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见一位“六四”名人在侃侃而谈革命和改良的关系，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确实改良看起来好像很慢，可是社会的代价很小，整个社会在原有的基础上一点一滴改进，积累，逐步在各方面得到完善，而革命却把原有的一切所谓不合理推翻，看起来好像很快能达成目标，可是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革命后很有可能又会回到原来的起点，社会的进步终究是一步步来的，如果没有巨人的肩膀，牛顿也就不成为牛顿了。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先进国家，几乎都是一步步改良而成为今日世界的先进，而二十世纪经历革命的国家，则无一例外地在上世纪末再次经历了社会的动荡，然后逐步又回到社会改良的轨道上来。
可是在二十年前的夏天，这样的真知灼见却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很遗憾地发展成最后的摊牌，对六四事件的反思，不是我写本文的目的，这里我只是想记录自己经历过几件小事，从侧面反映一下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
学潮起来后，我们学校也不落人后，学生们已经基本不上课了，整天在四平路到外滩之间压马路，喊口号，恨不得把江泽民掀翻在地，像我等属于逍遥派，参加了也只是看看热闹，平常无事最喜欢在校园里看钦本立主编的《世界经济导报》，读惯了党八股报纸，《导报》则犹如一股清泉，所以阅报栏前时常人头攒动。忽然有一天，一份退党声明，贴在了原本《导报》的显要位置，宣布退党的是一位校园名人 — 跟随王沪宁决战狮城，赢得首届大学生辩论比赛的一位主力队员。想想年纪轻轻大学就入党，跟着党的话自然是如鱼得水，可国家危难关头这么挺身而出，多不容易啊！大家对他的举动自然是翘大拇指，很佩服，但也捏把汗。果然，那年夏天，同一个橱窗，贴了个红头文件：xxx被开除出党。不是还没有秋天，怎么就说话不算，秋后算账了呢，也算见识了一下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因为六四，这位同学的人生突然有了个急转弯，当然比起北京失去生命的同学算不了什么，要是今天他也在反思革命和改良的关系，不知是否会后悔当初的举动？
六四过后，一切恢复平静，而我马上面临毕业答辩，可是因为学潮，整个春天到夏天就没有好好上课，那有时间做实验，只能临时抱佛脚，日夜拼凑论文，终于赶在了七月十五日前把答辩解决了，当时一个有利前提老师们很体谅学生的辛苦，师生关系可以说是空前的融洽，答辩很轻松就通过了。没想到若干年后回到母校，居然看见一个小师妹还在仔细阅读我当年的毕业论文，着实让我自豪了一把，百忙之中“冒汗”为她解答一番，这当然是后话了。
熬到了八月，同学们都奔向了新的旅程，我则来到了离学校不远的一个研究所，乔迁过程中发生了一件至今还没有忘记的趣事。那时候穷学生一个，没有什么行李，只记得床底下包里白白嫩嫩小动物（初生的小老鼠）倒曾经有过不少，也就一个黄鱼车装满就不错了。刚好不巧，单位的黄鱼车一个同事用过后还没有归还，所以我就赶到了这个同事的家里去取黄鱼车。那里是一个部队大院，在当我要离开时，不知怎么搞的斜刺里冒出来一辆军用小卡车，冲我倒过来，也许有点小雨的缘故，我拼命喊叫，那驾驶就是没有听见，只听见喀嚓一声，小卡车和黄鱼车就亲密地吻了一下，小卡车的身上划出了一道深深的痕迹，而黄鱼车倒什么事也没有。
“你怎么搞的？看看把我车撞成这样？”车上跳下个小解放军，开口就想赖我。
“嘿，恶人先告状，我喊你没听见啊，我还被你吓的不轻呢！”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结果这小兵死活要赖我，不让我走，这时又没有旁人作证，要想脱身只能做些让步，“我把证件压你那里，过几天我来取”，然后就把研究生证给了他，这里咱留了一手，这证件是原来学校的，离校后其实已经无效了，万一太麻烦，大不了证件不要了。
到了约好取证件的日子，想想还是应该去要回来，毕竟上面的名字是真实的。那天上午，心惊胆颤地一个人来到了江湾的部队营地，毕竟年轻当时胆子够大的。到了一间像会议室的房间，入座后，那小兵引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
“xx （小兵）都告诉我了，你撞了我们的车，来谈谈怎么赔偿我们修车的费用”，干部先开了腔，可已经定下了调。
当然得给他全部顶回去，“是他撞我的，完全是他的责任，我一点错也没有，今天只是来要回我的证件”，要钱没有，命也不能给。
他要我赔，我不承认有错不愿赔，那干部和我双方你来我往，声音越来越响了，这时小兵也插嘴了，“请你尊重点，他是我们的首长”。
我马上指出这“我们”并不包括我，“他是你的首长，不是我的首长”，后来吵得面红耳赤，竟拍起了桌子，上海又没有军管，谁怕谁！
这样僵持了半个多小时，依然无法达到让我赔偿的目的，那干部最后冲小兵摔下这么一句：“你怎么搞的，还给他”。敢情他也是受害者（被小兵蒙了）啊。
看来哪里都一样，小鬼难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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