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雪来稿／1989年六月四日，一晃过去20年了。年年缅怀六四，岁岁纪念六四，萧瑟秋风今又六四。六四事件后，特别是苏东波冲击下，无论海外民运，还是西方媒体，曾经把预测中共垮台的时间，作为最时髦的一项研究，乐此不疲。
一 悲情
我记忆犹新的是，当年流亡海外的著名作家、前《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在纽约接受CNN专访时激昻亢奋地预言：“李鹏政府三天就会垮台”。悲乎！斯人已逝，当初预言没有实现，20年后仍然没有实现。20年意味着什么？在人类的生命周期中，是一代人的时间标志。现在20岁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六四为何物。
也就是说，不管六四对于一代为之热血沸腾的人有多么不可承受之重，现在20岁的青年人，89年后出生的“90后”一代，对这一天是没有感觉的。就好象70后对父母的知青经历了无兴趣，80后不屑了解林彪、江青何许人也。时间也在残酷地漂白着“六四”之于现实的意义，消磨着”六四人”的生命和价值。无可奈何，六四，逐渐成为一个被遗忘的悲情符号。
二 记忆
民运最喜欢引用米兰。昆德拉的一句名言：人类反抗专制的过程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过程。列宁也说过，忘记了过去就意味这背叛。不容置疑，我们同情天安门母亲，追悼当年在广场上死难的青年学子；我们怀念紫阳、耀邦，为他们的政治遭遇不平则鸣；对于那些因思想言论而获罪的持不同政见者，我们为他们的自由鼓与呼。
然而，如果把反抗专制的记忆，等同于以暴易暴的仇恨记忆，变成制造社会冲突的催化剂，甚或同流合污于西方妖魔化中国的喧嚣中，则陷入心灵毒化的歧途。君不见，某些民运人士躲在纽约的水泥丛林里高嚷着，一旦中国变了天，就会效法犹太人追捕纳粹那样，满世界追杀共产党人。呜呼，好在这些人把持中国政权的机会，十分渺茫。
86年我在耶鲁访问余英时教授，从他的“反革命”历史观中获益至深，可以说顿开茅塞、如梦初醒。教授说，（大意）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最大的罪人是孙中山，两个小罪人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他们的罪过就是革命。狂人李敖也是一个“反革命”学家，他有一句名言：（纵观历史）一个“拖”字定天下。英国、日本保留了皇室，社会付出成本很低，国家便强大起来；法国、俄国、中国都革了皇室的命，社会付出的成本太高，都难免数十年的动荡。
抛开悲情，遑论六四，在中国历史上是应该有其地位的。外间评论多认为，六四事件震动华夏大地，人民不畏强权，追求西方的民主普世价值，堪称中国现代史上一次进步的绝唱；但持相反看法的史家学者们亦认为，这是一些不懂中国历史、挟洋自重的秀才造反，扰乱了改革的历史进程，堪称千古罪过。从后来的事态发展角度看，如果不是铁腕统治者邓小平力挽狂澜，92年在深圳掀起二次改革的大潮，中国很可能进入一个历史的黑暗时期，或者相反，陷入停滞和动荡时期。因此我对记忆的认知是，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就是时间磨灭仇恨的过程。
三 模式
记忆是历史的积淀，需要后人冷静和深入的思索。麦克斯。韦伯曾经做过一个社会学公式：一个社会的成熟程度，与民众参予政治的狂热成反比。这是一个天才的公式，可以洞见很多狂热的历史之谜。30年代的纳粹德国，60年代的文革中国，乃至今日的台湾、泰国，都是这一公式的最佳佐证。这也是六四悲情的一个深层次的缘故。
我们应该庆幸的是，中国社会已然进入了一个成熟的时代。89年六四时代，是一场从党的总书记、商界首富到街头宵小都狂热无度的运动，堪舆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相媲美。我们更应该庆幸的是，六四之后，中国社会沿着自身的历史惯性走向了稳定，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都获得了巨大的积累。而非像法国大革命之后那样，进入了一个动荡的世纪，制造出第N个共和。或者像泰国那样，社会被无休止的街头示威所困扰。
对比之下，中共没有像俄国的叶利钦那样，搞什么500日跑步进入资本主义，搞得民不聊生，光头党横行、妓女输出世界；或者像东欧的几个前卫星国那样，跟着美国佬四处派兵，搞得国库亏空、财政破产。在中国，除了西方式的政治改革缺如，中国社会正在全方位地、势头迅猛地改变着、进化着，世人有目共睹。
外界未曾给予重视的是，到今年年末，一旦中国股市完成天量的国有股减持，中国的公有制已经荡然无存，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化程度超过西方多数国家（瑞典、法国、美国），“中国模式”下彻底解放了生产力的国人，将迸发出无以伦比的活力；解除了公有制羁绊的股市，将一飞冲天傲视全球。而按照华尔街日报的看法，金融危机下的美国，正在慌不择路地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国有化）。
中国的改革大潮，其对社会和民族的震撼力，远远超过经济本身的范畴。所谓“多难兴邦”，虽然内外危机天灾人祸频频考验着其承受力，中国政局与民心稳定，“中国模式”吸引着各国的眼球、走势稳健并富有创意。
