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应该说不只是发生在北京。当时中国的主要城市都经历了学生运动的风暴，到处都有游行的队伍，反腐败、讲民主的口号。
当然北京人占了地理上的优势，大部分北京市民都有幸亲眼看到了学生的热情。他们在干嘛？能达到什么目的？中央会怎么应对？这些都是北京市民最关心的话题。
北京人可以说是全国人民中最有政治素质的代表。与全国各地的人不同，北京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人们亲身经历了文革，参与了批斗许多老革命家的大型批斗会，参加了四五运动，以及粉碎四人帮的大会等等，对这些大事件的参与使他们获得了第一手材料，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政治敏感度比较高。
说起六四，北京人的主要争论分歧点在于：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支持学生运动。不这样搞一下，中央能重视腐败的问题么？另一部分则认为，小心一小部分人别有用心，利用学生的积极性在捣乱破坏。
这两种意见能集中到一个家庭，能把一家人弄成斗鸡，气势汹汹地翻起陈年老帐。我父亲和哥哥就吵得面红耳赤，二十多年的积怨冲口而出，我哥哥索性住到学校去了。
应该说，各个城市的游行架势已经跟文革时期好有一拼了。革命风暴一触即发，只是这次革命与五四的新文化革命虽有历史上的传承，却把矛头对准了革命起家的共产党。
学生永远是革命的马前卒。他们的热情使得他们失去了理智，英雄气概一出，性命都可以不顾。
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广场静坐，以及后来的绝食斗争，学生们的神经都绷紧了，市民们也不断地围着学生听演讲，捐钱。
市民所在各单位也开始游行了，完全是自发的，举出口号和单位名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排成一堆沿着长安街到广场转圈，喊口号。
一定会有大事发生。北京市民跟学生一样，没料到政府会派兵干预。即使军队在三环以外驻扎了，北京人也没觉得他们会真正放枪。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嘛！人民军队怎么会打人民呢。
但是学生运动到底要达到什么效果？赵紫阳都出来劝了，学生还不撤，这么大的台阶不下，还有谁能劝得动？最后的情形使人们猜度这是学生要走向对立面了。
提意见归提意见，对立面却不是那么容易当的。搞民主说白了就是要多党执政，那学生得弄出个党派来吧？参加竞选？那也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呀。
其实市民们已经感觉到一定的不合理了。加之各单位传出指示，不要使事态激化，不要推波助澜，所以市民的热情开始减退。但也不乏好事之人，对改革十年不满，不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更加怀念文革时期叱咤风云、一呼百应的英雄情结，所以更加期望时局动荡。
我哥哥当时就引用了一句毛主席说过的话：“文化大革命还是要搞，七八年搞一次。”
我已经接受了改革开放。女人更加愿意看到稳定和平。一个朋友给我看了个杂志，不是台湾人就是美国人编的。 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我没有这种打算。我觉得学生们被利用了，很为他们感到悲哀。
后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据说吾尔开西劝学生离场，学生们不肯；据说柴玲不愿意死，但还是留在了现场。但他们都迅速离开了中国，没有受到刑事惩罚。
几百个学生就惨了。他们失去了性命，还有的人蹲了监狱。我哥哥从血泊中爬出来，从此不再谈学运。我现在很想听听学运领导的反思，和那些蹲了监狱的人的反思，他们起初的愿望是什么？达到目的了么？
也许我就是个心胸狭隘的女人。我对学生充满了同情，我对学运领袖非常不以为然。他们应该比学生更了解事实真相，他们应该对局势更有所察觉，有所期待。他们听到的，看到的，比任何参与的人都要多；受指使的程度，比任何参与的人都要高。他们当时就只是想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了么？而不是为自己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挑动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或者为某些人所利用给人家做乏走狗去了？
我们这些市民在后期的大量捐款都到哪里去了？一个人平均捐5块钱，二百万人的流量，一天就能捐出一千万。
这些学生的热情到现在我也佩服。但是让我像相信比我大的人那样，相信他们是真的绝食，真的将来会为老百姓出头说话，门儿也没有哇。这边嚷嚷绝食，那边就跑夜市开吃去了。吾尔开西和柴玲等在北京饭店去边撮边讨论下一步怎么安排的录像都播出来了，怎么看着也觉得这帮人就是给自己捞票来了。
不提这些后话了。就算当时政府退了一步，让他们实行多党制了，给他们权利代表人民，焉知这些人不会成为更大的硕鼠，不用民膏能喂得出来么？
中国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资料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
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自由经济一上来就把谁利用生产资料这个问题推到了第一步。谁掌握了它就等于治了富。
像前苏联一样搞改革，解了体，中国首先就得分裂，削弱了国力，谁得意呀？然后中原必然向现在的俄罗斯一样，干脆把土地、矿山等资源分给几大家族完事。到时候再提意见，搞运动，恐怕就晚了。
