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天安门事件逐日大事记 （一）到（三）

八九天安门事件逐日大事记

    吴仁华

2011年4月15日至6月9日，我在推特（twitter.com）逐日回顾八九天安门事件，这份《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就是根据逐日回顾的文字资料整理成文。

 

   1982年春，我入读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是受过考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专业训练的文献学者。1989年，我任职中国政 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是八九天安门事件的亲身经历者，经历了学生游行示威、绝食请愿、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整个过程。

   1990年2月，我跳海出走，离开中国。当年5月，发表了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数万字文章《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完整记录了天安门广场的清场过程。

   多年来，我一直在搜集、研究八九天安门事件的资料，2007年5月出版了《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2009年5月出版了《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目前正在写作《八九天安门事件始末》（暂定名）一书。

   1989年4月15日 星期六

   早上7时53分，胡耀邦因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逝世于北京医院。终年73岁。4月8日上午，胡耀邦参加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突然心脏病发作。发病及逝世详情参见《满妹：追忆父亲胡耀邦最后的时刻》http://is.gd/n8TwXq

   在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胡耀邦病逝消息前，此消息已在京城一定范围内流传。中午，中国政法大学同事陈小平告诉我此消息，悲愤中我们决定带领师生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造成事实上的游行。

   胡耀邦家人刚把家中的会客厅布置成灵堂，刘少奇遗孀王光美、老战友李昌等首批吊唁者就来了。当天仅签名者逾1300人，包括李鹏、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吴学谦、芮杏文、阎明复等中共负责人，夏衍、张友渔、朱厚泽、平杰三、李锐、于光远、红线女等各界人士。

   胡耀邦逝世时，其女儿满妹正在美国西雅图市的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进修，住在修道院，为了回国奔丧求助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因没有自报身份，遭拒绝。终夜哭泣，惊动修女，捐助买了回国机票。

   13时30分，北大校园内开始出现“耀邦同志永垂不朽”、“英灵永存”等横幅、标语，不久出现发泄不满情绪及抨击当局的内容，如“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却没有死”。15时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高校陆续出现悼念性的大字报、挽联。

   “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却没有死”这句流传北京各高校的话，出自著名女作家冰心悼念胡耀邦的文章，不知为何，文章尚未发表，此话已广为流传。

   中共中央要求公安部、安全部尤其是北京市要密切注意北京高校特别是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从各大学到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公安、安全部门进行了全方位跟踪。各高校官方根据中共北京市委要求，试图引导学生悼念活动，防止有人借机煽动闹事。

   当年知识分子待遇很差，经过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思想苦闷。加上胡耀邦87年初因反自由化和镇压86年底学生运动不力而下台，在胡耀邦下台时知识界没有为他发声，知识分子普遍觉得欠胡耀邦一个人情。

   （当年知识分子普遍支持学生，大学青年教师带领学生上街。六四后中共当局总结教训，收买知识分子，曾一次性拨款18亿元给清华、北大，作为教师津贴，三年花完。可知如今知识分子为何德性如此之差。）

   1989年4月16日 星期日

   北京有17所高校出现挽联、标语、大小字报约500余份。据中国官方部门统计：“其中属正常悼念胡耀邦的占80%；发泄不满的占10%；攻击党和政府，煽动闹事的约占10%。”

   昨天北京各高校学生采用的悼念形式以标语和挽联为主，今天已出现评论时局的长篇大字报。政治观察家认为，北京许多大学校园的形势颇有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味道。

   一些参加过1987年学运的北大学生表示，1987年胡耀邦的遭遇太不公正，现在想起来很痛心。当时知识分子没有抗争决心，如果当时站出来支持胡耀邦，可以避免更多悲剧，胡耀邦也不会这么早死。我们对不起胡耀邦。不少学生表示非常想上街游行。

   上午，天安门广场纪念碑旁放了署名“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花圈；两名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将今天第一朵小白花系在纪念碑北侧围栏上；北方交通大学学生将 “痛悼青年知己耀邦”的横幅放在纪念碑前。截止下午3时30分，出现三个由学生、一个以家庭名义敬献的花圈，后来都被警察拿走。

   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吴仁华、费安玲、熊继宁、刘斌、宣增益、张小菁带领两名学生，动手制作了直径两米的花圈。傍晚，吴仁华等人将花圈摆放在教学楼前吸引人们注意，贴公告说，明天下午一时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

   吴仁华随手在花圈上挂了一个茅台酒小瓶子，六四后重点请查此事，认为是以小平祭耀邦。其实吴仁华当时的用意并不“恶毒”，只是洒酒祭英灵。日本共同社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系列报导中提及此事，称中共当局将此列为恶性政治事件。

   北大历来是学运中心，“北大动，不动亦动；北大不动，动亦不动”。许多人赶往北大观察情况，陈小平、刘苏里、杨晓等北大校友不约而同前往北大，看大 字报，与北大青年教师陈育国、张柄九等交换意见。刘苏里等制作了数米长的悼念胡耀邦的白绸布横幅，写有“中国魂”三个大字。

   晚上。在复旦大学3108教室举行了追悼仪式，约400人参加。自4月15日下午起，上海的复旦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就出现悼念胡耀邦的大小字报，截止16日晚八时，上海近十所高校出现大小字报，包括华东政法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

   下午3时，有几位青年抬着两个大花圈，来到陕西省西安市钟楼广场悼念胡耀邦。一个花圈挽联上写的是：“广大青年的教师，爱国志士的良友。”另一个花 圈挽联上写着：“敢说敢干公正坚忍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学法制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吸引数百人围观、议论。这几位青年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及单位。7 时，在放置花圈的地方仍有不少行人在观看，议论的内容大都是“胡耀邦被气死的”等。

   中共中央发布公告，决定在人民大会堂为胡耀邦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全国主要场所降半旗。为了平息民间不满声浪，中共提高胡耀邦追悼会规格，所有现任中共领导人包括退居幕后的邓小平均出席追悼会。

   1989年4月17日 星期一

   从下午起，北京高校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从校园比较有规模地扩展到天安门广场，而全国各大、中城市悼念胡耀邦活动的规模也日益扩大。

   下午1时许，中国政法大学6百余名师生在青年教师陈小平、熊继宁、吴仁华的带领下出了校门，沿着二环路走向天安门广场。这是八九民运第一次游行。详情见吴仁华题为《八九序曲：中国政法大学四.一七游行》文章，http://is.gd/2vdYlW

   参加4月17日游行的一些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后来成为学生运动骨干，如浦志强、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团长项小吉、北高联首任主席周勇军、北高联首任秘书长王志新（公安部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之一）、王志清（公安部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之一，六四事件后至今下落不明）。

   下午4时20分许，逾30名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献花圈，宣读了简单悼词，此后，一部分北大学生前往胡耀邦家敬献花圈。5时整，纪念碑前共有9个花圈，署名分别为：北航部分学生、北大师生、北师大师生、中国社科院全体研究生、一个政法干部。

   晚7时多，有二、三千人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悼念胡耀邦，纪念碑北侧放着7个花圈。晚8时多，悼念活动形成高潮，不断有人（多为学生）轮番登上纪念碑台阶朗诵悼词等，旁听者不断报以热烈掌声。直至18日零时仍有二、三百人不愿散去。

   夜晚，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近千名学生走出校门，打着“悼胡公”、“沉痛悼念耀邦先生”等横幅，并携带两个花圈，前往中国纺织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串 联，没得到多大反应，于翌日凌晨3时悄然返校。晚10时许，复旦大学数百名学生从校园出发，11时许抵达同济大学，聚集逾千人前往上海市政府、市人大常委 会所在地，要求市政府领导接见，至翌日凌晨4时许散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夜主持召开市委紧急会议，决定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发布关于胡耀邦追悼活动的通告。通告提出，为确保上 海的生产、工作、学习、生活秩序，维护安定团结大局，规定各种悼念活动应在本单位进行。强调警惕个别坏人乘机挑起事端，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

   晚9时20分，天津的南开大学逾千名学生走出校门游行，一路高唱《国际歌》、《国歌》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等歌曲，高呼“打倒独裁”、“打倒专制”、“民主万岁”、“自由万岁”等口号。

   连日来，湖南的湘潭大学、湖南师大、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工业大学等校学生以各种形式悼念胡耀邦。晚10点许，湘潭大学聚集逾千人，唱着《国际歌》走出校门，至翌日凌晨2时许有3百多名学生到达湘潭市委、市政府。

   中国人民大学出现署名“北大、清华、人大、师大部分师生”的《几点建议》，主要内容：挽联、花圈向天安门广场集中；成立北京学生治丧委员会；废除专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对十年改革中的重大失误做出检讨，责任者引咎辞职。

   香港《虎报》题为《据认为胡耀邦逝世会激励改革派》的报导说：“要求民主和人权的运动的势头日益增大，随着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其势头会进一步扩大...北京大学生在举行悼念胡耀邦的活动时可能会自发地组织要求扩大民主的活动。”

   1989年4月18日 星期二

   零时，北大逾千名学生走出校园游行，3时行至钓鱼台宾馆时人数增至3千。有外国记者和外国使馆人员随行观察。1时30分到达中国人民大学停留了一会，近千名人民大学学生加入，沿途又有清华等校学生加入，汇聚了近万人，大部分学生稍后在途中陆续散去。

   北大游行队伍前列打着长10米、宽4米的白绸布横幅，上书“中国魂”、“永远怀念耀邦同志”，落款是“北京大学部分师生暨校友”。学生一路高喊“民 主万岁”、“自由万岁”、“打倒官僚”等口号，齐唱《国际歌》。10多名学生高擎用笤帚蘸煤油制作的火把。凌晨4时30分许，游行队伍进入天安门广场，集 结在纪念碑下，将“中国魂”横幅搭在纪念碑上。一名学生爬上纪念碑浮雕高喊：“我们这次行动完全是自发的，和学生会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现在已选出了学生代 表，准备和政府进行交涉。”

   清晨，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的数百名北大学生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以上的领导出面接见，提出7条要求：一、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 宽松、和谐的观点；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 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订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 定；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做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分领导实行改选。这七条要求经过在场学生的讨论，北大法律系宪法学博士生、 研究生会主席李进进等起了作用

 7时30分，北大历史系学生王丹见静坐学生越来越少，就给北大物理系副教授、方励之妻子李淑娴打电话。李淑娴随后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大字报《天安门前传来的电话》，希望学生前去声援。这是事后被中共认定为学运黑手的方励之夫妇与学运发生关系的唯一一件事。

   8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局长郑幼枚等邀请郭海峰、王丹等学生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接受了《请愿书》。郭海峰、王丹等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出来对话，郑幼枚说领导人出面要有一定程式。学生代表称这次对话不能令人满意。

   下午5时30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延东和全国人大代表陶西平、宋世雄会见了静坐学生的代表郭海峰等人，郭海峰等递交了《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请愿书》（主要内容即7条要求）。

   零时30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千余名学生出校门游行，一路上高喊“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等口号，到达北师大时大喊“北师大学生下来”，响应者不多。凌晨2时30分被赶来的北航校领导和教师劝阻返校。

   下午2时，中央民族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校逾千名学生举着旗帜，抬着花圈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加入人民大会堂前北大学生的静坐行列。中央民族学院游行队伍打出“公开评价耀邦功过”、“公开耀邦辞职真相”横幅。

   下午6时55分，人大、北大、北京理工大学3千多名学生从人大校门出发，打着“继承耀邦遗志，推进民主进程”横幅，拿着花圈，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大部分学生骑自行车。晚8时，骑自行车的学生队伍到达广场，步行的学生陆续抵达。

   21时，人大、北大、中国政法大学等校逾千名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与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的北大学生汇合。到了晚9时，广场已聚集一、二万人，在人民大会堂外静坐的学生已汇集到纪念碑前，纪念碑前挤满了人。

   晚22时50分，两千余名学生和围观群众从天安门广场转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中南海的新华门，高声呼叫，要求与国务院总理李鹏对话。并以北大学生提出的7条要求作为请愿内容。有记者在现场目击，无人使用暴力，无人受伤。

   晚上，国务院总理李鹏前往胡耀邦家中慰问。胡耀邦亲属表示，希望丧事从简，追悼会的规模并不重要。他们再次向李鹏转达了胡耀邦在世时的一点希望，胡耀邦说：希望中央对我的工作做出结论，当然，如果不做我也不勉强。

   下午，两名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学生到江苏省公安厅申请集会，他俩说，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建工学院、南京化工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和南京机械工业专科学校将有一万多学生4月19日下午1时在鼓楼广场举行悼念胡耀邦活动。

   从凌晨开始，陕西省西安市部分高校学生将悼念活动由校园推向社会。零时40分，西安交通大学和陕西机械学院二千多名学生游行到新城广场。1时30分，学生们进入位于新城广场北部的陕西省政府大楼呼呼口号。从3时20分开始，学生们分批返回学校。

   中午12时30分许，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校一千多名学生来到新城广场集会。在广场中心的国旗杆上升起一个花圈。13时30分许，西安市南郊的西北政法学院4百名学生到西安烈士陵园举行悼念活动。

   上午，国务院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签发了北京市政府给国务院的报告，报告称：北京高校学生悼念胡耀邦活动从4月17日开始出现升温趋势。据市 委教育工作部今早的统计，北京已有26所高校的学生自发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校内张贴的悼词、挽联、大小字报共计7百多份。