四 警醒
20年人生易老物换星移，六四人的流亡悲情，多了些沉沦、浮躁和无奈，而鲜少思考反省、认知升华。当年的叱诧风云的六四精英们，多已光环消逝、默默无闻、随波逐流而去。所剩不多的励志者，也在民运漩涡中和形形色色政治力的牵引下，沉浮无着，每每这个时候忽被新闻界想起，像太平洋彼岸发出几许悲情之音。
看到“独立评论”推荐，前学运领袖、现为美军军牧熊炎的纪念文章《我们需要更坚定的信念》，可以洞悉民运的现况，摘录两段如下：二十年，海外民主运动的某些机构组织得到过台湾不下几千万美元的资助，但是这些钱被盗用滥用了。正如一位很知名的政论家所说，一些民运机构盗用滥用了千万的美元，而且短视到二十年过去连一个办公室也没有买下来。痛心啊！可恶啊！中饱私囊的民运蛀虫！
二十年，至少在海外，有多少人借民运的名义吃人血馒头，搞假政治庇护中饱了私囊，败坏了民运的名声。从私吞民运捐款到把捐款箱抱回家，到变基金会为私有，到扣押民运杂志经费，到各类假政治庇护，断送了民运的声誉，阻塞了民运的资源。可惜啊。朋友，警醒啊！你可以一再用记忆反抗遗忘，你不可以一再让世人失望。
在中共气数未尽的现实面前，不少六四人信仰空洞”礼失而求诸野”，成为西方世界各色宗教的信徒，佼佼者亦成为传教士，并以此糊口为生。这种境况的副产品是，把宗教视为民主的先觉要件，臆想用洋上帝去救中国。走火入魔者，自然从经书、塔罗牌、水晶球中，寻找中共的末日征兆，鼓噪一时。殊不知，华夏文明之所以独一无二，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生生不息、历久不衰，乃是自身的文化优势特质所决定，非外力所能征服的。
在此荐言，宗教固然可慰籍心灵，导人向善；唯搞中国政治，尚需多读孔孟，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退而求其次，像成龙学学，看看于丹的书也好啦。
五 反思
论六四的时代背景与发端，是封闭的中国一经开放，西化的政治思潮涌入而至，大凡过来人均有此认同。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西风东渐直接造成中国青年一代对西方的崇拜心理和西化的政治取向，对比之下，08年围绕西藏、救灾和奥运的几次较量，西方低劣的政治运作，直接制造了中国的ANTI-CNN的一代、抵制路易.威登的一代、鸟巢的一代，他们是70后、80后、90后，他们的政治倾向将影响中国20到30年的未来。
08年的中西方冲突加上西方自身的金融危机，已经使1919年五四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西化求强的传统一扫而光。西式民主固然有可取之处，已经不再是中国青年和知识界不加怀疑的选择。想靠中国的青年一代实现西化的和平演变、橘色革命，已经近乎空想。这也决定了六四的悲情将延续一个相当长的未来。
08年的三场较量（拉萨事件、地震募捐、抵制奥运），殊不论熟是熟非，让西方势力大跌眼镜的就是，不仅中国境内的青年人起而抵制西方的攻击（也许这是共产党的成功诱导），就是身在西方自由社会多年的华人和留学生，也都奋起抵制对中国的妖魔化。洛杉矶时报某记者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是在给你们中国人争取民主，你们竟然反对，真是费力不讨好啊！
1989年六四，我举过魏京生的大幅肖像声援国内，两万多留学生和爱国华侨参予，从纽约联合国广场向中国领事馆挺进，沿途声援时起彼伏。回味起来，那叫一个壮怀激烈；2008年4月10日，我在旧金山观看奥运圣火，竟身不由己地跟着那些20郎当岁的留学生们，摇着五星红旗呐喊“中国万岁”。我还惊奇的看到，好几个比我还老资格的前民运领袖，也在五星红旗的队伍中舞龙耍狮，不亦乐乎。这难道不值得民运反思吗？
六 问题
六四人是以政治为职志的。政治的根本问题是人心向背的问题。固然不应怪罪六四人在流亡的背景下脱离中国的实际，但是主观上对中国的变化视而不见，甚或唯恐天下不乱，则浑浑噩噩，大不可取。六四人和民运的思维方式与认知，与中国的现实差距日甚，所思所想与中国的老百姓背道而驰，这不是反共的问题，而是疏离草根大众的问题。
中国已然摆脱了文革和六四那种为了莫须有的意识形态集体狂热的历史羁绊，走向“不折腾”的、理性务实的、成熟稳健的现代社会。朋友，不要再满嘴“中共、中共”地掂记着好不好？其实今日中国，谁还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员？谁还把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当回事呢？什么08宪章77宪章大宪章啊、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地退党”啊，鸡同鸭讲、七不搭八！对此，中国的老百姓可能给你还算客气的评价就是：“你太有才了！”
北京街上跑的出租司机在想什么？上海玻璃大厦里的白领小姐在想什么？“鸟巢一代”的莘莘学子在想什么？八千万民工在想什么？一亿多股民在想什么？两亿多网民在想什么？说具体些，常打打电话回家，问问你们退休的老爸老妈在想什么呢？听听想想，什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什么是民运的根本问题。