与其把信任交给学运领袖般的黄毛竖子，以及他们身后别有用心的主子，不如还是交给胡温为首的共产党-毕竟多少先烈的血染红了这片国土。他们对历史，对民族都有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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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北京人占了地理上的优势，大部分北京市民都有幸亲眼看到了学生的热情。他们在干嘛？能达到什么目的？中央会怎么应对？这些都是北京市民最关心的话题。
北京人可以说是全国人民中最有政治素质的代表。与全国各地的人不同，北京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人们亲身经历了文革，参与了批斗许多老革命家的大型批斗会，参加了四五运动，以及粉碎四人帮的大会等等，对这些大事件的参与使他们获得了第一手材料，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政治敏感度比较高。
说起六四，北京人的主要争论分歧点在于：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支持学生运动。不这样搞一下，中央能重视腐败的问题么？另一部分则认为，小心一小部分人别有用心，利用学生的积极性在捣乱破坏。
这两种意见能集中到一个家庭，能把一家人弄成斗鸡，气势汹汹地翻起陈年老帐。我父亲和哥哥就吵得面红耳赤，二十多年的积怨冲口而出，我哥哥索性住到学校去了。
应该说，各个城市的游行架势已经跟文革时期好有一拼了。革命风暴一触即发，只是这次革命与五四的新文化革命虽有历史上的传承，却把矛头对准了革命起家的共产党。
学生永远是革命的马前卒。他们的热情使得他们失去了理智，英雄气概一出，性命都可以不顾。
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广场静坐，以及后来的绝食斗争，学生们的神经都绷紧了，市民们也不断地围着学生听演讲，捐钱。
市民所在各单位也开始游行了，完全是自发的，举出口号和单位名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排成一堆沿着长安街到广场转圈，喊口号。
一定会有大事发生。北京市民跟学生一样，没料到政府会派兵干预。即使军队在三环以外驻扎了，北京人也没觉得他们会真正放枪。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嘛！人民军队怎么会打人民呢。
但是学生运动到底要达到什么效果？赵紫阳都出来劝了，学生还不撤，这么大的台阶不下，还有谁能劝得动？最后的情形使人们猜度这是学生要走向对立面了。
提意见归提意见，对立面却不是那么容易当的。搞民主说白了就是要多党执政，那学生得弄出个党派来吧？参加竞选？那也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呀。
其实市民们已经感觉到一定的不合理了。加之各单位传出指示，不要使事态激化，不要推波助澜，所以市民的热情开始减退。但也不乏好事之人，对改革十年不满，不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更加怀念文革时期叱咤风云、一呼百应的英雄情结，所以更加期望时局动荡。
我哥哥当时就引用了一句毛主席说过的话：“文化大革命还是要搞，七八年搞一次。”
我已经接受了改革开放。女人更加愿意看到稳定和平。一个朋友给我看了个杂志，不是台湾人就是美国人编的。 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我没有这种打算。我觉得学生们被利用了，很为他们感到悲哀。
后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据说吾尔开西劝学生离场，学生们不肯；据说柴玲不愿意死，但还是留在了现场。但他们都迅速离开了中国，没有受到刑事惩罚。
几百个学生就惨了。他们失去了性命，还有的人蹲了监狱。我哥哥从血泊中爬出来，从此不再谈学运。我现在很想听听学运领导的反思，和那些蹲了监狱的人的反思，他们起初的愿望是什么？达到目的了么？
也许我就是个心胸狭隘的女人。我对学生充满了同情，我对学运领袖非常不以为然。他们应该比学生更了解事实真相，他们应该对局势更有所察觉，有所期待。他们听到的，看到的，比任何参与的人都要多；受指使的程度，比任何参与的人都要高。他们当时就只是想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了么？而不是为自己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挑动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或者为某些人所利用给人家做乏走狗去了？
我们这些市民在后期的大量捐款都到哪里去了？一个人平均捐5块钱，二百万人的流量，一天就能捐出一千万。
这些学生的热情到现在我也佩服。但是让我像相信比我大的人那样，相信他们是真的绝食，真的将来会为老百姓出头说话，门儿也没有哇。这边嚷嚷绝食，那边就跑夜市开吃去了。吾尔开西和柴玲等在北京饭店去边撮边讨论下一步怎么安排的录像都播出来了，怎么看着也觉得这帮人就是给自己捞票来了。
不提这些后话了。就算当时政府退了一步，让他们实行多党制了，给他们权利代表人民，焉知这些人不会成为更大的硕鼠，不用民膏能喂得出来么？
中国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资料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
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自由经济一上来就把谁利用生产资料这个问题推到了第一步。谁掌握了它就等于治了富。
像前苏联一样搞改革，解了体，中国首先就得分裂，削弱了国力，谁得意呀？然后中原必然向现在的俄罗斯一样，干脆把土地、矿山等资源分给几大家族完事。到时候再提意见，搞运动，恐怕就晚了。
与其把信任交给学运领袖般的黄毛竖子，以及他们身后别有用心的主子，不如还是交给胡温为首的共产党-毕竟多少先烈的血染红了这片国土。他们对历史，对民族都有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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