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中共洛川会议讲话真偽的辩证
兼谈党史研究实事求是原则
·王家典
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举行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抗战对策。前不久，网上广泛流传着毛泽东洛川会议讲话。照录如下：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另有版本是十六字方针，再加上‘十分宣传’。
这个讲话在网上引发热议，真伪歧见，十分尖锐。信其实者，纷起笔伐。戴晴力主对“过去被双方或掩盖、或改写的史实一一剥出”，以拨乱反正。她对重大党史问题作了研究，著有《国共纷争》，有《中共历史上的洛川会议》一篇，基本认定上述讲话。她不愧是位著名的记实记者和作家，大概还因为她的家庭背景使她对党史资讯有更深层次的了解，文中具体地再现了这次会议的情景和内容，大大地帮助了人们对这次会议史实的了解。但也有人强烈维护对毛泽东个人的迷信，宣称它是右派编造出来的谎言。更多的人，将信将疑，抱有强烈的论证其真伪的好奇心和愿望。公众要求探究其真伪，皆本于对政治伦理和民族大义价值观的维护。信其实而笔伐者，认为毛此论背弃和沦丧中华民族之政治伦理和民族大义，无不表示激昂的愤慨之情。认为毛此论系伪造者，多出于一种信念，认为此论之背弃政治伦理和民族大义，实与他们崇拜迷信的“四个伟大”、“伟大、光荣、正确”的领袖的信念，格格不入，在感情的倾向性上当然地拒斥它的真实性。公众的论辩，实是在政治伦理和民族大义的理性法庭上对毛此论进行理性的审判。
然而，毛此论真伪之辩，却另有意义。执政党对社会要建立起它的公信力—人心背离的社会基础，首先在于它对社会公众在政治伦理上著有诚信。它必须对社会讲真话、讲实话，这是公众对它最起码的要求。执政党对自己历史的态度，常常就是一块检查它的诚信的验金石。毛泽东是刚刚过去不久的那个历史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的领导人。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什么，都已经完完全全地展现在当代社会和民众面前。我们这一代人，刚刚从那个时代走过来，就是它的历史见证人。毛泽东时代，灾难深重，历历在目，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最恐怖、最黑暗的时代。但是，在一九八一年，邓小平为继承毛专制独裁衣钵的合法性奠定政治基础，继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后，又违背广大党员的意愿（见《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郭道晖），在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炮制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继续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又积极推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政策，以致血腥镇压六四学生民主运动。这是党的历史上最肮脏的污秽。江泽民和胡锦涛继续执行邓小平这一错误路线，在建国50和60周年，大张旗鼓地歌颂党一贯的光荣、正确、伟大，完全掩盖了毛的罪行。李慎之作《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万里作《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判。现在，我们又听到外电称之皇储的人，在建党90周年前夕发出党史研究的最新权威指示：党史研究必须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三个历史必然性—党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的形成、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是毛泽东六项政治标准和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和那个建国后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新版本。邓小平曾经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承认那个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违心的、不实的，要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并记录在案。为什么对此只字不提，是忘却了，还是不认账了？不认帐了，作为党和国家接班人，你的诚信就会斯文扫地，公信力也就丧失殆尽。
