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中最为我忙碌为我操心的就是母亲了，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让我崇敬的却是我的父亲。
父亲是山东胶东人。抗日战争战争结束前父亲和村里几个朋友结伴出来参军。
父亲当年在家是民兵排长,排行老大,下面的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都还小,家里十几亩地的农活都是他一个人顶着,常常累得流鼻血。因为家里就他一个人能干农活,几次八路军动员他参军,他都没有参军。一次赶集的时候一个八路军战士动员他参军,父亲回答说他还小,战士说我们这里还有比你更小的呢。父亲又说我连枪都扛不动，怎么能当兵呢？那个战士又说不用你扛，我们给你扛。父亲又说我还想学习一点文化再参军,那个战士就说军队就是大学校,你当兵了也就可以学习了。父亲又说家里就他一个人干农活，是在走不开。那个战士一看没有办法了,无可奈何的转身对身后一个干部打扮的军人求助说:”指导员,我怎么说他都不听,怎么办呢?”父亲趁机就跑了。还有一次一支八路军部队在村里驻扎下来，父亲和小伙伴都去看。当兵的把枪就放在地上让他们看个够。他们几个手摸着枪，羡慕的直说好枪。当兵的说枪好有什么用,可惜没有人抗啊。父亲说他当时一听到这话就赶紧找个机会跑了,因为他知道下面就是要动员他们参军了。其实父亲这样做是很正常的。农民嘛,小农意识,就知道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不愿意离开家乡。
后来村干部动员父亲和他的伙伴参军入伍,说是要保卫胜利果实。村干部问父亲应该怎么保卫胜利果实。父亲说你们怎么保卫我们就怎么保卫。把村干部气得不得了。后来村里动员得紧了，加上农活实在是太忙太累,父亲就带了几个伙伴出来当兵。临走时顺便还把村干部的儿子也带上了。
为了不让村干部把儿子找到带回去,父亲带着他们到了另一个区去参军。可是到了晚上还是有区干部来找到村干部的儿子,让他站出来走几步看看，然后就说走路姿势不对,腿有问题,让他到了区里当兵了。在区里当兵就不是野战部队,就不用离开家乡了。农民是不想远离家乡的。父亲说他们部队一位连长就是在部队撤离家乡的时候不舍得离开家乡,说自己有精神病,退伍回家。从此务农一生，一辈子因此改变。
这个村干部的儿子就是因为被父亲拉去参军,解放后算是抗日干部,待遇还很好。
父亲参军后被编入机枪班，被送到军区学习机枪。学完回到部队时，原部队已经过海到东北了，成为林彪四野的九纵(黄永胜为司令员)。新部队没有机枪，父亲就被分配到了步兵班。没过多久父亲所在的部队除了父亲所在的营之外，全部被编入华野九纵(聂凤智为司令员)。父亲所在部队最后被编入华野十三纵(周志坚为司令员)。
后来新部队有了机枪，父亲到了机枪班当了班长。父亲告诉我说，他后来当了指导员时，他在步兵班的老班长还是在当班长。父亲感慨地说，老班长人真的是很老老实实的人。
父亲的部队后来被编入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37师，从此父亲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父亲参军后参加多次战役战斗也曾多次受伤，至今身上还留有弹片,享受残废军人待遇。
我后来在军史资料中查到关于父亲所在华野13纵37师的以下材料：纵队司令员周志坚，政治委员廖海光，副司令员腾海清，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陈华堂，参谋长黎有章。1948年4月，13纵转战胶济路，参加潍县战役，配合兄弟部队于潍县东、西两线阻击济南、青岛国民党军增援，以保证攻城战斗胜利。5月，西进参加津浦路中段战役。7月上旬，会同第7纵队攻克兖州。9月，参加济南战役，协同兄弟部队，攻占商埠，突破外城，强攻内城，连续激战8昼夜。济南战役中，37师政治委员徐海珊牺牲。37师109团首先突破济南西南城垣，战后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二团"的荣誉称号。1948年11月，华野13纵参加淮海战役攻克曹八集，并协同兄弟部队围歼黄百韬兵团。随后，与江淮军区部队协同作战，解放灵璧，追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12月初，参加围歼黄维兵团。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华野13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31军，隶属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周志坚任军长，陈华堂任政治委员，姚运良任副军长，黎有章任参谋长，方中铎任政治部主任。第37师改称为第91师，高锐任师长，张英勃任政治委员。1949年4月，华野13纵参加渡江战役，于靖江渡江登陆后，控制江阴，占领武进（常州），协同兄弟部队，攻占宜兴，切断南京、镇江国民党军东逃退路。5月，华野13纵参加上海战役，在第9兵团指挥下，会同兄弟部队攻占浦东地区，断敌海上退路。7月，华野13纵向福建进军，在第10兵团指挥下，先后参加福州、漳厦战役。1950年5月11日，91师在94师的配合下解放东山岛。