公允地说，在此要为六四人滞留海外鸣不平。很多朋友回国探亲发展、叶落归根的要求，多次被国家相关部门拒绝，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在此，提醒这些国家把门的官员们，对祖国有点自信好不好？让六四人、民运人回国，一点都不可怕。
他们看看中国的发展，他们参与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现状有真实的了解，是一个消弭误解、化剑为犁的捷径。况且，民运圈中早已形成这么一个潜规则，只要谁回国，通常会被“抓特务”，自然断了民运的前途或者后路，岂不是正中下怀了？
七 冰火
其实，六四人和民运人中，人才济济，不乏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他们中间，有中国最优秀的学者、记者、作家，有中国国最富有的商人、企业家，有中国改革的先行者、政府智囊，有北大、清华、上海复旦最优秀的青年才俊。他们把民运搞到今天这种境地，不是他们不行，而是时运不济。
这些年不少民运人物回国发展，成就不菲。他们不仅在中国发财，而且利用各种机遇，实实在在地参予着中国的发展与变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边的人们。
就笔者所知一些回到国内的前民运先驱，有的直接进入了政府机构，成了金融市场监管的领军人物；有的成了演讲大师，为数百位中国的大企业掌舵者讲授现代经济学；有人成了房地产弄潮儿，名下的房产遍布北京城乡；有的成了股市弄潮儿，享受着无忧无虑的财务自由；有的成了通讯业巨子，有的成了红酒庄园的庄主。。。。。。
最有趣的是，一位博士仁兄在美国做搞股票公司一败涂地(网络泡沫所致)，迫于无奈回到国内，不旋踵就成为中国知名的”华尔街大师”，不仅出任证券公司的首席经济师年薪了得，还在各大财经电视频道主持节目。人生一个转折，真是冰火两重天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年的风光无限政界明星、商界巨子、文化界巨臂、理论权威、著名教授们，流亡西方20年后，大多败了家业、丢了专业。有的在加州开起出租车、有的在纽约摆地摊卖假表、有的搞政治庇护榨取新移民的钱财。当年在文学界初露锋芒的女作家，现在在纽约做手工串珠子为生；当年中国首屈一指的文化导师，现在做起了华人圈里的传教士。
要声明一下，我十分敬重上述朋友自食其力、不食周粟的气节，比起那些从不明政治势力或情治单位骗钱为生的一大票职业民运人，他们多了些自尊和骨气。即便如此，这样在异国他乡混日子，又有什么意义呢？
八 未来
20年过去了，可谓弹指一挥间。那么再过20年会怎么样呢？六四人面对的未来是：朋友（美国和台独）一天天烂下去，敌人（中共和华侨）一天天好起来。20年来的人心巨大转变，直接的原因是，中国崛起激发了海内外中国人的自豪感，不再容忍外界对中国任意妖魔化了。而美国的金融危机，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将深刻改变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各国的强弱消长，风水轮流，已经初露端倪。
华尔街日报最近撰文说：当金融危机过去后，西方国家会不习惯，中国的纽扣、玩具没有了，中国的成衣、球鞋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的汽车、机床、轮船、变压器，还有飞机和银行，开始占领遭受重创的西方国家市场。
最近我在国内证交所做过一次金融危机的介绍，很多听众都不敢相信，美国不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吗？怎么会有次级债这种事呢？中国的房屋市场化才十年，再幼稚也不会这么愚蠢啊？提到麦道夫、斯坦福就更为吃惊了：怎么美国也有集资诈骗啊？
过去在中国的基金经理和券商脑海里，雷曼兄弟、花旗、瑞士信贷、摩根斯坦利这些响当当的字眼，是多么神圣啊！所谓“大行评级”，动轧翻云覆雨，能让中国的股票涨跌打停板。而今的华尔街，已然成为一个恐怖的名词，不仅埋葬了婴儿潮一代的退休金账户，连股神巴菲特也落得个晚节不保。人们只有长吁短叹，落花流水春去也！
今日中国，仅仅07-08的一场大牛市，就产生了数百万的百万富翁和数千万的中产阶级。以股票价格计，中国人寿成了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中国的工商银行更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稳居世界第一的位置，而且在可以遇见的未来，这样的地位已经不可撼动。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的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和他们的政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憧憬、自信日盛。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过去20年间改革开放的成就，揭示着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新一轮崛起。而六四人和海外民运未来，套用万润南先生的一句名言，恰如其分：“我们是打不倒的，因为我们已经躺在地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