实事求是才是党史研究必须遵循的独一不二的法则，是检验党史研究一切人物和事件的功过是非的唯一标准，是党史研究最高和最后的原则，是党史研究的灵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党性不能成为标准，党建国前和建国后那二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能成为标准，任何一位党领导人的意见更不能成为标准。实事求是的原则，比党性、比党的决议、比党的领导人的意见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先地位。它是大元帅，它一升帐，什么“党性”、什么决议、什么指示，统统都要靠边站，都要服从它。毛专制独裁27年，暴政如山，血债累累，死了几千万人，几亿人陷入受苦受难。这是歪曲丑化党吗？你要是按照邓小平作的那个决议、领导的指示、什么“三个历史必然性”去写，这段历史会写成什么样子呢？ 89年爱国民主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民主运动。这是歪曲丑化党吗？你要把它写成“三个历史必然性”，它又成了什么样子？实在令人困扰。官方党史有太多的似是而非的问题，都是被党性、党的决议和党的领导人的指示搞乱了，要一一清理。都是民间学者，冲破了设置的“歪曲和丑化党”的禁区和严厉的政治禁令，使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水落石出了。陈独秀的问题，就是这样。时至今日，陈独秀民间学术研究机构被取缔，民间学术研究成果的专著被没收，果然显示了当局的权威。但是，堵，能防得了水吗？封，能堵得住嘴吗？人们不会停止思考、不讲话、不写文章，维权抗争决不会停顿下来。
我们当前就面临了党史的又一个问题：毛泽东在1937年8月中共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从历史专业角度，人们当然首先必须辩证它的真伪，弄清楚这个讲话是真实的吗？
历史科学有一门专业的考据学，进行文献真伪的辩证。一般说来，毛讲话真伪的考据有三个层次：1，直接证据：中共存档的党的会议记录和文献出版物。2，旁证：本人或与会者的回忆，党文献和相关人员的引证。3，以毛泽东领导中共抗日战争的实践来检验其在洛川会议讲话的真实性。按理说，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查证党的历史会议记录的档案。国家有档案法，规定凡档案成立之日30年后就应该解密向社会开放。上述党史档案已经60多年了，至今仍然以绝密档案密藏在党中央的档案库里，仅仅只有经过党严密审查和严密管理的专业机构(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党员专业人员才能按照严格程序查阅这些历史档案。甚至像中央党校的专业研究人员，更不论其他人了，都是局外人，就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了。只要党认为这些档案内容涉及它一党的利害，就可以永远把它封藏在档案库里，让它永世不见天日，人们永远不得了解它的历史真面目。这是执政党的一项特权。看来，只要党的这一特权得以延存，凡涉及重大党史问题的考证是绝对不要指望从党那里能获得任何查证的机会和可能。
有人已经查证了1967年版的《毛泽东选集》，也没有看到该讲话文字。这样，我们也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暂时没有可能找到它的直接证据了。当然，这并不能认定它是不存在的、假的、伪造的。特别是在党的极其严格的保密制度下，它既被列入了保密范围，人们也就几乎完全没有可能找到它的直接证据。我们只有试图从另外的途径去找间接证据或旁证，如果它们构成了多重性、锁链性证据的话，我们考证的对象也是可以成立的。
首先，我们引证一位被认为是当代对民国史研究深有造诣的专家杨奎松先生提供的一个考证。杨先生应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金钟先生赞其著述甚廣，涉猎诸多敏感題材，近年對「鎮反運動」研究堪稱獨步。他的学生向他请教抗战初毛泽东“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和“三国论”言论的史料出处。他说，你提到的前一则史料见于国民党方面抗战期间公布的八路军杨成武部某骑兵连支部书记李法卿的一则谈话稿。内称从延安出动时毛、朱等曾召集训话，指示中日战争为本党发展之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具体策略可分三个阶段，战争初期如何，相持阶段如何，进入华中地区以后如何云云。但此一说法并无其他相关史料可资证明，李亦未提到此话具体为何人所讲，且所云仅“大意谓”，实际的说法为何亦无从知晓。特别是谈话所谈三阶段的内容，如果从1940年的情况来回顾，尚可成立，如果说是1937年8月毛、朱即有如此具体的计划和谋略，则与今日所见各种史料不相符合。故我意此则史料的可信度不高。当然，类似强调要保存自身实力，争取实力地位，最终取代国民党，领导抗战胜利的言论，则比比皆是。被国民党人发现并广为印发的张浩一书，即是其中之一。 关于“三国论”说法的原始出处我没有印象。但肯定不会是抗战初期的提法。这一点只要具体考察一下中共自身实力变化的过程和毛认识的变化过程，就可以了解，毛在抗战初期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绝不会在那时就自认一“国”。当然，1939年以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像《反投降提纲》里，毛其实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提出类似的观点来了。现在，让我们对杨先生辩证的论据稍稍展开一些剖析。