父亲当兵后多次负伤，最重的一次伤是在济南战役中四次七处负伤。攻城时连队为了保存干部力量以备战斗后补充，由副连长和副指导员带领部队冲锋。父亲当时是副指导员，冲锋陷阵在前。攻城战斗中，国民党兵挑出白旗投降诈降，等父亲领着连队冲到城下时突然开枪扔手榴弹，父亲身负重伤但仍坚持指挥连队冲锋，直至最后昏迷。父亲后来回忆说他从昏迷中醒来后看到身边都是国民党兵，就没有吭声，等看到连队通信员路过就喊他过来救助。谁知通信员对国民党军俘虏嚷嚷说让开这是我们指导员后就又跑了。父亲说他当时想，本来国民党军俘虏不知道他是活着的也就不会再伤害他了，通信员这一喊，他们知道他还活着一定会悄悄地害了他。后来通信员找到担架过来，把父亲抬到担架上送到救护所。抬担架的支前民工碰巧还认识父亲，问父亲的爷爷是不是谁谁谁。父亲说他后来就昏迷了，等他再醒来时已经是10多个小时以后的事了。济南战役后父亲荣获一等功，师里奖励球鞋一双，袜子一双，毛巾一条，纪念册一本。
济南战役前先打了吴化文的部队。父亲是副指导员，领着连队追击敌人。吴化文的逃兵躲进高粱地里把军装脱下，把身上携带的物资也都扔了。父亲他们缴获了很多的军装和手电筒。父亲作主把军装等物品分给了连队的官兵。因为士兵分的服装不如军官的好，有人向上反映到营里团里，父亲为此还受到批评。团里命令军官一律把衣服让给士兵。
济南战役负伤后父亲住院治疗。伤愈归队的路上，父亲和其他伤兵看见一辆军车,这些伤兵就想把车拦下来，乘车回部队。哪知道车上有一位高级干部。他一看当兵的拦他的车，大怒，粗鲁的把父亲他们几位伤兵绑了起来送到部队。后来文革中这个高级干部挨整，有人让父亲趁机写信揭发此人捆绑伤兵。父亲觉得还是不要落井下石，于是拒绝了。我是觉得这位高级干部做法实在过分，难怪文革中挨整。伤兵赶着归队，还不是为了打仗啊。
父亲说，部队南下解放福建，在车站登火车的时候看见两节高级车厢。士兵们要上,卫兵说这是兵团政委潭震林的车厢。士兵还是要上。卫兵经请示后说可以上一节。可是士兵们两节车厢都要上，惹得谭震林大怒。一状告到军里。
父亲说，部队在福建行军时,父亲在路边看见一个马夫牵马走近。父亲再仔细一看，是父亲的亲戚。那时候父亲已经是连级干部，挎盒子枪了。我问父亲那会儿是不是觉得自己特牛，特显摆。
有一天，父亲所在的连队部队在福建行军时到了一个村庄。前卫班进到一个房屋里面找柴烧水给队伍洗脚。突然房间里面出来一个手拿绳子和镰刀的人。当兵的喊不许动,可是那人还往前走,当兵的没办法,只得开枪。后来村民们出来看见那个被打死的农民说他是好人,只是因为福建人听不懂北方话，不知道当兵的说的是什么。
后来部队找到当地一个会说普通话的人作翻译,告诉村民们部队要召开公审大会,审判那个当兵的。父亲当时想不通，因为他们进军福建的路上的确就有当兵的被暗藏的国民党兵或土匪用这样的方法杀死的，所以父亲不同意审判这个当兵的。但是部队要安抚民心,只能审判。父亲他们几位告诉那个会说普通话的人，说这个当兵的很勇敢,立了很多功。后来召开审判大会的时候，当地村民一起求情,请求从轻处理,.最后判处几年徒刑.父亲说后来一打仗,也不管什么徒刑不徒刑的，拿着枪都是往前冲的。
还有一次，父亲他们连队进村后发现村干部喝酒吃肉, 心生反感。村干部恶人先告状,向上反映说这支部队不好.父亲他们辩解说是村干部落后。部队领导说那你们也有责任。父亲他们说我们部队只管行军打仗，地方的事情由地方政府负责。部队领导说我们解放军是什么部队?我们不是只管打仗,我们还是宣传队,还要动员群众。父亲他们马上又动员部队到村民家劈柴担水，缓解军地关系。
父亲说，在福建打鼓浪屿时,先是父亲他们部队一营上去打，没有打下来,一营长还牺牲了。后来让父亲他们二营上去打，营长领着部队乘船转了几圈也没有打,回来后被狠狠的批了一顿。
部队打到福建时，父亲已经从刚入伍时的一名普通士兵升到营教导员了。父亲所在部队驻防漳州。福建有许多山东人，就是这些山东军人打到福建后在那里驻防，定居，生儿，育女。要不是父亲所在部队转为海军后调到南京，我本来也应该是在福建长大会说一口福建话的。
父亲随部队参加了解放东山岛的战斗，还在岛上驻守了一年多。根据军委要求，驻闽部队组建海战团，父亲编入97师海战团，准备解放金门，以后还要解放台湾。后来父亲所在海战团转入海军，父亲调入南京海军学校。父亲55年授衔时授予大尉军衔。后来父亲又被派到北京海军学院学习三年。毕业后南京海校要求父亲回去，但是海军把父亲分配到沈阳炮院，后来又调到番号为X字XXX部队的第XXX研究所。我小时候后常对父亲说你要早点参军入伍不就能当更大的官了吗？我们也脸上有光，也好办事了。父亲总是笑笑说子弹又不长眼，我早参军可能早牺牲了，哪里会有你们？我们开玩笑说，你不会喊同志们冲啊,我掩护.
