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代价 - 纪念六四20周年
热闹爱好者
由于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与压制，在六四事件20年之后的今天，我依然和绝大部分的人一样没有办法全面而准确地了解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而事件在发生20年之后仍然属于禁忌话题，单单这一点就提醒我们纪念六四的意义与必要。随着近17年中国政府在经济上的成功，现在海内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六四事件的责任归咎于当时的学生领袖。对此我完全不能认同。
首先，我认为在事情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在军队最初进城受阻之后，发生在六四那天的流血事件已经不可避免。我不认为中国政府和当时的学生领袖对此有什么责任。
当时自信心高度膨胀的广场上的学生们与已经肃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所谓“改革派”势力的中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除了下台消失，我不相信中国政府有任何方式可以满足当时的学生，因为当时对于学生来说最主要问题的在于谁都可以提出要求却没有人可以承担让所有学生都接受让步的能力。在全国局面已经处于失控边缘的时候，中国政府除了武力别无选择。而对于学生领袖来说，当时群情激昂的学生们并不是他们可以随意调动的部队，我认为实际上如果他们那时就是做出撤退的决定，结果恐怕也不是广场学生撤退而是他们自己被更激烈的学生所取代。
其次，我认为在宣布戒严之后军队最初进城之时中国政府应该为之后的事态继续恶化负责。
在军队最初进城时，中国政府本来有一次很好的机会以比较小的代价解决当时的混乱局面，但是政府的优柔寡断使这次机会错失了。本来还处于谨慎观望的学生与市民在阻击军队进城的成功的鼓励下信心开始膨胀，要求开始不断加码。但是我不认为学生和市民有太多的错误，毕竟他们只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自己说话的声音和谈判的砝码。理性和守法从来不是抗争者的信条，我不认为任何人可以这样要求六四时广场上的学生。但是，维持秩序却是人民对政府的基本要求，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没有尽到责任。
还有，我认为在四二六社论和之后的学生绝食抗议中中国政府对事态的转折负有直接的责任。
四二六社论出台的真正原因我无从知晓，也许是中国政府部分人（例如邓小平、李鹏）为即将到来的五四打预防针。但是无论如何，这让很多学生，尤其是很多学生领袖，担心中国政府的秋后算账。同时赵紫阳在亚洲银行的讲话又给了这些学生改变局面的希望。而这直接导致了后来少数学生的举行的绝食抗议。可以说正是中国政府内部的不一致，甚至某些成员（例如赵紫阳）对学生运动的利用，才导致整个事件的转折和恶化。
有些人经常指责某些民运领袖（例如柴玲）利用学生的鲜血来为自己铺就逃亡的道路。应该说，柴玲在她由美国记者录制的录像中的言辞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抗议运动是由道德完人来领导、进行的，柴玲只不过坦率地说出了各种运动的领导人的一种盘算而已。更重要的是，就算没有柴玲和柴玲的算计，绝食行动仍然非常有可能被其他担心秋后算账的学生发动。更不应说我一直怀疑背后可能有政府官员在背后策划。
最后，我认为赵紫阳对六四事件负有相当的责任。
邓小平说六四事件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结合下”不可避免的产物，我觉得只是他对党内推卸责任的说法而已。说六四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相结合的产物没有错，当时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呼应下，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资本主义的崇拜在社会主义国家风行一时。在中国除了当时曾引起极大争议的《河殇》，还有很多不那么出名但是在校园内影响很大的《走向未来丛书》。对我自己来说印象非常深刻的是1989年初几期《中国青年》上刊登的严家其访谈录和苏绍智与王逸舟合著的一篇文章，它们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我还清楚记得当时刚刚看到文章时那种震撼、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我认为都是在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政府高层在在思想上为政治改革作准备。
而1998年的物价飞涨、“官倒”的盛行和当时的“脑体倒挂”正好在这时候提供了一场运动所需的“民怨”，而且是知识分子的民怨。以廉洁著称的胡耀邦的死亡正好充当了这场运动的导火索。
这一切看来似乎运动无法避免，但是其实中国政府有很多的机会将事情在更早更小的情况下解决：
第一、四二六社论完全没有必要发表，让学生的热情自然退却时最好的办法；
第二、在四二六社论发表之后，赵紫阳不应该在亚洲银行的讲话上发表不同的意见；
第三、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时候，赵紫阳暗示邓小平是实际最高领导人的做法在客观上鼓励了学生们的斗志；
第四、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媒体的一面倒正面宣传对事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五、在宣布戒严之后中国政府的优柔寡断造成了事态的恶化，没有必要地造成了后来更大的伤亡。
在以上所列的物价飞涨和官倒盛行，作为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是脱不开关系的，后来的二、三点更是和他直接相关，第四点也是在他和阎明复主管的新闻媒体下发生的。所以我认为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上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虽然他反对镇压学生，但是却是他在无意或有意中将局面推到了这一步。
六四事件20年之后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很多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让我体会到稳定的重要性，但是同时在中国政府在道德上的不断沦陷和在言论控制上的不断加强也让我体会到六四事件对中国政治的恶劣影响。当官员可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旗帜下“嫖宿幼女”，当超过五千的中小学生死于低质学校教学楼而追查责任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当一个小小的修脚女的正当防卫的权利可以威胁一个政权的稳定时，我相信，避免六四事件重演最好的办法不是忘记，不是指责抗议者的无知、自私或者不负责任，而是问问他们为什么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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