先说“三国论”。杨先生没有否定它的存在，而且认定1939年后确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只是认为1939年前毛很有自知之明不可能有自认一“国”的思想。我对后者有不同看法。事实上，从意识形态上讲，毛泽东在战前十年早已根深蒂固地形成了在中华民国领土上建立另一“国”的思想。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是苏共和苏联的政治工具。在意识形态上，中共视苏联为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中共1927年失败后，遵从共产国际指令，开展武装斗争，提出“武装保卫苏维埃政权”口号，在赣、闽等省农村实行武装割据，1931年正式建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体制全盘苏化，军队也统称红军。这种体制一直到抗战爆发后统一战线建立、陕北苏维埃改制边区政府、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才终结。当然在意识形态上，毛泽东根本抛弃这一观念是不可能的。在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建立后，毛泽东在公开讲话和著文中是一定会收敛一些的，这种自知之明，绝不等于他放弃了这一意识形态。只是内外有别，在党内，他是还会毫无顾忌地使用这一话语的。
再说“一分抗日，二分应对，七分发展”。杨先生对《李法卿谈话稿》作出三个判断（无旁证、讲话者主体不明、三个战略阶段设想此时提出的时间性不合理），推出此则史料“可信度不高”。但杨先生却确认“类似观念比比皆是”，似乎也没有完全否定这则史料，而且留有很大的余地。这份资料虽是国民党获取发布的，但毕竟作者确是中共的人，姓名、身份、单位、职务都具体、清楚、明确、无误，资料又确实出于他的笔下，就不大可能以推论意见来否定它。这一资料的历史背景，也是与资料内容完全一致的。这次八路军出师抗日前线连以上干部动员大会是在1937年9月26日举行的，是洛川会议后的一个月。部队刚刚匆匆忙忙地完成整编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红军编制改成了国民革命军编制，脱掉了红军军服和红五星帽徽军帽，换上了国军军服和青天白日军徽军帽，还领取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给的军饷、军需装备。部队干部士兵立即引起了极其严重的思想混乱，很多官兵认为跟国民党打了那么多年的仗，现在投降他们了，愤起把国军军装和军帽统统扔了，喧嚷着不干了，要回家种地去。于是，一番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就可想而知了。打通和统一连以上干部的思想是中心一环，而且要有一套大家能够接受而且被说服的说辞。于是，也就有了《李法卿谈话稿》的那一幕。谈话稿明白交代当时是毛泽东和朱德亲自出马讲话的。这次大会既是这样大的规模、有很多党的各级军队干部参加，李法卿说了这么严重的政治上伤害党的话，为什么至今没有人出面澄清反驳呢？没有正面的旁证材料，怎么反面的旁证材料也没有呢？至于谈话中涉及的三个战略阶段的设想在时间性上不合理的说法，也是可以商榷的，与毛泽东在1938年5月完成的《论持久战》关于三个战略阶段的设想对比一下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再说了，张浩（林彪长兄）当时就是119师政委，他的职责所在、面临的最大量、最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处理和解决在历史转折中官兵的思想问题，上述杨先生说“类似强调要保存自身实力，争取实力地位，最终取代国民党，领导抗战胜利的言论，则“比比皆是”。张浩的这种说辞，和《李法卿谈话稿》毛泽东、朱德的讲话，在精神上也是完全一致的，都体现了中共在抗日战争初就确定了利用日本侵华战争夺取国民党政权的总方针。还有一条材料，也可以引证一下。日本作家古屋奎二1974年出版《蒋总统密录》中记载：“1937年9月26日，朱德率領第八路軍從陝北出發時，毛澤東召集該軍連長以上幹部講話，指出‘中日戰爭，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共產黨的基本政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對於國民黨的策略，為妥協、競爭、反攻三個階段，以期逐漸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这本书成书很晚，又没有说明这一材料的来源。但从行文看，我判断它来源于《李法卿谈话稿》。