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琦此时把我招进计划科是有原因的。去年年底，农垦部做出决定，要给我场装备22个机械化生产队。这是建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投资，不仅涉及巨额资金，还涉及设备选型、人员培训、生产组织、燃料供应、维修服务等一系列问题。计划科作为责任部门，面临繁重的规划工作，6名在编人员招架不了，其中尤缺能写大报告的。之前黄琦已经进了两人，都是从其他科室借调来的，搞完规划还要放回去。我则是他最后相中的“得力干将”，因此青睐有加，让我在他的外间办公，成了他事实上的秘书和助手。
我报到时，恰逢东北农学院有一批农田规划的毕业生前来实习。黄琦当即决定，要我负责接待和安排，把这40名师生变成志愿军，为月底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垦区“机械化生产队规划会议”准备汇报材料。这情况有点像在洪溪速校搞“文化大进军”，师文工队前来支援时，我所享受到的风光（第17章）。我在生产队埋没了好几年，刚刚冒出头就赶上大任务，自然会使出浑身解数。
比起12年前，我现在老成了许多。从科长那里领命以后，我便找带队老师商量，根据规划工作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为相关科员收集整理资料。次日又召集实习生与各位“师傅”见面，先动员打气，再分配任务。这些学生见有活可干，积极性非常高，奋战一周，帮助科里完成了所有的分项报告。我在此基础上又连写两天，赶出总报告来。黄琦阅后相当满意，召集全科室开会讨论，提出几点修改意见。我再熬一个通宵，拿出第二稿。黄琦这回看完，未改一字，直接送打字室打印，上报总场领导。此役消耗了我一整条烟，黄琦得知，往后再找我写大报告，都会在办公桌上先放一条烟。我一见到烟，就知道又要开始忙活了。
我那时30出头，心智已经成熟，具备了处理复杂文字工作的能力。我虽在学生时代吊儿郎当，进部队以后却努力上进。尤其到了速中，更是以“干面包”自居（第47章），系统学习了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函授课程，并在此后多年里不断拓深加宽，比如逻辑学和心理学，均自修过苏联大学教材。我立志要成为一名作家，自然在写作技法上大下功夫，除了文学作品外，也能熟练驾驭各种应用文体。我尤其注意研究新闻体，惯爱阅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经常对重点文章进行逻辑分析和语法分析，像拆卸枪支一样把内部结构打开，因此深知其中关窍。日积月累，我逐渐获得了一种能力，知道该怎么寻找材料、加工材料、构建推理链条、形成结论（后来我知道这是一种学术能力）。像黄琦这样的领导能够看出我的文章不凡，可资大用。其实在新场时石涛对我也不无赏识，只不过他需要的更多是宣传稿，弱一点的写手也能应付。
黄琦虽为工农出身，但具备知识分子干部的优点，明白事理，不倚势压人。他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曾任12兵团司令部的作战参谋。萧劲光大将等兵团首长运筹帷幄时，他就在军用地图上插小旗。1949年9-10月，林彪与白崇禧对决“衡宝战役”，12兵团打垮了桂系王牌第7军。国军防线土崩瓦解，十几万人马呈溃逃之势。在追击过程中，12兵团遇到一个大难题：不知前面一大股敌军往哪个方向跑了？往南去广西，这是桂军最合理的逃跑路线，也是林彪最希望看到的。他已经调集两个兵团从东西方向对广西形成迂回包抄之势，准备瓮中捉鳖。但这股人马万一往西逃窜，与四川守敌会合，那可就麻烦了。我军西路主力已经南下，没法再回头拦截。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第二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如果判断错误，追击扑了空，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兵团首长们分析来分析去，把作战室搞了个乌烟瘴气，最后谁都明白了：这是一场赌博，没人知道敌军到底要去哪个方向，只能由司令拍板了。萧劲光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地抽完整支烟，然后一拳砸在桌子上：“往西！”当下抽调一个师作先头部队，负责追击。这个师又抽调一个团打前锋，轻装上阵，连夜强行军。一路上不断有人掉进山涧，但部队的行进速度丝毫未减，终于在黎明时分爬上了入川必经的一道山岭。往下一瞧，好家伙，黑压压的敌人离他们也就两三百米了！于是立刻开打，打了个你死我活。这个团拼掉了80%的人员，终于坚持到大部队赶上来。敌人眼见过不了山岭，只能改奔广西，半道上就被截杀殆尽……】
这个故事我七八岁就听老烟讲过，那时我脑中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觉得老烟周围全是一群英雄人物，不由得对北大荒心驰神往。从小学到中学，我写过很多篇《我的理想》，第一篇就是到北大荒去开康拜因，在一片金黄色的田野里收割麦子和玉米。比起北大荒来，我所在的厂矿子校实在太没劲了，我长大以后肯定要离开这里。可以说，促使我远走高飞的最初动力，就来源于北大荒。不过老烟讲故事时并没有告诉我，当年他花了多大力气，才离开那个地方。他也没有戳破我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大概他知道，梦想是一个儿童的特权。
这里还有一件事，在我长大以后，老烟也未曾和我说起（我相信他是知道的）：曾经浴血保卫天目山的两支国军部队，176师和62师，都在衡宝战役中被消灭。
202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