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燕在二姐那里呆了两天，便住回自己在菜园坝的家。到了第三天头上，一道回城的两个女生过来看她。三人已是患难之交，故而十分亲热，聊了好半天。临别时，她们提到今晚7点在琵琶山公园有个集会，叫她也过去。她问是什么事情，两人笑着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傍晚文燕来到公园，昏黄的路灯下到处是学生，三五成群地交谈议论。文燕不知道在哪里开会，问谁都说不清楚。没头没脑地转了大半个钟头，总算遇见一个认识的男生。他比较了解内情，说这场集会是西北大学一位辍学后参加了上山下乡的学生召集的，打算向政府请愿，控诉农民虐待学生，并呼吁全体知青返城。但这人到现在也没来，也不知是不是半道上被抓了。文燕一听，感觉上当了，赶紧离开现场。她对上山下乡并无怨言，自己也没遭受什么虐待，怎会跑来参加这种集会？心里直喊后悔。
过了两天，文燕要去二姐家，刚踏上大溪沟的马路，就听头顶有人在叫：“文燕！文燕！”循声望去，只见街边一栋楼的窗户里探出个脑袋，仔细再瞧，原来是30中的一位女同学。她用两手罩住嘴，做成小喇叭状，神秘兮兮地喊道：“后面有人跟踪你！”文燕马上闪脸往回看，并未发现什么异常，但心跳已然加速。她不敢径去二姐家，便在街上胡乱绕圈。刚好路过电厂医务室，赶紧蹩了进去。她曾经陪文芳来过这里，因此熟门熟路。到二楼找了一个认识的大夫，假装来看病，在诊室呆了七八分钟才敢出去。自始至终，文燕都没见到跟踪者，或许是那位同学神经过敏？
次日文芳下班，一进门便对文燕说：“我下午去医务室做检查，王大夫告诉我，你昨天慌里慌张闯进她的诊室，说是来看病，却又说不清哪有毛病。你走以后，医务室进来一个男的，挨屋问有没有见过一个梳小辫穿条格衣服的女学生。王大夫也不知道他的身份，就说没见过。但她怀疑那人是便衣警察，提醒我注意。你这几天到底干什么了，惹来这种事？”
文燕一听，吓得头皮发麻，只能坦白自己稀里糊涂参加了一场知青集会，可啥话也没说，啥事也没干，怎就让人跟踪上了？文芳顿时火冒三丈：“你不老老实实呆着，参加什么集会？咱家人能搞这种活动吗？别人没事你也得有事！我自打上中学后，处处表现积极，总算落得个干净清白，平常没人提我的出身。这回我刚生完孩子，单位就照顾我一套房，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恩戴德。现在倒好，我妹妹参加非法集会被警察跟踪，还跑到我家来躲藏！这叫单位知道了，该怎么看我？”
文燕本来心中过意不去，但被她这么一说，不觉上火：“我干啥了你就这样数落我？我来这里是看妈妈，躲什么警察？我又没做坏事，警察能把我怎样？再说，谁知道那个男的是不是警察？没准还是坏人呢！”
母亲赶紧过来劝解，但是两个女儿都气哼哼的，谁也不理谁。次日文燕就搬回去住了，一个月都不曾过来。这期间并没有警察找上门，也没听说哪个参加集会的学生被抓了。那天到底是谁在跟踪她，真成了不解之谜。文燕现在长漂亮了，上街也会有人注意，盯她的梢并非没可能——不管怎样，这人真是可恶至极！
不过那场集会以后，文燕也不能再回万顺乡了。她从别人嘴里了解到，不少知青跟农民的关系搞得很僵，甚至出现过挨打事件。农村生活的确艰苦，能像文燕这样逆来顺受的学生并不多。那两个跟她一起回来的女生，对老乡便没一句好话，说自己干了那么多的活，还经常挨骂。有一个甚至连口热的都难吃到，房东家吃饭总不叫她，等她忙完再过去，只剩下残羹冷炙了。平心而论，她俩谁也没有文燕干的活多，但董爱莲一家对文燕很友好，就算她老公不爱干活，见了面也总是客客气气的。大院其他各家待她都像亲人一样，所以文燕在那儿没有受过气。多干点活她并不计较，有了以前的吃苦经历，她对自己的房东并不挑剔，至少人家没让她饿过肚子。可现在学生与农民这么对立，她也不能背叛自己的群体，主动回去下乡，至少要等到政府给个说法才行——那天的集会虽然没按计划组织起来，但是已经惊动上面，据说正在调查知青挨打事件。
然而文燕已经跟二姐闹翻，自己又没有工作，在家里坐吃山空，终究不行。这一趟上山下乡虽然未成正果，但把她的胆气激发了出来。艰苦生活对她并不算什么，她愿意去更艰苦的地方，只要能够获得独立和自由——她此时的开拓精神，跟“五月花”上的第一批北美移民能有一拼。无论如何，再也不能靠二姐供养，过寄人篱下的生活——这张冷脸文燕已经看够了！她在董爱莲家没受过气，在文芳家却受着了。那两位女生对老乡有多恨，她对二姐就有能多恨！
恰在此时，有一个叫杨秀萍的女生找到文燕，说她打听到北大荒那边要人，她和表妹准备给农垦局写封信，请求支边，问文燕愿不愿加入，这样多点人出远门，胆子也能大些。其实她俩之前已经找过好几个同学，都遭拒绝。文燕却是一拍即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还能有什么地方比北大荒更加广阔？在重庆这座人满为患的城市里，她看不到任何未来，那还不如远走高飞，去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播下自己的希望，收获自己的幸福，再苦再累她也愿意。
半个月后，她们收到农垦局的来信，里面对她们“支援边疆建设祖国”的决心大加褒扬，并且附上一份接纳证明，让她们前往密山报到。她们欣喜若狂，马上通知家人，准备行装。文芳的态度依然冷淡，不过还是把自己一套不错的衣服和一双八成新的皮鞋给了文燕。母亲则忙着给她做棉服和被子。等一切置办停当，已是1958年9月。
临别那一天，文燕到文芳家辞行。文芳正躺在床上休息，得知妹妹要走了，她只是欠欠身，说句“注意安全”，并不下来相送。这一幕文燕多少年都记着。到了北大荒以后，她和文芳之间再无龃龉，但是亲人留给她的伤害，她永远也忘不了。然而回首一生走过的路，恰恰是文芳在关键的时候给了她关键的一推。这一推不光影响了文燕，还影响到老烟，以及本书的作者烟斗狼，因此意义深远。
202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