这位日本史学家，是完全相信这条材料的真实性的。还有一条材料，可作参考。苏联时期的奥·鲍里索夫（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高级官员罗满宁）著《苏中关系（1945 一1980）》载有毛泽东抗战初期有“用一分力量和日本斗，用二分力量来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的说法。我认为，大概是因为文字往返翻译的关系，把毛的话改成了这样画蛇添足的说法。此书成书更晚，也没有说明这条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史料价值也就更差了。但它却说明了，原来中共的同盟者也是相信这个说法的。
上述引证李法卿和张浩的相关材料，最可贵的，虽然是国民党发布的，但却都是来源于中共方面，至今中共都未予以否认。如果这些材料是真实的，显然与洛川会议有一定的源流脉络的关联。当然，它的源头，也就只能是洛川会议了，它们讲话所反映出来的中共要利用日本侵华战争夺取国民党政权的总方针，只能是在洛川会议作出决定后，他们才能说出那样的话。因此，它们也就可以成为洛川会议内容的一个旁证。
关于洛川会议，官方党史提供的原始资料实在太少。民间史学的考证，实在是吃力不讨好的。有一个网民很感慨地说：“这么费劲啊，大大方方把洛川会议记录亮出来就是了么，到底说些什么，大家一看就明白了。不要告诉大家对我党这么重要的会议没有记录。”
官方党史不提供的资料，民间党史就要填补它的空白。据戴晴文，会议主持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开场白就提出：中国共产党应该按照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提出的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共产党人乘机夺取政权的基本策略。毛泽东发言，支持张闻天观点，也就是当前网上流传的那些东西。据说，与会者有很大争论。但终归还是后来毛泽东主宰了中共路线。网上有人批驳说，会议只有二项议程：首先是毛泽东的军事报告（22日），然后才是张闻天的政治报告（24日），上述张闻天首先发言、然后毛泽东发言，不合会议议程，是伪造的。这位作者不懂得共产党，这种规格的会议是一定要由党的最高领导人主持和开场白的，那时党的第一把手是张闻天，不是毛泽东。
张、毛提出的这一基本策略，原来在理论上是有所本的，是宗师于共产国际的老祖宗列宁。在一次世界大战，列宁实施“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 的路线，以夺取政权。他如愿以偿了，十月政变夺取政权，又迫不及待地与德国签订有利德国的《布列斯特和约》，让给德国人很多土地。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运用列宁这一原则，是完全错误的。列宁说的是“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根据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协议，中共原来还接受了这个战争由国民政府领导。如果出尔反尔，为一党夺取政权的私利，阴谋使国民政府失败，是对政治伦理和民族大义的背弃。
再说，列宁的这一理论和策略却有其极不光彩的、可耻的政治黑幕。2007年俄国十月政变九十周年之际，德国《明镜周刊》（第50 期）刊登了标题为《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副题为《被收买的革命》的长文，以德文密档为依据，载有十一页文字和照片，并附赠有关影碟，暴露了德国威廉二世皇帝多年来以千万计的马克和后勤援助、支持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革命活动”。列宁这一丧尽政治伦理和民族大义的政治污垢，是跳进波罗的海也永世都洗不清的。他的这一污名，将遗臭万年。
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但却是关系着一个政党的价值观、政治伦理、历史地位以至政治合法性的重大政治问题。但中共官方和它庞大的党史研究、学术和教育机构，面对如此严重的挑战，竟然完全保持着缄默态度。为什么不公然澄清呢？反击，引起广泛争论，将扩大影响，可能造成政治上的更大被动。缄默，不争论，悄悄地运用权力实行网络封杀，却是一种更有效的封杀手段。
但是，历史真相是掩盖不住的，总是要暴露的。在建国后中共党的会议和对日外交场合上，毛泽东以一个不可一世的胜利者、创世者和始皇帝的情怀，不能自禁地、口无遮拦地张扬自己的历史功勋，把他在洛川会议讲话的真髓和真实意图，再次赤裸裸地暴露于世人面前。我们这里再提供一个新的更有力的论证，是建国后出自毛泽东的尊口自己供认的。