   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签发国家教委向部分省市教育部门和委属高校发出的《通知》，《通知》指出：在进行悼念胡耀邦活动时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和苗头。少数人由于对当前一些问题不满意，想借机发挥。也有校内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想借此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

   截止4月18日，有关部门提供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参考的海外十几篇主要评论中，只有美联社的一篇报导提及了上海学生的悼念活动，其它的报导仍然局限在北京。

   英国《泰晤士报》社论说：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感受到学生们悼念被罢免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一事的象征意义。本周的口号要求民主和法治、谴责专制和腐败，再一次针对活着的领导人而不是已逝者，再次出现了悲哀混合着不满情绪的混乱。

   美联社报导：“今天，学生们的游行逐渐变得越来越带政治性，要求政府对他们提出的七条要求做出答复。学生代表李进进说：官僚们会尝到人民的力量。他说，学生们想同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人谈谈要求，而且不会要求立即作出答复，可他们不敢出来。”

   1989年4月19日 星期三

   凌晨3时过后，约两千名学生仍在新华门外静坐或站立，人数比高峰时大为减少。学生们重申了七点要求，希望与中央领导人对话，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 意，不时呼喊“李鹏出来”口号。凌晨4时20分，官方在新华门广播了北京市政府通告，说：现在有人企图制造和挑起事端，这已不是正常的悼念活动。希望广大 群众提高警惕，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4时20分大批警察乘车抵达，驱散人群，两辆公共汽车送学生返校，未发生冲突。

   上午11时后，清华、北京科技大学等校学生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下午，北师大逾千名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一路呼喊口号：耀邦不死！打倒独裁！打倒专制！人民书记人民爱！人民书记爱人民！发扬五四传统！民主科学万岁！教育万岁！教师万岁！

   中央美术学院200多名学生抬着三、四米高的胡耀邦画像来到天安门广场，放在纪念碑的浮雕上，画像旁写着大字：“何处招魂”。

   21时，天安门广场聚集数万人。纪念碑周围有人大声演讲，主要内容是披露胡耀邦当年被迫辞职真相，要民主，要自由。中央财经学院逾千名学生此时离开广场返校。

   公安部门在天安门广场广播通知：要人们把花圈送到纪念碑前，不准送到中南海。北京市公安局从各分局抽调一千多名警察到广场执勤。

   晚10时许，中国戏曲学院学生把7个氢气球带进天安门广场，气球上写着：耀邦不死。警察令学生将气球带出广场。晚11时10分，800多名清华大学学生走出校园，前往声援新华门前的学生，由于警察设置了三道防线阻拦，未能到达新华门。

   《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在北京召开座谈会，与会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严家其、苏绍智、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陈子明及香港《文汇报》 驻北京办事处的刘锐绍等人，《新观察》杂志社主编戈扬主持座谈会。座谈会议论的中心有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翻 案。与会者明确表态支持学生示威游行，说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世界经济导报》后来因刊登座谈会内容遭上海市委整顿。

   晚上，北大“民主沙龙”在三角地举行。先由王丹主持，嗓子哑了后由武运学接棒主持，丁小平、熊焱、封从德、杨涛等人发言。在场学生决定罢免学生会， 成立了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一些探讨学运策略的大字报在北京各高校出现，人民大学有署名“北大、人大、清华部分教师”的《告同胞书》，政法大学有无署名 的大字报《我们的要求--告全国人民书》，清华有署名“冯小卫”的《我们的目的、口号》，北京医科大学有无署名的《知识分子宣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公告，说，中共中央决定：1989年4月22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大厅举行胡耀邦追悼大会并向遗体告别，届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将进行实况转播。

   据香港中国通讯社消息，胡耀邦治丧办公室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胡启立、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长宋平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负责。

   方励之（时任北京天文台研究员）接受香港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学生有权利提出要求，而以游行请愿的和平方式进行，是正当的表达方式。他支持学生，北 京知识分子和舆论也一致表示支持。他与学生无直接联系，学生自发争取民主自由，自有其独立观点，他无必要直接参与学生行动。

   在北京市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政协副主席、清华大学陈仲颐教授对连日来学生涌向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只要不越轨，学生的行动无可指责。

   1989年4月20日 星期四

   零时许，北大历史系学生王丹在北大三角地举行的“民主沙龙”上宣布，建立“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取代官方控制的北大学生会，筹委会7名成员 是丁小平、杨涛、王丹、杨丹涛、熊焱、封从德、常劲。筹委会下设宣传部、工农部、纠察部、联络部、理论部、后勤部等八个部。

   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随后发出《告北京高校书》，倡议“各高校能代表学生的民主团体选举代表共同成立‘北京高校民主请愿活动协调会’，统一领导北京各高校学生的目前已有很大声势的自发活动”。并号召各校成立学生自治组织，最终建立全国学生团结学联。

   凌晨1时，清华大学二千余名学生来到北大图书馆前与北大部分学生汇合。一北大学生称：金观涛（著名学者，曾主编《走向未来》丛书和《二十一世纪》杂 志）让我替他说三点意见：1、现在形势很好；2、北大、清华的学生要联合行动；3、要采取非暴力行动。北大与清华的一些学生约定翌日中午互派代表商讨联合 行动问题。

   凌晨，大批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最高峰时人数多达五、六万人。凌晨，新华门前再次聚集了大批民众，人数比昨晨更多，至少有一、两万人。大批公安及武警到场筑起人墙维持秩序和劝散人群。

   中南海附近所有路口从零时起全被封锁，几千名武警和公安列队逼向民众，分开成两部分驱离。到凌晨1时，已将学生与围观者隔开，新华门前仅剩下不到300名学生。凌晨1时至5时，约300名学生一直与武警的警戒线呈对峙状态，未发生大的冲突。

   凌晨3时45分，新华门前开始播放北京市政府通告，警告蓄意肇事的少数人如果继续一意孤行，一切后果自负。4时许，公安、武警开始清场，将滞留新华门前的逾百名学生强行带上公共汽车。有学生不愿意上车，与警察发生争执，有一些推搡动作。

   据香港《快报》称，学生曾推举了三名分别来自北大、人大和政法大学的学生与当局磋商，但由于代表在凌晨2时进入了中南海后没有任何讯息，学生们枯等了一个小时后开始不耐烦。在场活跃的学生有北师大吾尔开希、政法大学周勇军等。

从下午2时开始，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周围的人越聚越多，到下午2时40分，已有四至五千人。2时35分，北京印刷学院200多名学生抬着3个花圈，中国地质大学200多名学生高举“耀邦总书记永垂不朽”横幅，先后来到广场。

   15时，北师大出现署名“中国政法大学全体同学”题为《天理何在？公道何在？法律何在？！》传单，公布政法大学学生王志勇当天凌晨在新华门事件中被 武警殴打致伤真相。“其他高校的学生也遭到无辜殴打，连女同学也未被放过”，呼吁21日、22日罢课抗议，要求惩办元凶。

   19时，北大、人大、清华等校出现题为《新华门血案》、《血》、《“四.二0”惨案》等大字报，称武警和公安武警对在新华门前请愿的学生大打出手，学生多人受伤”，呼吁同胞们行动起来，揭露警察暴行。政法大学挂出王志勇的血衣，控诉警察暴行。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调动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驻守北京通县）和北京军区38集团军（驻守河北保定市）部分部队进京，理由是协助北京市公安、武警维护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的秩序。

   上午，副总理田纪云面见赵紫阳，建议赵紫阳改变原定4月23日对朝鲜的访问。田纪云是赵紫阳唯一从四川带进京的老部下。赵紫阳说：这个意见我也考虑过。不过，随意更改预定的国事访问，会让外界揣测我们政局不稳。所以，还是按预定计划执行。

   晚上，50多名天津学生抵达天安门广场，后来随北京高校的学生而去。另外，天津市有百余名学生已买好火车票，将于21日14时坐火车进京，在北京举行一次游行。

   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在外滩和南京路游行，其中近5百人到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演讲，围观者上万。警方采取特别措施，将演讲学生围成一个圈，进入圈内者必须出示学生证，警察未对学生演讲进行干预。

   4月19日以来，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大学、安徽教育学院、安徽农学院等高校不断出现一些有政治色彩的标语、大小字报。根据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指示，各高校从20日晚起派人将一些有政治色彩的标语、大小字报清除了。

   晚10时30分，南京大学三千多名学生出校门，到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汇合，前往江苏省政府，围观者很多，游行的口号是“打倒官僚！”“打倒贪污！”“还我民主！”“自由万岁！”“还我耀邦！”

   凌晨1时开始，先后有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大学五、六百名学生涌入西安市新城广场旁边的陕西省政府办公大楼，打着横幅，要求与省长对话。逾千名群众尾随进入省政府大楼。4点30分以后，学生陆续乘各校派来的汽车返校。

   中午12时许，新城广场聚集约五千人，一些学生发表演讲。下午3时许，部分学生和围观群众从陕西省政府东西大门相继涌入，汇集在大楼前停车场。4时 许，人数约一万多人。当学生群众冲进大楼时，武警将走在前面的6人强行带走，人们高呼：“放人！放人！”各高校领导和教师一直在做疏导工作，部分学生随之 离开。同时约有2300多人冲上省政府大楼台阶，被200多名武警阻拦。官方称，闹事者中有组织的大学生很少，绝大多数是待业青年、工人、社会闲杂人员， 多数是年轻人。下午5时15分，高音喇叭广播“请围观群众迅速离开，谨防个别人煽动闹事”，一些人开始散去。5时30分许，广播又宣布：冲进省政府的人员 限15分钟撤离。五百名武警跑步前来执勤，余下者退出省政府大院。6时许，下起中雨，绝大多数散去，仍有近300人留在新城广场。

   1989年4月21日 星期五

   学生在新华门请愿，当局觉得受了羞辱，《人民日报》刊登本报评论员文章《我们怎样悼念耀邦同志》、新华社的评论《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以及新华社记者的报导《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很多北京高校学生认为，这些评论和报导不实事求是，难以令人服气。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称：有少数人以悼念为名进行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的违法活动，甚至公然冲击新华门，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谁若是利用悼念耀邦同志的活动对党政机关进行冲、砸、抢、烧，他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如果有人一意孤行，必将自食其果。

   上午，政法大学校园内四处张贴着“实行罢课，抗议警察殴打学生暴行”标语。该校负责人说，3名学生于4月19日晚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晚11 时30分许准备返校，在人民大会堂南侧遇到大批武警，王志勇头部遭军用皮带抽打晕倒，送医救治，北医三院出具证明：头皮裂伤、轻度脑震荡、眼外伤。

   政法大学学生昨夜贴出号召罢课通告：一、4月21日至22日罢课两天，抗议警方非法行为；二、要求政府严惩凶手；三、警方必须在报上公开对这种行为道歉，如实报导伤案经过；四、第2、3条必须在4月23日晚5时前予以答复，否则进一步采取行动。

   上午，北大部分学生开始罢课，有学生在教学楼前和教室门口劝阻同学上课，一些教室黑板写着“今日罢课”。三角地出现“实行罢课”、“抗议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等标语。北大学生筹委会发了罢课通告。

   12时许，政法大学学生在校内焚烧刊载新华社《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的报纸，并摔砸瓶子。自下午1时始，政法大学一些学生到西直门附近散发叙述王志勇被打经过的传单《天理何在？良心何在？公道何在？法律何在？》。

   下午，天津的南开大学50名学生组成的“请愿团”到达北大。

   北师大出现署名“吾尔开希”的《通告》：1、废除学生会、研究生会一切权力；2、参加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3、自4月22日起，全校宣布罢课，停止一切考试；4、今晚10点各高校在我校誓师，我校同学务必参加，并准备面包、汽水慰问高校同学。

   下午，北大出现陈鼓应（台湾来的北大哲学系客座教授）等143名教授、学者签名、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教师紧急呼吁》，信中呼吁：坚持协商对话原则，恢复和发扬三宽（宽松、宽宏、宽厚）精神，不允许对学生施加暴力。

   18时许，北大、人大等校贴出由包遵信、北岛、苏晓康等47名作家、学者签名的《致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信中说：学生在悼念活动中提出的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收拾民心，共度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

   北京市政府发布通告，通告说，因为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当天清晨将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管制，车辆、行人不能进入。其实，这 是不让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参加胡耀邦追悼会。北京各高校学生决定提早于21日晚进入天安门广场，通宵等候翌日召开的胡耀邦追悼会。

   晚8时前后，北京近20所高校4万余名学生举着旗帜、标语、横幅，呼喊“打倒官僚”、“打倒腐败”等口号，先后走出校门。22时许，游行队伍在北师大稍作停留后，向天安门广场行进。这是北京各高校学生第一次统一上街游行。

   沿途数以万计群众不时向学生鼓掌，学生情绪高涨，呼喊：“人民万岁！”“理解万岁！”“我们干什么？我们去讲真话！”还有群众自发地将开水、杯子放在路边，供学生喝水。

   学生游行队伍组织严密，一般是5至7人一排，手挽手行进。有的学校队伍的外围由学生手拉着手围起来，防止外人进入。22日零时40分，前面的学生队伍已走进天安门广场，到1时30分，学生队伍全部进入广场。

   24时许，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和围观群众多达20万，有的报导估计为40万。各校派出代表紧急协商，统一行动，维护秩序。

   白天我（吴仁华）和陈小平、刘苏里等人为政法大学队伍准备好横幅、大看板。横幅均用新购买的白布制成，分三米长、五米长两种规格，由书法不错的青年 教师邬明安统一书写。制作两块大看板的木头由刘苏里捐助，一是胡耀邦遗像，青年女教师张丽英所画，一为中国宪法第34、35条条文，有关言论、出版、游行 自由的，青年教师刘斌书写。