父亲是作政治思想工作的，喜欢与人交流，也很会与人交谈，但偶尔也会发火。在福建练习渡海作战时有个战士夜里划船总是睡着了把船桨丢到海里，说了几次还是丢船桨。父亲说他让人把那个战士叫到营部，那个战士刚进门他抡起棍子就要打，那个战士吓得就跑，从此夜间训练再也没有睡着丢船桨了。官大一级压死人，哪里都一样。我们小时候他一般不打我们，但是把他惹火了，他也就打两下：武装带左抽一下右抽一下。
大炼钢铁时，南京海军学校一个系把铁拉门拆了炼钢铁。父亲在会上说这很不划算。59年批判彭德怀时有人说他和彭德怀异曲同工，彭德怀说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为此，父亲少校未能晋升中校军衔。听说他还为此很郁闷了几天呢。
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出差回来，给我们带的是“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义和团“等爱国书，而不是我们喜爱的带画小人书。有一次我到父亲办公室，掏出钢笔想灌点儿钢笔水，父亲从口袋里掏出几毛钱，让我到楼下服务社买一瓶钢笔水。后来才知道，父亲是不想让我们从小就养成贪小便宜的习惯。
那时别的人家都有两套军大衣：一套是校官呢子大衣，一套是普通干部大衣。我们家只有一套校官呢子大衣，而没有普通干部大衣。后来才知道父亲把军大衣留给了科研人员，因为父亲担心他们外出做试验乘火车途中会冻着，有件大衣可以披盖在身上御寒。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派群众强迫父亲表态他们是革命派而另一派是保守派。父亲知道在当面驳斥这些人要吃苦头，但还是坚持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结果受到殴打。后来父亲跟我们说，中央都没表态，我哪里能表这个态。文革中一派群众抓了另一派的武斗先锋，那人曾揪过父亲，也是他逼着父亲表态他们是革命派的，但是父亲还是把那人悄悄放跑了。另一派群众找父亲要人时，父亲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让他们理性些。父亲后来对我们说,我是领导，他们把人打伤打死，我也要负领导责任。后来有个读书的机会，父亲推荐那人去了，还四处奔波帮助他处理了家里的事情。他读书回来后感激地对父亲说没想到父亲会这么宽怀为人，从此对我父亲,对我们家客客气气。
有一次父亲一个下属回到我们大院。父亲上前问候，可是那人当着众人的面扬长而去。回家后母亲对父亲说你明明知道他调动离开时就对你有意见为什么还自找没趣呢？父亲安然地说我没觉得丢人，我曾是他的领导，我不主动问候那是我没领导水平，他不理会我那是他没度量。
哥哥中学毕业那年，和父亲一同参军的伙伴于副师长从福建过来要把哥哥带到他的师里当兵。父亲说不行，他走了，我怎么动员其他人的孩子上山下乡。哥哥下乡前，有人送给他一个很大的炮弹箱做箱子，父亲说不行，你用了炮弹箱，别的孩子用什么？哥哥后来下乡，碰巧父亲的战友冯叔叔就在那里做地区劳动局副局长，计委副主任，但是哥哥还是自己去当兵了，刚准备提司务长时赶上老邓下令军官从军校生中提升。哥哥一直耿耿于怀，总说当年要是到父亲战友部队当兵早就提干了。那时父亲的那个战友是副师长。
父亲很宽容人。文革后单位调查文革时打人的事情。问道父亲，父亲没有提到某某人曾动手打过他。父亲对我们说，文革时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不懂事，再说打也打了，我现在若说了会影响他们的前途的，何必呢？