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载，1959年7月31日，在庐山会议上整肃彭德怀、清算彭的历史老账、回顾抗日战争时期党内路线斗争时，林彪检讨了平型关战斗，说是“吃了亏”，是“头脑发热”，还推托责任说“是弼时作的决定”。毛泽东接着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林彪说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毛接着说：“三个师只32000人，号称四万八。当时大战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彭德怀立即检讨百团大战是个错误，说：“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守纪律比较注意”。毛泽东不依不饶地责骂彭说：“你彭德怀那不是爱国，百团大战是在帮国民党打日本人，爱的是蒋介石的国”，“ 百团大战过早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军对我们力量的注意；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8月2日，毛泽东又说：“同蒋介石抗日联合，是暂时的，...互相利用，......准备条件消灭之。”百团大战打日本，竟被说成是“帮国民党打日本人，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毛泽东一直揪住不放，直到文化大革命，还在没完没了地跟彭德怀算这笔历史旧账，说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是一大罪状。毛泽东延安整风后，对体制内实施极其严厉的政治整肃，收到了预想效果，在平型关战斗后，中共军队便退出了正面战场与国军对日协同作战，在百团大战之后，再没有任何中共将领敢于向日本军队发动稍具规模的进攻战役了。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毛说∶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佐佐木表示歉意：“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毛立即回应道：“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佐佐木表示感谢。 毛回答说：“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毛泽东思想万岁》，533-534）。1972年中日建交，毛泽东正式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再次公然表示了这种思想。田中角荣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向中国表示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竟然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是不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怎么能强大？我们怎么能夺权哪？怎么能把蒋介石打败呀？”毛泽东竟然进而表示要感谢田中角荣，说：“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田中角荣传》）。1970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毛泽东对他谈到日本时说，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共产党就不存在了。毛泽东如此媚骨和丑恶嘴脸，令人不齿，令人呕吐，网民们斥之为汉奸言论。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和接待日本外宾的讲话，串连成篇，就是他1937年8月洛川会议讲话的再版。与洛川会议讲话一脉相承，他把抗日战争初起制定的利用日本侵略夺取国民政府政权的总方针，赤裸裸地和盘托出。其用心险恶，令人毛骨悚然；伦理殆尽，令人厌恶喷饭。毛之伟大，何以出此？！善良的人们，要维护他们心中的神，很难相信这是真的。他们看不到洛川会议档案，就出于善良之心，推断说毛的那个讲话伪造的、假的。可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木板钉钉地原话记录，出版后二十多年考验，大多与会者健在，没有异议，没有任何人说毛泽东讲的那些话是李锐伪造的、假的。他对日本人讲的话，是外交部官方记录在案的文字。你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些话不是真实的吗？不，完全都是真实的。毛泽东思想的这一杰作，八年抗战，他如愿以偿了，夺权成功了。他陶醉在无比荣耀的歌功颂德和愚昧迷信盲从之中，得意忘形地矜夸自己的成功，把他的得意杰作如数家珍地一件一件拿出来炫耀，恶狠狠的张牙舞爪的话语被磨掉了，话说得比原创更隐蔽、稳重多了。果然不错，真是好得很，读了这些话后，人们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判断网上流传的毛泽东洛川会议讲话一定是真实的，是货真价实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杰作。