   傍晚，我与刘苏里陈小平一直在宿舍等待学生队伍出发。临近晚8时，政治系学生甄颂育急匆匆跑来，要求我们去带队，说队伍混乱，没有人能够指挥。我与 刘苏里、陈小平临时分工，我在前列带纠察队开路，陈小平在队尾压阵，苏里居间联络。当晚政法大学队伍的横幅统一美观、队伍齐整，又有两块四人抬的大看板助 阵，十分引人注目，沿途颇受围观群众欢迎，也得到各校学生好评。

   当晚我个人特殊的经历是，一位年仅20的青年女教师一直在队伍外跟随，不时让她的学生给队伍前列的我送进口香烟，抵达天安门广场时，我的几个口袋都装了烟。《情义无价》一书作者刘丹红与另外俩姑娘像花蝴蝶似地在队伍前飞舞，赶都赶不走。

   深夜，王军涛（中共当局六四后指其为黑手，重判有期徒刑13年）、张伦（后担任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纠察总长）到天安门广场政法大学队伍中找我，他刚从延安回来。我与北大校友张伦是首次见面，他担任陈子明王军涛的北京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社会学研究室主任。

   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看了国家教委、北京市、公安部、安全部、新华社等部门的报告后，打电话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建议国家教委应及时与各地教育部门和有关高校沟通，各地各高校一定要采取有力措施，疏导为主，避免激化矛盾。

   下午，赵紫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商量关于新闻报导的问题，赵紫阳说：新闻舆论要多宣传一些正面的东西，肯定学生爱国热情的同时，指出社会安定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性，防止激化社会矛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李鹏在看到安全部“关于部分高校已出现一些非法组织的报告”后，在原件上批示：“铁映同志，此事应密切引起注意，立即通告有关高校，依法予以制止。”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今晚7时，赵紫阳召开常委会，讨论中央对耀邦同志的悼词。中央的悼词对耀邦同志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根据小平同志意 见，没有给予耀邦同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晚上8 时，5万学生以参加耀邦追悼会为名，提前涌入天安门广场，使原来定的明天追悼会时要采取的交通管制措施无法实施。晚上，我一直在中南海办公室里，观察天安 门的动态。乔石同志在现场直接指挥，天安门广场的清场无法进行。

   1989年4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10时整，中国官方按计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追悼会。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追悼会开始前15分钟，邓小平到了，赵紫阳、李鹏、万里、乔石等人先后迎上前去。在京的中共领导人倾巢而出参加追悼会。

 

有消息说，胡耀邦家人拒绝让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王鹤寿出席追悼会。薄、王在文革中作为“61人叛徒案”成员被打倒，文革结束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顶着巨大压力为他们平反，但在86年底胡耀邦被迫辞职事件中，薄、王忘恩负义，是主要作恶者。

 

11时40分许，追悼大会和向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胡启立，政治局委员宋平，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以及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和子女，护送胡耀邦灵柩前往八宝山公墓火化。12时零4分，灵车从人民大会堂出发，刻意避开广场上数万学生，沿长安街向西，13时零8分到达八宝山公墓，行程约15公里。长安街两旁挤满了送葬的民众，许多建筑物上也站满了人。

 

胡耀邦家人在车上向沿途送葬的民众频频招手，表示谢意。民众也向他们招手慰问。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将双手放在胸前，，以中国传统的方式感谢送灵的民众。

 

较早时北京市政府宣布，22日上午8时至中午12时，天安门禁止人车通过。凌晨2时，整条长安街东由北京饭店西至新华门西单一带，每二十步便有一至两名军人，由昨晚8时30分许开始戒备，估计连同监视天安门广场活动的公安，人数有三千名。

 

《李鹏六四日记》称：凌晨3时，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出面与学生代表谈判，为了保证追悼会顺利进行，要求学生队伍向东移动，空出大会堂东门外的汽车通道，以便参加追悼会的车辆通行。学生答应了。

 

《李鹏六四日记》称：为保证追悼会的顺利进行，军委杨尚昆副主席下令紧急从北京军区调兵力进京，从驻防保定的38军抽调1500名兵力，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其余兵力布置在中南海四周，保卫中央首脑机关安全。不带武器，避免与学生发生流血事件。 彻夜守候在广场的数万学生又冷又饿，但秩序井然。清晨，学生与胡耀邦治丧办公室交涉，要求派代表参加追悼会、灵车绕广场一周等要求，均不获同意。官方只同意让学生停留广场听追悼会广播。 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张敏在内的许多媒体人员以及知识界的许多人，也彻夜守候在广场，关注学生的悼念活动，其中包括作家郑义、电视片《河殇》的撰稿人远志明、谢选骏。张敏等人21日夜曾去中南海送知识界的请愿信，被扣在中南海门内的接待室。

 

上午10时，广场上广播宣布追悼会开始，数万学生全部安静下来，自动肃立，跟着唱国歌，有的学生流着眼泪，气氛庄严肃穆。在西长安街两侧没能进入广场的学生，佩戴黑纱、白花，举着“耀邦，北大同学怀念您”、“政法大学致哀”等横幅。

 

数万学生希望送胡耀邦最后一程，得知灵车早已离去，学生激动、愤怒，队伍开始涌向紧邻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有学生请愿，提出三点要求：一、请求灵柩绕广场一周，让同学们瞻仰胡耀邦遗容，再送胡耀邦一程；二、请求与国务院总理李鹏对话；三、希望公开报导当天的学生悼念活动。

 

12时50分，北大学生郭海峰、张智勇、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举着请愿书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久久无人搭理。数万学生及围观民众深表同情，不时发出呼喊声。大批武警和解放军官兵在大会堂台阶下组成防线，广场挤满了人。

 

许多人说，“这些学生真可怜”，“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当官的怕学生怕成这样”。人群开始起哄警戒线上的武警，部分学生和民众缓慢前移，与执勤武警和解放军官兵发生摩擦。双方推搡持续了15分钟左右。

 

学生跪递请愿书、以及传言李鹏会出面见学生但始终未出现，让许多学生激动愤怒，政法大学研究生浦志强用手提话筒猛砸自己头部，血流满面。

 

13时50分过后，北大、政法大学、北航、人大等10多所高校逾万名学生开始有组织地撤离，返回学校。据一位北大领队学生说，学生代表没有受到接见，也没有人和我们对话。为了维护学生安全和国家大局，决定撤回学校罢课。 当天在人民大会堂周围执勤的，除了武警北京市总队，还有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第13团。第13团是北京卫戍区主力部队，八九民运期间三次奉命进京执勤，六四事件后被中央军委授予集体一等功。

 

北京一些高校大小字报、传单不断增多。北大三角地贴出署名“天地”题为《转述一位长者的忠告》的大字报，提出“为赢得成功，必须讲究行动策略”、“各院校出两人，组成谈判小组，到政府请愿”，“未见答复决不收兵”。 北大另一张未署名的大字报称：“当今的中国，到处充满着肮脏，该是大清除的时候了。”“我们的学生运动要像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一样，提出严惩贪官污吏，减轻百姓负担。” 北师大贴出署名“师大青年教师自治会”的《运动向何处去----致广大爱国学生》传单，称“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组织、宣传、纲领，然后是强有力的行动”、“我们的策略只能是持久战”、“我们最强硬的手段是罢课”，等等。

 

《李鹏六四日记》称，上午，西安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不法分子冲击了省政府大院、省检察院和法院。点燃了汽车、车库和油库，将大街上一家服装店洗劫一空。中共陕西省委致电中央：陕西警力不够，要求中央支援。中央军委批准派4千名解放军支援西安。

 

1989年4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赵紫阳找胡启立、芮杏文谈话，特别强调了他的关于处理学潮的三点意见，并说，“对于这次学潮，新闻舆论一定要坚持正面报导为主的方针。”下午，赵紫阳按既定方案乘坐专列出访朝鲜，李鹏、乔石、田纪云到北京火车站送行。

 

14时许，人民大学校园贴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宣言》：一、完全支持北京高校学生提出的7条建议，坚决支持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国民主运动。二、即日起博士生全部罢课。三、“集体领导、集体决策造成的失误（李鹏语）应以集体辞职，来表示“集体负责”（李鹏语）的诚意。四、强烈要求75岁以上党政军领导全部辞职。五、反对暴力，保护人权，军队不应参加和干预国家事务。六、中国共产党活动经费不得由国库负责。七、解除报禁、新闻自由，允许民办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八、由社会各界人士成立廉政委员会，清查党政领导层中腐败现象，立案审查高干子女亲属的非法经商活动，并将结果公布于众。

 

由副总编辑孙长江主导，《科技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该报记者集体采写的“风一程雨一程壮歌送君行”，报导了21日晚、22日学生游行、悼念活动情况。这是官方媒体首次突破禁区的举动，得到学生及各界好评。

 

北大、北京科技大学等校一些青年教师宣布罢教。一些高校的大字报提出：“全市高校实行总罢课”，“不达目的决不上课”。有的还提出，“实行全国总罢课”。

 

10时，清华少数学生试图抢占校广播站，遭到校方阻止。北大学生也抢占校广播站，遭到学校领导的严厉批评后退出。晚20时，人民大学学生占领了校广播站，由于校方提前转移了广播设备，学生无法播音又退出。北大生物系学生沈彤在他邻近北大三角地的宿舍拉起了广播线，建立有史以来学生运动的第一个广播站。

 

晚，由刘刚联络的北京21所高校数十名代表在圆明园开会，成立了学生自治组织“高校临时委员会”，后改名“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详情见刘刚《1989年“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 http://is.gd/bv9zgf 圆明园会议选举政法大学政治系学生周勇军为北高联第一任主席，常委有王丹、吾尔开希、马少方（北京电影学院夜大剧作班学生）、臧凯等。

 

下午，刘刚由政法大学研究生龚自忠带到我的宿舍，刘刚知道我（吴仁华）在政法大学学运中的情况，我当时不认识他，也不认识龚自忠，刘刚请我出席圆明园会议，参与学生组织，，我说我是教师，身份不合适，名不正言不顺。学生自治组织在成立之初就有教师参与，容易被当局抓住把柄。我教的研究生浦志强出席了圆明园会议，刘刚动员他担任主席，浦回答能力不够。浦的养父母在农村，年事已高，只有他一个孩子。浦说我曾叮嘱他不要出任主席，我记不得了。但我叮嘱过他，为了父母，注意自身安全。

 

《科技日报》突破禁区的报导在北京各界引起极大反响，早上起就有许多人打电话到该报，认为说了公道话。但孙长江表示，他们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只是一种职业道德的表现，尽了新闻传媒应尽的职责。该报记者亦表示，并不感到自己报纸的报导特别好，只感到有些报纸的报导特别不好。事件是真实的，他们的态度是真诚的。

 

李鹏《六四日记》称：上午11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打电话给李鹏，说北京各学校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希望赵紫阳主持听汇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也给赵紫阳打电话，要他推迟访问朝鲜。赵紫阳告李铁映，已委托李鹏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向他汇报吧。（李铁映、李锡铭与李鹏一样，都主张对学运采取严厉手段。）

 

晚8时30分，李鹏去杨尚昆处，分析形势。杨尚昆也认为形势在发生变化，鼓励李鹏去找邓小平。李鹏要杨尚昆一起去，杨同意了。

 

晚上，李鹏在批阅大批文件和简报的同时，不断接到公安，安全，教委负责人关于各地学生动态的电话，电报。

 

1989年4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38所北京高校约6万学生开始罢课。一些学生在校内集会、静坐、游行、贴大小字报，呼喊“坚决罢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罢课、罢考、不罢学”等口号。

 

有的学生到社会上演讲，张贴传单，传播“四.二0惨案”、“哭跪求见，政府不理”的情况；还有的学生到大街小巷为学运募捐，呼吁“全市人民行动起来罢工、罢市”。

 

北大、清华、人大等校出现学生纠察队，在校内交通要道及教学楼前劝阻学生上课。一些高校党委书记向上级部门提出：当前的局面若持续久了十分不利，恐将形成5月4日更大规模的行动。希望中央、北京市委有明确的方针、策略和指示，争取尽快结束罢课的局面。

 

14时40分，北大学生筹委会在北大校内的五四操场召开学生大会，约五分之四的北大学生参加，准备罢免官方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成立北大学生自治会和筹建全国团结学生联合会。有报导称，有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广州大学等学生代表参加。学生大会从14时40分开始到16时结束，近200名学生组成纠察队负责维持秩序，他们佩带红布袖标，进入五四操场的人必须出示学生证、工作证、校徽或记者证。由于北大筹委会几名成员发生分歧，两度公开在台上拉扯，逾6千名与会学生议论纷纷。学生大会不欢而散，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数十名外国记者在场采访，录像录音。筹委会原订于7点召开记者会，后来取消。

 

北大贴出署名“北大人”题为《给筹委会的几点建议》的大字报：建议重新拟定口号及行动纲领，以得到民众支持；口号应以反腐败、反官僚为主；行动必须在白天的闹市区进行，以便扩大影响；高校之间要统一行动；要准备长期斗争；要广泛联系知识界、民主界人士。

 

另有一份题为《北大新五条》的大字报，提出“保障基本人权，释放政治犯，反对党权至上，三权分立制衡，制定民主宪法”等政治主张。

 

