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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电影有着一种不去拔高自己人物的自觉,一种不去道德化世界的自觉,一种不去下定论的自觉,一种不把所有问题推给世界的自觉,一种绝不沉溺于某种情绪并以之自豪的自觉。
对在苦大仇深和轻佻喧闹这两种路线之中来回蹦极的中国电影来说,这是一种有益的补充。而这也是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