父亲爱看书看报。我们家订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参考消息。改革开方后父亲是大院里第一个订阅世界经济导报的。那可是比较激进的报纸，六四后被封了。父亲看了报纸就会把一些文章用红线划出或把文章剪下来让我们看。我最不喜欢看父亲的信，都是大道理，跟看人民日报差不多。我喜欢看母亲的信，里面全是家常，都是谁家儿子结婚女儿嫁人等等，还净是错别字，得费劲地猜。我太太刚到我家看到桌上有资本论就说有人看吗？我说你打开看看。她打开一看还真是红笔点蓝笔圈的。后来她上课需要一些理论的材料，父亲说我这里有现成的，给她找出一大堆。
父亲从来都是强者，不求人，不屈膝。父亲生病住院动手术，再痛也不吭一生，几次手术后都是很快就下地，自己照顾自己。医护人员见到后感叹地说真不愧是军人出身。有一次医护人员清洗创口，父亲一声不吭。医护人员疼不疼.父亲回答说疼，怎么会不疼呢.医护人员说那怎么没听见你喊叫一声呢。父亲说我要是喊叫疼痛，你们就不好下手了.我不喊叫你们可以从容下手,不用担心我了。
父亲作干部时，家里只要来人，不论是干部还是普通工人，我们都要站起来问好，等客人坐下我们才能坐下。客人离开始我们孩子都要送到楼下，看客人走远才能回家。直到现在我回到大院见到父亲的同事们还要叔叔阿姨的叫，问好。
我曾问父亲，他反右时是否抓过右派，有否冤案。他说当时是定了一两个右派，但不是冤案。有个学员天天念叨蒋委员长，看到天上飞机就说蒋委员长打回来了。我说谁知道人家是不是说着玩得呢？父亲说那时怎么能说那种话呢？我觉得不能光说别人冤枉自己了，还得看看自己冤枉别人没？文革中被人整的，很多人原来也没少整过人。
父亲参军当官后把两个弟弟弄了出来，供他们读书，一个上大学，一个上中专。他两个弟弟后来毕业后都是干部，在城市工作，两个弟弟家六个孩子五个上了大学。他三个妹妹都在农村，没有一个孩子上大学。城乡差别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仍然体现出来。本来我最小的姑姑出来了，可以嫁人留下来，但是父亲不允许，他担心农村人在城里受人瞧不起受气，让她回到了农村。我对这个姑姑有点印象，她在我们家住过一年半载的，还照顾过我们。我现在想不起年幼的我们当时是不是对这个姑姑很好。到现在姑姑的孩子们都说父亲偏心，重男轻女。
我刚到北京叔叔家惊奇地看到他们家的很多东西都和我们家一样。后来叔叔告诉我说我父亲每次买东西都买两套，我们家和他们家各一套。父亲有一年回老家，住在一个姑姑家。那个姑姑经济情况不太好，别人都让父亲换个儿地方住，但是父亲坚持住在她家。父亲后来说她那里再苦我也得住下去，我要是搬走了就太不给她面子了。
父亲从我们很小时就灌输我们要好好读书，做科学家。他说我们家从我这里由农民转变为干部，我不希望你们当干部，希望你们能成为知识分子。我们家四个孩子三个上了大学。我们大院很多人都说怪了，他们家的孩子怎么都爱读书能上大学呢？父亲他们同一级别的干部只有我们家三个孩子上了大学。我姐姐20多岁就是三八突击手，模范工人，是市工委会委员，执行委员。但是她太老实，不喜欢政治，只喜欢低头干活，很少参加会议，后来慢慢退了出来。
刚解放时父亲薪水很高，每月都给我奶奶四五十元钱。奶奶在农村用不完就大方的招待人。那年父亲母亲来美国，母亲数落父亲当时不顾家,把钱给了我奶奶和叔叔，我对母亲说我就是受了父亲的言传身教的影响才对你们那么孝敬的，再说把叔叔供养出来了，现在不就没有负担了吗。奶奶去世后我们老家的房子就无偿给生产队使用了。可是村里的人都觉得我们家宅基地风水好，出了那么多大学生。村干部竟然给我们家另划一处地皮，把我们家的宅基地占了。
我从下乡到出国，父亲连大门都没出。就是前年有一次回国，临离开家返回时父亲和母亲陪我走到大门外。我当时心里觉得他们是老了，生怕我一去就再看不起见我了似的。现在父亲86岁，可是走路还是风风火火，身体还是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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