北大200多名教师联名贴出《教师紧急呼吁》，提出：“鉴于目前形势，我们紧急呼吁坚持十三大提出的协商对话”原则，与学生对话。 中国政法大学贴出署名“部分党员教授、副教授”的《给党中央的信》，“要避免压服，需要民主协商对话。” 北高联呼吁每个学生寄出10封信给全国同胞。另决定派出二百至三百学生代表前往全国15大城市演讲、联络，包括天津、济南、沈阳、长沙、成都、西安、兰州、石家庄、郑州、广州、太原、上海、南京、武汉。 清华大学和平请愿会今晨8时发动了一次校内游行，参与的学生约万人，游行队伍长达两公里，十分有秩序。 清华学生自治会就罢课提出四项原则：1、坚持合理斗争及和平的请愿；2、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3、坚持罢课不罢学；4、坚持青年学生头脑保持冷静。

 

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的负责人纷纷向国家教委反映，希望尽快稳定首都高校的局势，否则外地高校的局势难以控制。 晚，1979年西单民主墙时期“人权同盟”负责人任畹町在天安门广场演讲，他说：“共产党统治的四十年，民不聊生，盗贼四起，物价飞涨，国民经济处在危谷。“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能从宪法中消失，那么四项基本原则必将高悬于人民利益之上。”任畹町也曾到北京各高校演讲，反响不大，因为学生不了解他，又认为他言论激进。我和陈小平曾目睹他在政法大学学生宿舍前演讲，听众寥寥无几。我和陈小平十分感叹。 下午，李锡铭、陈希同向文革前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作汇报。万里建议当晚由李鹏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事态进行分析研究。 由李鹏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认为，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中共北京市委和市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出席政治局常委会的有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列席的有杨尚昆、万里，中央书记处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丁关根，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

 

晚上，李鹏接到邓小平秘书王瑞林打来的电话，说明天上午10时邓小平约他和杨尚昆到他家去谈话。 每周出版一次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原定今日出版，16版中有6版用以转载4月19日该报与《新观察》杂志在北京合办的悼念胡耀邦座谈会内容。出席座谈会的25人高度评价了胡耀邦的为人，称他为民主开明人士，深具人道精神。参加座谈会的《科技日报》副总编辑孙长江、《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和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更明确表示，胡耀邦下台是被迫的，他是在不公正的对待中去世。 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在上周六已印刷完毕，一部分已送往邮局，余者则存放在印刷厂。但当上海市委获悉部分内容后，即立刻通令邮局停止派发该报，并知会印刷厂将尚未外发的报纸封存。下午，上海市委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会面，明言，报导的话说的对，但时机不好，因为五四运动纪念日快到了，若刊行这些文章，恐怕会激起学生的情绪，增加政府压力，希望将报导中较为敏感的部分删去。《世界经济导报》不同意删改。 《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事处当年是北京自由民主人士的集聚地，办事处主任张伟国活动能力强，交际范围广，因为主导这次座谈会等原因，六四事件后被捕。

 

1989年4月25日 星期二 北京43所高校（4月24日是38所高校）约6万余名学生继续罢课。一些高校继续出现推动学运的大小字报。 15时，北大筹委会宣布通告：北大27个系中有8个系成立了分会；北大筹委会进行了改选，新成员是孔庆东、王池英、封从德、王丹、沈彤；“新筹委会将行使学生运动决策权，受高校临时学联领导”。 北高联已与北京32所以上的高校建立联系，主席周勇军说，已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获答允才会复课。三项要求是：1、与国务院有代表性的官员对话；2、对四.二0新华门事件公开道歉和惩罚凶手；3、国内传媒如实报导学生运动。

上午9时，邓小平在家中听取了李鹏、杨尚昆、乔石、胡启立、姚依林、李锡铭、陈希同等人的汇报。不到11时，会议结束。杨尚昆留下来，与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表示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有关决定，并要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成立两套班子，一套班子专门处理动乱，一套班子抓日常工作。邓小平说，以前讲治理经济环境，现在则要治理政治环境。邓小平认为，这次学生运动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政治动乱。在制止动乱时要注意避免流血，但要完全不流血很难办到，最终可能还是要抓一批人。《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写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

经李鹏提议，曾建徽执笔起草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人民日报》社论，经胡启立、李鹏审定后，决定于当晚7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 晚7时，北高联召集各校学生代表到政法大学开会，商讨今次学生运动的前景，及厘定告全国人民的纲领书。会议进行时四二六社论播出，于是又针对四.二六社论商讨对策。四.二六社论造成紧张气氛，一位学生领袖说，他们认识到危险性，会加强宿舍的保卫工作。

18时45分许，人民大学三、四千名学生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方交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声援罢课，并强烈抗议四.二六社论。21时40分，游行队伍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出来后，原计划到北京师范学院，但遭到近800名警察拦截。

21时2分，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校两千多学生在学校周围游行，抗议四.二六社论，说“社论颠倒是非”，“要继续干下去”。一些学生呼喊“反对镇压学生运动”口号。

23时，北高联发出通知：“27日，全市统一游行，到天安门汇合”，抗议四.二六社论。 23时，北大筹委会在北大第一教学楼召开记者会，主持者孔庆东宣布：“筹委会声明不反党，不违反宪法，是为了推进民主进程。”并提出复课的三个条件：1、同政府对话；2、正确解释“四.二0事件”；3、要求新闻立法。 下午3时，李鹏召集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传达邓小平讲话。杨尚昆列席。常委会认为，邓的讲话十分重要，应立即传达下去。决定首先在三大系统，即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副部级以上干部中传达，内容包括邓今天的谈话记录稿和4月24日晚常委会纪要。

由温家宝责成中央办公厅印发4月24日常委碰头会纪要，并及时整理邓的谈话记录，作为传达的依据。傍晚，温家宝打电话给李鹏，请示邓小平讲话中有些敏感问题是否先不传达。为了缩小打击面，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李鹏表示同意。 上海各高校传播“北京情况”的宣传品明显增多。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等许多高校出现介绍“北京情况”的大小字报抄件、照片、传单，主要内容是“四二零事件真相”、“四二一游行始末----十万学生和平请愿”等。 天津各主要高校出现部分学生罢课，学生到课率明显下降，南开大学罢课学生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一些学生在校内集会、演讲、传播有关北京情况，呼吁学生声援北京学生。南开大学87名青年教师贴出标语：“支持学生罢课！” 下午，吉林大学出现《吉林宣言》，全文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北大起来了，南开也起来了，全国学子为民请命，吉大人焉能作壁上观。起来吧，吉大人。政治腐败，分配不公，经济混乱，教育不兴，国将不国，天复何时！” 在西安、长沙等地的一些高校也出现了反驳《人民日报》社论的大字报，称社论“谎话连篇”，学生行动“根本不是政治斗争，而是要求民主”。西安有的学生散发油印传单，准备星期日到新城广场游行。

在长沙的中南工业大学七个系的学生会主席在21时准备开会，要采取行动，声援北京学生，进一步扩大事态，被学校有关部门制止。 四二二骚乱的中心----西安市新城广场的交通管制在今日零时起已宣布解除。广场上大批武警开始撤离，但是留下了少量警察在省政府门口戒备，另外，当局还从离西安市20公里外的解放军49军调来一批头戴钢盔的官兵在广场执勤。 据《人民日报》报导，长沙市4月22日晚发生的骚乱事件中有98人被捕，其中有工人32人，进城务工的农民26人，个体户6人，社会闲散人员28人，学生6人（其中中学生5人、中专生1人）。

1989年4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9时，北高联在政法大学教学楼前的露天广场举行中外记者会，会场挂着“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和示威自由”的大标语。两千多名学生，上百名中外记者与会。北高联主席周勇军代表北高联发言，提出三项要求：一、要求与李鹏等政府领导人对话，承认北高联的合法性；二、要求公安部部长王芳就四.二0事件中警察殴打学生一事公开道歉，并严惩凶手；三、要求新华社社长穆青因新华社对四.二二事件进行歪曲报导公开道歉。 上午，在北大、清华、人民大学、北师大等校都贴出了北高联的通知，号召学生“参加27日上午8时举行的首都高校学生联合大游行，会师在天安门广场，自带水、干粮。” 当晚，北京各高校领导得知第二天学生要上街游行，便动员党团干部去学生宿舍进行劝导。北大筹委会5名负责人曾表示“我们可以不组织同学游行，但同学们执意要去，我们还得出面组织。” 政法大学领导与周勇军谈到翌日凌晨3点，周勇军最终同意取消游行，学校提供一辆车，将他取消第二天游行的决定（周勇军写的一张条子）通知北大、人大等校学生。 清华大学“和平请愿委员会”在压力之下曾于当晚宣布解散，但深夜11点又传出成立联络组的消息。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学运组织者调整斗争策略。早晨，北高联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提出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向全国人民表明，学生的7条要求不是动乱。 上午，北大贴出发自美国纽约由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策划，于大海、江河、吴牟人、房志远、李少民、胡平、陈军、张欣、曹长青、刘晓波等人联名签署的的《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

 

8时至10时，北大等校出现一些大字报，表达对四二六社论的不满，有的大字报抨击中共，呼吁学生继续罢课、游行。人民大学有学生挂出“你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让历史告诉未来。”大横幅。有大字报称：“我们决不被唬住，决不向暴政低头。”

北京市公安局发布了有关游行的通告说，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已经结束。为维护民主法制和社会安定，凡举行游行示威的，必须依照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暂行规定提出申请，未经许可的游行都是非法的并一律加以禁止。

北京市公安局发布的另一个通告说，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和正常的交通秩序，严禁聚集街头演讲、募捐和散发传单，违者将依法处罚。 李鹏《六四日记》称：四•二六社论在昨晚广播之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各级领导和党团员振作起来了。北京市委下午开了万人大会，江泽民在上海上午就开了会。北京市街头和电线杆上的小字报已一扫而空。 李鹏《六四日记》称：上海市委贯彻邓小平讲话很得力，市委书记江泽民亲自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亲自找该报总编辑钦本立谈话，汪道涵作为《世界经济导报》的名誉理事长一同参加规劝钦本立。

4月26日上海市委决定停止钦本立总编辑职务，向该报派驻领导小组加以整顿。 外地学生到上海高校串联人明显增多。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校都发现有来自北京高校的学生到校串联。在复旦大学学生集会上，一自称是北大筹委会成员，并亮出北京大学学生证的人，发表演讲。 北京理工大学一学生以找女友为名到山东大学，随身携带传单51份，准备在山东大学学生中进行宣传，被校保卫人员发现制止。 上午，武汉大学出现一份《通知》，称：“晚七时在化北楼302室成立学运领导小组或武大学生自治会”。后经学校劝阻，当天没有开会成立学生组织。另一份大字报呼吁立即成立公开的领导机构----武汉大学行动委员会。”

【新华社西安电】西安市公检法部门正在查处4月23日动乱中的不法分子。据市公安局提供的情况，截止25日，公安部门已依法拘留不法分子68人，其中工人25人，无业人员15人，外地流入西安的人员18人，中学生10人。 北京高校校园内气氛紧张，普遍认为翌日的学生游行会遭到镇压，有学生留下遗书。我（吴仁华）和刘苏里、杨冠三（体改所）、秦孟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白桦（人民大学）等人在陈小平宿舍，几乎是通宵达旦地议论翌日的情况。 晚上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来政法大学南平房青年教师宿舍，我和陈小平给他看了北高联为翌日游行拟定的口号（北高联秘书长王志新提供），只记得陈子明将“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改成“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当时就乐了。

1989年4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8时许，北京38所高校（有报导称54所高校）的数万名学生冲破阻力，上街游行。政法大学、北京邮电学院等许多学校关闭校门，校、系领导和部分教师在校门口劝阻学生。政法大学校长江平说，你们今天上街游行如果受伤流血，怎么向你们的家长交代。 学生游行队伍沿着北京主要街道行进，造成数十万群众围观，致使交通受到堵塞。学生和公安武警都采取了克制态度，在长达十几小时的游行过程中没有发生冲突。 北大等校学生游行队伍在中央民族学院形成第一次大汇合。

上午10时30分，警方在人民大学附近的友谊宾馆门前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几分钟即被北大等校游行队伍冲破。在车公庄二环路口，与来自东部院校的学生形成第二次大汇合，冲破数百名警察手挽手组成的封锁线后，沿市区交通要道二环路行进。

下午2时许，学生队伍转上北京市区的东西大动脉长安街。市区交通长时间中断。在接近中南海的六部口，警方设置了由逾千名士兵组成的几十层人墙，阻断了整个长安街，但相持一小时后，这道人墙终被冲开缺口，数以万计的围观市民随着学生队伍涌向天安门前。

下午4时15分，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第13团和第38集团军的上千名士兵组成人墙，挡在人民大会堂北门外，但人流无法挡住。

