那所也是重点的大学。我当时什么反应，这么多年过去已经不记得了，后来听妈妈说，她和我爹就怕我突然哭喊或者尖叫，但是我没有，只是默默地坐了一会，然后回了自己的房间倒头睡了。
W接到北京那所大学的通知书的时候，又一次来到我家。我们俩第一次去了大院电影院边上的一个时髦咖啡屋。W完全不知道我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去北大了，他来找我是想商量一起买车票，一起去北京的事情。在那个放着邓丽君歌曲的小小咖啡屋里，有红绿色的彩灯不断在变换着颜色，我泪如雨下，把W吓坏了。现在回想起来，在爹妈面前没有释放的悲愤，在那个时候全部宣泄在W的面前。W一直在说的两句话就是“你妈怎么能这样？X老师怎么能这样？”。我们俩那天在咖啡店里一直呆到店主要关门，W送我回家。到楼下的时候，W说“那我自己去北京了。走的那天，你别来送我。如果将来你到北京玩，我一定会好好招待你。”
W走的那天，我真就没有去送他。那个时候我已经接到了妈妈给我选择的大学的通知书，爹妈在庆幸最小的闺女可以在家门口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心里已经把那张通知书唾弃了几千次了。听说我的班主任，被校长狠狠批判了一顿，因为校长觉得如果当初我的志愿没有被改掉，我们那个大院高中第一批毕业生就有可能上了北大，那是多大的一个卫星啊！竟然被我那个无良的班主任给毁了！
上大学的三年里，不断接到W来自北京的信件。可能因为W远离了故乡，而我还在家门口转悠；也可能是因为我与北大失之交臂，W对我充满了同情，W给我写信非常频繁。大二的时候，我几乎每隔一周就能收到W的信件，同宿舍的女生都认为我和W会成为异地恋人，我自己却很清楚，W和我之间是纯得没法再纯的哥们姐们关系，因为那个时候W跟我探讨的最多的是，他怎么才能追到那个他心仪的师妹。
W那个时候上的一所和政治紧密挂钩的大学，他大二的时候就入了党。中学同学们在去外地上大学的同学回来的时候，在一起聚会过几次。W每次都是大家的中心，被同学们起了个外号，叫“W书记”，因为他根红苗正，未来肯定是个当官的料。
89年4月份开始，“W书记”给我的信件没有以前的频繁，话题也不再是那个师妹，而是更多的关于国家的前途，关于自己的前途。89年的5月，那个时候我忙着跟老师谈着恋爱，又被另一个比老师还要成熟的男人吸引着，漫天遍地的大字报，旷日持久的游行，绝食，我的生活被各种从未有过的惊奇与新鲜包围着，“W书记”竟然很久没有给我写信的事情，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89年的6月4日，在北京发生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并不知道。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直到20多年后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女英雄那段知名的视频被曝光，我在惊讶她当年的世故的时候，还在思忖，那天的广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只是知道，“W书记”在那天凌晨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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