条分缕析，他的思想可以梳理为：（一）遵从列宁思想，利用日本侵略中国使国民政府失败，实现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总目标。（二）实现这一目标的总战略布局，是造成“蒋、日、我三国分立”格局。十年内战，已成中华民国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国对立格局。认苏联为祖国，武装保卫苏联，与国民政府血战十年。日本入侵中国，乘势营造三国分立，更利於乱世捭阖之术。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势遭分裂。（三）不爱国民政府的国，更不做爱国英雄到前线打日本，要坐视日本侵略军与国军“拼命撕杀”、“大大杀伤”国军，放手国土沦丧，日本占领国土越多越好，即使“占领全中国”也能靠苏联收复，有利中共“坐收抗日成果”。平型关战斗后退出正面战场，百团大战后在敌后战场也停止了打击日军的战役，实现了坐山观虎斗的战略目标。（四）实施应对“三国”格局的基本方针：“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二分应付是初期，后来可就内斗纷起了，以致黄桥之战和皖南事变可就兵戎相见了。
民族大义，政治伦理，彪炳万世。读了毛的这些讲话，在听到热血沸腾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时，就情不自禁地感到蒙羞和汗颜。
抗日战争史必须重新研究。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取得了在全党贯彻实施他的方针政策的权柄。人们要梳理一下抗日战争的基本史实，看看毛泽东是不是真的实施了这一路线，是如何实施这一路线的？抗日战争的实践，才是检验毛泽东洛川会议讲话真实性的唯一标准。
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两个没有报道的重要议题/博讯独家
7月21日，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参加会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胡锦涛、李长春、习近平、贺国强，以及徐才厚、何勇、令计划、王沪宁、马凯等，会议规格之高为近年少见，皇储习近平做了重要讲话。
博讯记者刘为北京报道，这次会议搞得神秘兮兮，气氛诡异，其中涉及到两个重要议题，这两个议题虽然并没有列于会议日程，但从会议第一天开始，与会者就感觉到这次会议是冲这两个议题而来。大家分组会议上也多有议论。
第一个议题是与近日来退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写自传和会议录有关，对于全国的党史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挑战。在李鹏的《六四日记》传出 后，有党史工作者试图把手里掌握的材料披露到海外，被发现后遭到逮捕。就6月20日中共中央内部文件披露，几乎所有的退休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写回忆录性质 的自传，那些公开内容的倒没有什么，据说，还有至少六位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写两份，一份是报给中央政治局要求公开出版的，同时还写了一份留给后人，希望在 适当时候公开，而正是这后一种“回忆录”里包含大量党的“绝密历史”。为了写这些回忆录，中共中央办公厅统计，至少有54位正部级以上的干部要求查阅党史 资料。这一现象，引起高层重视，与会者都认为，这一会议与此有关。
第二个议题虽然没有在任何公开会议上提出过，但与会者从头到尾都在议论纷纷，那就是在社会出现动乱，或者资料馆受到暴徒冲击的时候，如何处理大量的党史资 料。最早提出这个议题的同志也许是借题发挥，希望提高资料馆的保管和保安费用，但这个问题却触动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中共党史基本上保存完整，并没有因为 各种运动而销毁档案。这就给他们自己留下了隐患，一旦社会“动乱”发生，变革到来，那么，这些汗牛充栋的党史资料很可能成为他们的判决书证据。据说，有中 共高级智囊建议，在资料馆的重要资料库设置自动销毁装置，在必要的时候，彻底销毁那些有可能对他们极端不利的“党史资料”。据说这一建议得到了政治局常委 三位常委的支持。但由于这个问题实在太敏感，虽然所有与会者都在下面议论，大会和分组讨论始终没有正面讨论这个问题。领导只是鼓励大家“开动脑筋”。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加强教育这些“秘密”守护者，提高他们的待遇和对党的认同，因为，这些人毕竟能够接触第一手的党史资料，只要稍微长一个心眼，就有可能吧这些“致命”的资料复印送出，或者收藏起来今后卖钱。
也难怪，派去采访这次会议的新华社记者刘XX说，和他们报道的喜庆气氛不同，这次会议上迷茫着一种死亡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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