4时40分，15辆满载士兵的军车从广场东侧开往人民大会堂，当车队被围观者堵住开不动。许多市民高喊：“人民军队爱人民”，并登车与士兵握手，向士兵宣读传单。 官方调动军警是为了防止学生冲击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天安门广场从上午就实行了戒严。但学生队伍有严密组织，连广场都未进入，而是经过天安门继续向东，沿建国门立交桥折向北，沿二环路绕行返校。学生队伍从头至尾，经过天安门总共花了1小时45分钟。 沿途的立交桥上挤满鼓掌欢呼的群众，建筑工地的工人站在高耸的脚手架上向学生致意，沿途高层建筑物顶部都站满了观看者。一些围观市民向学生队伍投掷面包、饼干，有的买来几百支冰棍和成箱汽水送给早已口渴的学生。有些市民用塑料壶为学生送水。 当天学生游行的规模是空前的，而且充满着准备流血牺牲的悲壮，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又因为学生有明确或击中时弊的口号。许多横幅上写着：“依法治国、反对特权”、“人民不可蒙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稳定物价”、“腐败必须从根本上清除”。学生的口号比以前具体明确，如“官倒富，农民苦”、“维护农民利益”这样的口号首次出现。被围观者认为最富感情的一条横幅是：“妈妈，我们没有错！”类似的口号还有：“游行我们挨打，落后国家挨打”、“与青年对话，无异与未来对话”。 北京警方当天进行了总动员，除加上增援的数万名武警外，市郊派出所的警察、铁路警察也被派往市区，但大部分警察除配有武装带外均没有带武器，而在天安门广场驻守的警察中，部分携有警棍。 学生游行秩序十分良好，前面的纠察队员开路，两旁学生均手拉手，防止外人混入队伍，但由于队伍太过庞大，加上所经之处有无数市民围观，故交通异常挤塞。 大多数学校学生从早上8时出校门，晚10时、11时才返回校园，十分辛苦。

一些学校派来校车接学生返校，但绝大部分学生坚持徒步走完全程。在东二环路，学生实在走不动了，每隔一段时间就集体坐下休息一会，路旁的群众齐声鼓劲：学生，加油！学生，加油！老师带着幼儿园孩子端水给学生喝，用稚气的声音说：“大哥哥、大姐姐，请喝一口水吧。”许多学生感动落泪。 当天学生的游行，尤其是广受民众的支持，给当局造成极大压力。中午，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发表谈话说，随时准备与同学们对话。要求同学们迅速回到学校，通过正常的渠道，采取理智和冷静的态度，而不要采取过激的行动，否则不利于达到对话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愿望。 （四二七游行路线图 http://is.gd/1Xmxex） 当天，北京市政府发言人指出，这次游行未经批准，违反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广大青年学生要求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进程的心情，同党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但当前确有极少数人想制止动乱。 长沙的中南工业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大等校逾4名学生上街游行，引起上万人围观。

16时30分，游行队伍到达省政府门前，呼喊“耀国兴邦”、“声援北大”、“民主万岁”、“打倒官僚”等口号。经疏导后，游行学生离开现场回校。 成都一些高校传播“北京情况”的大字报明显增多，并有北京来的学生秘密串联活动，在一些高校学生中演讲。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等校都贴出大字报，称：“准备成立成都地区高校学生运动委员会，组织纪念五四运动大游行。” 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已在筹建组织，作为最近领导中国大陆学生运动的学生联合会的一个分会----北美分会。芝加哥消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中国留学生已组建了“学生联合会北美分会筹委会”，并于4月28日正式推选北美分会中西部地区的14名委员。

美国中西部地区中国留学生此前曾在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前举行了游行集会，最高峰时有参加者三百多人。来自18所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参加了这一游行。有一所大学只来了一位女生，独自开了8小时的车才赶到游行地点。 近百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校中国留学生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前集会，表示对中国学生运动的支持，并向总领事馆递交了一份声明。集会于下午二时开始，学生们举起了“反对镇压学生”、”民主自由人权”两面横幅。 台北消息，台湾大学各学生社团昨日共同发表声明，肯定大陆学生面对社会体制问题，凝聚学生的知识思辨力量和勇气，奋力促进社会改革的努力。

1989年4月28日 星期五 北京各高校学生虽然经历了昨天10多小时的游行，非常疲累，但精神非常振奋，都在谈论四二七游行在避免流血的情况下得以成功进行，沿途又得到数十万北京各界民众的支持。四二六社论所造成的恐怖气氛一扫而空。 北京许多高校继续出现一些大字报。不少大字报称：“27日的游行胜利了”，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今天，首都北京各大报纸对“四.二七”学生游行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报导，这是胡耀邦逝世以后对学生游行第一次比较客观、公正的报导。学生和社会对此反应良好。中央电视台更在午间的全国新闻联播中以头条报导了四二七学生游行情况。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全国青联成立4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说，民主建设、廉政建设不是靠上街游行、喊口号所能实现的。作为中国青年的组织，全国青联应当发挥青年精英的作用，深入学生，积极对话，反映他们的正当要求。 《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国务院发言人袁木题为《维护大局，维护稳定》的文章，说：“中国需要稳定，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无视这个大局，背离这个大局，只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 国家教委向教育系统发出第6个《通知》，说，“当前北京局势仍很复杂，一些学校不时出现大小字报，蛊惑人心。特别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干部、教师的思想认识还没有统一起来。国家教委与北京市领导人是李鹏的主要支持者。 上午，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全市高校校长、党委书记会议，会议一开始先由北大、清华、政法大学、人民大学、北师大等校负责人介绍学运情况。陈希同对平息学潮作了进一步安排：一、各学校回去要总结经验，根据《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精神，找出差距。二、要千方百计争取中间群众，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同时也要同学生开展理论斗争。三、劝阻学生不要上街，分化削弱他们的力量。四、解散非法学生组织。五、积极分子也应贴大字报，把他们的大字报盖住。 下午，李鹏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尽管没有出现大的原则分歧，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却有不同的看法。会议认为，应该抓住时机，与学生进行对话。

清华贴出署名“清华人”的《对话11条》，提醒学生把重点转向研究对话的先决条件，并提出了对话内容的建议：1、关于贪官污吏和官倒问题；2、教育经费、教师待遇问题；3、新闻自由、新闻立法问题；4、学生运动性质问题；5、公正评价胡耀邦问题。 北大贴出无署名大字报《几点建议》，提示学生“对话的依据是宪法和北大学生先前提出的7条要求，要达到目标，必须对7条有明确答复；正确评价此次运动，反对称之为动乱；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

20时许，北高联召集北京20多所高校的30多名学生代表在政法大学教学楼平台召开会议，讨论决定了6个问题：1、各高校不能单独与政府对话，必须以整个联合会的名义，平等对话，由真正的学生代表对话。对话的时间、地点、政府出面人员都要得到学生的认可。2、专业性的艺术院校、外语学院明天可以复课，其他学校继续罢课到五四。3、由于擅自决定取消四二七游行，撤销周勇军主席职务，经无记名投票，选举吾尔开希接任主席，原则是7天一换届。6、争取联合会的合法地位。4、29日，联合会在北师大继续开会，商讨与政府对话的内容。 5、是否还要游行，今后一切行动都看政府的态度。6、争取联合会的合法地位。 中共上海市委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引起知识界一些人的强烈不满。严家其、包遵信、苏绍智、许良英、张显扬、吴祖光、于浩成、李南友、戴晴、苏晓康等30余人，联署《捍卫新闻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开信》，抨击上海市委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

傍晚，《中国青年报》已有李大同等88名编辑和记者签署一份慰问电文，电文称：“谨向一向为我们所敬重的世界经济导报及钦本立同志致意！真实的新闻永存！”《中国日报》亦有75名编辑和记者签署了另一份电文慰问钦本立，并向《世界经济导报》同仁表示敬意。该电文称：“威武不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锋。” 李鹏《六四日记》称：“上午，我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之后，去万里同志处，征求他对下一步处理动乱的意见。我又去尚昆同志处，他认为局势仍然紧张，已调入北京的38军部分武装力量还不能撤回。下午3时，我再次召开常委碰头会议，研究下一步制止动乱的措施。大家充分肯定四•二六社论的作用。准备采取的措施是“稳定北京，继而稳定全国，团结党的骨干力量，争取中间群众。” 下午2时30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纺织工学院、河北工学院、天津轻工学院等校约五千多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四二六社论。 美国白宫发言人在评论北京学生四二七游行时说；“布什总统信仰言论自由与集会权利的原则，这一原则正在那里（北京）得到证明。”“我们希望这一示威将继续保持和平形式，也希望中国当局对之采取克制态度。” 1989年4月29日 星期六 当天，北京高校比全国其他地区的高校显得相对平静，大部分学校的学生仍在罢课，一些学生运动组织者更多地转向研究下一步对策，更多的学生在养精蓄锐期待着“五四”的到来。

北京市教育部对全市40所高校的调查统计显示，舞蹈、体育等10所文体院校学生继续上课；广播、旅游等6所院校80%学生上课；北航等7所院校上课人数有所增加；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20多所院校大多数学生仍在罢课；政法大学基本没有学生上课。 北京各校的大字报内容多以关于对话问题为主。

北大贴出无署名、题为《对话基础的7条建议》大字报，提出：1、必须公开承认学生自治会为合法组织；2、必须澄清四.二0新华门事实真相；3、必须公开全面报导四.二二天安门广场学生请愿活动；4、必须彻底否定四.二六社论；5、必须公开全面地报导四.二七学生游行示威活动的全过程及目的；6、对话必须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对话的时间、地点和双方代表以及人数由双方共同协商决定；7、对话必须公开进行，允许中外记者采访报导。

14时30分，受国务院和李鹏委托，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在共青团中央会议室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官方所谓的对话。 出席与袁木“对话”的学生多由官方控制的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联系通知，北高联主席吾尔开希闻讯赶到会场被禁止与会，并被明确告知，北高联是非法组织。袁木等官员高坐在台上，台下的每位学生只允许发言一次，并且必须以提问题的形式进行，不能自由发挥。 袁木主持的“对话”会刚开始，一些学生就对代表权问题提出质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学生席间退场抗议。政法大学研究生项小吉在“对话”会上发言：对话应该是在国务院与首都全体高校的学生代表之间进行，而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代表权，从所到学校看，只有16所，从所到的同学看，并没有经过普选产生。今天只是一个接触会议，而不是广大学生所要求的对话。

下午，北高联常委王丹、主席吾尔开希等在香格里拉饭店召开中外记者会，王丹、吾尔开希宣布对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不予承认。王丹说：“很遗憾，这不是对话，倒更像是一次记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 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录像后，大学生普遍不满，全国有上海、天津、武汉、兰州、长春、沈阳、杭州、长沙、重庆、成都、西安等23个大中城市的学生上街或在校内进行游行，抗议袁木等人的在“对话”会上的讲话。 袁木原系新华社记者，以能说会道著称。文革时因善于察言观色而受宠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1983年袁木差点因文革污点而打成“三种人”，在组织生活会上痛陈自己失足，流下“悔恨”眼泪。最后是李先念为他说话（袁木参加了《李先念文选》的编辑），才过了关。袁木一直在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领工资，因不受重用，总是感慨自己官运不济。1988年李鹏就任国务院总理，袁木瞧准这一机会，说动了李鹏，由他充当国务院新闻发言人，但连国务院的许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发言人。1988年下半年，袁木又从李鹏那里争得了“国务院研究室”这块牌子。1989年的学潮爆发，袁木作为一个政治投机分子又一次敏锐地发现了投机的机会。在李鹏的支持下，袁木义无反顾地充当起李鹏的代言人，以国务院发言人的身份“代表政府”与学生对话去了。

21时至21时30分，北大筹委会在校内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宣布筹委会已与全美学生联合会建立联系，筹委会已开始办报，暂定名《新闻导报》，准备聘请知名人士担任主编；继续争取筹委会的合法性。 阎明复在统战部举行的五一联欢会上介绍了中央政策，并透露多名知识分子曾及时地向中央反映了处理这次学潮的意见，包括不要激化矛盾的建议。中央十分重视，并已采纳。他并特别指出，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央的联名建议，对中央的决策甚有参考作用。联欢会后，阎明复、李铁映邀请若干名中青年学者座谈，自晚7时至深夜12时，聆听他们对当前局势和如何处理学潮的意见。大家的意见是，只要诚意对话和着实解决现存的各项问题，即可把危机变成一次机会。 李鹏《六四日记》称：上午，我和乔石、启立同志商量，即将来到的五四青年节可能出现更大游行，中央应采取什么对策。为此北京市委提出，由党和政府出面组织群众大游行，把主动权拿到手。胡启立提出在天安门召开大规模群众大会，动员广大人民反对动乱。 李鹏《六四日记》称：何东昌来我办公室转达彭真的意见：一、中央制止动乱方针是正确的；二、要承认27日大游行学生占了上风，原因是提出反腐败、反官倒口号，得到不少市民甚至机关干部的支持；三、目前党和政府要集中力量揭露坏人，让广大群众认清动乱的真面目。 24时许，湖北省的武汉工业大学、华中师大、武汉工学院等校四千多学生上街游行。途经武汉大学时进入校园，呼吁武大学生参与，后在武大校园的枫园、桂园集会，有人鼓动学生到工厂、农村去串联，发动农民搞土地革命，发动工人取消企事业单位的党委。

12时30分，吉林省的吉林大学逾两千名学生不听学校干部、教师劝阻，上街游行，口号与北京学生4月27日游行口号基本相同，游行队伍在吉林省委门前停留了40分钟，要求对话。经学校领导、教师劝导，傍晚学生返校。 晚，甘肃省的兰州大学、兰州医学院等校三千余名学生听了袁木与北京学生“对话”的广播后，非常不满袁木的发言，呼喊着“反对独裁”、“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上街游行。深夜，学生自行返回学校。 黑龙江省的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哈尔滨商学院出现北京寄来的宣传品。其中一传单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到了我们用良知、理性与血肉去谱写新历史的时刻！倡议成立全国团结学联筹委会，使这次运动有组织、有秩序、有理有节地持续下去。

湖南省长沙市一些高校发现有北京学生来串联。一名北大学生在湖南医科大学介绍北京学运情况，校保卫处当即制止。这名学生说，与他同车到达长沙的北京学生有37人，分住在湖南大学、中南工业大学、湖南师大等校。 19时，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东北工学院两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横幅、口号是：开放党禁报禁；恢复《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职务；严惩官倒，清除腐败；科学救国、民主强国；健全法制，废除专制；正确估价学生民主运动等等。经学校干部、教师做工作，22时学生返校。

1989年4月30日 星期日 北京高校新出现的大字报集中谴责4月29日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北京农业大学贴出署名“校自治会”的大字报，抨击对话“是一种愚弄、欺骗全国人民的行为”，强烈要求在平等、公开的情形下对话，学生代表必须代表广大同学意见。

北高联一些负责人在各高校加紧活动，提出：5月4日前，由各校学生民主选举的学生代表团与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对话，政府若不同意，将举行更大规模游行。

 

上午，北大研究生会监委会发布公告：根据校研究生会章程修正案（草案）第1、3、7、9、10、11、14、18、19、23条的有关规定，校研究生会监委会委员17人联名提议，于1989年4月29日19时30分召开了监委会。到会监委认为：上届研究生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在这次学运中犹豫不决，领导不力，引起广大同学不满。鉴于目前形势紧迫，决定今天上午召开临时研究生代表大会，对现任研究生会主席团投信任票。代表证每个宿舍一张，共304张。上午9时，召开临时研究生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44人。投票结果，241票同意罢免研究生会主席团，299票同意选举参加北大筹委会的研究生成员作为研究生会临时主席团成员。表决有效。要求校研究生会主席团在12小时内移交权力。稍后，北大校方宣布不予承认。

 

下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等人在北京市委二楼会议室与北京市属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对话。该对话会由官方一手操控，受到北高联的杯葛。

国家教委向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和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发出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学生收看4月29日袁木对话的录像，组织广大干部、师生学习《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指出当前工作重点是引导广大学生充分认清这场斗争的性质，统一认识，不承认并坚决取缔一切学生非法组织。

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结束对朝鲜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上午10时乘火车回到北京。他在站台上同前来迎接的李鹏握手，互致“幸苦了”的问候。乔石、田纪云、温家宝等人也到北京站迎接赵紫阳回京。 李鹏《六四日记》称：下午4时，去紫阳同志处。他同意明天开常委会研究学潮。总的讲，他主张缓和的方针，嘴里说不变。实际上，我担心他为求得妥协，要承认团结学生会。游行也要使之合法化。 李鹏《六四日记》称：赵紫阳从北京站回到家后，鲍彤（赵紫阳秘书、政治局常委会秘书、中共中央委员）立即就到他那里，送上赵紫阳在五四青年节讲话稿。鲍彤还按照赵紫阳临行前的布置，密切掌握学潮情况，还找一批赵紫阳的“智囊”、“精英”研究形势。

下午3时，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五四学生可能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预案。会议决定：届时对天安门地区实行交通管制，以保证亚洲银行年会开幕式的顺利进行。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动员机关人员、居民不上街，不参加流行。会议上出现争论。 李鹏《六四日记》称：上午，我和王瑞林同志（邓小平办公室主任）通了电话，要他向小平同志报告：“五•四”青年节期间，在北京可能出现更大的游行。 上海一些高校出现呼吁五月四日上街游行的大字报，还有的学生秘密串联，筹备五月四日的游行。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各校在五月一日前后抓紧做工作，一律不承认学生非法组织，劝说学生不要罢课，要采取一切措施劝阻学生上街游行，要避免流血事件。 4月27日以来河北省一些高校大字报明显增多，有抨击四二六社论的，有发泄不满情绪的，有抨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呼吁学生行动的。河北大学一份大字报称：如果五月四日北京有行动，必将会出现河北大学的旗帜，请有血性、有良知的同学五月四日凌晨务必在河北师大附近等候行动。

21时，浙江大学600多学生在杭州植物园集会，有的学生演讲呼吁学生五月四日游行。集会上打出了“五四科学和民主促进会”的旗号。事后经校方施加压力，集会发起者同意今后不参加或不组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活动，并宣布“五四科学和民主促进会”流产。

1989年5月1日 星期一 上午9时至10时20分，北高联在北大图书馆前的篮球场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王丹等人主持会议，60多名中外记者与会，2千多名学生旁听。北大筹委会在记者会上倡议成立全国学联筹委会，并举行全国高校大罢课。 记者会上宣读了北高联的对话要求声明，主要内容：1、正确评价胡耀邦功过；2、重新公正客观评价报导这次学生运动，查处北京市欺上瞒下制造动乱借口的行为；3、惩处四.二0打人事件的直接责任者；4、反贪污、反腐败，惩处官倒，解决康华（邓小平长子邓朴方旗下公司）问题；5、尽快出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支持香港报人徐四民先生回大陆办私人报纸的要求；6、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

公布全国政协三个调查组关于北京市教育经费的调查结果；7、检讨政府重大政策性失误，由全国政协出面，组成专家论证小组，分析去年通货膨胀的原因等。 记者会上宣读了北岛、苏晓康、郑义、韩少华、戴晴、宋伟、孔捷生、陈建功、史铁生、赵瑜、刘卫华等数十名学者、作家致中共中央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信中说，近日来北京学生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予以支持。 记者会上宣读了500多名留美中国学生和学者的支持信。信中说，中国大陆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不仅不会破坏安定团结，反而会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强烈要求中国当局正确评价学生运动。 北京各高校学生正在重选本校学生自治会。北京科技大学今天产生了新的筹委会，北京外语学院明天将产生新的筹委会。北大、清华、北京农业大学昨天选举产生了新的筹委会。各校重选的原因包括巩固和加强学运领导班子，使之更有民主性，让更有能力、更优秀的学生进入学生运动领导层，等等。

一些新闻界人士也在积极活动，至少有三份全国性报纸的员工在办公室张贴大字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科技日报》、《文艺报》等报社几百名记者打电话给《世界经济导报》表示慰问。 北京各大报纸都以认清形势，共同维护安定团结大局为主题，发表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社论、评论。 下午，赵紫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与会者有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有权列席常委会议的元老杨尚昆、薄一波，以及李铁映、李锡铭和陈希同分别以国家教委和北京市党政负责人的身份列席会议。常委会议强调：一、各级干部要提高对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的认识。二、认真组织党团员联系实际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和政府官员同学生的对话，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三、坚决抵制非法串联活动。学生到工厂、农村、中学、商店串联，要坚决予以反对。

晚上，复旦大学逾三百名学生在3108教室选举学生自治会，会议由管理学院科学系86级学生张才（姚勇战）主持，散发了“上海高校学生联合会公告”等四份传单。张才宣布：5月2日下午1时集合上街游行，同济大学、华东师大、上海交大等校将一起行动。晚7时，同济大学逾五百名学生在129教室开会，由1986年学潮骨干、化学系84级学生曹建华主持并宣布，

5月2日上午全校罢课，下午1时半在校门口集合，等待复旦大学学生游行队伍到来后，一起行动。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各高校采取一切措施，抓紧工作，稳定局势。对于煽动学生上街的大小字报，要坚决揭掉。明确宣布罢课是非法的，绝不允许阻止学生上课，只要有学生来上课就要坚持授课。要立即做游行组织者的工作，尽力把游行队伍拦在校内。 陕西省西安一些高校出现呼吁罢课的大字报和标语。

11时，西北工业大学有人在高层建筑上挂出署名“88级研究生”、写着“罢课”大字的巨幅标语。西北大学有人从高楼散发百多份“西安高等院校联合罢课宣言、纲领”，署名“西安学生团结联合会”。 重庆一些高校出现呼吁罢课、游行的大字报和传单，鼓动学生“5月4日上午8时在新广场集合，到解放碑举行游行，并罢课一天，以声援北京学生的行动”。有的大字报提出了游行、罢课的具体方案。

1989年5月2日 星期二 上午8时，北大筹委会在学生自主建立的广播站宣布，为了确保学生自治会能得力地领导五四大游行，筹委会监督委员会做了调整，熊焱、杨涛、常劲、封从德、王丹统一领导五四期间一切活动。

14时许，北大筹委会秘书处发布消息：中午接到美国加州16所大学中国留学生代表电话，已为北大筹委会募捐8477美元。芝加哥等地已成立中国大陆学生后援领导小组。李远哲等著名学者发声明支援学生正义要求。刘宾雁等人抗议中共上海市委接管《世界经济导报》。 北京一些高校继续出现大小字报。北京化工学院题为《从对话中看出的几点问题》的未署名大字报，提出“下次游行不应打出拥护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口号，要相信自己，相信人民，相信真理。”并指出“邓小平这个人是中国当代的西太后”。 北大贴出未署名的大字报《学生运动向何发展》，称：“中国所有的问题根源在于制度，即政治、经济、法律的三位一体，而政治是统帅，为此，民主进程的突破口，首先是政治体制改革。” 北京航院贴出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部分赴京同学”的《告北京高校同仁书》，称：“请回顾86年中国科大惨痛失败之原因，以防惨象再次发生！请尽快联合全国各地高校，团结起来一起战斗”，“时间上不要被政府愚弄，拖过五四”。 北京知识界传闻，苏绍智、严家其、于光远、方励之及其夫人李淑娴等曾受到当局警告，不要与学运卷到一起。

香港《明报》记者昨日采访了严家其夫人高皋，她证实在4月26日，即学生大游行前一天，一位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的确找过苏绍智谈话。 李洪林、严家其、于浩成等数十名知名知识分子联署《纪念五四、深化改革》倡议书：五四运动70年了，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关头。中共11届3中全会开始的改革，使中国走上人民早已盼望的现代化道路。但是旧体制根深蒂固，改革阻力重重，这是当前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倡议书说，胡耀邦逝世触发的学生示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它唤醒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青年学生一片赤诚，要求民主，支持改革，反对专制，痛恨腐败。这是极其可贵的爱国行动，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是五四精神在新时期的继续。

14时30分，北京部分高校的70多名学生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接待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请愿书。就对话问题提出12条要求、四点声明。 李鹏《六四日记》：下午，赵紫阳在中南海邀请几位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他们谈到学潮、新闻立法、党内腐败、高干子女经商等。关于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赵紫阳说：“最后双方体面下台，淡化处理。”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谈话结束后赵紫阳对阎明复说，四二六社论对学潮定性错了，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说服小平同志。只要小平同志说一句，“当时吧情况看得重了一些”，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他要阎去找杨尚昆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杨尚昆拒绝了。 上海部分高校逾8千名学生于下午1时上街游行。华东师大逾4千名学生于下午1时走出校门游行，于下午3时率先抵达人民广场。游行学生沿途散发《告上海市民书》。

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学生游行队伍一起行动，队伍前有两面蓝旗开道，复旦的蓝旗上绣着“民主”两个红字，同济的蓝旗上绣着“自由”两个红字。游行队伍经过上海市区主要街道，沿途围观群众很多。当天参见游行的上海各高校学生约八千人，是胡耀邦逝世以来上海学生游行规模最大的一次。18时左右，学生开始向上海市政府聚集，要求与市政府领导对话。22时许，聚集在市政府大楼前的游行队伍陆续散开。

 

西安、兰州等地许多高校，出现鼓动罢课、游行的大字报、标语及宣传品，提出了五四上街游行的具体方案。 美国波士顿地区中国留学人员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纪念五四，声援国内学生运动”集会，刘宾雁应邀到会讲话。会上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承认北高联合法，恢复钦本立职务，处分上海市委负责人”等五点声明，并为北京学生办报募捐了近五千美元。

1989年5月3日 星期三 上午，由中国记者协会出面，邀请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鏐、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举行中外记者会，针对昨天学生递交的对话请愿书进行反击。 袁木在中外记者会上对学生对话要求的的答复，引起北京高校学生的强烈不满。记者会结束后，北高联学生代表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询问对请愿书的答复。信访局局长郑幼枚回答：“请愿书中所提问题，国务院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已回答，不再答复。请同学们回去尽快复课。”学生代表深感失望。 下午，北高联在北师大物理楼开会，有47所高校的学生代表与会。在表决明天是否游行的问题时，有41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会后，北京各高校学生进行紧急部署，并纷纷张贴题为《五四行动》的传单，内容：一、8点从各校出发，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沿途散发传单，不演讲，少喊“打倒”。二、下午4点，市高联在广场发表《五四宣言》，然后各校自由组织活动（集体活动结束）。《五四行动》传单提出7个宣传重点：支持改革，反对倒退；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治；要求对话，对话要讲诚意；维护宪法的言论新闻自由，声援《世界经济导报》；集会、结社自由，高自联合法地位；反对官倒，打倒腐败；全国高校联合起来。

下午，北京一百多名新闻工作者在鲁迅博物馆开座谈会。外国及港台记者闻讯纷纷赴会采访。因人数太多，座谈会移到室外草坪举行，《亚太经济时报》人员主持座谈会，先由《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张伟国介绍《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经过。 与会者一致同意声援《世界经济导报》，但对5月4日举行游行一事意见并不统一，一些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新闻工作者要有别于学生，不能举行游行。会上争论不休，迟迟做不出决定，一些人干脆提前退席。座谈会结束得很晚。最后，拟定采取两项行动：一是在首都新闻界发起请愿书签名，要求与主管新闻舆论的中央领导对话。二是在5月4日与学生一起游行至天安门广场，新闻记者或编辑可以用请愿、集体围观、集体采访的名义加入游行队伍。《经济学周报》郑棣等人将一份事先拟好的请愿书，拿出来让与会者商讨。最后拟定的请愿书，要求中共中央撤销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决定，要求政府领导人与新闻界对话，有90多人即席签名。

北京市公安局发出通告，为保障五月四日官方主办的各项纪念五四活动顺利进行，对天安门地区实施交通管制措施。五月四日晨7时至晚6时，广场禁止行人通行。

上午8时至下午3时，人民大会堂西侧路、广场西侧路，除持有官方纪念五四大会车证的车辆外，禁止其它车辆和行人通行。

上午，赵紫阳出席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杨尚昆、李鹏、万里、邓颖超、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等出席。赵紫阳的讲话稿由鲍彤起草，事先经过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审核。在审核过程中，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李锡铭等都提出讲话中应增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李鹏还将自己修改的稿子交给杨尚昆，希望杨尚昆向赵紫阳再强调一下。大会开始前，杨尚昆找赵紫阳谈话，提议加上这句话，赵婉拒。 外地一些高校出现呼吁五四罢课、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风潮。

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大的一些学生传出消息：5月4日上午9时30分上街游行，到市人大门口集中。 武汉的武汉大学、武汉工学院、中南财经大学、华中师大、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工业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湖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钢铁学院、武汉粮食学院等13所院校出现五四上街游行的大字报或传单。 天津的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商学院、河北工学院、天津纺织学院、天津轻工学院、天津财经学院、天津师大的部分学生在南开大学集会，商量五月四日一起上街游行。 贵阳、成都、重庆、昆明、长沙、哈尔滨、沈阳、长春、兰州、大连、南京、杭州、苏州等地的高校相继出现了呼吁学生五四上街游行的大字报和传单。 五四前夕，各地中共党委、政府、各高等学校为制止学生的五四的游行，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大量的劝阻工作。 一些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邀方励之领衔，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出《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其中提到：对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特权势力盘根错节的病态社会，只在经济上做些修正，而不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民主改革，是无法解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

1989年5月4日 星期四 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日，全国30个城市有130所高校的逾十万名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民主自由。

早晨8时半许，按北高联安排，北京各校学生分头在校内集结，不听校方劝阻陆续走上街头。游行队伍分三路向天安门广场行进。清华、北大、人大、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院校万余人，从西郊进城；北师大、政法大学、北航、北京医科大学、北京中医学院等院校几千人从北路向城区行进；东路游行队伍则由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北京广播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院校近万人组成。 中午11时许，三路游行队伍突破警察在城外设置的警戒线，从复兴门、建国门进入城区。东路学生在12时多首先进入天安门广场，下午2时多，西路、北路的游行学生队伍进入广场。

下午3时许，学生举行集会。在纪念碑北侧台阶上，在印有“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字样蓝白条相间的旗帜下（该旗帜是政法大学学生制作的），一位学生宣读了《五四宣言》。周勇军宣布北京高校从明天起复课。下午3时许各校学生陆续撤离广场。 今天游行的人数与4月27日游行人数相近，但参加的学校有所增加。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来了不少外地学生，包括南开大学、河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深圳大学、海南大学、华北电力学院、吉林大学等20余所院校。 今天出现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的首次记者的示威游行，引起轰动，学生和市民予以热烈欢呼。约200名记者、编辑游行到天安门广场，队伍前面打着写有“首都新闻工作者”的横幅。记者们举着“新闻公开有利于安定团结”、“我们有笔想写文章不能写”、“我们有口想说真话不能说”、“欲说不能”等横幅，呼喊“强烈抗议整顿《世界经济导报》”、“新闻要说真话”、“重大新闻应让人民知道”、“还我本立”等口号。

正当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宣读《五四宣言》之时，赵紫阳会见了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22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并发表了被称之为中央“第二种声音”出来了的那篇著名讲话。赵紫阳说：“现在北京和其它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指出，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赵紫阳的这个讲话由鲍彤起草，讲话前未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也没有请中央书记处审核。赵紫阳在讲话前就对稿子比较满意。讲话一结束，听到的几乎都是一些好的反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 李鹏《六四日记》：我去见姚依林。他提出疑问，是不是赵发动的，打邓倒李保赵。我说不见得。 李鹏《六四日记》：中顾委李力安来电话，中顾委100多名委员讨论邓小平同志讲话，认为形势十分严峻。同意小平和常委碰头会的意见，中央必须旗帜鲜明。但个别同志没有表态，有三位同志强调对学生要疏导。 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大等校逾万名学生上街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人演讲，号召“全中国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沿途高呼“民主自由”、“要求对话”、“打倒官倒”等口号，学生从校园游行到外滩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附近。 武汉的武汉大学、华中师大、武汉工业大学、武汉钢铁学院、武汉体育学院等18所高校1万多人上街游行，标语、口号主要是：“纪念五四、兴我中华”、“声援北京学生”、“打倒官倒，打倒腐败”等。到省政府门前汇集后，游行组织者宣读了“请愿书”。 南京的南京大学、南京师大等校一千多人游行到省政府，递交了《请愿书》。

17时，游行学生返校。 重庆的重庆大学、重庆建工学院、重庆师院、重庆医科大学等校约有四千多人先后走出校门上街游行，游行打的横幅是：“拥护中国共产党”、“五四精神万岁”、“支持北京学生行动”、“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等。游行造成交通阻塞，但没有发生冲突。 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大学等校约五千多人汇合陕西师大、西安交通大学等校七千余人，共约12000余人上街游行。学生举着“发扬五四精神，争取民主自由”、“平抑物价”等横幅来到新城广场，向省政府递交“请愿书”。

香港13所大专院校学生分别从本校出发游行，是香港有史以来最长的示威游行，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声援北京学生争取民主运动，他们随后在中环汇集一起，声势浩大，高呼“爱国无罪！民主万岁！中国万岁！” 【美联社华盛顿电】布什总统首次公开评论最近数周的中国学生民主运动，表达了对中国学生许多要求的支持，但他并未特别批评压制中国学生民主运动的中国政府。

1989年5月5日 星期五 北京市教育部初步统计，北京高校已有80%的罢课学生今日起复课。清华上课率达到80%。人民大学应有59个教室有课，其中54个教室有学生上课。北大只有50%学生上课，原因是北大筹委会昨晚广播紧急通知，号召北大学生继续罢课。

19时，近千名北大学生在三角地进行辩论。部分学生认为，要坚持罢课，中央给学生定性的帽子不摘掉就要坚持罢课。

22时，近千名北大学生在校内游行。 北师大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吾尔开希昨晚宣布，5月5日继续罢课。北师大很多学生受他影响，今日没有复课。 中共高层处理学运的工作已由访问朝鲜回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主持。而“缓和、对话”四字基调则为赵紫阳所奉行的原则。此前，中共讨论对付学运措施的高层会议，都是由李鹏主持的，具体事务则由胡启立和乔石负责。赵紫阳对学运的看法，与李鹏等部分领导人本来就不一样，他并不认为此次学运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动乱。故在他全面主持学运事务后，确定了一系列缓和紧张气氛气氛的措施，包括放宽中国传媒对学运的报导。

 

北京学生有一连串争取民办传播媒介的行动，北大学生自治会主办的电台“民主广播站”已经开始无线广播，而北高联主办的报纸《新闻导报》，亦冲破当局的重重阻扰，顺利出版第二期。中共当局对《新闻导报》的出版设置了重重障碍，指令任何印刷厂不得接受《新闻导报》的印刷业务；任何有复印机的单位、个人不得复印《新闻导报》，所有的新闻机构均不得向《新闻导报》提供任何可以利用的材料和传播的机会。目前，《新闻导报》电脑排字、油印形式出版。每次印刷一千份左右。每期四版，一版、二版为要闻和政论，三版是文学作品，日前主要刊登悼念胡耀邦的挽联、诗歌，四版为新闻提要，包括外电对学运的报导。 “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首次正式举行会议，团长项小吉表示，代表团在组织上与北高联并无联系，成员绝大部分非北高联成员他们希望能经常与政府保持对话，第一次对话内容为学生运动问题、深化改革问题及中国宪法问题等。项小吉表示，对话代表团在组织上与北高联为两回事，因为代表团是各高校通过合法民主正常渠道推选出来的，为各方所接受，是有广泛代表性的学生组织，希望与政府进行对话座谈。对话团的副团长是北大生物系学生沈彤，另有多名常委，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江棋生是其中之一。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下午，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宋平来我处，他对当前局势极为忧虑，认为目前的动乱是长期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

晚上，何东昌来谈高校的反映，果然不出所料，赵紫阳在亚行讲话发表后，北京市机关和高校都认为中央方针变了。 青海民族学院五百名学生于11时再次走出校门，游行到青海省政府门口，15时30分学生逐渐散去。 逾百名深圳的新闻工作者今日以个人名义联名致电北京和上海，向昨日参加游行的北京新闻工作者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致敬，并强烈要求中共上海市委撤销对《世界经济导报》的错误处理。 昨日约200人中国留学生、在美人员从联合国附近广场游行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示威，有人举着“魏京生无罪”、“李鹏下台”、“邓小平退休回家抱孩子”、“结束中共专制统治”等标语，倪育贤、艾未未等人要求见领事馆人员递交请愿信，被拒绝。 1989年5月6日 星期六 上午，北大学生在三角地进行是否复课的讨论。

12时20分，北大筹委会将是否复课的问卷发到每个学生宿舍，进行民意投票，每个宿舍投一张票。在1268张有效票中，赞成继续罢课的占64.2%，反对罢课的占24%，弃权票占11.8%。 根据北大学生投票表决情况，下午2时，北高联在北师大开会，做出决定：1、先由北大和北师大联合罢课，再号召全市罢课。2、活动以校园为主，办讲坛，出报纸，搞印刷，在校园内搞游行示威活动。并准备找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支持一些印刷设备。

上午，赵紫阳与胡启立、芮杏文就当前的新闻工作进行谈话。胡启立说，“这次学潮中，学生们非常强烈的一点就是要求新闻界对他们的游行等活动如实报导。学生们对新闻报导的不满一开始主要是认为4月19、20日晚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的报导过于片面。接下来就是对四.二六社论强烈不满，认为对学运的定性是完全错的。接着就是《世界经济导报》被整顿一事传得纷纷扬扬。

新闻界在这次学潮中承受的压力很大。学生们提出新闻要讲真话的强烈呼吁在新闻记者中引起很大反响。 胡启立说：一些记者对报社领导扣压有关学潮的报导很有意见，连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在4月27日我们开了一个会，把几大家新闻单位的负责人都召集来了。会上，他们强烈要求对这次学潮报导的分寸，中央要有一个明确意见。所以我在会上说了一条原则，就是在报导学潮这个问题上，报社主编有权决定可以报导什么，或不报导什么。不一定事事都要请示。 赵紫阳：“我看这几天的新闻，放开了一点，对游行作了报导。没有什么不好的反映嘛。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胡启立、芮杏文于当天下午向北京主要新闻单位主要负责人作了传达。 下午3时，项小吉等四名学生代表将北京23所高校学生署名的《北京高校对话团请愿书》送达中办、国办信访局，要求将请愿书递送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

5月8日得到答复。中办、国办信访局局长郑幼枚、全国人大信访局局长陈文煒出面接待。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杨尚昆来对我说，赵紫阳要改变动乱的定性，认为定性高了。尚昆不同意他的观点。赵又退而求其次，提出要淡化关于 “动乱”的提法。尚昆担心我和赵紫阳在会上发生正面冲突，认为这不利于团结。我对尚昆说，实际上赵紫阳早已淡化了对动乱的定性，但我绝不能同意在淡化的口号下改变对动乱的定性。赵紫阳提出要去见小平，并要求尚昆同去。尚昆推辞了，他对赵紫阳说，小平的想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动乱定性不可能改变。 青海民族学院学生会宣布，自今天起全体罢课，要求青海省主要领导出来与学生对话。 《纽约时报》、美联社、法新社今日不约而同都就中国传媒界的“大突破”作了专题报道，咸认中国新闻界似乎已突破了“瓶颈”，“新闻要讲真话”或即将在中国实现，同时也显示了中国在控制舆论方面的政策可能有所改变。

《纽约时报》说：中国官方报纸在对学生民主示威运动故意漠视了两周之后，周五在北京学生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报导上，显示出一种新鲜的开放姿态。

1989年5月7日 星期日 18时至19时30分，王丹在北大三角地主持召开“民主沙龙”，呼吁坚持罢课，有千余名学生旁听。王丹说，5月9日下午有部分记者要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希望得到广大同学的支持。“现在记者起来了，同学们不要停下来。” 李鹏《六四日记》：听说，（胡）启立传达赵（紫阳）的三条指示：一是自由民主和人权是世界性潮流；二是对新闻要更开放一些；三是表明是反腐败，深层次是改革。 南开大学一些学生成立《宽容》杂志社，出版《宽容》杂志，杂志“奉行自由、民主、科学、法制”的宗旨，对稿件“观点不作要求”。 香港《明报》报导，中国著名报人、《人民日报》社前社长胡绩伟表示，中共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做法，无论如何解释都是很不对的，既违反宪法，也违反中共中央党政要分开的原则。胡绩伟驳斥了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不久前表示中国没有新闻检查的谈话。他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多年的负责人直言表示，中国根本就存在新闻检查。胡绩伟责问：如果没有新闻检查，上海市委又怎能事先知道《世界经济导报》的内容？ 北京《科技日报》副总编辑孙长江会见香港记者，认为要求新闻自由是国内整个新闻界的一致心声，而新闻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他个人乐观地估计大陆在不久将来会出现民办报纸，但在“老思想”的束缚下，经营肯定会困难重重。孙长江与香港记者畅谈了学生游行、新闻界上街及目前国家的改革，应走的路线等问题。这位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认为中国必须将民主写成为法律法例，不能随便破坏，才会有希望，而学生的行动肯定会促进国家改革。对于在五四这天有近二百名的年轻新闻工作者上街要求新闻自由，孙长江说他本人原本是不大赞同记者上街的，因为恐怕使正在发生学生游行事件更加尖锐化，他曾劝他们只把要求写成请愿信交当局便成。

1989年5月8日 星期一 上午7时40分，北大学生筹委会广播说，筹委会做出继续罢课的决定。据北大教务处报告，当天约有50%学生上课。

下午3时30分，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项小吉等4名学生代表到中办、国办信访局接待室询问请愿书的结果。局长郑幼枚答复说：国务院和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已和部分学生对话。对话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晚7时30分，北大三角地贴出北高联声明：“要广泛进行校园民主建设，如自治会的选举、确认，保留校园民主墙，绝不让它轻易失去。要继续对民众进行宣传，如进行普法，普及民主自由思想的基本常识。斗争尚在继续，同学尚需努力。

22时30分，北师大300多学生在校内3.18纪念碑前集会，北师大学生自治会决定，明天继续罢课一天。集会上广播了北高联通知：宣布五四复课是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的擅自决定，要追究其责任。在政府没有答复我们的对话要求前，为了巩固现有成果，同学们应继续罢课。

23时许，北大200多名学生举着“坚持罢课，决不罢休”、“为民主忍痛罢课”、“争民主求助恩师”等横幅，高呼“坚持罢课，师生团结”等口号，在北大教师宿舍区游行。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下午，赵紫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关于制止动乱小组前一段工作总结和下一段工作布置的汇报。乔石重点叙述了27日学生大游行前的情况，......。乔石肯定了动乱的事实。赵紫阳在常委会上说，如果北京高校学生会进行改选，即使一些闹事学生当选上台也没有大的关系。因为这些人在广大学生中没有威信，在台上久不了。这是赵紫阳变相承认非法学生组织，这与学生把今后斗争焦点放到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意图不谋而合。赵紫阳提出一个问题，他认为中央与学生对话，也不一定都由学联或青联类官方式的学生团体参加，学校里学生自己产生的组织也可参加，学生自愿结合也可以。与会同志不同意赵紫阳的意见，认为不能放弃学联和青联的领导权。 天津的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在校内张贴《公告》称：全国各地爱国民主运动已进入一个新时期，现就有关问题请教校内外关心学运的师生：1、在当前形势下爱国民主运动走向何处？2、各国民主运动进程及其对我们的教益。3、校园民主制度的形成途径。 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报导：由总理李鹏、政治局常委乔石、胡启立和李铁映以及公安部长王芳组成的、由李鹏占支配地位的“学生事务委员会”，一直主管平息学潮的工作，坚持政府只与官方学生会的代表进行对话，从而实际上阻止了与学生展开真正对话。 纽约《亚美时报》报导：刘宾雁已等不及中共当局开放报禁了，动手筹办《中国！中国！》杂志。他说，这份在美国出版的刊物不依附任何政党，将以人民利益出发，报导中国现状，进行分析论证，帮助海外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寻求问题所在和解决的办法。

1989年5月9日 星期二 下午，《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郭家宽、学校教育部兼科技部主任李大同把有1013名首都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请愿书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李大同在递交请愿书时向在场的中外记者宣布，请愿书的1013名签名者分别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30多家首都新闻单位。

 

新闻工作者请愿书列举了三项对话内容：1、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被停职；2、新闻单位无法对最近发生的学潮做客观公正全面的报导，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事态的发展，违反了党的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的原则；3、袁木4月29日同首都大学生对话时关于“我国新闻是自由的，报社实行总编负责制”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这恰恰是新闻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记者递交请愿书时，近千名来自北大、北师大等校学生聚集在记协门前声援请愿的记者，举着写有“新闻自由，解除报禁”、“声援新闻界之良心”、“向新闻工作者致敬”等横幅，高呼“为民说话，事关重大，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等口号。 晚上，北大筹委会在校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宣读了北高联声明：5月4日周勇军擅自以北高联名义宣布复课的决定作废，将周勇军开除出北高联。

新闻发布会上，北高联通知：5月10日中午，北京各高校学生到政法大学集合，骑车环城游行。游行的目的：1、给政府施加压力，尽快答应学生对话条件；2、支持新闻记者的请愿，声援钦本立；3、向社会声明学生没有复课，仍有罢课。 李鹏《六四日记》称：赵紫阳今天还出席一个"理论研究联络小组"的座谈会，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加快,这是我们主要吸取的教训,得出的结论。”赵讲话，说常委研究过，但有些又是他个人的意见：一、非法学生组织不能承认，但学生会改选不可避免，强调学生自治；二、新闻开放势在必行；三、廉政措施：审计五大公司，要交人大审议；四、取消特供。我说，赵紫阳讲的这几条意见常委都没有讨论过，紫阳讲话不能代表常委。紫阳讲话要害是通过新闻开放进一步煽动动乱。把对动乱的处置权由党中央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显露出要夺中央常委权的端倪，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李鹏《六四日记》：下午，万里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6月20号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还要审议《游行示威法》和清理整顿公司的汇报。本来按照正常运作程序，人大常委会的议程应首先由人大常委的中共党组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审议，通过之后，再由人大常委党组作为议案提交委员长会议决定。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合乎民主的原则。 南开大学贴出该校学生《5月8日17点20分长途电信局与北大通话》大字报，称北大仍坚持罢课；要坚持到五月中旬戈尔巴乔夫访华。 甘肃省兰州的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铁路学院一千多名学生，举着“取消新闻封锁，要求民主对话”、“打倒官倒、打倒官僚”等横幅上街游行至甘肃省政府。 山西省太原的山西大学、山西矿业学院等校约1800名学生打着“民主万岁”、“惩治官倒”的横幅沿太原市主要街道游行。部分学生试图进入陕西省委、省政府大院请愿。

此前，自5月4日凌晨开始，太原市每天均有学生上街游行。 据全美计算机网络提供的数字，中国留美学生学者为支援中国大陆学生民主运动而募集到的钱款已逾三万美元。全美留学生们普遍希望这笔捐款能用于北京学生出版自己的报刊。

1989年5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赵紫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全面分析了全国学潮情况，并就廉政和民主政治建设等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决定：一、政治局成员按现有分工与各口子负责人一道与各条战线群众进行对话和座谈，倾听群众呼声。二、将这次政治局会议中讨论涉及需要全国人大立法或需要全国人大审议批准的问题，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列入下次常委会议予以审议。三、关于廉政和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政治局要再开会进行专题讨论并定出具体措施。。四、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戈尔巴乔夫来访的安全保卫工作，确保中苏首脑会晤成功。戈尔巴乔夫访问期间，要确保天安门广场的庄严，并提前做好清场工作。五、万里对美国、加拿大的访问如期进行。 下午，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讨论关于召开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的问题。委员长会议决定：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于6月20日左右在北京举行，会期一周。委员长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一、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的汇报；二、听取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三、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议案；四、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等。 14时，按北高联通知，北大、清华、北师大等11所北京高校的近万名学生打着“声援首都新闻工作者”、“新闻要说实话”等横幅，骑自行车游行，先后到中央广播大楼、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单位，呼喊“新闻自由”“声援《世界经济导报》”等口号。 晚上，人民大学工会青年部在校内举行报告会。戴晴、包遵信等在会上发表演讲，戴晴演讲时说，四.二七游行，学生取得了胜利，从1989年4月27日开始，我们国家统治了中国人上千年之久的威权统治，从此就要结束了。 中午，南开大学出现题为《和平民主进京》大字报：学生运动正处在关键时刻。为了把本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天津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决定组织“和平民主请愿团”于5月14日骑车进京。 晚上，天津高自联在南开大学召开天津各高校自治会负责人会议，宣布：5月14日天津赴京和平民主请愿团共有五百人参加。进京目的：1、欢迎戈尔巴乔夫先生访华；2、声援北大，敦促政府尽快与学生进行平等对话；3、要求深化政改，加快民主化进程。 山西大学出现由5所高校所组成的“学生联合自治会”的紧急通告，宣布各校开始总罢课，组织学生上街游行。8时20分，山西大学、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矿业学院等校逾三千学生举着“省府大楼天下第一，人民生活倒数第二”等横幅游行至山西省委省政府大楼。 海南大学五百多学生于凌晨2时游行到海南省委门口静坐，要求省政府领导出来对话。20时，海南大学、海南医学院约两千名学生继续上街游行，并多次与守卫海南省委大门的武警对峙，要求与省政府领导对话。

1989年5月11日 星期四 下午，杨尚昆去邓小平家汇报。这次私下谈话主要谈论了以下问题：一、这次学潮为什么结束不了。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支持学生。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态度。四、军队的情况。五、北京和地方政府的态度。六、下一步怎么办。邓小平特地询问了军队对学潮的看法、态度等情况，杨尚昆作了详细汇报。可见邓小平已有动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念头。

下午2时许，北大校园内贴出署名“46楼部分研究生”的《紧急建议》：鉴于目前的严峻形势，我们建议破釜沉舟，采取如下紧急措施：A、集体绝食，具体时间、地点可商量。B、竭尽北京高校之全力，于戈氏访华之日游行进驻天安门作最后拼搏。成败在此一举。 据北大、北师大学生反映，北高联成员王丹、吾尔开希等人今晚聚会策划绝食，筹备有关组织。他们的理由是：“绝食是同学们自发组织的，谁也没有权利阻止。”北高联关于绝食的通告明天将会在北京各高校公开发布。

晚7时，北大筹委会在第二教学楼203教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天津学自联两名代表介绍天津学运情况。北大筹委会宣布：学生要求对话，政府在一个星期内答复；北高联总部由政法大学移至北大；在戈尔巴乔夫来华期间将邀请他来北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前往中国青年报社，就这次学潮的报导和新闻改革等问题与该报记者、编辑对话，听取意见。在一千多名记者签名要求对话的请愿书递交上去仅两天，胡启立便来到记者中间听取意见，此举可谓罕见的迅速反应。参加对话会的有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书记李源潮、中国青年报原社长余世光、中国青年报原总编辑王石等。

该报社长兼总编辑徐志庆主持了对话会。胡启立首先表示，什么都可以说，特别欢迎听到不同意见。 该报记者部主任、曾去递交请愿信的郭家宽发言：新闻界对这次学潮没有作出全面反映，是学潮不断扩大的原因。我们的新闻界就与国家的计划经济一样。新闻界在1958年就起到帮凶作用，祸国殃民；文革中更是起着帮凶作用。郭家宽表示不同意袁木所说的报社已实行总编辑负责制，他认为一遇到重大问题时，这就不行了；党对新闻界还是限制太多，希望逐步放松一下，按新闻规律办事，这样有利于民主气氛下的安定团结。胡启立对此的回答是“很好”。 起草对话请愿信并第一个签名的该报科教部主任李大同发言：无论从今天的社会情况，无论是世界潮流，新闻业是有独特功能的职业，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宣传工具，但现在往往总是把新闻界简单地等同于党的宣传干部，进行管制，进行约束。在重大的突发性事件的报导中，我们这些第一线的记者编辑感受到的是刻骨镂心的耻辱感！为我们的职业规范职业道德感到耻辱。这伤害了我们的职业自尊。新闻是记录事实的，将来翻开历史，这会是怎样呢？李大同披露，该报一位副总编没费劲就迅速整理出三十个中宣部下达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禁令，这些禁令都是近两年下达的。他说，请中央领导像学习法律一样，学习当代新闻的基本东西。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树立现代新闻观念。 该报原总编王石发言：我不赞同《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根据我听到的同志们的意见，是不是起初对学潮有不科学的判断？开胡耀邦追悼会，那么多高级干部，面对广场上那么多学生，心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复杂心情？一些同志看到那个场面都流泪了。我问学生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他们说走了六个多小时。我就想，这么多学生就站在那儿为了什么？我想里头一定有很多共青团员，......最使我难受的是三个学生下跪。人民大会堂啊，应该是反映民意的地方。究竟理解不理解学生？ 该报另外几位记者贺延光、刘扬、张岳庚、孙亚明也发了言，内容包括对这次学潮的看法，群众对学潮的反应，对《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被停职一事的反对意见，对党报与非党报应该分类的建议，中央的决定在基层的反馈，对即将出台的新闻法的意见等。 胡启立较少插话，他最后总结说：今天来不虚行，不仅是对话，今后在有些问题如新闻法等问题，都应当按法律程序办。加速新闻改革，是我们的共识，新闻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的认识也不够，我承担责任。通过这次事件，要进行深刻的反思。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通过中国政法大学校党委书记向北京高校对话团团长项小吉转述政府就学生们要求对话的答复，信访局称：中央正在研究学生们要求对话的问题，暂时还没有结论，不过，信访局会在本周内随时通知学生们中央的有关决定。


八九天安门事件逐日大事记 （二）

八九天安门事件逐日大事记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